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虽然同为《百家讲坛》主讲人，我和腾飞兄直接见面却还没有超过两次。见面都是在《百家讲坛》录制地的化装问里，要么是我在候腾飞兄的场，要么是腾飞兄在候我的场，都只能匆匆交谈几句。

不过，我间接地见过腾飞兄无数次。只要是他在讲，而我又正好在场，我都会和制作人员一起，挤在导播间里，快乐地沉醉在“袁氏两宋风云”里。我们随着他清晰、风趣、独特的讲述，一同穿越千年的时空，神游万里，或喜或悲，或笑或颦，或忧或惧，难以自已。我们的感觉非常一致，都大呼过瘾或者不过瘾：镜头前往往显得如此漫长的四十五分钟，在腾飞兄的晖洒演绎之下，竟如云烟电光一般短暂。

我对腾飞兄佩服而且感激。为什么佩服？同为教师，我们都知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乃是走向学问人生的最有效、最理想的途径；而引导学生由“乐”入“好”，由“好”人“知”，更是普天下所有负责任的真正的教师，都应该追求的教学的至高境界。“快乐学习”绝对不是靠大力提倡就可以做到的，我们需要对教与学的关系进行认真的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的投入，在课内课外不懈的探索，寻求接近最有效的讲授技巧，以期臻于教学圆融之境。毕竟，把学生讲厌了，把学生讲睡了，把学生讲跑了，无论对教，还是对学，都是一种可悲的失败，都是对生命的浪费。腾飞兄正是一位真正的教师，他具备使学生“快乐学习”的能力，也因此拥有了自己的独特魅力。同样是教师，腾飞兄身上就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就我所知，也正因为如此，腾飞兄才进入了《百家讲坛》的视野，得以在《百家讲坛》上展示自己的风采。

为什么感激？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又滥竽大学历史学系古代思想史教研室教席多年，一直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代潮流的边缘地带学习、工作和生活。我深切地知道，以文、史、哲为主干的传统人文学科是多么的冷清寂寞，基本不是青年学子们的第一选择。近几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这方面的情况逐渐有所改观。如此的变化是非常可喜的，《百家讲坛》居功甚伟。我遇见过好几位学生，就是因为听了《百家讲坛》而决定了学科专业的。然而，随着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迫切性以及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得到体认，传统人文学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呼唤着由“乐”入“好”、由“好”人“知”的莘莘学子。假如没有像腾飞兄这样优秀的中学教师，再迫切的呼唤也只能是徒劳无奈的空谷回音罢了。腾飞兄和我，都无非只是文化学术的薪火传承链上微不足道的环节而已，只不过按照现行的教育序列，我的岗位位置确实处于中学教育的下游。那么，我又怎么能够不对源头活水的上游表示由衷的感激呢？

至于腾飞兄所讲的两宋史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的，识者自知，不劳辞费。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里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再三诵读：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习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以腾飞兄所讲的“两宋风云”的纷陈精彩，一定能够吸引青年学子发愿投身建立新宋学的伟业。这样的成绩，又有谁能够说小呢？

腾飞兄在本书的“后记”里有一段话，特别让我感佩： “每次高三的孩子毕业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在黑板上写上一段话，这段话是宋朝的理学家张载说的：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跟学生讲，咱们读书就要照着张老夫子这四点，其实有的时候我没有把握有多少人能听进去，但是我感觉，一届哪怕有一个孩子听进去了，我就没白讲。”

张子的“四句教”是中国读书人未必能至而须臾不忘的精神殿堂。我第一次听到这“四句教”，是在二十多年前华东师大附中的历史课上。我的恩师郝陵生先生抑扬顿挫的吟诵至今在我耳边回响，浸润了，当然也影响了我的人生。

我和喜爱腾飞兄的观众和读者一样，热切地盼望着《两宋风云》的出版。我会在第一时刻将书呈送给已是年近八旬的郝老师。我相信，看到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事业有腾飞兄这样的俊彦接续，恩师一定会宽慰地微笑的。

钱文忠

2009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