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凶残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胜负,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大河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之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神宗盛德大业,跨绝古今,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九年之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九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个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儿们集体发抖,这招儿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有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后,把手下与袁绍暗自勾结的书信当面烧掉,一概不问,立即稳住了军心士气。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么可以主动窝里反?

乍听觉得说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时,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的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的文官就应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了第一个目标。苏轼,这个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九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的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里边明扬暗贬,写成了阴阳两面。让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让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高,实在是高。把人气得抓狂,还拿他没办法。谁让人家的文采好呢,还有高滔滔罩着。但是啥事都怕万一,高滔滔是人,她总要死的。而文采,永远是文字狱的化肥+发酵粉。

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儿,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是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以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地讲,就是在骂人,并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骂了改革派里的所有人。

全文很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复教戒,恶心不悛。”

接下来苏轼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闸了,他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受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这两句话稍微翻译一下,苏轼说,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互相怒视拿目光杀死你。

最后一句总结。

——“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大家看,苏轼写这些就过分了吧。吕惠卿犯错,只管说吕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骂得再凶狠些,也没人找他麻烦,可为什么要借机打倒一片呢,毕竟有事说事,乱骂人是要负责任的。

苏轼不管,他当时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大感舒畅,走出门去还喜形于色。有人问,苏学士,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爽过之后是付账,苏轼在六七年之后被定案,他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证据确凿,不用像乌台诗案那样押回京城受审,直接从定州免职,到新州(今广东英德)去反省。

他是继蔡确之后,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给他讲情,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有多远躲多远,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几天之后,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主动申请外调。

京城没法待了,太凶险!

不过,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张商英虽狠,但资历不深,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影响大、从不妥协、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很快就要进入开封。

章惇。

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死后,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也好,吕大防也好,哪怕年龄相近,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这还不算什么,一般老前辈都慈祥,对后辈们很温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他认为对的,会永远忠诚,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他认为是错的,就始终敌对到底,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在这两者之间,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就成了敌人的噩梦。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起,说错了,章惇讨账时绝不会按数收钱,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这才是他的风格。

过往的事历历在目,九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都搞出人命了。这时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个目标——杀人。想到这一点,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老都不敢往里掺和。章惇来了,有多远闪多远,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

他们料得很准,料到的每一点都发生了。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更是因为他的忠。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

另一点,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这些人自掉身价,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堪称史无前例的事。

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一个个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可惜章惇无动于衷。开什么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

从这时起,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党人快速返京,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黄履、来之邵、郭知章、刘拯等人都回来了,他们占领了御史台、知谏院等关键部门,和张商英紧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

大快人心,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九年间两国士气、攻防的易位,就让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这是奇耻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处理。

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的责任最重,定为“挟奸、罔上”;孙觉、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问了自己好多遍,他是想温和的,可这件事能温和吗?!于国、于家、于先皇、于将士,无论哪一点,都没法宽恕!

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

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之事。第一,蔡确到底有没有罪;第二,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于岭南。

这是由谁指使的?为了什么目的?

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其中最敏感的,可以归为一句话——能把首相扳倒,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

言官直指要害,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统统落网。不管他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上,一律贬职。

贬制由林希执笔,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比如贬刘挚——“……始以傅会权臣,奉承风旨,既又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诬底圣考,愚视朕躬。”

说得挺狠,但句句属实。在朝廷里搞小集团,说他“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不亏他吧;帮着高滔滔废除神宗新法,说他“诬底圣考”没错吧;眼里只有高滔滔,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加屁股,说他“愚视朕躬”准确吧。

很解气,更痛快的是贬苏辙时的贬辞。

——“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专斥上躬,固有异志……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乃以君父之仇,无复子之义。”

开头的几句是说苏辙的出身,他在考制科的时候和哥哥苏轼分工明确,苏轼捧、他贬,把仁宗时代的政府说得一钱不值,哪儿都是毛病。当时就犯了众怒,顶级高官都是千锤百炼的,什么手段没见过,严格地说谄媚是可耻,反其道以忠贞嘴脸出现,拼死邀名的人更让人烦。

立心不正。

后面的几句是重点,翻译成现代话,是说神宗死后,高滔滔垂帘听政,老不死的奸贼擅自篡夺国家政权(老奸擅国),把苏辙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让他诋毁诬蔑神宗朝。

老奸擅国,这是明白无误地痛骂高滔滔,是新党第一次攻击这个误国误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谓的死女人。面对这些,哲宗犹豫了。九年间的遭遇让他恨高滔滔,可是一来他不想刚开始亲政就手段暴戾,二来高滔滔终究是他的奶奶,家丑不可外扬,皇家的体面要紧。

看到哲宗犹豫,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在封建君主时代,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高滔滔对司马光。

现在哲宗犹豫了,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这是危机,天大的危机。但是,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对他说,你奶奶太操蛋了,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

找踹吧。

但是新党就有人这么做了,还非常成功。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召集大臣去见哲宗。他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轰”的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

汝州、许昌、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而元祐九年是哲宗的受难日,更是他的耻辱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这条最高指示出炉,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只是在操作时稍微变了点形。他们做的是,连死了的也不放过。

七月,处理决定出台,先说活的。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第二次贬谪,分别是郢州、蕲州、筠州、鄂州、南安军。虽然还没过岭南,但全都到了长江两岸。

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从这一刻起,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说死的。

司马光、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两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必须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那块“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

还没完,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里边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

哲宗大为恼火,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马屁,合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贬职,滚得远远的。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清算运动真痛快,可是这样搞下去,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毕竟窝里反搞运动,实在是太伤元气了。

不仅大家这样想,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讨论这一点,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证明章惇他们是多么的过分。

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

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今浙江吴兴)、越州(今绍兴),在这两州之间,有一位名士等着他。

江南陈瓘。

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他走正统路线,考中了进士,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到穷困地区工作。之后更上一层楼,觉得当官本身就是污秽的,为了心灵的纯洁,他干脆辞职回了家。

圣洁到这种地步,没法不让人佩服。这样的人在江边站着专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请他上船。

陈瓘是有所为而来的,作为一个名士,他有着崇高的追求。个人的名利是可以放弃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须维护的。他来就是为了指点章惇这次当首相,要怎样办公。

章惇没发火,请他畅所欲言。

陈瓘指着所坐的这条船,说章相公,天下的形势就像这条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边偏重,船体侧倾,这条船能开走吗?

章惇静听。

陈瓘讲,很显然不能。而把左边的东西挪到了右边,就是造成侧倾的原因。

章惇沉默。

陈瓘也沉默。他的话非常清楚,他是以船的左右侧来比喻朝廷里的新、旧两党,左重则左倾,右重则右倾,两者只有各安其位,互不干涉,宋朝这条船才能开得平稳。

以章惇之才,完全听得懂,可他沉默,就是不表态。一般来说,高人交谈语不及三,多大的事儿都讲究点到即止。现在章惇不入戏,陈瓘就该告辞走人才对。可是事关重大,他想了想,决定继续往下说。

陈瓘主动问,现在章相进京主执天下大事,不知您先要做哪些事、后做哪些事呢?

章惇又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回答。他说,司马光是个巨大的奸邪,揭露他、批判他、扭转他造成的损失是最重要的,必须最先做这件事。

陈瓘一听,五内俱焚,他大叫了一声:章相公,你错了!(相公误矣!)

章惇没打断他,让他说完。

陈瓘说,章相你错了,你这正是把左边的东西往右边搬,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造成了船体偏重,早晚要翻。你真要这样做了,天下人都要失望。

听到这里,章惇终于大怒,他声色俱厉地质问:司马光放着合法皇帝不辅佐,却去投靠后党。他独断独行背叛先皇,肆意废除前朝成法。误国欺君到了这地步,他不是奸邪是什么?!

这样的质问只要稍微清楚往事,都会无言以对。因为章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可是不要急,在某些高人的嘴里,什么事都有新解释。

陈瓘很平静,他说:关于司马光的事,如果你不懂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出发点,而去怀疑他的行为的话,那么他或许真的有罪(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可是你把他定为奸邪,把他做的事都颠覆过来,那么你祸害国家的程度,比他还要严重。

接下来是重点,陈瓘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当时阶段,只有取消朋党,不偏不倚,保持船体的中正平和,才是唯一的执政之道。

章惇听后大感惊奇,思考很久,表示有道理。他保证回京之后,要把元祐时期的政治也兼收并取一部分,当然更不会大面积地搞清算活动了。最后为了表示敬佩和感谢,他留陈瓘吃了顿饭。

陈瓘下船走了,事情还没结束,历代的史书总要提到章惇之后的表现。他回到京城之后把答应过的事扔到一边,对旧党赶尽杀绝,实在是既无信又凶残,是个反复无常型的暴徒加小人!

好了,事情的经过都介绍过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审视一下。

陈瓘说得有道理吗?看似有理,中国人一直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搞来搞去折腾几千年了。每一次都血肉横飞、自虐自残,实在是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情绪内核到底怎么了?

所以,左右平衡最正确。

那么陈瓘就是对的了?见鬼,谁给他的权力,把新党归为“左倾”、旧党归为“右倾”的?谁说两个对立的团体必须是左右对称型的,为什么就不会是旧党是左或者右,而新党是船中央?!

船是国家,利国利民整顿官场打击豪强,谁做了对国家有利的,谁就站在了国家的中央。新党过往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陈瓘这个所谓的平衡真理,根本谬不可言。

第二,他为司马光开脱的理由实在可笑。“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见了活鬼!纵观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定下的法律里规定过,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没有主动犯罪,就不需要处罚的条文?

犯了罪,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损失,拿一句没有主观意愿就想彻底开脱?拜托脑残无耻也要有个界限。

第三点是最无厘头的,之所以我要着重地提出来,是发现它历久弥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1世纪都有市场,实在没法不重视它。

陈瓘说,不能颠覆司马光的作为,不然章惇犯的罪会比司马光更大,因为国家被再次折腾了。这个理论真让人抓狂。

和电影《英雄》里的理论多像啊,之所以不刺杀秦始皇,是因为“天下”。杀了始皇天下更加大乱,所以虽然嬴政残暴,也比大乱好,就让他去统一吧。

抛开屈辱谈实际,秦国以残暴得国,得国之后会变仁慈?它会变本加厉,逼着人民去推翻它。那时民众所受的苦,比当时与嬴政死战更大。

与此同理,依着陈瓘宋朝从此不折腾,哪怕司马光犯罪做错也忍着,像元祐九年间那样对外怯懦、对内凶残,国库空虚、百姓被富豪剥削等缺陷都不去理会,好日子就降临了?

脑子没被门挤过的,都知道后果是安乐死吧。

第四点是附议,一个与事实无关、与诚实有关的细节。在前面的事件记叙中,陈瓘忧国忧民大展爱心,章惇被折服了,他连佩服加请吃,表现得很学生。

保证回京后会按陈瓘说的办。

这是真实的吗?陈瓘的这番说辞与熙宁年间新党人吕惠卿、章惇与司马光等人的论战相比,是多么的浅薄。当年吕、章等人只是初入中枢的新进人才,都能与宗师级的司马光匹敌争论不休,这时过去了近20年,章惇的人生经历心灵厚度变得更加沉淀,居然会被这种不伦不类的小比喻折服?

奇哉怪也。

其实这是《宋史》里常见的卑鄙手段,目的无外乎是糟蹋改革派的人格。例子很多,比如在《宋史·吕惠卿列传》里,记载着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痛恨吕惠卿窝里反,搞垮了改革集团。郁闷难当,他往往书写“福建仔”三字,流露自己的懊悔心情。

这就是假的。

吕惠卿树自己的山头,与王安石分大小是真的,可两人从始至终没有口出恶言。吕惠卿如此,王安石更是这样。他是大宗师身份,怎么可能背地里骂人泄愤?如果不信这种推断,可以让事实说话。

吕惠卿贬职后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信,信里承认了错误,乞求王安石的原谅。王安石光风霁月,早就从政治圈里抽身了,他不怨恨不责备,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勉励吕惠卿,要他努力工作,把以前的事都忘掉。

这是有据可查的,“福建仔”三字从何而出,谁是证人,有什么物证?可居然写进了宋史列传里,把王、吕两人的格调同时贬低。

这种事太多了,算是宋史的一大特色吧。尽信书不如无书,想了解宋史的真相,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绍圣年间的朝局上,在著名的七月清算之后,开封城渐渐恢复平静,可不要以为章惇心满意足了。在他想来,这只是以眼还眼如数讨账,想真正两清,旧党还得给出九年的利息。

年底时重拳出击。

以蔡卞为首,新党组成的史学团队耗时一年,拿出了新编的《神宗实录》。这是针对由高滔滔主持,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人修撰的第一本《神宗实录》的反驳。新、旧两本书差别非常大,简单地讲,神宗即改革,两者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很多的事截然相反。

把这本书重写,一来给神宗正名,二来给改革派正名,这是清算运动中的坐标,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有了这个东西,章惇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

之后的事是痛快淋漓的扒皮章成名经过。

先是把范、黄、秦等当年的主编贬职流放,接下来哲宗在第二年的郊祀大典上宣布,所有元祐时期的罪人遇赦不赦,永不录用。再到年底,打击面扩大,从元祐各大臣波及中层干部,导致开封官场大换血,各个职能部门变成了新党天下。

新党集团从这时起,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

第三年,旧账翻到了奶娘事件上,刘安世、范祖禹被再次降职,从长江边贬到了广东海南。这时章惇快意恩仇,看这些贬职的过程,扒皮章根本就没把旧党大臣当人看。比如刘安世从南安军(今江西大庾)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时,章惇想了想,不经意间想起了一些传说。

传说刘安世命硬,他妈妈在怀孕期间进四川,从马上摔进山谷,大家都以为她死定了,没想到一棵大树接住了她。这是没出娘胎第一劫;长到10多岁时,刘安世得了眼病,远近名医束手无策,眼看着生活没法自理变成残疾,可是一位兽医出现,居然把他治好了……之后否极泰来中进士当高官,位极人臣。

大家都说刘安世命真好。

是吗……章惇看了看地图,你命好,那再往南点,去昭州好了。

以此为例,把贬人当游戏。苏轼字子瞻,好,去儋州;苏辙字子由,查地图没有由州,找个形近字吧,由与田相近,贬他到雷州;刘挚字莘老,莘、新同音,贬他到新州。

其他人以此类推,九年间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元祐党人成了章惇的玩具,生死荣辱全在他一念之间。回望屈辱,这是大丈夫牙眼相还、酬恩报怨,不亦快哉!

可向更远处回首,当年满怀兴邦救国热情的青年到了哪里,这时满心酷戾一意泄愤是他的本来面目吗?

所幸的是,章惇始终没有忘记新党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没像那些卑污的旧党人那样除了党争之外什么都不做。在他的领导下,宋朝迅速焕发着生机,很快就取得了神宗朝都无法想象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