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第十九世纪-1

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

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的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群众、追求人性尊严,以及疯狂的向外扩张的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诸如:

——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打字机。

——发现石油。

——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

——军中女护士制度确立,女职员被雇用,妇女权利逐渐提高。

——工厂矿场林立,资本家兴起,劳工问题日趋严重。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先后建立。

——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

——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

——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

中国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对上述新生事物,还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学术思想如故、社会结构如故、科学知识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贫穷愚昧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而且恶化。拒绝进步和改革的结果,使庞大的中国从光辉灿烂的顶峰,堕落为一名国际间的丑角,不断战败,不断割地赔款,但当权者冥顽不灵如故。

五十年代时,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觉醒运动,建立太平天国。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变法觉醒运动。但他们都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本世纪结束时,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一官逼民反(下)

上世纪(十八)的两大民变,白莲教的反抗历时九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历时十二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六年,先后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敉平。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前半世纪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

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上世纪(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一八○二年,张格尔在浩罕王国军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八年寿命,八年后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当时皇帝旻宁(禺页琰的儿子)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他叛变的原因。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上世纪(十八)(禺页)琰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三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旻宁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旻宁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旻宁比他老爹还要低能,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

二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不准雇用中国仆妇。

三夷妇不准进广州。

四在贸易期间,夷商每月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才可到公园游玩。

五夷商不准坐轿。

六夷商不准直接晋见中国官员,有所请求时,应写妥呈文请洋行代转。

七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中国书籍。

这个条例显示出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十九)约五百年之久,中国对西洋的畸形观念,和商业上的畸形关系。

三英国势力的东进

所谓畸形观念和关系,这是二十世纪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却认为十分正常。

西洋自上世纪(十八)发生工业革命,帝国主义条件成熟,通商贸易成为各国的主要生存条件。各国在中国的商业,英国迅速地超过葡萄牙而居第一位,所以对中国跟西洋各国间的畸形状态,不能满意。上世纪(十八)一七九三年,英国派遣马甘尼率领一个六百余人庞大的使节团,携带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元(镑)巨额的礼物,前来北京,希望跟中国达成下列协议,建立充份的外交关系: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马甘尼的使节团到达天津后,中国清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面“英(口吉)(口利)贡使”的旗帜,插到他们的船只上,宣称马甘尼前来朝贺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实弘历的八十寿诞,于三年前(一七九○)已经过去了。

英国的国力在上世纪(十八)已够强大,所以英国人的膝盖也就比从前尊贵。马甘尼到北京后,拒绝双膝跪地,认为如果跪地,就等于承认英国是中国的受保护国——藩属。马甘尼的坚决态度,对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是一种挑战。不过弘历的虚荣心不愿这场晋见告吹,因为还没有从万里外那么遥控远地方来过的贡使,所以特别准许马甘尼用觐见英王时一膝下跪的礼节。但对马甘尼所提出的要求,却全部拒绝。弘历的目的只在满足自己的大头症,不在为一个番邦解决问题。为此,他特地向英王颁发了两件诏书,说明中国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的理由。

第一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你远隔重洋,倾心中华文化,特派使节,恭恭敬敬,捧着表章,航海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披阅奏章,见你词意恳切,足以证明你恭顺的诚意,深为嘉许。你表奏上请求派你国一人居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又岂能因你一国的请求,而破坏天朝制度。天朝托有四海,对奇珍异宝,并不重视,你此次进贡各物,念你诚心远道呈献,我已下令,命有关部门收纳。其实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万国来朝,任何贵重的东西,应有尽有,这是你的使节亲眼看见的,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详细示知。

第二件诏书上说:

告诉国王:昨日你的使节,又以你国贸易之事,呈请大臣转奏,无一不是要求变更以前所定的制度,不便批准。自来西洋各国,跟你国夷商,来天朝贸易,都住在澳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跟外夷互通有无。只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是西洋各国所没有的必需品,所以特别开恩怜恤,准你们在澳门开设洋行。而今你国使节在原规定之外,多作妄求,恳请在舟山、天津登岸贸易,此事不能允许。又恳请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存货,此事尤不可行。又请拨给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居住你国夷商,自应遵照往例,仍在澳门居住。又称英吉利夷商要求免税减税,查夷商贸易,往来纳税,都有一定规章,自应遵照旧章办理。至于你国所奉的天主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教化四方,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分别,甚为严格。你国使节之意,欲请放任炙人传教,更绝对不可。我对进贡的外国,只要它诚心向化,无不特别体恤,表示怀柔。你国在遥远的海外,诚心进贡。我所赏赐的优待,也倍于他国。现在再明白晓谕。你当上体我心,永远遵奉。

这两件诏书所表示的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夸大之处。像自称为“天朝”,并不是中国自己捏造出来的光采,在本世纪(十九)之前,所有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暹罗,上自国王,下到农夫,他们对中国一向称为天朝。朝鲜人越南人绝对不说:“你是中国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而只说:“你是天朝人,我是朝鲜人越南人。”

马甘尼虽受到盛大的优待,却毫无所获。马甘尼回国时,弘历命他纵穿中国本土,从陆路南下,目的在使“英夷”震惊于中国的富庶和强大,以吓阻他们的邪念。

然而,那时大黑暗已经反扑,政治的腐败已经使社会溃烂。马甘尼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外交家,他没有被北京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反而对他所接触的事物,作出一一中肯的判断。

马甘尼首先发现清政府的贪污病菌,已深入肺腑,而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弘历批准使节团的招待费每天银币五千两,这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一位负责招待的赵大人告诉马甘尼说,某一年广州附近的县份被大水淹没,皇帝颁发银币五万两作为救济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三万五千两,只剩下一万五千两发到广州。发到广州后,再被省级和县级官员克扣,难民所得到的不过象征式的数目。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的科学极度落后,而科学落后和强大也是不能并存的。当赵大人吸烟时,马甘尼从口袋中拿出火柴代为点燃,赵大人对这位夷人把火藏到身上而竟毫无伤害,大为惊讶,马甘尼就送他一盒,以表示并非巫术。再其次,马甘尼发现中国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希望他发现中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所过的水准以下的生活。马甘尼还发现中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清政府沿途特地为使节团举行了很多次示威性的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甘尼看出那些可笑的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马曾尼发现清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冥顽不灵。马甘尼对中国社会上太多的盲人和四肢残废的人,非常同情,向清政府提议英国愿派遣医学人员前来中国。又提议在北京设立一个氢气球,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官员们听到这些提议,对英夷有这么多奇才异人,大大地震惊称奇,但在一阵震惊称奇之后,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闭口不再谈及。当马甘尼厌倦了那些不够水准的示威性检阅,而要求同行的一位福大人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以开开眼界时,福大人傲然回答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马甘尼的结论是:“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他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

马甘尼返国二十三年后,本世纪(十九)一八一六年,英国作第二次试探,派遣第二位使节亚墨尔斯出使中国。清政府仍把他当作贡使看待,船只上悬挂“朝贡”旗帜如故。亚墨尔斯也拒绝下跪,经过无数次谈判,最后还是同意跪一条腿。但是当皇帝禺页琰坐在金銮殿上召见他的时候。藩属事务部长(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却通知亚墨尔斯说,非双膝下跪不可,亚墨尔斯就拒绝晋见。禺页琰又召见副使,副使也不肯双膝下跪,和世泰只好报告禺页琰说,他们都病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发生的奇事,禺页琰觉得他大大的没有光采,下令把使节连同他们“进贡”的礼物,一并驱逐。

亚墨尔斯被赶走,使英国了解,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法。马甘尼对清政府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遂成为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

于是,二十四年后的一八四○年,爆发鸦片战争。

四鸦片战争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

八世纪时,鸦片便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中国,一直作为药物使用。大概到了十六世纪,聪明的人才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明政府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据说就是著名的吸毒犯之一。当时葡萄牙是最大的贩毒国。十七世纪末,英国征服印度后,把鸦片专卖权授给治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遂大量向中国倾销。根据统计,每年增加的数字,十分惊人,我们用下表列出:

当时的鸦片价格,每公斤约值白银五两,所以进入本世纪(十九)三十年代,每年仅鸦片一项,即流出国境白银一千万两左右。这是一种残酷的贸易,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使他们中毒,再把他们榨穷。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中国财富罄尽,社会崩溃,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庞大国土上,一片荒芜。一是中国人体格败坏,一个个骨瘦如柴,种族灭绝。

有头脑的中国人警觉到这两种后果的严重,谋求解救。一八三八年,皇帝旻宁命各大臣提出意见,大多数都主张禁绝,而尤以湖广(湖南省·湖北省)总督林则徐态度最为激烈。他在奏章上说:“如果再漠视这种贸易,则数十年后,中国再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也再没有维持军队的粮饷。”旻宁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任命林则徐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前往广州查禁。

三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到达广州,他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但当时大黑暗反扑后的时代背景,不允许他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他跟其他官员一样,习惯于使用强硬手段。他到广州八天后的三月十八日,就下令禁绝鸦片,命外国商人把现存的鸦片,于三天内全部交出,还要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违犯被查出时,甘愿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就地处决。”第二天,即三月十九日,外国商人所住的商馆即被包围,中国仆妇跟附近居民,也都撤退。其他国家都愿作此承诺。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也愿具结保证以后英国商船绝不夹带鸦片,但遇到有违犯这项禁令时,他要求两点:一是,没收鸦片,必须付给补偿。二是,对于违法人员,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的审判,才可以定罪。

林则徐不理会查理义律的要求,宣称如果不交出鸦片,便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查理义律被包围到第十天,不得不屈服,交出全部鸦片一百四十万公斤,但仍拒绝具结,遂跟全体英国商人撤出广州,退到澳门。就在这时候,想不到节外生枝的发生了林维喜命案。英国水手在九龙醉酒后行凶,把村民林维喜殴死。中国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求引渡凶手。查理义律认为凶手当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如果交给中国,一定斩首,所以他自己就当了法官,罚凶手二十英元(镑),判有期徒刑六个月。这表示在查理义律眼中,英国的人命贵不可言,中国的人命只值二十英元。林则徐再下令把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查理义律跟英国商人只好挤到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事情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上的锯箭杆观念看来,英国商人既被逐走,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于是,林则徐兴高采烈地向皇帝旻宁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被禁绝。旻宁见了林则徐的报告,高兴地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骄傲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重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在英国方面,最初的反应是温和的,他们不肯因中国禁绝鸦片的缘故发动战争,因为中国人如果到英国贩卖鸦片的话,准会被处死刑。英国外交部通知查理义律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拒绝下令军舰进入珠江,命查理义律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份训令使查理义律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是,当英国政府得悉曼宁下令永远禁止通商之后,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通商贸易是英国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命脉,不能忍受破坏,他们遂决定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大黑暗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这英伦三岛的对手。

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但它却是由鸦片引起的,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一八四○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十六艘,战斗部队四千人,查理义律以全权大使身份,决定直接跟中国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交涉。他只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领大部分舰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浙江舟山),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旻宁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命直隶(河北省)总督倚善赶到天津谈判。英国来势凶猛,本来要展示它的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已有很多人死亡,查理义律急于结束在北方的停留,于是他接受琦善所提的条件:一、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平的林则徐。二、清政府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当查理义律和英国舰队撤退后,曼宁对传善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英夷,认为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到边远的伊犁(新疆伊宁)充军,任命传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

琦善事实上是一个饭桶,他于当年(一八四○)十一月到广州。查理义律向他提出的不是什么英国商人的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报告旻宁,唯有乞灵于中国“官场”上的传统手段,推拖敷衍,盼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查理义律了解这种手段,他知道纵令谈判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明年(一八四一)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束手无策,只好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穿鼻条约》:

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但税收仍归中国。

二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银币六百万两。

三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旻宁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怒,下令逮捕琦善,任命满族另一位贵族奕山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增援广州。查理义律听到琦善撤职的消息,知道事情发生变化,就命英军发动攻击,再度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城。奕山比琦善更糟,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如何是好,完全依靠杨芳。杨芳是内战时攻打白莲教和回教变民的名将,对内很有办法,对外便丑态毕露了。他发现英国舰队在舰身动荡之中发炮,仍能准确的击中目标,认为那显然是一种妖术。在民间故事里,污秽的东西可以使妖术失灵,于是他就在广州大肆骚扰,收集了大量的猪血羊血,以及粪便等物,罗列城头。可是英国舰队的妖术如故,炮弹的巨响终于使这一对总司令副总司令心胆俱裂,他们狼狈逃出广州,乞求英军不要进城,他们愿立即付出白银六百万两巨款,作为酬报。查理义律表示接受,他所以接受,并不是为了这六百万两,而是在等候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的训令。

英军不进入广州,使奕山认为事情已告结束,连《穿鼻条约》也不了了之。他向旻宁报告说:“英夷大将军前来广州上诉苦情,当商人把积欠他们的货款六百万两付清后,即行退走。为了怜悯人民的困难,已暂时允许英夷继续通商。”这也是“官场”的技巧之一,“瞒上不瞒下”,旻宁也再一次认为一切事情都已过去。

英国政府对《穿鼻条约》拒绝批准——其实中国当时已经废除,英国纵使批准也必须使用武力才能教中国履行。英国认为香港税收仍归中国,不能叫做割让,赔款只有六百万两,数目太少。于是把查理义律免职,另派朴鼎查爵士接替他的职务。朴鼎查的态度更为强硬,他到任后就率领军舰十四艘,陆军二千五百人,从澳门北上。首先攻陷福建厦门,接着北上浙江省,攻陷定海(浙江舟山),在镇海(浙江宁波东北)登陆,又攻陷宁波(浙江宁波)。曾经宣称要抽英夷的筋做马鞭的华东战区总司令(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裕谦,于全军覆没后自杀。旻宁又惊又气,任命宰相奕经出任东南战区总司令(统筹东南沿海防务·扬威将军),剿灭英夷。

次年(一八四二)春,奕经率二万人精锐的大兵团,反攻宁波,被一千余人的英军击溃,奕经仅逃出性命。英舰进攻乍浦(浙江平湖乍浦港),清政府最自豪的满洲兵团,看见那些夷人的军舰像山一样逼面而来,上面喷着妖怪一样的滚滚浓烟,天空一片漆黑,不觉的魂飞天外,竟然一哄而散。英军不久即攻陷上海,逆长江而上,再攻陷镇江(江苏镇江),切断江南运粮到北京的运河,然后再驶到江宁(江苏南京),在江心停泊。朴鼎查提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中国不接受英国所提出的条件,就开炮轰城。

清政府的将领对于一向瞧不起的英夷,现在已闻风丧胆,文职官员更惊慌失措,只求早日了结这桩公案。皇帝旻宁除了在奏章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以显示他的愚昧无知外,最后只好派大臣耆英当全权代表,在江宁(江苏南京)城上竖起白旗,接受英国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以二千五百人,进入面积比它本土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帝国,竟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下世纪(二十)中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一百年之久,中国就是打的这种每战必败的仗。大黑暗使中国军队腐烂,武器窳败,士气消沉,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振作,因为这不单是军队问题,军队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