明朝自宣宗以后，很少皇帝能专注于国事，朝廷作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皇帝则被赋予浓厚的神秘性格，仲裁百官间的争执，强迫性地执行开明专制。当时的士绅宫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明朝有16个皇帝。第一个皇帝葬在南京，第二个皇帝的遗骸迄未发现，下面要提到的第七个皇帝朱祁钰，则单独埋在北京西郊，另外13个皇帝全葬在今日国都北方约25英里处，这13个陵寝大致以马蹄的形状环绕着一座储水池。今日很少旅游者去过北京市错过了明陵，原因之一，第13个皇帝朱翊钧（中外人士都称之为万历皇帝）的陵寝于1958年被发掘，兹后几百万人曾往他的地下停柩室参观。

我们参阅历史纪录反而可以看出这些皇帝有一种奇特之处：自朱瞻基之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在重要关头定决策而影响到全帝国，只有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可算例外，可是为时已晚。所谓奇特之处乃是他们在和战的关头，君主与臣僚通常意见一致，很少有争辩的地方，反而他们的私生活倒成为公众的问题，百官争吵不清，通常牵扯着皇帝御前的行止和他家庭中的纠纷，好像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体不发生于他们祖庙之内，即发生于宫闱之中。

皇帝的更替

第6个皇帝朱祁镇不到8岁登极。自小他就受着宦官的影响。公元1449年他年近22岁，有一个宦官劝他巡视北方边境，在行程之中他遭蒙古人瓦刺（Oirat）部落的酋领也先（Esen）奇袭被掳北去，群臣与皇太后商议之后决定立朱祁镇之异母弟朱祁钰为帝，以免也先挟制当今皇帝而在谈判时逞上风。这计策成功，次年也先恭送朱祁镇返京，自后他称太上皇，居住在宫廷之内的偏僻之处，在中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传统，其被监视有如囚禁。公元1457年，在这样的安排六年半之后，朱祁钰因病不能临朝，太上皇的手下人趁机兵变而使朱祁镇复辟。他们始终不承认朱祁钰有登九五之尊的资格，也不算作名正言顺的皇帝，所以他身后遗骸也不能占用北郊千秋享配的地区。历史家自此承认公元1449年可算明代的一段分水岭，象征着这朝代的军事力量由盛而衰，可是这与朱祁镇的关系不深。此外他两次御宇的期间并无其他大事值得渲染，即算1457年的兵变也仍不过是弟兄间的私事。

第9个皇帝朱祐樘的母亲是广西土酋的女儿。因为当地土人叛变，她被明军俘虏，带至京师分派在宫廷内管理储藏杂事。她和第8个皇帝的邂逅生子先保持着为宫用间的一段秘密，迄至他5岁，其出身尚在隐匿之中。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他被立为太子，公元1487年，朱祐樘17岁得登大宝。传统的历史家一致恭维他为好皇帝，既明智而又体贴人情，可是他们翻阅全部纪录之后，看不出此人有何值得夸异之处，看来也不过是一位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风云际会一朝得为天子，被安排成为一个业已整体化之文官集团名义上的首长，在位18年。当时唯一的事变为1494年黄河改道，这灾难有兵部尚书刘大夏适时对付，此人即是当初焚毁郑和的航海纪录，以免以后再耗费国家财力和人力的模范官僚。

在个性方面讲，第10个皇帝朱厚照，是明代君主之中最具风味的人物（虽说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也因为命运的安排，他在公元1505年承继皇位之前很少受到传统父母的管束，其时尚未满14岁。不久之后他即迁出内宫，而在皇城之内他自己营造的“豹房”内居住，与他交往的多是宦官和喇嘛僧，有时也与声名狼藉的女性厮姘，更有异方术士加人他随从之行列。他的寻乐与冒险，了无止境，有一次朱厚煦亲身出面驯虎，险遭叵测。

他不举行早朝，而在傍晚和群臣聚会，当朝臣中文学之士和他的教师对其一再现劝时，朱厚照即给各人升迁并派遣他们至远方的职位。公元1517年蒙古领袖小王子怕颜猛可（BatuMengku）自长城之北侵犯明方的边镇，年轻的皇帝接受了这挑战。他将防军拨归自己指挥，亲往前线规划，两军接触之后蒙军被击退，可是所有的文官都没有参加这次征役，他们强调明军的损伤超过杀伤对方的人数。

1518年皇帝又出边搜索敌军，这次经过沙漠边际，始终没有和蒙古人相遇。当群里诤谏，天子以九五之尊不应冒如是之险时，朱厚照即下令任命自己为明军之将领，接着他又封自己为公爵，以后他更以命令发表自己为太师，自此他自己的官阶都超过所有文武官员之上。1519年消息传来，皇帝又将以公爵、太师，和大将军的资格往江南游历时，146个文官赴阙啼泣，哀求收回成命。请愿者的心目中以为皇帝的举止乖谬，朱厚照大为震怒，他指令凡抗命不离宫门的官员每人受廷杖30下，其中11人或当场打死或以后伤重而死。

皇帝将他的南行日期延后到秋天，他逗留于南方迄至1520年年终。在一次钓鱼的行程之中，朱厚照所亲写的小舟倾覆，虽说被救不死，据说他从此不愈，一直没有完全复元。次年他身故于豹房，未有子嗣。廷臣与皇太后秘密商议，决定召皇帝之从弟朱厚熜自南方入京，他因此成为明朝的第11个皇帝。

当日廷臣的想法是，这年轻的皇子不仅继承皇位，他更应当视自己熜祧承为伯父之子，因之皇室之遗传才能一脉不断地出自正裔，在祭祀时，也不生枝节，可是朱厚熜拒绝这样的作法，他登极之后，表明他仍旧以亲身父母为父母，并且给他业已身故的父亲皇帝的名位，他的母亲也取得皇太后的地位。廷臣因皇帝的举动而意见分歧，这一纠纷也经年不得解决。公元1524年又有一大堆的官僚赴阙啼泣，皇帝震怒之下将其中134人囚禁，其中16人死于廷杖。而且很不幸地，朱厚熜亦即嘉靖皇帝，御宇期间长达45年之久。

第13个皇帝的行止更令人扼腕。朱翊钧又称万历皇帝，刻下他的陵寝供众观鉴。他在位48年，在历史上颇得荒怠和浪费的声名。传统的历史家认为他最大的过失，乃是让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碍公众事务。他的长子常洛出生之后不久，他热恋着他第三子常洵的母亲。当他企图传位于洵而置常洛于不顾时，整个朝廷为之震动。群臣要求他立长子为太子，他一再将建议延搁。各方指斥他度长立幼，违背了传统的习惯。他又一再否认，可是痕迹俱在，虽否认也不能令人置信。在常治四岁时、7岁时、10多岁时，至近20岁时，廷臣不断地催促，皇帝仍是接二连三地推诿。直到公元1601年，实在无可再推，朱翊钧逼于众议，才意态泱泱地立朱常洛为太子。可是这还不算，宫闱之间传出，有人企图谋杀太子，此消息或假或真，或者应当据实查究，或者应当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总之就使百官站在不同的立场，掀动了他们本来原有的各种明争暗斗。公元1620年朱翊钧逝世。常洛以38岁的成年人即位，是为明朝的第14个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刚一个月之后他即随父亲而驾崩。群臣听说其死因在于用药不当，又要追究责任，将这疑案和以前的争论纠缠在一起，如是者24年，直到明朝覆亡方止。

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

当我们企图将中国历史之纲要向初学者及西方人士介绍时，不论是口讲或笔写，以上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都使我们感到为难。一方面我们固然不应当规避这些情节，本来各项轶闻与秘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提到英国的宗教改革时也不能抛开亨利第八因为热恋着安妮（Anne Boleyn），想离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冲突，在说及俄国女皇凯瑟琳的开明专制时，也免不了要提到谋杀彼得三世才使她获得政权之由来。以此看来，中国历史也就避免不了类似的情节，即算这些事故轻佻琐屑，只要时人视作重要，也不便由我们于几百年后另自作主，将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间我们所说困窘之处，无非明代史里此种故事接二连三地整幅出现，有时翻阅十年的纪录几乎无其他的事可说，全部历史尽是轻佻琐屑的故事。

几经思量之后，我们觉得后面还有一点待提的地方，这是当时人既未提及也无法提及的。当明朝经过创造的阶段而固定下来时，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文官因为科举取士，也就是甄别选择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规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复如是。即算朱元璋罢宰相这一官位而终明代未曾复置，以后之各“大学士”实际上亦填补了此缺陷。大学士为文笔之士，起先参加皇帝各项诏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独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当日北京的朝廷自认将无数的村庄集结，而在其管制之下维持一种难得之平衡，绝不可让皇帝尽量地发展其人身的权力。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最后的办法仍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或者说是强迫的执行开明专制。皇帝登位之前既为太子，则有管文学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师傅，讲授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大道利。从15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用过在惩罚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则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从不间断的举行各种仪节以强调皇帝宝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构成一种弄假成真的信仰。这样一来，如果有任何争执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时，有了以上的安排，则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无个人之利害在其争执内，他的判断就具有夭子所赋予的威权了。

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为什么顽皮的朱厚照要给自己官衔与职位，以便将他自己和皇位分离，可是其臣僚却不能将这轻浮的举动一笑置之。他们既不便公开的反叛，只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办法。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性上的表现，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这问题容易产生敏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种笨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

财政紊乱的原因

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它历代沿用的军户制度很快地衰退；它的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之习惯，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组。

军制的衰退不难解释：最初奉命以军户登记的户口并非全部出于本愿，很多是被强迫“垛”入。如果他们分配有耕地的话，则其地产并非集纳于一处，而系和其他私人产业相错综。被分配田地的户口，将地产买卖转当无从查悉禁止，经过数代之后，有的一口死绝，有的逃亡，军户只有不断地减少，总之就是去多来少。在边区屯田，其情形稍优，在16世纪初叶，大概很多屯区尚能维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户数，在内地的卫所则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税收当然较朱元璋时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从未有系统的制定，基本的税收数以谷米之石计算，整个朝代很少变更，历276年，其基数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数外的附加、加耗，和盘运的脚费等等。一般情形下，因为上层要求下级政府作主，自行斟酌地添增，所以毫无管制。朝代初年以责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户头上的办法已不复施用，接着的是将其负担配予中等人户，最后只有摊及全民。不给偿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为出钱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户10年一轮，中间改作5年一轮，最后则每年出钱代役。这样的调整有将全部义务按年征取全部用银，也有将土地税和服役之役钱互相归井之势。其详细办法各州各县不同，大概视其经济发展的情形而定，只是其趋势则全面一致。在16世纪这样的调整归并通称“一条鞭法”。

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县份做到理想的境界，将所有的“赋”与“役”全部归井而整个地一次以白银征收。让有些纳税人担任财政上职责的办法迄未完全革除。因为它自身没有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中央政府只能将收税机关与经手开销的机关成对地配合。对中央政府讲，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项地彼此对销。当税收以实物缴纳时，全国充满了交错的短距离补给线，又因为缺乏银行及中继机构，其收支用银的出纳方法大体上仍是如此。一个边防的军事机构可能接到收一打以上县份的款项，同样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数以十计的仓库库房缴纳。这种办法除了极少的调整之外，以后也为清朝袭用。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虽说税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县不同。因为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3亩或5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亦即逾此一步，纳税人已无力负担。将下户免税或以累进税制增额于大地主的办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即使用简单的现制执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技术上的困难足以使整个制度解体。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之处乃中国在近代史里所遇到的最大难关。因为如此，这帝国的资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无法增进。另外户所积存之剩余很少用在投资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贷的本钱，即供无谓的消费。因为财政之本身紧贴在农村之上，它也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之商业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实施既缺乏强迫性的管制工具，其账目数字错综，无从标准化，因之随处都有错漏，某种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任之听之。虽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这样令人扼腕的种种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

在16世纪的中期，大明帝国的雍容安静气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称为“日本之海盗”，他们以波浪式的行动在中国沿海骚扰。按其实，他们的领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其队伍。不过在作战方面讲，本地人效用浅。其进攻的根据地在日本，所有的战法和装具全由日本人供应。严格说来倭寇亦非海盗，他们从未在海上作战，只是登陆之后包围攻取城市。

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倭寇之起与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头目。

当这些强人愈无忌惮地上陆修船，并且私出“传票”，指令村民在他们“判案”的程序中出“庭”作证时，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风不可长。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可是问题愈严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点。有的卫所早已在历史之中被疏忽遗忘，此时无从动员，临时募集的士兵则不愿战，也不知战法，更缺乏款项足以供非常状态之开销。因之自公元1553年开始，倭寇流毒于东南沿海达20年之久。

只是坚持到最后终有想象力丰富之戚继光将之剿平。他凭空创造了一支军队，从召募、训练、给予补充装备几乎全部从头做起。他的军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着袍泽间密切的情谊。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农村中招募而来，其选择之重点在于坚韧性而不在于灵活。他给队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练，他要部队间生死与共，而以连坐法相胁迫。士兵的饷给只比农业的工资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从政治的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军费之由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税，即无能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 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贴，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中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相当的保障。这一时代地产换主的情形经常有之，反映着社会上的流动性依旧存在。大概一家一户之盛衰与科场之成败互为表里。此外不论做清官或贪官，只要像我们现代人物一样被逼着至死方休地求长进，那么只要做了几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虽然不足以过奢侈的生括，至少也可以舒适地享受清闲了。

明代的文艺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人所写小说至今犹为人欣赏，其题材有历史与社会背景，又及于色情与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说，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统。作者有把握地将人物和事物以极大规模的结构盘托出来，但通常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之间造成一段大循环。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如果还不算，小说家又在每章段之间以韵文和故事穿插，表现出作者的智慧，超过日常生活的畴范。这样看来，这种小说家的艺术可以与日本之石铺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于公元1583年来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国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尤以暴发户为甚。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30至40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已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

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振作。这运动是由张居正一手经营，他这时是首席大学士，同时也是朱翊钧（即万历皇帝）的导师。当万历在公元1572年以9岁登极之日，张居正因皇太后之信托，成为皇帝的保护人。他和宫内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于是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没有宰相之名目。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权势推广至朝臣之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同时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张居正不辞劳瘁，经常以个人之书牍和各地巡抚总督谈论国事中之各种问题，所以各种方针与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当各臣僚建议于御前，而张居正以大学士的资格代皇帝批答时，不过将经过协定的谋略具体化。张居正既有人事权，便常引用各人的升迁为饵来笼络部属，张居正以这种方法独揽国事达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刚57岁却出人意外的溘然长逝。

张居正具有智谋，精力充沛，也会使用手段，而且经恒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难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国家，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在某些地区，卫所制度无法废止而找到接替的办法，而国家的财政资源则过于分离散漫。

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在他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目均严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所有官员都要将任内税收数额如预定的征足，非如此则不能升迁，即已退休的官员也可能召回追究责任。此时刚值倭寇荡平和俺答和议成功之际，这一套部署使明帝国在10年内，国库里存积银1250万两。兹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军两次被遣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侵，作战时两方都犯有战术及战略上的错误，经年胜负未决，只是明军能支持到15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虽无决定性的胜利却已达到战果。造成这结局的一个主要因素，即是支用张居正揽政时代之库存，使军费有了着落。

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拥张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员则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为之停顿。

万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摘，认为张居正确实蒙蔽了御前的视听，而下令褫除张居正生前的各种荣衔。他没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种小集团，也各怀不能公开的利害关系，倒因借着拥张与倒张，整肃和平反，更分成派别。再加以万历自己对于传位的问题处置乖方，使情形更为恶化。这两件事原不相关联，只是彼此都与明帝国的基本组织有关。自当时人的眼光看来也彼此都与道德有关，于是各种问题一起时汇集，都助成党派间的辩驳。1587年前后，臣僚又开始因对皇帝之诤谏而指责御前的过失，称万历奢侈荒殆，偏爱于皇三子的母亲。

起先万历赫然震怒，可是他领悟到，惩罚向他攻击的人，只使他们在其他诤谏者心目中成了大众英雄，于是他也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他将各项呈奏搁置不批，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补，同时住在深宫之内，停止了各项仪节，不在公众之前露面。

当他向臣下罢工，使百官缺少绝对仲裁的权威时，皇帝已不能加于他们头上更大的灾害。后来臣僚又集中攻击各大学士，使有为的人无法安于这职位。在这情势愈来愈不对之际，一群较年轻的官僚组织一种重整道德的运动以期挽回颓局，因为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他们的运动也被后人（尤其是今日西方的汉学家）称为东林运动。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们不能采取更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当东林人士自称君子而指责其他的人为小人时，和他们作对的人也与他们一样，使用窄狭的眼光，随便评议人物，只不过将君子与小人的名义倒置，而应当作仲裁的皇帝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

朝代的殒落

经过这段蹉跎之后，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魏忠贤出现。他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所不能自辞其咎。

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于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银两总数也有限。例如张居正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的商品价格因之下跌。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朝代的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域于不利。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覆。还有一点则是北京政府处在各种争论而且僵化之际，全国各处地方政府之行政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势。

这些隐性因素必须与明朝覆亡的显著因素相提并论，例如万历的懒惰与奢侈。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时缺乏任何值得振奋的因素。张居正身后被谪，等于昭告中外明朝已无从改革。

玩世不恭的万历无法逃脱应有的后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远，他的10万大军在今日东北被日后庙号称清太祖的努尔哈赤击破，后者最多亦不过率兵6万，却胆敢以骑兵向拥有火器的明军冲锋。现存的文件证实，清朝的创始人将明朝之天命夺取过来之前，已看清对方的各种弱点。

努尔哈赤自己将于下一次的战役中殒身，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命尚有一年有余。他的皇位终于传给他不愿由之接替的儿子。一个月后他的一个孙子又接替为继承人，也在位不过7年。另外一个孙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终于在朝代覆亡时自缢殉国。可是自1619年战败，朝代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战场上一时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最后，亦即第16个皇帝朱由检，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的性格，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