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邱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

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8.1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末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8.2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它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8.3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宇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大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末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位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零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零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例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零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预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下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蔷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曰）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

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共产党理论家则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产党人所认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气“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又“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朗，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它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8.4“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舆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的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舆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严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遵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画，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联街通电（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8.5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另～一九一二）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零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零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见中山于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8.6从“企枱”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零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室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室许担任者，一文末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室”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小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枱”（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枱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8.7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枱”，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8.8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暸。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为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它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下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诃，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零～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