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动物之一种。

按“社会行为”来分类，则动物又可分为群居动物和非群居动物两大类。

像黄蜂、蚂蚁、鸿雁、企鹅、鸽子、海狗，乃至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为群居。它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个体是不愿离群独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诱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于其他动物如狮虎、豹子、熊猫，乃至鹞鹰和龟鳌等等，则是非群居动物。它们多半是单干户，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顾的。这是现代动物学上，研究“动物社会行为”所发现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现象。

人类则是属于前一类的群居动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个人是可以真正地离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则群居动物就分群而居。这在初民的社会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8.1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

但是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他灵的地方是他会利用经验来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个体，它也包括整个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间，他们也就有优劣强弱之分。

再者人类也是群居动物中，在社会行为上比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种。他们残酷自私、好杀好战好货，也无限制的好色。他们不但个体之间如此；团体之间也是如此。不但人兽之间如此，人人之间也是如此。不但异族之间如此；同族之间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劝民为善，也是劝人如此行为的。

因此现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间不但没有和平共存的习惯，也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强凌弱、众暴寡，是他们价值观念的基础，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打不完，则彼此之间就必有胜负之分。有胜负之分，也就有了统治与被统治之别。这样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不同型类的奴隶制度；再进一步，不同型类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现了。

以上是初民社会中所发生的大同小异的现象。因为人总归都是群居动物之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们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类似之处。

但是人毕竟是“异于禽兽”。在他经验累积愈多愈复杂的长期过程中，“性相近、习相远”，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起来也就渐渐的南辕北辙，不是一个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8.2“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之形成

试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

我国在西周时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个蒙古族中，武力较强、人口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强加于其他落后部落的结果。文武周公强迫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从周室规定的封建等级，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劳役、贡献财货，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长，改奉“姬姓诸侯”为本部落的领导。——总之它是以半独立部落主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基层结构的。但是这个结构历时数百年，经千万场部落战争，彼此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无法积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东亚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以部落主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就彻底崩溃了。

为著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据他们原有的比较有效、更有进步意义的“秦制度”，从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和变法改制。这就是我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后者是经济开放，化公为私，根据供需规律，提高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我们东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们东方民族，第一次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继续不断的统一了千百个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通统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混合民族“大熔炉”中，去称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乐，也共其患难。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于天衣无缝。

这项诸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成长，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却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实践，竟历两千年而未稍衰。两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还不是“废封建、立郡县”的延续？两周之前，台湾刚选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员”，不也是这项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国初年在“五色国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反对“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符史实。纵然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五十个以上，则秦汉时代的数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国”不是像英法德义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汉”原是个地理名词，后来发展成一个朝代的名称而已。正如“亚美利加”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名字；最后竟变为拥有数百种民族的“美国人”（Americans）所专用的共名。当年东亚大陆上的“汉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人”一样，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种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一个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终于使用一种共同语文，形成了今日所谓“汉语民族”。正如二次大战前后，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尔所强调的“英语人民”（English - speaking people）一样，是个“书同文”的文化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语人民”，还没有真正地融合成一个“英语民族”罢了。

我的老朋友张绥教授最近证明今日中国境内并没有个“犹太民族”。但是张教授也不否认犹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国的历史。只是时历千年，犹太民族己与汉语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罢了。——这可能是三千年犹太移民史中极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之下，犹太人是绝少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过秦陵兵马俑不早就说明，远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国防军已经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队了吗？

因此在两千年前，由汉语民族所推动的那一次社会“转型”运勤，原是一种自发性的、起自社会内部，而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模式大转型。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观、客观、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种基因，是说不尽的。它和发生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

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8.3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

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8.4“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个社会，当其面临崩溃，滑坡至山穷水尽之时，人心思变，它就变。相反的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或一个居高临下、傲视四方、自满自足的文明，它也不会庸人自扰，主动的去求变。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

变也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则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则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革命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有积小革命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试看今日美国。美国是以都市为灵魂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它今日的灵魂已变成匪窟、毒区、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这个堕胎国家的社会，已被个人主义的滥用而频临崩溃的边缘。它如果不能实行一项彻底的“变法改制”，它这个“瓶颈”便永无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国佬如今忙于捍卫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之不暇。他们的嬉皮大总统正为著“中国的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和中东北非等地的“部落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怎会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国生活”也急需搞个“变法改制”呢？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旁观者清的教授老爷，偶在课室之内讲讲笑话，鼓吹变法改制，说得黑白学生起立鼓掌、欢腾一片，而我们的美国土生上司们，还以为你在危言耸听、鼓动学潮，要加以杯葛呢！本来嘛！一个正处于巅峰状况的优势文明，怎会想到它的灯红酒绿之间也已经暗藏杀机呢？美国今日之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颈，正和我国两千年不变的道理如出一辙。

8.5“汉族中心主义”与婆媳循环

两千年来，我们的朝代嬗递、农民暴动，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老百姓惨不忍言呢！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却始终没有丧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个文化学上的术语来帮肋解释，这就叫做“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们这个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汉语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时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们皇帝对异族的统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务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们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君不见当十三世纪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汉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见他们把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几何时，元朝大皇帝不也要开科取士。满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还是“四民之首”？

总之，我们传统“中国”凌驾“四夷”的中心主义的观念，盖远在商周时代即已萌芽，至秦汉大一统之后而变本加厉。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

或问：婆媳之间为什么不能搞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呢？

答曰：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杰弗逊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婴儿呱呱坠地，智愚两分、强弱互见，有什么生而平等呢？

8.6“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

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笔者曾另有专篇详论之，此处不再多赘。）

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有屁，所以撑住了！”

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8.7“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 change）？

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

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六四）、九九（？）。——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着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

8.8“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

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后”（post - 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

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8.9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8.10“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 Post Western 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 matrical 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著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8.11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8.12胡适的两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谓“西方文明”的总根；是白种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上帝一旦不见了，则整个社会都要惶惶如丧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们在十八世纪这个所谓“理智时代”（The Age of 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类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来的“理智”（reason）作个适当时安排。三造和平共存，相安无事，一个史无前例、光彩辉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历史上出现了。

胡适所领导的中国启蒙运动，也正是如此。它不是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受西方优势文明挑战的结果。在占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那至高无上的孔老夫子的权威，也整个动摇了。

孔二先生那个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朋友，你纵使是国学大师，你说孔家店不该打倒？你纵是神学大师，在新兴的“进化论”的科学论证之前，你还要坚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孔家店打个稀巴烂，新的思想便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

“胡老师，本位文化真的就一无是处？”他的不疑处有疑的学生不免要怀疑一下。

“哪个民族，能丢得掉他们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纪的中国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顾一切彻底的破坏掉？孙中山不也说过“破坏难于建设”吗？打倒孔家店，只是个反托拉斯的运动，并不是要毁灭孔子。

果然，旧文化、旧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随著新的文化传播工具（语体文）排山倒海而来！

去岁余访沈阳“帅府”，见壁上斗大金字，歌颂张少帅是“千古功臣”。这就是《汉书》上所说的“曲突徙薪者无恩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的标准例子了。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

若论共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千古功臣”应该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啊！

8.13水清无大鱼

可是胡适对他自己在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成绩，和历史发展中所负的责任，却一辈子也未弄清楚。他一会儿西化，一会儿现代化，一会儿又是世界化。说了数十年，说得不知所云。

记得四十年前，余尝把大陆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携往胡氏公寓，灯下与老师共读之，其乐融融。那些批胡之作虽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见的杰作。那时我尚年轻，遇有可诵者，我即以老师不牵鼻子之矛，以攻老师被牵鼻子之盾，和他认真辩难。适之先生为笔者所亲炙的最有容忍风度的前辈。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们师徒所见亦每有不同，而我学习的态度又十分认真——不被说服，即不愿苟同。所以有时老师也有几分恼火。他不喜欢一个学生，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胡者助阵嘛——这也是胡师很可爱而不矫情的地方。

本来嘛！一位开创宗派和山门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马克思、杜威等等，他们成佛作祖，往往都是无意间得之；甚或出诸百分之百的偶然。他们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辈子在搞些什么”？这句话就是适之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夫子自道”。老实说，这也是我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发现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稣这个小犹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后合搞出个那么伟大的宗教来；两千年后他的生日派对，还那样风光？穆罕默德根本是个文盲，造反有理，当了皇帝。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后来竟成为穆斯林文化的总根呢？

以上所说的是宗教。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马克思。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认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今日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老了，动不动就说他要去见马克思。真要见了马克思，可要当心老马的拐杖呢！

总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圣之时者也。他们是站在各自时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贤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来推动或逆转他存身的社会发展。但是他们思想和信仰的成长的程序都是复杂的；他们思想的效验与影响亦有赖于历史前进中的长期实证，因此水清无大鱼，人类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体系都是朦胧难辨的。他一旦捐馆，弟子信徒和新仇旧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了。

胡适这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当他在逐渐向历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体系、学术贡献、影响大小、功过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后，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继胡者，各觅师承，也寻之不尽了。

8.14“一国两制”和“半盘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观的；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对他自己思想的历史背景很难有客观的认识；他对他自己加于将来社会的影响，也绝对不能逆料。——胡适也是如此！

举个切实的例子来说吧：胡适言必称杜威，称了一辈子，为什么结果在中国反搞出个列宁来了呢？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地方。但却是我们今日要提出的“启蒙后”（Post - Enlightenment）的问题了。

须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型态），实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欧洲又出了个〈共产党宣言〉（The Co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意味著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远在文艺复兴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后）和宗教改革的高潮（一五二〇），欧洲的文化与思想，区域性已十分显著。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分裂时，多少也是按老区域划线的。

不幸的是当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搞全盘西化之时（一九一九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胡适和陈独秀都是），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适选择了杜威。

陈独秀选择了列宁。

两位老友分道扬镳，《新青年》也就变质了，“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是从一洲两制开始的。

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呢！它是胡、陈二公根据“一洲两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陈的模式是个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邓公的模式则是个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罢了。

朋友，不是瞎说吧！七十年来的中国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斗争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列宁把杜威打败了。这项胜利的代价，据中国之友的史诺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计是人头六千万颗啊！其后三十年发生在大陆上各项政治运动，还不是解放前“一国两制”斗争的延续？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之后，邓公才把这桩“扭转了的历史，再扭转回来”。

胡适之和陈独秀搞一国两制，一分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邓氏指导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为一，再办其启蒙后的《新青年》了。

8.15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近十五年来，海峡两岸社会转型的速度是惊人的啊！按我们在海外所能读到的数据，十五年前从零开始，大陆上的私营企业中，个体户今已增至一千四百万单位；集体户亦有六百万之多。其他如外贸的发展和总生产的累积，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无前例的。

笔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教授资本主义历史，前后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陈旧的教科书，对比一下手头崭新的数据，我还没有发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像今日大陆上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呢！我应该告诉我的学生们，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按社会科学的定义，它应该是后者。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远景来看，则二者都无不可。

但是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就不姓“社”了吗？非也。君不见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季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权政治之后，一进入本世纪，它的资本主义就开始修正了？二次大战后，美国已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主要的优良制度，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美国将来的问题是在社会道德之崩溃，和法律制度之瓶颈。它自动调节的经济制度，无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大陆经济如不节外生枝，则问题不大，而且顺利发展，必能合二为一，融社资于一制；拉平沿海与宝岛的差距，而引导两岸的政治合流。

台湾今日“金权政治”的发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国“镀金”的模式。等到黄金不能左右选票时，它就会烟消云散。

因此今日海峡两岸的前途多半仍决定在大陆。大陆如经济与政治平衡发展，则一百五十年来的“转型运动”，很快就会合二为一，进入“最后阶段”。制度出现“定型”，则百年盛世，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预料中事，不算是什么奇迹了。

不过，将来社会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线上虽已颇见端倪，但是历史发展毕竟因素繁多，中途转向，再兜几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当前两岸掌舵者能多一分远见，少一分私心，则最后十里应该不难渡过。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究不应掉以轻心罢了。

8.16“启蒙后”的显学

本篇之作的原始动机，是为吾友欧阳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适思想研究》，写篇序文。如今下笔万言，未提欧阳一宇，岂非离题千里哉？笔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愿草率下笔，敷衍了事。

我个人觉得，胡适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峡两岸既已逐渐解禁，按照压力愈大、弹力愈大的力学通则，它今后必成显学无疑！杜甫大师说得好：“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岂是暗探特务所能禁绝得了的。

但是“胡适研究”这门显学，在下世纪的发展，又有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记得往年胡公与在下共读海峡两岸之反胡文学时（那时在大陆上叫做“反动学术”；台湾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是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只是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我没有把话录下就是了。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他的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如只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

最糟的还是胡适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乱挑学术大梁、妄下雌黄，不特使佛面蒙尘，也把个活生生的博士班导师，糟蹋成“春香闹学”里的学究，实太可惜。

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新兴的胡学又将何择何从？

有一次在他公寓里，我记得胡氏兴致甚好，向我大谈民国政治。他表示对“民初国会”之失败深为惋惜。因为那些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对国民党没听他话去“一分为二”，表示遗憾。否则中国当时不就有两党制了吗？

听后，我嬉皮笑脸的反驳他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

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座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学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这原是“实验主义”之精义嘛！

至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之实验主义的抽象学理，岂非“黑猫白猫”哉？微黑猫白猫，焉有今日一千四百万之个体户？

余访大陆城乡，闻工农传语，今日之“万元户”只算“贫农”；小康者以十万元起码也。今岁春节，举国爆竹喧天、锣鼓动地，恭禧发财，万众欢腾，真是黑猫白猫不出，如苍生何？但是黑猫宗，实胡学之正宗也。邓子之徒或有异言曰：吾党“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与胡适河有？曰：无伤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究有什么区别？申韩法家岂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国共又何分轩轾。分久必合，此其时矣。

以上所说的实是石破天惊的胡学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质无名。可是有实有名的胡适研究亦已在大陆每一地区崭露头角，而这一新阵容竟以青少年为主。盖大陆上老一辈的胡学家已所余无几，而五四以后出生的中生代知识分子，则成长于一个“大陆不知胡适，台湾不知鲁迅”的沙漠时代。他们虽经恶补，亦难知三昧。盖胡周二人在此时期都被曲解。去其脸谱，重识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于胡适死后（一九六二）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就不同了。他们有自由意志、安定环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训练。他们如今阵容之大，排山倒海而来的声势之猛，真使老辈瞠目结舌。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一种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东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笔者哗众取宠；实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的实际心得！试看大陆上的社会科学院一处即有研究人员六千人。生活虽苦，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统治者如停止文字狱，对学术自由不加干扰（现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让他们各自成家，那还得了！我辈偷生海隅，老大徒伤悲的陈腐高知，面对此一阵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钱塘巨浪之感。——这也是我对我的小友欧阳哲生博士特别看重的道理之一。

8.17吾友欧阳哲生博士

欧阳还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这本优秀的博士读文已使他超迁而升任至少三十七岁始能担任的副教授。前年在两岸胡学论文竞赛中，竟然在胡学老巢的台北也压倒群雄，高挂榜首。我们算是有缘，在海外一次胡适思想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读其文、执其手、观其人、听其言；一表青年俨然又是一位小胡适。

哲生要我替他行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篇序。我虽是个无事忙，也自觉不能不从命。哲生是他们这一代（胡适逝世后才出生的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适，我所认识的第一人。他这本书也是他们这一代扎扎实实的第一本书。作者今后至少还有六十年的著作时间。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专著会接踵而来。在他背后，我也知道更会有几百几千和他类似的青年学者，相率出现。在他们推动之下，胡适学将有一番光辉灿烂的新天地。对他这本处女作作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评，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这第一本书，在这个启蒙后胡适学中所占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写一篇无关痛痒的序文。我想趁此机缘来谈谈我们这一辈对胡适的看法——胡适的出现是有个什么样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在这一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么作用，把中国文明又推向另一个新时代。

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这一代的朋友们能对拙见有所匡正，那就是抛砖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