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这时的头衔很猛——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般来说，这个头衔只出现在评书小说里，宋朝从立国那天起，就没有这个职务。

这么独一无二，应该努力工作吧，他应该答应他皇兄赵桓的求救，率领“天下”兵马向开封靠拢，与金军决战，救父兄于水火之中，这才是正道。

如果救不了，壮烈地牺牲在开封城边，也是无上的光荣，这样才会流芳千古，为世人所敬仰！可惜的是，他没这么干。

赵构从当上大元帅之后，就一直在搬家。他从相州跑到大名府，也就是说，从河南到了河北。这很勇敢，因为河北是敌占区，哪怕大名府没出现大量金军，那也是险地。可他几乎没有停，紧接着又跑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

在山东转了两圈，他到了济州（今山东巨野），觉得还是不安全，于是宣布下一站是宿州。宿州地处淮南，是今天的安徽宿州市，真要到了那儿，随时都能渡过长江，跑到江南去。

这时，内外两个消息拖住了他飞快的腿，让他不得不停下来。

外边的，开封城派来的信使走过千山万水，踏着他曾经走过的路，追到济州，通知他回京城即位当皇帝。

这消息很震撼，但在预料之中，赵构很清楚自己的血统，继承权的顺位，只要他不死，永远都是他的。

前提是他不死。

那就好办了，他决定不回去，即使回去，也要再等等，看看金军是不是会在短期内使回马枪。

可是，另一方面就没这么好对付了，他的班底内部出了点事情。

他的班底非同小可，很多帝国精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他的身边。最早到的是张俊，他跟着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杨祖率领三千兵马，到大名府报到，被任命为元帅府后军统制。

刘光世跑了第二名，他从西北一直追到山东的济州府，才追上赵构。这一路上，他开动脑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听话和不听话之间准确选择，让自己踏上了最光明的那条路。

他起跑的时间是第二次东京保卫战前夕，赵桓传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时。作为一个顶级衙内，刘光世百分之百执行政府的命令。

他带兵火速从西北驻地开拔！

跑到半路时，唐恪先生的命令传到，令天下所有勤王部队各回原地，不许去开封城。首相传达皇帝的诏书，这是天底下最有效力的命令，于是，所有部队向后转。

唯独刘光世。

这小子堪称两宋之交时所有风云人物里最鬼头鬼脑的人，加上他从小就混在权力阶层里，各种官方的把戏他都懂，瞬间就明白了唐恪的小心思。绝对会出事，国家肯定需要军人。

而军人需要机遇。

尤其是他和他父亲这样有失败纪录、急于翻身的军人，那么，不听首相命令前进。事关前程，他的决心超级坚定。离开封城越来越近，什么人都能遇到，一支败兵把京城里的事都说了出来。当时，刘衙内的部下就不干了。

搞什么，既违抗命令，还让我们去送死？

刘光世很镇定，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过时了，最新的消息是开封城陷落，两位皇帝逃了出去，方向是南方，只要追到，“功莫大于保驾”，大家还等什么？于是，全体出发，他们一路南行，追到山东境内的济州，找到了赵构。

赵构很高兴，这是他最缺乏安全感、最需要军队的时候，老牌的西北军突然出现，实在令人惊喜。刘光世被加封为五军都提举。

刘光世抓住机遇，千里奔袭，抢到了一个很大的头衔。在失去父亲刘延庆之后，他抱住了一条更粗、更牢靠的大腿，从此，他的人生前景一片光明。

相比张、刘两人，同在西北军中的吴氏兄弟却很平凡，他们老老实实地驻扎在防区，和老对手西夏人对峙。

这是一对实心人，立身处世都走正道，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既然是军人，那么自然要用军功说话。等待他们的，是不久之后的一场决定西北军命运的决战。

这段时间里，韩世忠很忙，他在百忙之中托人给赵构带了个话，说他百分之万地支持赵构做任何事，也可以为赵构做任何事。最后，他想还是再直接一些吧。

他劝赵构当皇帝。

说完这些，他冲出大名府，杀进了金兵群里。顺便说一句，赵构真是个很有逃命天赋的人，简直像有预知能力一样，他离开大名府不久，大群的金兵拥了过来，有多少……好几万吧，而韩世忠手下只有一千人。

他就带着这么点人冲出城墙，直奔金兵的统兵大酋去了。没有意外，几乎算是成功了。韩世忠一个人冲过去，把挡道的全干翻，一刀砍倒了酋长，之后，战斗就结束了。

他很神勇，这的确是宋朝一百七十多年以来最强的战力了，可是，他仍然错过了最好的机会，没能在第一时间赶到赵构身边。

历史证明，谁先赶到，谁得到的好处最多。领导的印象分是无比重要的。张俊也好，刘光世也好，都能善始善终，哪怕做了再愚蠢的事，赵构永远都会优待他们。

嫡系的待遇就是好。

相比之下，吴氏兄弟差了点，他们始终游走在主权力集团之外；韩世忠也差了点，哪怕救过赵构的命，也等而下之。

比他更惨的是岳飞，他这时正在北方和金军打得热火朝天，连和赵构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于是，他的命运……仅仅是巧合吗？

中兴四将的命运居然与他们最初和皇帝见面的次序成正比。可见，无论什么时候，都得和大头领紧紧靠在一起。

这一点在宗泽的身上也得以验证。不过，先放一放他，我要提一下未来名分最大、权力最重的军政一把手——张浚。他很不幸，开封陷落时，他正好在城里，但是为什么没有露过面呢？以他嚣张跋扈、唯我独尊……不，神勇无畏、敌强我强的性子，应该会把所有的金国领导人都活埋在开封城里才对嘛。

哪怕只有他一个人，也能做到！

可他就是没出现，自始至终都没出现过。据可靠资料显示，当时，他从外城躲进内城，再躲进太学，和一大批学生混在一起。估计学生们的所有对外行动，他一律都没有参加。

因为，金军撤走之后，他再度出现时，身上连根汗毛都没少。

这段时间里，宗泽已经不在磁州了，他到了大名府。原因是大元帅逃跑……不，是途经大名府时，壮怀激烈、慷慨激昂了一下。

赵构下令全天下兵马向大名府集结，大元帅将从此地开始反攻入侵者！

此令一下，从者云集。宋朝并不是没有敢战之士，相反，很多人都气红了眼，快爆炸了。金兵在一些懦夫的眼里是洪水猛兽，在勇者面前算什么？况且，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一直坚守着一种信念——不崇拜强者，不服从强权。

中国人崇尚仁义，爱的是一种风清云淡的自由。可是，如果有强者入侵呢？如果对抗不了，注定要被灭掉呢？很简单，“宁教身死，不教名灭”、“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死亡，从来不是什么可怕的事。

当然，说这些，就像冰心先生论真正的女子一样，是有前提的。她列举了女士们的各种高贵品德，各种冰霜一般不可亵渎的矜持和美丽，可在这些之前，她都要赘上一句“真正的女子”。

我说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是一样，我指的是“真正的中国人”。

宗泽就是这样的人，他带着满腔愤怒，带着快要把自己燃烧起来的怒火而来。他要进攻，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杀进开封城去，解救他的皇帝，拯救他的同胞，斩杀他的仇敌。

这些，他一定要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去做！

这是他和赵构最大的区别。屁股决定大脑，坐在什么位置上想什么事，赵构作为赵宋唯一一位血统纯正的继承人，怎么能“不惜一切代价”呢？

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爆发了。大元帅府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吵得焦头烂额、不可收拾。争吵双方的主要人物有宗泽、汪伯彦。

大首领怎么会赤膊上阵呢？他有数不清的亲信为自己排各种忧、解各种难。

介绍一下汪伯彦。汪伯彦是两宋之交的大名人，他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能走上官场，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往上升的过程很艰辛，每一步都必须非常小心。说实话，如果不是女真人打过来，他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地方官。

像何栗等人一样，他的晋升都拜赵佶退位，赵桓登基、杀六贼、清官场，造成一大片官职空白所赐。没人当官，宋朝上层只好大批量提拔人。于是，他被硬生生地提拔了起来，当了相州知州。

不过一州之长而已。

这样的官衔在国之将倾时，谁会去理会呢，根本上不了台面。可汪伯彦在最危险的河南地区冷静地观察局势，把赵构从宗泽的手里抢了过来。从这时起，他给自己铺好了一条飞黄腾达之路。

这时，他跳出来和宗泽作对，按说宗泽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副元帅，位高权重，一个小小的知州怎么敢、怎么能与之对抗呢？

不是的，汪伯彦也是副元帅，他足以和宗泽平起平坐，甚至还要高出一点。这一点是情分，赵构从相州逃到大名府，这一路上“野中寒甚，烧柴温饭，用瓢酌水，与汪伯彦于茅舍下同食”，这对一个娇生惯养、锦衣玉食的皇子来说是多么难忘啊。汪伯彦始终陪在他身边，光是这一点，就让赵构铭记终生。

争吵开始，宗泽主张立即率军直趋澶渊古城，攻击金军外围，解救开封都城；汪伯彦也没说这有什么错，而是强调，做事情要量力而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

这多么堂皇、多么无耻！

从道理上讲，似乎汪伯彦说得没错，时刻都要为大首领着想嘛，首领在，名分才会在。一旦赵构死了，还有什么宋朝呢？但是发兵打仗，都是为老赵家争天下，你自己不出力、不露面，找个安稳的地方躲起来，谁还会出力呢？你想等一切都搞定之后再出来摘桃子、捡现成，有那种好事吗？

宗泽怒火攻心，从这时起，他看清了赵构的本质，这和当初主动为家国分忧、去金营当人质的他是多么不同啊。一个人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化这么大？这个疑问不仅困惑了他，更是困惑了几百年里的无数中国人。

为什么呢？原因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才能逐渐浮出水面。

眼下只能关注这场争吵，它的结果是宗泽率军向开封冲击，并且对外宣称赵构就在军中。另一方面，赵构、汪伯彦继续逃跑，跑到了山东境内。

很窝火、很悲凉吗？这还只是表面，这件事的实质是，由于宗泽的坚贞、勇猛、不妥协，他远离了大元帅府，没法参与各种国家大事。

这时的大名府是一个转折点，新建立的宋朝军队分成了两部分，各自奔向自己的目标，怎么看都像是分道扬镳。

一部分由宗泽率领，队伍力量很弱，只有几千人。除了他自己以外，没什么名人。他们去进攻澶渊，收复开封。

另一部分由大元帅亲率，除了文官之外，武将也是威名赫赫，尽是历史上的闪光点。军队由信德知府梁杨祖提供，兵力达到一万，马一千匹，战将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稍后还有刘光世加入。这个阵容，只要再添几个，就是南渡之后的全部人马。

这支强大的军队避开所有的危险地段，向济州前进。

到达济州之后，孟太后的懿旨传来了，这算是要赵构返回的内因。另一方面，他的军队也变得暴躁多疑。看看行军路线，大元帅领导他们在中原大地上画了一条大弧线，听说下一站是长江边上的宿州，这都是要搞什么？

他们都是北方人，天生对长江就很恐惧，长江之南等于异域，该不是要背井离乡了吧，他们还有大批的亲友家眷都在老家呢。

这些人强烈要求赵构给个解释，不能再不明不白地走下去了。众怒难息，尤其是开封外城禁军哗变的例子还在眼前，赵构迅速作出决定。

——回北方。

同时，他给宗泽去了一封信，信里很清楚地解释了他逃跑的理由，那就是下属不让他去拼命，不然他早就“身先士卒，手刃逆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他又很隐晦地提了一下自己要回去干什么，“谓祖宗德泽，主上仁圣，臣民归戴，天意未改”。

就是说，人民还是宋朝的人民，而宋朝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就是他。宗泽，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谁都知道该怎么办，这是赵构主动送给宗泽的橄榄枝，这种时刻劝进，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能确保自己一世的荣华富贵，是每个官场中人都梦寐以求的事。

可宗泽接到这封信时，心里腻味透了。

宗泽这一生都没干过所谓“锦上添花”的事。他快七十岁了，之所以一直过得憋屈，都是因为他和整个官场对着干，不阿谀奉承，不与别人同流合污，不骗人骗己。

可是，现实却要求他必须配合赵构。

因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选赵构；二、选张邦昌。这还有得选吗？哪怕他看清楚了赵构的本质，也得第一时间拥戴他。

赵构统一了大元帅府的意见，得到了全体宋军的拥戴。他回到宋朝四京中的南京（今河南商丘），在这里接受帝位，同时接见张邦昌，接受对方带来的传国玉玺。

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一日，赵构称帝，改元建炎。建炎，宋朝以火德立国，一来是让火焰重新焕发光彩，图个口彩；二来与太祖赵匡胤立国时的国号“建隆”相对应，以期国运昌隆，火光永不熄灭。

赵构即位，有好几件事必须立即处理。第一个，孟太后。孟氏在名分上是他的伯母，哪怕被宋哲宗废成弃妇，也曾经母仪天下，况且还被宋神宗的老婆向太后恢复了名誉。这时，她力挺赵构当皇帝，赵构从心底里感激她。

她不再是伯母，而是亲妈！

第二个，宗泽。这位老臣可真是倔犟啊！要怎样封赏他呢？他不爱钱，不爱官，不怕死，简直没法控制，作为拥立之人，还得笑脸相对。赵构想了想，那就投其所好吧。

赵构命令宗泽继续向开封城进军！

第三个，张邦昌。这人要怎样处理呢？无论公私，都必须得处死他，他犯了封建时代最大的忌讳。退一万步讲，哪怕不是他的主观努力，他也把宋朝的皇位给篡了。

但要是杀他，会让天下人不齿。但凡知道内情的，都明白张邦昌是被宋、金两国的上层联手设计的，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非常无耻地利用了他！

这就是真相。

杀人简单，情理难容。在宋朝杀一个人，必须得在道义上站住脚。帝国行为总纲上面有过开国首相和太祖皇帝的对话：

“天下什么最大？”

“道理最大。”

杀张邦昌，讲不出道理来。

但是，“道理”一词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太广义了，差不多和“君子”是一个等级，可以就任何事件、任何人展开无数个讨论点，并且都能找到论据。

它们像细胞一样，可以无限分裂繁殖。

针对怎样处理张邦昌这件事，有人这样分析：一、开封城里的百姓对张邦昌感恩戴德，是因为他出头顶事、当皇帝，免了金军的屠刀临头，并且拒绝勒索，让开封人保住了最后一点家底。

二、大元帅府选择饶恕张邦昌，是因为他主动献玉玺、写降表，态度非常端正，这些都是事实。

还有第三点，天下人对张邦昌是什么态度？

天下人愤慨。

这一点才最重要。让那些与事情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作出判断，才最公正。而能保证赵宋复国的，只能是天下人，所以，必须得处死张邦昌。

这个道理怎样呢？是不通情理，还是坚持原则呢？这一点要大家自己去评判。我能说的是，说出这番道理的人是李纲。

李纲从南方赶来了，赵构登基之前就写信隆重邀请他，信中以“不世之才”相许，写出“……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不负苍生之望”等句子。这样的推崇，可以说是宋朝立国以来十分罕见的，如果要比较的话，只有当年的王安石与之相近。

李纲当上了首相。

这个过程是很纠结的，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记述。这里只提一点，有位叫颜岐的官员居然说，张邦昌是金国人喜欢的人，虽然已经是三公、郡王了，但还是应该加封同平章事，让他更加显赫；李纲是金国人厌恶的人，虽然已经是首相了，也得趁他没上任之前就将其罢免了。

下边一片应和之声。

赵构沉下脸，说了一句话：“如朕之立，恐怕也不是金国人所喜欢的吧。”

这样的事堂而皇之地出现，大家能稍微理解李纲的心情了吧。他之所以苛刻地对待张邦昌，是因为他想整顿官场风气。

宋朝一败涂地，已经亡国，现在说复兴，只是名义上的。所有人都清楚，以赵构这时的实力，只要金军再次入侵，宋朝必将第二次灭亡。无论怎样抵挡，如果不先把投降派、软骨派、金人体贴党清除，根本看不到生存下去的希望。而杀掉张邦昌，正是绝好的前奏。

在李纲到来之前，张邦昌被免除一切罪名，加封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接着又擢升为太傅。这是多么高的头衔，哪怕是十年之后的岳飞在达到战功最顶峰时，也不敢奢望。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投降、篡位还有理了吗？

以后再濒临绝境，谁还会为国尽忠、不惜一死？

因此，李纲无论如何都要张邦昌去死。但他说了不算，很多人替张邦昌说情，据说连赵构都回忆起了当初和张邦昌一起出使金营的往事，最后综合意见，张邦昌被贬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注意，不是编管，不需要很严厉的管制，只是要求当地的监司机构时常注意张邦昌的动态而已。

张邦昌离开了北方，他深感庆幸，觉得噩梦终于结束了，他还活着，并且离开了旋涡……这太好了！能活着，能有平常心，比什么都强。

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的各种“劣迹”被一一揭发。九月，圣旨降临，他被赐死。张邦昌死了，他在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上自缢而亡。关于他的死，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大家都清楚，他是多么冤枉，他的人生履历表上如果要写死亡原因的话，四个字足以概括——舍己为人。

他要是不管开封城百姓的死活的话，哪来后面那么多的无奈、屈辱？

然而，这不是官方的说法，宋朝给出的罪名是，张邦昌在当皇帝的三十三天里，晚上住在皇宫深处，他……和宫女睡在一起。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这个罪名，居然比篡位还要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