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胜负，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大河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之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神宗盛德大业，跨绝古今，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九年之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九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个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儿们集体发抖，这招儿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有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后，把手下与袁绍暗自勾结的书信当面烧掉，一概不问，立即稳住了军心士气。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么可以主动窝里反？

乍听觉得说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时，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的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的文官就应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了第一个目标。苏轼，这个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九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的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里边明扬暗贬，写成了阴阳两面。让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让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高，实在是高。把人气得抓狂，还拿他没办法。谁让人家的文采好呢，还有高滔滔罩着。但是啥事都怕万一，高滔滔是人，她总要死的。而文采，永远是文字狱的化肥+发酵粉。

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儿，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是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以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地讲，就是在骂人，并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骂了改革派里的所有人。

全文很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复教戒，恶心不悛。”

接下来苏轼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闸了，他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受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这两句话稍微翻译一下，苏轼说，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互相怒视拿目光杀死你。

最后一句总结。

——“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大家看，苏轼写这些就过分了吧。吕惠卿犯错，只管说吕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骂得再凶狠些，也没人找他麻烦，可为什么要借机打倒一片呢，毕竟有事说事，乱骂人是要负责任的。

苏轼不管，他当时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大感舒畅，走出门去还喜形于色。有人问，苏学士，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爽过之后是付账，苏轼在六七年之后被定案，他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证据确凿，不用像乌台诗案那样押回京城受审，直接从定州免职，到新州（今广东英德）去反省。

他是继蔡确之后，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给他讲情，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有多远躲多远，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几天之后，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主动申请外调。

京城没法待了，太凶险！

不过，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张商英虽狠，但资历不深，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影响大、从不妥协、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很快就要进入开封。

章惇。

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死后，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也好，吕大防也好，哪怕年龄相近，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这还不算什么，一般老前辈都慈祥，对后辈们很温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他认为对的，会永远忠诚，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他认为是错的，就始终敌对到底，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在这两者之间，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就成了敌人的噩梦。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起，说错了，章惇讨账时绝不会按数收钱，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这才是他的风格。

过往的事历历在目，九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都搞出人命了。这时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个目标——杀人。想到这一点，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老都不敢往里掺和。章惇来了，有多远闪多远，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

他们料得很准，料到的每一点都发生了。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更是因为他的忠。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

另一点，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这些人自掉身价，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堪称史无前例的事。

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一个个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可惜章惇无动于衷。开什么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

从这时起，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党人快速返京，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黄履、来之邵、郭知章、刘拯等人都回来了，他们占领了御史台、知谏院等关键部门，和张商英紧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

大快人心，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九年间两国士气、攻防的易位，就让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这是奇耻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处理。

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的责任最重，定为“挟奸、罔上”；孙觉、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问了自己好多遍，他是想温和的，可这件事能温和吗？！于国、于家、于先皇、于将士，无论哪一点，都没法宽恕！

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

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之事。第一，蔡确到底有没有罪；第二，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于岭南。

这是由谁指使的？为了什么目的？

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其中最敏感的，可以归为一句话——能把首相扳倒，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

言官直指要害，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统统落网。不管他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上，一律贬职。

贬制由林希执笔，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比如贬刘挚——“……始以傅会权臣，奉承风旨，既又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诬底圣考，愚视朕躬。”

说得挺狠，但句句属实。在朝廷里搞小集团，说他“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不亏他吧；帮着高滔滔废除神宗新法，说他“诬底圣考”没错吧；眼里只有高滔滔，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加屁股，说他“愚视朕躬”准确吧。

很解气，更痛快的是贬苏辙时的贬辞。

——“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专斥上躬，固有异志……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乃以君父之仇，无复子之义。”

开头的几句是说苏辙的出身，他在考制科的时候和哥哥苏轼分工明确，苏轼捧、他贬，把仁宗时代的政府说得一钱不值，哪儿都是毛病。当时就犯了众怒，顶级高官都是千锤百炼的，什么手段没见过，严格地说谄媚是可耻，反其道以忠贞嘴脸出现，拼死邀名的人更让人烦。

立心不正。

后面的几句是重点，翻译成现代话，是说神宗死后，高滔滔垂帘听政，老不死的奸贼擅自篡夺国家政权（老奸擅国），把苏辙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让他诋毁诬蔑神宗朝。

老奸擅国，这是明白无误地痛骂高滔滔，是新党第一次攻击这个误国误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谓的死女人。面对这些，哲宗犹豫了。九年间的遭遇让他恨高滔滔，可是一来他不想刚开始亲政就手段暴戾，二来高滔滔终究是他的奶奶，家丑不可外扬，皇家的体面要紧。

看到哲宗犹豫，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在封建君主时代，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高滔滔对司马光。

现在哲宗犹豫了，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这是危机，天大的危机。但是，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对他说，你奶奶太操蛋了，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

找踹吧。

但是新党就有人这么做了，还非常成功。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召集大臣去见哲宗。他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轰”的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

汝州、许昌、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而元祐九年是哲宗的受难日，更是他的耻辱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这条最高指示出炉，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只是在操作时稍微变了点形。他们做的是，连死了的也不放过。

七月，处理决定出台，先说活的。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第二次贬谪，分别是郢州、蕲州、筠州、鄂州、南安军。虽然还没过岭南，但全都到了长江两岸。

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从这一刻起，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说死的。

司马光、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两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必须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那块“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

还没完，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里边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

哲宗大为恼火，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马屁，合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贬职，滚得远远的。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清算运动真痛快，可是这样搞下去，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毕竟窝里反搞运动，实在是太伤元气了。

不仅大家这样想，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讨论这一点，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证明章惇他们是多么的过分。

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

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今浙江吴兴）、越州（今绍兴），在这两州之间，有一位名士等着他。

江南陈瓘。

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他走正统路线，考中了进士，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到穷困地区工作。之后更上一层楼，觉得当官本身就是污秽的，为了心灵的纯洁，他干脆辞职回了家。

圣洁到这种地步，没法不让人佩服。这样的人在江边站着专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请他上船。

陈瓘是有所为而来的，作为一个名士，他有着崇高的追求。个人的名利是可以放弃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须维护的。他来就是为了指点章惇这次当首相，要怎样办公。

章惇没发火，请他畅所欲言。

陈瓘指着所坐的这条船，说章相公，天下的形势就像这条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边偏重，船体侧倾，这条船能开走吗？

章惇静听。

陈瓘讲，很显然不能。而把左边的东西挪到了右边，就是造成侧倾的原因。

章惇沉默。

陈瓘也沉默。他的话非常清楚，他是以船的左右侧来比喻朝廷里的新、旧两党，左重则左倾，右重则右倾，两者只有各安其位，互不干涉，宋朝这条船才能开得平稳。

以章惇之才，完全听得懂，可他沉默，就是不表态。一般来说，高人交谈语不及三，多大的事儿都讲究点到即止。现在章惇不入戏，陈瓘就该告辞走人才对。可是事关重大，他想了想，决定继续往下说。

陈瓘主动问，现在章相进京主执天下大事，不知您先要做哪些事、后做哪些事呢？

章惇又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回答。他说，司马光是个巨大的奸邪，揭露他、批判他、扭转他造成的损失是最重要的，必须最先做这件事。

陈瓘一听，五内俱焚，他大叫了一声：章相公，你错了！（相公误矣！）

章惇没打断他，让他说完。

陈瓘说，章相你错了，你这正是把左边的东西往右边搬，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造成了船体偏重，早晚要翻。你真要这样做了，天下人都要失望。

听到这里，章惇终于大怒，他声色俱厉地质问：司马光放着合法皇帝不辅佐，却去投靠后党。他独断独行背叛先皇，肆意废除前朝成法。误国欺君到了这地步，他不是奸邪是什么？！

这样的质问只要稍微清楚往事，都会无言以对。因为章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可是不要急，在某些高人的嘴里，什么事都有新解释。

陈瓘很平静，他说：关于司马光的事，如果你不懂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出发点，而去怀疑他的行为的话，那么他或许真的有罪（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可是你把他定为奸邪，把他做的事都颠覆过来，那么你祸害国家的程度，比他还要严重。

接下来是重点，陈瓘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当时阶段，只有取消朋党，不偏不倚，保持船体的中正平和，才是唯一的执政之道。

章惇听后大感惊奇，思考很久，表示有道理。他保证回京之后，要把元祐时期的政治也兼收并取一部分，当然更不会大面积地搞清算活动了。最后为了表示敬佩和感谢，他留陈瓘吃了顿饭。

陈瓘下船走了，事情还没结束，历代的史书总要提到章惇之后的表现。他回到京城之后把答应过的事扔到一边，对旧党赶尽杀绝，实在是既无信又凶残，是个反复无常型的暴徒加小人！

好了，事情的经过都介绍过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审视一下。

陈瓘说得有道理吗？看似有理，中国人一直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搞来搞去折腾几千年了。每一次都血肉横飞、自虐自残，实在是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情绪内核到底怎么了？

所以，左右平衡最正确。

那么陈瓘就是对的了？见鬼，谁给他的权力，把新党归为“左倾”、旧党归为“右倾”的？谁说两个对立的团体必须是左右对称型的，为什么就不会是旧党是左或者右，而新党是船中央？！

船是国家，利国利民整顿官场打击豪强，谁做了对国家有利的，谁就站在了国家的中央。新党过往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陈瓘这个所谓的平衡真理，根本谬不可言。

第二，他为司马光开脱的理由实在可笑。“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见了活鬼！纵观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定下的法律里规定过，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没有主动犯罪，就不需要处罚的条文？

犯了罪，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损失，拿一句没有主观意愿就想彻底开脱？拜托脑残无耻也要有个界限。

第三点是最无厘头的，之所以我要着重地提出来，是发现它历久弥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1世纪都有市场，实在没法不重视它。

陈瓘说，不能颠覆司马光的作为，不然章惇犯的罪会比司马光更大，因为国家被再次折腾了。这个理论真让人抓狂。

和电影《英雄》里的理论多像啊，之所以不刺杀秦始皇，是因为“天下”。杀了始皇天下更加大乱，所以虽然嬴政残暴，也比大乱好，就让他去统一吧。

抛开屈辱谈实际，秦国以残暴得国，得国之后会变仁慈？它会变本加厉，逼着人民去推翻它。那时民众所受的苦，比当时与嬴政死战更大。

与此同理，依着陈瓘宋朝从此不折腾，哪怕司马光犯罪做错也忍着，像元祐九年间那样对外怯懦、对内凶残，国库空虚、百姓被富豪剥削等缺陷都不去理会，好日子就降临了？

脑子没被门挤过的，都知道后果是安乐死吧。

第四点是附议，一个与事实无关、与诚实有关的细节。在前面的事件记叙中，陈瓘忧国忧民大展爱心，章惇被折服了，他连佩服加请吃，表现得很学生。

保证回京后会按陈瓘说的办。

这是真实的吗？陈瓘的这番说辞与熙宁年间新党人吕惠卿、章惇与司马光等人的论战相比，是多么的浅薄。当年吕、章等人只是初入中枢的新进人才，都能与宗师级的司马光匹敌争论不休，这时过去了近20年，章惇的人生经历心灵厚度变得更加沉淀，居然会被这种不伦不类的小比喻折服？

奇哉怪也。

其实这是《宋史》里常见的卑鄙手段，目的无外乎是糟蹋改革派的人格。例子很多，比如在《宋史·吕惠卿列传》里，记载着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痛恨吕惠卿窝里反，搞垮了改革集团。郁闷难当，他往往书写“福建仔”三字，流露自己的懊悔心情。

这就是假的。

吕惠卿树自己的山头，与王安石分大小是真的，可两人从始至终没有口出恶言。吕惠卿如此，王安石更是这样。他是大宗师身份，怎么可能背地里骂人泄愤？如果不信这种推断，可以让事实说话。

吕惠卿贬职后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信，信里承认了错误，乞求王安石的原谅。王安石光风霁月，早就从政治圈里抽身了，他不怨恨不责备，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勉励吕惠卿，要他努力工作，把以前的事都忘掉。

这是有据可查的，“福建仔”三字从何而出，谁是证人，有什么物证？可居然写进了宋史列传里，把王、吕两人的格调同时贬低。

这种事太多了，算是宋史的一大特色吧。尽信书不如无书，想了解宋史的真相，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绍圣年间的朝局上，在著名的七月清算之后，开封城渐渐恢复平静，可不要以为章惇心满意足了。在他想来，这只是以眼还眼如数讨账，想真正两清，旧党还得给出九年的利息。

年底时重拳出击。

以蔡卞为首，新党组成的史学团队耗时一年，拿出了新编的《神宗实录》。这是针对由高滔滔主持，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人修撰的第一本《神宗实录》的反驳。新、旧两本书差别非常大，简单地讲，神宗即改革，两者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很多的事截然相反。

把这本书重写，一来给神宗正名，二来给改革派正名，这是清算运动中的坐标，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有了这个东西，章惇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

之后的事是痛快淋漓的扒皮章成名经过。

先是把范、黄、秦等当年的主编贬职流放，接下来哲宗在第二年的郊祀大典上宣布，所有元祐时期的罪人遇赦不赦，永不录用。再到年底，打击面扩大，从元祐各大臣波及中层干部，导致开封官场大换血，各个职能部门变成了新党天下。

新党集团从这时起，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

第三年，旧账翻到了奶娘事件上，刘安世、范祖禹被再次降职，从长江边贬到了广东海南。这时章惇快意恩仇，看这些贬职的过程，扒皮章根本就没把旧党大臣当人看。比如刘安世从南安军（今江西大庾）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时，章惇想了想，不经意间想起了一些传说。

传说刘安世命硬，他妈妈在怀孕期间进四川，从马上摔进山谷，大家都以为她死定了，没想到一棵大树接住了她。这是没出娘胎第一劫；长到10多岁时，刘安世得了眼病，远近名医束手无策，眼看着生活没法自理变成残疾，可是一位兽医出现，居然把他治好了……之后否极泰来中进士当高官，位极人臣。

大家都说刘安世命真好。

是吗……章惇看了看地图，你命好，那再往南点，去昭州好了。

以此为例，把贬人当游戏。苏轼字子瞻，好，去儋州；苏辙字子由，查地图没有由州，找个形近字吧，由与田相近，贬他到雷州；刘挚字莘老，莘、新同音，贬他到新州。

其他人以此类推，九年间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元祐党人成了章惇的玩具，生死荣辱全在他一念之间。回望屈辱，这是大丈夫牙眼相还、酬恩报怨，不亦快哉！

可向更远处回首，当年满怀兴邦救国热情的青年到了哪里，这时满心酷戾一意泄愤是他的本来面目吗？

所幸的是，章惇始终没有忘记新党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没像那些卑污的旧党人那样除了党争之外什么都不做。在他的领导下，宋朝迅速焕发着生机，很快就取得了神宗朝都无法想象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