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拆字为“二人”。天圣，即为“二人圣”，明白无误地以官方身份宣称这时的宋朝天有二日、民有二主，每个人都要明白，朝堂之上垂帘后面坐着的那两个人，主事的是谁。

刘娥。

现年55岁的刘娥终于走上了前台，她在一月份的时候以皇太后的身份下旨改元，然后在五月份时又下令议皇太后仪卫制同乘舆。就是说精确地制定出皇太后兼领皇帝职之后的具体礼仪待遇。

一切都变得正规合法化。

可这本身就犯法了，刘娥终究是女人，“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并不是在她死之后的几十年才由宋代圣人程某、朱某制定出来的，而是出自《礼记·丧服·子夏传》。这是中国封建年代牢不可破的社会道德规范标准，几千年以来，只有一个女人曾经打破过，那就是武则天，除了武曌陛下之外，无论哪个朝代哪位太后掌权时，都必须得以儿子的名义来进行。事实上就算是宋代本身，也只有刘娥一人做到了在名分上与当朝皇帝平起平坐。

不过这也难怪她，一个人的心灵是与时俱进的，尤其是女士们。往大里说，以武则天为例，她在李世民手下是一个样，在李治手下又是另一个样。往具体里说，请每一位男士回忆你们的女朋友，她在你面前是一个样，在另一位男士面前就是另一样，身份不同，表情各异。

所以自从赵恒神智不清时起，就掌握了帝国大权的刘娥，这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以后还会愈演愈烈，说到底，谁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而她的运气也是好得没办法，依着祖宗家法，躺在功劳簿上，说什么都杀不得的老家伙们一个一个地都自然死亡了。

第一个，就是天圣朝的第一位首相，冯拯。

冯拯的官场生涯里找不出什么特殊出彩的地方，唯一能让人记住的就是他是寇准的敌人。而他之所以被寇准厌恶，也正是他攀上帝国首相的原因所在。

他做作而阴险。这在他临死前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高度，把刘娥都骗了。

先说做作，宋史中官方记载，他“气貌严重”，也就是说庄严加凝重，连太监们看了都头晕。比如说，皇帝有圣旨传达到政事堂，如果是别人当班，那么至少有茶水有座位，不管怎样这是天使。可冯拯不行，甭管哪位大太监，来了面朝南站着宣旨，读完了马上走人，别说茶，连个座儿都没有。这样一来，皇帝马上就知道了他不畏权贵，不怕内臣，是个硬骨头汉子。

再说对同僚，无论谁跟他办事，得分场合分时间得分清楚自己是忠还是奸，要不然肯定灰头土脸。往远里看，以赵恒拜神时期的五鬼之一林特为例，就栽了个大跟头。那时林特是工部尚书，官是相当大，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去他家，想就一些朝廷公务私下里聊聊，可就是见不着人。事后林特想了想，原来自己是错了，公事哪有私办的道理？这不是自己找骂吗？

没办法了，只好公事公办，大白天的去政事堂。但冯拯还是不见，并且当场派人传话：“公事何不自达朝廷？”——有话去找皇上说，你小子的心思我都知道，不外乎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一瞬间林特满面羞惭，迅速离去，而仁人志士们的眼眶都温润了，这是个多么正直、多么凛然的忠臣啊！

再往近里看，钱惟演因为是皇亲而被调出京城是谁干的呢？也是冯拯，当太后的权势正在壮大中，都能这样据理力争，真是一位忠臣加诤臣啊。于是他在太后还有小皇帝的心目中，形象也加倍地鲜明可爱了起来。

不过可惜的是，他的身体不争气，病倒了，重到没法上朝，只好辞职去当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这样一位好同志病倒了，领导们决定派专人去探望慰问一下，结果探望人员据实回报，把太后都感动得哭了。

因为堂堂的大宋首相，家里穷得既俭且陋，病得躺在床上，连铺盖都是百姓级别的……刘娥立即拨白金五千两、锦缎做的卧具、屏风等物送去，要他安心养病，等好了朝廷必将重用！

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冯拯平时的生活嘛，那是寇准的级别，按宋史官方的记载是“拯平居自奉侈靡”，什么“俭陋”、“被服甚质”，完全都是假象，是他特意布置用来骗人的！

这就是冯拯，之前所有的举动在一件事里都曝了光，再联想一下赵恒过澶州北桥时他的表现，还有他帮助刘娥扳倒丁谓，有几分是王曾式的忠心，又有几分是出于憎恨和报复的快感？此人外君子而内小人的嘴脸就呼之欲出了。

冯拯，字道济，公元1023年，宋天圣元年九月因病罢相，一个月后去世，赠太师、中书令，谥文懿，临死捞的一票还是很肥，和与他同月而死的另一个人比起来，堪称官场成功的真正典范，获得终生享受成就奖。

但是另外死的那个人，才被世人千年传唱，万古流芳，成为传说中的神话，宋朝文臣的顶峰象征。

公元1023年，宋天圣元年闰九月初七日，寇准死于雷州贬所，终年62岁。此时距离他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已经过去了43年；距离他独力承担，为赵恒争来储君位置，已经过去了29年；距离澶渊之盟，更已经是19年前的事了。

一生的光辉都己成为过去，尘封在了历史的长河里，更被太平年间的君臣们所遗忘，或许对他们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数字是这个吧——此时距离寇准被远贬雷州，才过去了一年零七个月。

让一位花甲老人、三朝功臣远涉江海，发配万里之外，这是不是一种谋杀呢？不错，目的达到了，而且一切的责任都可以推给奸臣丁谓。尤其是所选的地点之远，更是丁谓的刻毒心肠发作，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刘娥就没有干系了吗？不管当时丁谓有多嚣张，只要她稍微反对一下，那么像李迪被贬的衡州的尺度是不是也有商量？

可是寇准没有这个待遇，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敌人，同时铸就他独特的命运。“生当尽欢，死要无憾”，就算被陷害，都痛快淋漓，置之死地！回首一年多前，寇准从道州赶赴雷州，道路艰险，沿途州县的官员百姓们给他准备了竹舆，要一路抬他，送到贬所。

但寇准拒绝了，我是罪人，有一匹马就很好了。就这样，史书记载他骑马南行，日行百里，左右人等无不垂泪，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曾经挽救国家安危的功臣！可寇准却毫不在意，他到了雷州之后，大小也还是个官，司户参军嘛，雷州的府吏给他送来了当地的府库图经，第一页就写着雷州东南门至海岸距离十里。

寇准恍然大悟，他像领悟了命运一样，轻声说：“我年青时曾经写过一首诗，里面有‘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今日看来，万事自有前定……”

但说到诗与命运，他在七岁时随父亲登西岳华山时所作的那首诗才是他一生真正的谶语——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

他的一生，只有“天”，也就是皇帝，才能高过他的声望，其他的“山”们，也就是同时期的大臣们，都没法超越他的锋芒；可是只有他当“举头”，与皇帝（红日）亲近时，才能风光得意，一旦倔犟顽固，那么就只是白云野鹤，晚景凄凉了。

寇准死的时候一定是毫无牵挂，心神安宁的。所有的事都想明白了，于国有功，于民有惠，就算是那些政敌，也都在可有可无之间。其中就包括陷他于死地的丁谓。

丁谓被贬往崖州的时候，是路过雷州的。寇准送给了他一只蒸羊，丁谓顿时百感交集，提出要和他谈谈。在丁谓看来，寇准一定会答应的，想想看当年在朝堂之上争天下第一人的权柄，今天却在天涯海角相遇，都是沦落人了，我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可寇准却拒绝了。他用行动告诉丁谓，我可以送你蒸羊，但是并不代表和你有什么相逢一笑。当天两人不见面，就此永别，寇准对这位前下属、前政敌的最后一份心意是，把自己的家丁都约束住，关上大门，直到丁谓走远，才放他们出来。

每个人都很奇怪，包括丁谓都在若有所思，这还是当年的寇准吗？真是老了？快意恩仇、睚眦必报的劲头都耗光了？答案是错！

在寇准的耳边响起了20年前圣相李沆对他说的话，谶语又应验了——当年寇准极力推荐丁谓，李沆反对，说观其为人，能让他位居人上吗？

寇准锐气正盛，立即反问，以丁谓之才，能始终让他位居人下吗？

李沆就再不劝了，只是微笑着说——他、日、后、悔，当、思、我、言。

但李沆还是小瞧了寇准，你说中了，看得真准，可我寇准却没有什么后悔，那只羊就是留在人间的最后的态度。官场一游，彼此尽兴，来去明白，要让你小丁知道，我们之间摆平了，但是你更要知道，和你也没什么好谈的，无恩也无怨，为什么要谈？

一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历史可以证明，寇准真的是心无牵挂而去，他的死居然像是传说中得道高僧的死亡，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走。

远隔千山万重，寇准突然命令家人回洛阳老家，给他取一样东西。那是当年太宗皇帝赐给他的通天犀角带，宋朝举国只有两条。

路途遥遥，寇准一直在等待，终于犀角带来了，他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向北面的皇帝与祖先跪拜，之后急令左右为他铺设卧塌，他躺了上去，安然闭目，竟然就此逝去。

一个传奇结束了，但却难以盖棺定论。说他什么呢？最简单也最普遍的说法是，他是宋朝的巴顿。一个在战争时期的无价珍宝，以及在和平时期的朝廷毒药，一个偏执而狂傲的人。理论依据就是他在澶渊之盟后，与皇帝、与同僚都势同水火，根本没法合作，所以也就谈不到对国家的其他贡献。

很多人就此说，寇准的政治能力太低劣，基本上人情世故都不懂。但是有一点，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所谓皇帝与大臣，为什么要跟他们合作，为什么要给他们好脸色？！

赵恒脱离了辽国和党项的噩梦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神智不全的痴汉，剩下的王钦若、曹利用、丁谓，甚至王旦，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能扭转当时的局面，把宋朝拖上正常发展轨道，把皇帝的晕头行为扳回来的正臣、直臣。这是个极其可悲的事，就像王旦在死前就要求“削发披缁入敛”，那是忏悔，是愧疚，是对自己深深的鄙视，他们缺少的就是寇准的桀骜刚烈。

可以说，寇准的不合作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他的责任心，爱国心，甚至是他自己的自尊，都要求他去改变这一切。于是才有了后来要另立太子为皇帝，废皇后，让赵恒去当太上皇，好让宋朝焕发生机的举动。

但是寇准终究还是太过豪放了，正史对他的评价也没有错——“臣不密则失其身”，搞阴谋政变却走漏了消息，那么失败就没话好说了。可是正史里也没有就此而判定他是谋反，是奸臣，从始至终，都对他充满了惋惜和哀痛。他本应有更大的作为。

寇准死了，余波未尽。难道要把他就地埋在雷州吗？自古曰“入土为安”、“落叶归根”，难道寇准连一个平民百姓的待遇都没有？！

答案是有，经过寇准的夫人，前宋皇后的妹妹亲自回开封进皇宫请求，刘太后开恩了，宋朝拨出专款搬运寇准的灵柩北还。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专款的数额经过精确计算，只够到达……洛阳。

堂堂大宋朝，号称当时东亚最富，甚至实际上也是全地球最富的国度，给前宰相的最后一次旅差费居然缩了水。这真是搞笑，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变成了史实。

翻开地图看一眼，右下角是雷州，它向上偏左临近黄河时，就是开封，要再往左，拐个小弯才是洛阳。这就是问题所在，运费怎么会不够呢？如果论直线距离的话，到开封和到洛阳几乎没有区别，甚至开封更近，至少它们都在河南省内。于是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一切就都清楚了。

刘娥的决心——无论生死，寇准都别想再进开封城！

这也是给整个大宋官场的一个警告，在发配了活的丁谓之后，连死人也不放过。她如愿了，官场的反应非常乖，寇准就在洛阳下葬，这咫尺距离，运费的差价估计连寇准生前的一场夜宴的花费都不到，可就是没人敢掏这个钱。

而且事情还没完，寇准的谥号也下来了，叫“忠愍”。查一下谥法，忠，危身奉上曰忠。这很好，也很贴切，寇准从来没有顾忌过自身的安危，事君以忠，更加事国以忠。但是“愍”呢？在国遭忧曰愍、在国逢傦曰愍、祸乱方作曰愍、使民悲伤曰愍。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对比一下冯拯的“文懿”，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温柔圣善曰懿。高下对比，一目了然，所以后代称呼寇准时从来不叫什么“忠愍”公，而是一律叫他“寇莱公”。

莱，是莱国公，那是他生前的封号。

寇准的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他的名字再次闪现在历史长河中，那是在11年之后，仁宗陛下偶然想起了他，才恢复了他的太子太傅衔，赠中书令，复莱国公，可“忠愍”的谥号不变。

回到这时的公元1023年，死的寇准被开封城拒之门外，可另一个人却再次活着走了进去，重新干起了老本行——帝国宰相。让人羡慕？还是让人嫉妒？都不会，这只是让人们看到了刘娥的另一面，除了惊人的冷酷之外，她还有着绝顶的聪明，她懂得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挤干榨尽，并且还能借此安定人心。

王钦若，温暖贴心王爱卿再次回到京城。老本行很顺手，只是稍微遗憾了些，不是首相，是参知政事。接替冯拯的人是天圣第一功臣王曾。

王钦若的独特，在于他是宋朝当时独一无二的人才加奴才的绝妙型大臣。他博闻强记，才干卓著，几十年的执政功力，彻底炉火纯青了。并且妙就妙在他无条件地服从，是条真正的变色龙，你是明君他就是贤臣，你是昏君他就是奸宦，一切都跟着领导走。

这样的人正是刘娥现在所急需的，帝国的一切过往都藏在王钦若的脑子里，要他的才干，却在他的头顶上压着王曾，让他没法再兴风作浪，只有老实干活。并且王曾，还有曹利用他们也别想好，刘娥给他们也准备了一份大礼。原知开封府尹鲁宗道也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了他们的同事。

这让王曾们也头晕，多年的老同事了，实在有点怕，鲁鱼头之前是真宗朝里有名的谏官，根据太祖武德皇帝定下的规矩，他的任务就是随时随地口吐莲花教训朝廷里的大臣，其火力之猛有时都误伤到皇上，可赵恒也没办法，因为气归气，人家有理，皇帝也只好在办公室里签字留念。

一座屏风上有赵恒的手书“鲁直”二字。

这样一条完整的食物链就已经做成，从小皇帝开始，依次是有事询问王钦若——经过王曾的考查——经过曹利用审视——如果一切正常，最后再由鲁宗道挨个狠狠瞪一眼，看他们是否心虚有愧，再没事，好，可以颁布命令，签发执行了。

以上看看，是不是天衣无缝了呢？不，仍然不行，刘娥继续审视周围的世界，还是觉得不够满意。

问题不在鲁宗道身上，此人不必别人制约，孔夫子的目光穿越千年射在他的身上，他比谁都会自我反省。刘娥担心的是小皇帝赵祯。

这个孩子总和王钦若泡在一起，不会变成赵恒第二吧？刘娥想起了四川老家的一句俗话——大户人家惯骡马，小户人家惯娃娃。看来得加强儿子的教育了。

这时要回顾一下赵祯当太子时的学习生涯。他的教室叫“资善堂”，位于皇宫的东部，是太子府东宫的附属建筑。那是一个叫学者着迷的地方，宽敞幽静，肃穆雅致，满院都栽着葱郁的林木，幽深的宫殿里摆放着一排排高大的书橱，理想得非常超现实。

赵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他的师傅都是当时宋朝学识最渊博，品德最高洁的宿儒。代表人物有四位，依次是冯元、崔遵度、张士逊、孙奭。

其中张士逊以后是仁宗朝的宰相，他的事后面再说；崔遵度只教了一年，就去世了，影响有限；真正重要的是冯元和孙奭。孙奭，这是位三朝元老了，在赵光义时期，他只是位国子监的讲学，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被皇帝注意。

赵光义去视察，正遇上当时未满20岁的孙奭在讲《尚书》，在皇帝面前他条理分明毫不怯场，赵光义连连称赞，当场赐予他五品官服。

此后在真宗朝里，他建立起了学府领袖的声望。他凭的不光是才学，学无止境，在这一点上谁也没法宣称自己冠盖古今，孙奭让天下敬仰的是他的品德。赵恒拜神，在微弱的反对声中孙奭的声音最响亮，在经典的“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之外，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春秋》警言），凡此种种，让他在历史中留下了鲜明的形象，哪怕他在政迹方面非常的苍白。

最后说冯元，他最年轻，但很可能是最博学的。此人先是考中了进士，之后在朝廷选明经者补学官的分配中，把主官给吓着了。注意，当时他说，本人五经俱通，随便讲哪个都成。

五经，原为六经，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乐》散失了，只留存下来一篇《乐记》，并入了《礼》，所以称为五经。通读它们并不难，甚至全背下来，一个正常记忆的人至多三五年间就做得到，但要命的是浩瀚无边的注解，那东西历朝历代无数人在添加补充再补充，单是一经就足以淹死人。

可冯元居然说自己五经俱通，而且当时只是个青年进士。

接下来的事让他成了宋朝人的骄傲和以后历代学者的噩梦。主官当场出题，都是五经中的疑难杂问，冯元清晰解答，畅如流水，真正做到了“达者一以贯之”，让全场人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