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3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统的“前秦”皇帝苻坚大举伐晋。他刚统一北方不久，长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门，所谓“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朝虽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线，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汉水一带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战场，也能在江翼寿阳附近发动攻势。从各种迹象看来，苻坚并没有在东线与晋人决一死战的决心，而是统率了很多杂眚部队，无法统御，只能以军事行动，维持他的组织。同时又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冀之兵，号称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秋叶”，不怕晋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师之前，就宣言要让东晋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左仆射（等于副首相兼军政部长），晋朝的文武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

如果现存的资料全部可信，则此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几分书呆子的习性。他与晋人交战之前，也让以前俘获的晋臣朱序作使臣，访问晋军。后来朱序却将秦之虚实告诉对方，替他们定下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并且在战场上，采取对苻坚不利的行动。

晋朝的总司令谢安，正式官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他也有书呆子的脾气，年轻时无意仕进，只是与名士来往，有声望。到四十岁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满口清谈。人家规劝他，他就反问：“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战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军事。儿子谢琰，侄子谢玄，谢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将领。对付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他只有八万人抵御。但是他“镇以和静，御以长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他对亲信将领个别的指示，以使他们“各当其任”为原则。部署既毕，即不再多言，并且招集亲朋，下围棋游山水以表示“夷然无惧色”。

北方混成的秦军和南方紧凑的晋军对峙的时候，谢安的前锋招致北军司令：“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这文辞只改动数字，在《晋书》里出现两次，其以作战当作竞技看待，有《左传》作风，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写成，但是征之两方将领风度，也可能是据实记载，因为率北军的将领苻融，也以文学称著，既能“下笔成章”，也能“谈玄论道”，他作的赋尚是“壮丽清赡，世咸珍之”，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

他这次可算是上当。秦军刚一后撤，朱序即在阵后流布谣言，说是北军已被南军打败。这时仓皇集结的部队，劳师远入，人地生疏，又无坚强的斗志，也就信以为真。如是一溃就不可收拾，苻坚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晋军大获全胜。前线战报刚到总司令部，谢安正与朋友下围棋，他看后将文书置在几案之上，对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气到底无法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筋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如意，用力过猛，竟将木屐之底，在门限上踏损，俗语“不觉屐齿之折”，由来如此。

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以后南朝的刘裕于公元417年入长安，不能久驻。北朝的侯景反复叛变，也曾于公元548年陷建康，不久即为部下所杀，都去统一全国的目标甚远。

直到公元589年才有隋文帝杨坚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战206年。

在这两百多年内常成为南北两方拉锯战的地区，除了淮南以外，还有湖北的襄阳一带。这也可以说是北人所擅长的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人所长为水军，不仅兵力以舟楫输送，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草有速达之效。只是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如《晋书》说苻坚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获空前大胜，也不能扩大战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这长期的分裂，还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即魏晋间的战事，也带着武装移民的情调，有如280年之平吴，西晋发动了20万人的兵力，至建邺收版籍，则只有男女263万，其南征兵力已占当地人口很大的一个比例。如是华北与华中的空隙，势必由“15英寸同雨量线”以外的少数民族填补，其背景则是他们所受亢旱的打击，又必较华北为甚。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公元333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夕，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有如上述，则南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淝水战前，东晋之桓温，曾克服洛阳，又于369年入长安，终在枋头挫败。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领袖，率多汉化，并且很多带有汉人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的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弹“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弹的关系虽没有言明，但是弹“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刘曜的继承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这种趋势不断的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汉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30至卷86，其中列有542人之传记，除其中段匹弹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215人，司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62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书》说及他“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于公元433年为宋帝所诛。这一方面表示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一方面则又表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

华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酝酿外，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尚有自动设防不受节制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魏书》食货志则说在北魏486年立“三长”以前“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并且“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这样下层机构没有改变，中国无统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