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卷 明 第三百四十七章 世宗朱厚熜

一、初治国政朝争仪礼

湖北小城安陆,是一方富庶的绿洲。明弘治年间,这里多了一座兴献王府,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孝宗朱祐樘的弟弟朱祐杬,被封在此地做藩王。

正德十六年三月,从这里走出了翩翩少年朱厚熜,他挥泪告别汉水边的故土,入继大统,成为明代第十一位皇帝,庙号“世宗”。

明正德十六年时朱厚熜只有15岁,他的父亲朱祐杬前年刚刚去世,按照明朝的礼法,朱厚熜13岁时就以世子经理王府事务,不久前又被特命承袭王位,小小年纪就已拥有了一个亲王的种种特权。

对于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的消息,朱厚熜知道得不算太早,三月的最后几天,武宗已死的邸报传来,王府上下按照惯例举行了十分铺张的哀悼,此时他根本不曾想过这件事与自己还有什么关联。

替朱厚熜想到继承关系,并力主由他登基的,是远在京城的朝廷内阁首辅杨廷和。武宗死后,因为无子可继皇位,慈寿皇太后张氏命令内阁议所当立。早有准备的杨廷和第一个发言说:“兄终弟及,按序厚熜当立。”皇太后对杨廷和的建议没有提出异议,批准写进大行皇帝遗诏,立即执行。

四月二十二日,风尘仆仆的朱厚熜由安陆来到了京城郊外。内阁用对待皇太子的礼仪迎接他,但朱厚熜凭借掌握的礼仪知识,拒绝参加这个仪式,他责问叩问缘故的众臣说:“遗诏写得很清楚,我遵照兄终弟及的祖训嗣皇帝位,你们按照太子礼的方式迎接我,难道我是来做太子的吗?!”新君的机敏和强硬态度,出乎大臣们的意料,大学士们只好重新做出安排,改由皇太后率文武百官上表劝进。劝进表上了3次,朱厚熜感到名正言顺后,才于中午时分起身,自大明门进入宫中。他先是派官员代表去祭告宗庙、社稷,然后谒拜列祖神位,然后去问候皇太后。即位典礼当日就在奉天殿举行,朱厚熜为自己选择的年号是嘉靖,意在平乱求治,力除弊政,繁荣帝国。

世宗年龄不大,不乏求治之心。他在安陆管理弹丸大的封地,积累了一些统治经验。武宗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内外交困,百废待兴,人心极不稳定。他明白治理朝政需要的是什么,由此他赏识和重用杨廷和。在杨廷和的辅佐下,世宗对武宗时期的弊政进行了一番改革:诛杀了武宗的佞臣江彬、钱宁,将太监谷大用、邱聚降职去司守孝陵,迫使太监魏彬、张永交出权力闲住;两次裁汰了锦衣卫及内监局的冒滥军校、匠役共18万余人;提拔了一些正直官员,委以重任;放走内苑的珍禽异兽,明令各地不许再献;减少漕粮1532000石。对即位之前杨廷和调边军还镇、关闭不成体统的皇店、送还全国进献美女等举动,给予了肯定。当杨廷和因为从宫中驱逐武宗的义子、裁汰冗员引起失职之徒的仇恨,有人扬言要报复时,世宗的反应极其迅速,下令调拨了百余名军士,日夜对杨廷和进行特殊保护。嘉靖元年十月,有大臣上疏,指出宦官出镇不足取,说他们平日里安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极不可靠。世宗非常赞同这一看法,不久就下诏将派驻在各州府的宦官召回京城,并且一直没有复派,时间长达40余年。在不长的时间里,世宗以世人眼花缭乱的果敢举动,显示了他的威仪,缓和了社会矛盾,天下臣民盛称新天子圣明,歌颂杨廷和功高。

世宗是因明武宗无子,兄终弟及,作为其伯父、孝宗朱祐樘的继承人当上皇帝的,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那么,即位后的世宗是要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呢,还是称孝宗为“皇考”?问题的核心就是当皇帝后还能不能承认生父为父亲,如果能,按封建礼制,就有套礼仪问题。世宗的本意,当然是要尊奉生父。在即位典礼后的第5天,为了给死去的父亲一个比较高的封号,世宗下诏让群臣讨论这个问题,朝臣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杨廷和恪守礼法,认为世宗既是以宗藩入统,就应称孝宗为“皇考”,而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他让礼部尚书毛澄将这个意见告诉世宗,并用坚决的口吻对左右的人说:“异议者即奸谀当诛。”世宗对“移易”父母非常不满,要求重议,但因群臣的反对,加上他的皇位还不巩固,只能搁下。但使事情起变化的是世宗的母亲蒋氏。大约过了4个月,蒋氏自安陆进京,听到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大发脾气,对陪同的朝使说:“你们受职为官,父母都得到了宠诰,我儿子当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那我还到京去做什么?!”说完即停在通州,不肯再走。世宗闻报,哭着入禀张太后,说:“您另选别人做皇帝好了,我要与母亲一同回安陆,仍旧做献王。”张太后一面慰留,一面饬阁臣妥议。杨廷和无奈,只好代世宗草敕下礼部,尊朱祐杬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礼官据此安排蒋氏由东安门入宫,奏报送上,世宗不待瞧毕就掷还,礼官又建议改进大明东门,世宗意仍未怿,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蒋氏听到这个决定后,才继续前进。蒋氏进京后,杨廷和利用手中的权力,授意吏部将迎合世宗想法的观政进士张璁贬为南京刑部主事,又把跟随自己发表“兴献王不宜称考”意见的官员,安排到吏部和工部。世宗对此没有干预,但他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可惜的是与杨廷和的这场分歧,在世宗心里留下了芥蒂,他由此开始排挤、削弱反对他尊生父为皇考的保守派官员。

到了嘉靖三年正月,被贬到南京的张璁和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看到世宗立足已稳,揣测帝意,又上书重提旧案,要求“速下诏旨,循名考实,称兴献帝为皇考。”世宗见到疏奏,连连点头,叹赏说:“此疏太重要了,天理纲常,要仗它来维持了。”下诏廷臣集议。杨廷和见他故态复萌,料自己也无回天之力,决意辞职,与他一同要求辞职的,还有礼部尚书毛澄。世宗在辞呈上写了“听之去”三个字,言官们向他请求留下二人,世宗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了自己的强硬态度。最后杨廷和被削职为民。

杨廷和去职后,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新任礼部尚书汪俊,对来自南京的疏奏坚决反对,但世宗再不肯放过这一机会,直逼到汪俊同意将兴献帝改为兴献皇帝仍不罢休,又下令让张璁、桂萼进京官复原职。张璁、桂萼动身之前又上一疏,提出“礼仪不在皇与不皇,而在考与不考。”世宗于是敕谕礼部,追尊兴献皇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令礼部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放皇考神主。汪俊不肯从命辞职还家。世宗令席书继任。大学士蒋冕见世宗撇开内阁,一意孤行,也学了杨廷和愤然去职。世宗不为所动,让石瑶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石瑶不事阿谀,上任后即奏请世宗停召张璁、桂萼。张、桂这时正在半路,风闻让他们回任,再次上疏,说“从邸报上看到尊号上仍带有‘本生’二字,此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愿来京当面质询”云云。世宗看后急召二人火速入京。二人入京后立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仪礼事宜。七月,世宗根据二人的奏报,传谕内阁除去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力言不可,世宗怒气冲冲找到毛纪,责备道:“你们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让我眼里没有父亲吗?!”接着将百官召到左顺门,颁示手敕,限四日恭上册宝。朝臣们从世宗不容置疑的口吻中,感到事态到了最后关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当下得到许多大臣赞同,他与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九卿以下237人,一齐跪在左顺门下,高呼孝宗皇帝。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瑶听说后,也加入了跪伏的行列。世宗劝过两次后,不见收敛,大怒,遣锦衣卫逮捕了为首者8人,杨慎见此情景撼门大哭,众人也一起大放悲声,声震阙廷。世宗愈发恼怒,又指使厂卫抓了134人。两天后,他下令将为首者发配到边地,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之,有16人因受刑过重,先后毙命。毛纪上疏营救,世宗毫不客气地斥责了他,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毛纪受辱不过,负气辞职。就在一片棒打声中,朱祐杬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摆放进奉先殿旁新建的观德殿内,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至此,历时3年、震动朝野的“礼仪”一案以世宗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礼仪之事的后果是非常坏的。自此世宗动辄就将不如意的大臣下狱廷杖,开了顺昌逆亡的滥觞。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分别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自此正直之士缄口,而一些侥幸之徒看到张璁等因顺世宗而升迁,也纷纷进言,极尽巴结。从此朝风骤变,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这种后果,是世宗始料不及的。

二、迷信僧道纵欲宫变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天公不做美,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方大水,反常的气象变化搅得世宗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这种失态,是因为他过于迷信,认为老天反复无常,大概要有灾难降临。太监崔文瞅准这个献媚的机会,告诉他修斋建醮祭告上天,可以避祸。世宗对这番鬼话深信不移,于是下令在宫中设立醮坛。他亲自选了年轻的太监20人,穿上道服,学诵经忏,所有乾清宫、坤宁宫、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等,次第建醮,自此皇宫内香花灯烛,日夕不绝,锣钹幢幡,沸沸扬扬,把紫禁城变作了修真道院。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吏部尚书乔宇实在看不下去这种闹剧,苦苦劝谏世宗停止建醮,远离僧道,但世宗先是置若罔闻,后是疏远他们,对其他劝阻的职位较低官员则分别给予处罚。在杨廷和等一批重臣被罢免后,世宗崇奉僧道更是肆无忌惮,尤其登位几年后更是一心只想长寿,从此终日礼佛拜道,而将朝政几乎全部搁到一边。

嘉靖三年冬,世宗听说江西道士邵元节有长生之术,下诏将他召进皇宫,交谈后大加宠信,敕封其为“至一真人”,为他在京城中建了真人府,总领道教。邵元节将宫中原设的斋醮,重新整理了一番,上上下下跟着这个方士,忙得一塌糊涂。

斋醮仪式上,需用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丽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为“青词”。世宗把能否写好青词作为衡量文臣学识高下的标准,许多大臣为了取得他的青睐,终日琢磨青词的写法。醮事不断,青词也就花样翻新,满朝之中,形成了攀比撰写青词高下之风。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邵元节病死,世宗这时正在安陆谒墓,听到这一消息,哀恸不已,亲书手谕,派太监及锦衣卫护丧归籍。邵元节死前曾给世宗介绍了方士陶仲文。陶仲文教唆世宗用童女初潮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以长生不老。世宗信以为真,传谕各处的地方官,挑选了300余童女入宫,为制药做准备。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陶仲文又赢得了世宗的宠信,平步青云,官至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一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批被录用在朝廷做官。

世宗信奉道教,努力尝试各种成仙之术,自我感觉不错,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他并没有遵循道家“清心寡欲”的教规,而是频频派人到民间挑选淑女数千。进宫的女子兼有供他淫乐和驱使的双重身份,备受欺凌侮辱,于是奋起反抗。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世宗在端妃处寻欢作乐,过后精神不支,倒头大睡。趁端妃不在的当儿,宫女杨金英招呼了十几个姐妹,一涌而上,一个人用黄绫抹布蒙住世宗的脸,余下的将他捺住。然后,杨金英用绳子系住他的脖子,由两个宫女各执一端,使劲地拉。但杨金英在结绳时误拴成死扣,因此几个宫女勒了半天只是把他勒昏,并没勒死。皇后方氏得到消息带了太监火急赶到,从宫女手中抢出了他。造反的宫女第二天就被处死,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因受牵涉,也在宫中被处死。

宫婢造反给世宗敲了一记警钟,不过他并未觉悟,甚至认为大难不死也是尊崇天神的结果。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并宣称自己是尘世外的人,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专心奉玄修道,不与任何妃子和宫女见面,也不跟大臣们见面。满朝文武,也就是知道有这么位皇帝罢了。

三、宠信严嵩靖边无方

严嵩本是礼部右侍郎,嘉靖七年曾奉世宗之命去安陆祭告兴献帝陵墓,事毕献媚说:“我走了一路,先祖家乡处处应时细雨霁霁,当载神主的船过河时,连河水都陡然高涨,真是天意啊。”世宗因此对他很赏识。这以后严嵩一边巴结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一边又在世宗面前讲夏言的坏话,终于博得了世宗对他的充分信任,渐渐地铺平了进入内阁的道路。

严嵩入阁前,大权由夏言执掌,夏言得宠的原因是由于祭醮青词写得好,祷祀的事情肯卖力气。但是夏言以后逐渐厌倦此事,并时有抵忤,世宗对此甚为不满。如世宗常常戴香叶道冠,打扮成道士模样,还命人刻制了五顶香冠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位大臣。夏言不肯戴,还对他密疏讽劝,而严嵩则在世宗召对时,每每戴上,世宗自然更对夏言不满。世宗经常派太监到大臣府邸宣诏达事,夏言自恃位高,说话从不客气,待之如奴仆,严嵩则必敛手请坐,塞给来人黄金若干,于是这些人回来后争着向世宗说严嵩的好话。世宗觉着这样还不能说明两人的高下,又专门派人趁晚上到两人家里察看,结果发觉夏言往往是在家中睡觉,而严嵩却在灯下审看自己写的青词。世宗几次将两人送来的青词做了比较,发现夏言的多为僚属代写,有时还把用过的又拿来充数,而严嵩写的却越来越精彩。世宗心里有了底数,对夏言的印象直落千丈。他多次将夏言送入西苑的青词掷于地上,愤愤地说:“你就用这种玩艺来胡弄我,真是有负我的重用!”有负重用的人自然不能久留,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夏言下了台,代之以严嵩主政。到嘉靖二十五年,在严嵩的挑拨下,夏言最终被砍了头。

世宗把内阁首辅换成了严嵩,但他并不认为严嵩有治世之才,而又是赏识严嵩的顺从。世宗在西苑修炼,不想与朝臣见面,严嵩就住在西苑内,朝夕相伴,随时等候召见,连洗沐都顾不上。世宗对他的评价是“忠勤敏达”。正当世宗做着成仙的梦时,无能的严嵩内阁却没能守住朝廷。多年松弛的边防在崛起的北方民族的冲击下,终于溃散开来,蒙古慄悍的马队长啸着疾驰直入,京师宫阙为之震撼。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北方鞑靼部首领俺答率军进攻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在血战中丧生,守军全军覆没。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攻破古北口,明军仓促迎战,又是一触即溃。俺答挥军前进,越过通州、密云,直抵北京城下。胜利者在安定门外扎下大营,大肆掠夺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光日夜不绝。世宗不理朝事,因此有关俺答进犯的消息,以前他一无所知。兵临城下后,经礼部尚书徐坚一再督请,他才到御天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大臣禀报实情后,他才意识到灾难已经降临,慌乱之中,竟记不起兵部尚书是哪位,当着兵部尚书丁汝夔的面,惊呼道:“兵部尚书在哪里?赶快传旨出去,让他马上来见我啊!”

京城的防务落到了丁汝夔的肩上。他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多系虚数,只有四五万老弱残兵拼成临时队伍,以应守城之急。幸好这时赶来了援军,世宗命令带兵而来的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帅各路援军。仇鸾率领的10余万兵马,眼睁睁看着俺答纵兵大肆掠夺,没人出阵发射一矢一弹。原因不是士兵怯战,而是他们接到了十分荒唐的避战命令。丁汝夔在援军抵达后,找到了严嵩,询问是主战还是主守。严嵩说:“在边防上打了败仗,还可以隐瞒,在这里打败了,谁人不晓?当然是坚壁勿战,保存实力,等敌人掠夺够了,自然就会退走。”丁汝夔依计而行。俺答率军杀掠了8天,开始退军。临行前俺答差人送给世宗一封信,要求互通贸易,开放马市,通篇是威胁恫吓之词。世宗接到信后,误以为俺答攻城在即,急令礼部准备大量的皮币珠玉,打算屈膝求和。俺答不知明朝中虚实,拔寨早了一些,没有得到这份丰厚的礼物,以后俺答蒙古又曾两次兵临京师城下,纵兵饱掠,世宗仍是听之任之,使京郊百姓饱受了兵燹之苦。

北部的边防漏洞百出,烽烟常起,南方也不那么平静,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时时传来警号。弄得人心惶惶。给堂堂天朝带来麻烦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在明初恰是诸侯争战时期,藩侯们在兼并战争中大打出手,互有胜负,因失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演变为萍踪无迹的“浪人”。藩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解决财政困难,常常组织商人和浪人到中国大陆走私贸易和掠夺。落魄武士掠夺财富的欲望,一点也不比北方的俺答逊色。中国人把这些身材矮小,专干打家掠舍营生的不速之客,叫做“倭寇”。

明初朝廷曾在沿海设置防倭卫所,添造战船,所以倭寇未酝成大患。到了嘉靖时,海防糟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十仅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原先的十分之四。日本人对明朝廷的畏惧之心,已扫荡无余。世宗对日益猖獗的倭患,缺少有效的打击措施。他认为平患的最好方法,就是关闭官方向海外进行贸易的大门,实行海禁。这个貌似决断,实则愚蠢的政策,从嘉靖二年起,就在沿海实施,但收效适得其反。倭寇们有的依靠“浪人”组成武装走私集团,能贸易就贸易,有机会就无本万利地大肆抢劫一把。还有的与中国沿海的奸徒勾结,抢掠地方大发横财。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世宗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在沿海一带设巡视大臣,对加强海防起到一些作用。一年多之后,世宗又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沿海军务,委以平倭重任。张经到任后,积极筹划军事行动,准备一显身手。这时却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上任后,向世宗提出了7条平倭建议,第一条就是“请遣官祭告海视,以求平安。”世宗看后,立即批准,并让赵文华去办理此事。张经的职务比赵文华要高,不大把新来的祭神官放在眼中,赵文华就一头扎到浙江巡按胡宗宪之处。赵文华屡次催张经出兵,张经因准备不足没有理睬他,于是世宗就接到了赵文华写来的密疏,诬告张经畏贼失机,应予惩处。世宗看后,召见严嵩征求意见,自然严嵩不会讲张经的好话,世宗就下令逮捕张经。这时已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就在逮捕令即将发出的时候,张经的军事部署已经妥当,他指挥士兵向倭寇的巢穴石塘湾攻击,获得大胜,并截杀了大量逃敌,将倭寇驱向了大海。捷报传来,世宗竟不肯收回命令,他斥退了劝说的言官,说:“张经的罪过是不忠。他所以打这一仗,完全是听到赵文华揭发了他,想表现一下。”不久,张经被押到北京,十月份被斩首。赵文华见杀掉张经,上疏冒功,说此次胜利来自自己和胡宗宪的“督师”,世宗就升其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升胡宗宪为巡抚。与赵文华相比,胡宗宪要好一些,赵文华先后两次出任浙江、福建,仗着提督军务的身份,凌胁百官、搜刮库藏,将两浙、江淮、闽、广间的征饷,大半揣入自己的腰包,胡宗宪则在上任后,接连诱杀了几个里通外国的海盗,使倭寇的凶焰有些收敛,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当倭寇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军里出现了名将戚继光,他与俞大猷、刘显等军事将领一道,精心组织战斗,终于解决了倭患。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江,第二年升为参将,他感到海防士兵的战斗力太差,就在义乌招募了新军。戚继光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创造了“鸳鸯阵”战术,使其成为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戚家军”在短短几年中,由浙东打到福建,几经征战,倭寇闻之丧胆。嘉靖四十二年,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朝廷调俞大猷为福建总兵,调戚继光为副总兵。戚继光再度由浙入闽,与俞大猷以及驰援的广东总兵官刘显,兵分三路进攻平海。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的部队相继突入,“斩首两千二百”。戚继光因战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第二年春,戚继光又相继败寇于仙游、王仓坪、蔡丕岭等地,斩获甚多。福建平定之后,广东东部还有两万多倭寇,朝廷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在两广提督吴桂芳的支持下,明军奋力掩杀,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将之擒斩殆尽。至此,倭寇一蹶不振,渐渐地退出了沿海一带,不足以构成倭患,南方趋于平安。

四、罢除奸相热衷祥瑞

沿海一带战事频仍、在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朝廷中无形的战场也在大力厮杀,血腥味十足。首辅严嵩虽然手段高明,掌权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最终败给了徐阶。徐阶也以善于炮制青词见长,世宗对他比较信任。由于夏言生前曾向世宗推荐过徐阶,严嵩对此人十分警惕。徐阶觉出了这一危险,耍了一个手腕,对严嵩假意逢迎,不露半点锋芒。时间久了,严嵩也就麻痹大意,不再事事监视这个潜在的敌手,让他顺利地升到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徐阶职务高了,自然与世宗接触也多了,因此,有可能对他加以影响。

世宗对严嵩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严嵩掌权之时,正是“南倭北虏”最严重的时期,由于俺答的进攻,从嘉靖二十九年到四十二年,京师出现过3次戒严,倭寇的骚扰则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国家财政日益危机。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户部报告:财政赤字达147万两,32年赤字又上升到373万两。这个责任,首辅是不可推却的。另外,严嵩的淫威能让朝臣侧目,却缄不住道士之口。有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很博世宗喜欢,信以为神。一日,世宗召蓝道士扶乩,卜问神仙是否会降临,又问长生的诀窍,道士用乩笔胡写了几句话,无非是清心养性、恭默无为等等。世宗又问现在辅臣何人最贤,道士口中念念有词,乩笔写出严嵩是妨贤的大蠹,大蠹不除,何以有贤?世宗不相信,又问:“真如上仙讲的那样,何不降灾诛之?”道士又写:“留待皇帝正法。”世宗不便再问,内心微有所动。

嘉靖四十年,严嵩妻欧阳氏病死了,按理其子严世藩应护丧归故,可严嵩却一日离不开他,此时严嵩已80有余,记忆和反应力都很成问题,皇上的御札,还有诸司的请裁,如果没有严世藩替他奏答、批改,则不可想象。于是,他硬起头皮向世宗请求将严世藩留京“侍养”自己,以孙子代替,世宗表示同意。严世藩平日里就好声色犬马,其母管束颇严,不敢放肆。母亲既已去世,正好寻欢作乐,门面上孝服在身,内庭里却红颜流连,关起门来尽意胡闹。严嵩在西苑值日,世宗有时下旨问事情,严嵩就派人飞马告世藩拿主意。世藩只顾与侍姬调笑滥饮,哪有心思管这些,见有来札,草草应答,马虎了事。世宗看了,多不如意。一些急要的御札,太监就在值房立取,严嵩无奈,只好硬撑着应对,往往语意模糊,前后矛盾百出,世宗看了,则大惑不解。在世宗的眼里,从前那善解人意、巧写青词的严嵩已不复存在了,也就在这一年,世宗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不得已移居到玉熙殿去住。玉熙殿又小又矮,世宗住不下去,就想再营建永寿宫。他把严嵩找来,询问意见。严嵩不摸底细,说可以暂居南城离宫。南城宫是英宗失帝位时住的地方,世宗因此而不高兴。又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则请修永寿宫。不久永寿宫就拔地而起,且比原先愈发漂亮,改名万寿宫。万寿宫的营造,标志着严嵩政治生涯的结束,从此,世宗遇事就不再找严嵩了。

严嵩已经失宠,朝廷中想要扳倒严嵩的官员们就加紧行动起来。有一次天下大雨,御史邹应龙就便到一个太监家中躲避,两人闲聊之中,太监不觉提到了蓝道行的乩言以及皇上对严嵩的种种不满。邹应龙见有机可乘,写了一个奏文弹劾严嵩父子,次日就送了上去。世宗展开来看,大抵是弹劾严世藩假父亲权势,贪赃枉法,干乱朝政,不敬不孝,等等,连带着也奏严嵩溺子之过,疏奏最后写道“如有不实之辞,宁愿被斩首以谢严家父子。”世宗读罢奏疏,即召徐阶商议如何处理。徐阶将左右的宦官屏退,小心翼翼地对他说:“严家父子罪恶昭彰,陛下要果断处置,不然可能发生事变。”世宗于是发锦衣卫驰入严府,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回乡,并逮严世藩入狱,其后谪戍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严嵩布在朝中的心腹,尽被弹劾,陆陆续续被罢了官职。

严嵩倒台之后,徐阶代为首辅。世宗将严嵩值班用的房子赐给了徐阶。徐阶对世宗感恩不尽,研墨挥毫写了3句话,让人装裱起来挂在值房里面: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刑赏还公论。他依照这3句话主持政务,做了一些好事,使嘉靖一朝在最后的5年里稍许有点像样,朝臣们推他为“名相”。世宗对他感到很满意,其信任程度,超过了严嵩。

世宗自嘉靖中年之后,于热衷方士方术的同时,又添了新的喜好,就是喜欢谈瑞祥。他的这一喜好,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乐此不倦。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总督浙闽的胡宗宪因平倭不见大效,受到内阁的指责,就将在舟山捕获的一只白鹿献给世宗。世宗见此转怒为喜,在玄极宝殿、太庙举行了隆重的告庙礼,百官也都纷纷称贺。胡宗宪听到消息,又将两只白龟献进宫来,还一同带来了5棵奇大无比的灵芝,世宗高兴地将这两样东西命名为“玉龟仙芝”。作为回报,他给胡宗宪提拔了官职,赐给若干银币,并赐金鹤衣一裘。献瑞祥既可讨好,百官何乐不为?

世宗醉心于瑞祥感应,晚年尤甚,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动辄表贺,举朝重臣包括徐阶对此皆莫敢言半个“不”字。倒是小小户部主事海瑞,斗胆独自上了一疏,给世宗泼了一瓢凉水。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长疏建言说:“陛下竭民脂膏,滥修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坏到了顶点。由于你猜疑戮辱忠臣,使得贪官污吏横行,百姓困苦之极。虽然陛下处置了严嵩等坏人,但社会政治仍然不清明,老百姓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意思是民穷财尽。陛下试思今日之天下,是个什么样的天下?……人君自古就有犯错误的,但因有大臣匡正,不至一错再错。陛下如今仍修斋建醮,工部尽力经营,户部四处购香,竟无人指出陛下的错误,这也是大臣的失职。陛下的过错很多,其最大的在于求长生。陛下跟陶仲文求仙,连他都不能长生,何况陛下。陛下误信受骗,真是大错特错。”海瑞上疏之后,自知触忤了龙颜,命仆人买了棺材在家待罪,与妻儿留下遗言,并将僮仆一一遣散。世宗见到疏奏,大发雷霆,他将疏奏扔在地上,环顾左右咆哮说:“此人大胆妄言,立即逮捕,不准他逃掉!”宦官黄锦对他说,海瑞为人素有直名,且根本不打算逃走,而是在家等候降罪。世宗听完略有所思,又取疏奏看了一遍。怒气稍平后,他把徐阶找来,说:“海瑞说人不能长生,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我长时间生病,不能视事,吃点仙药有什么不可以?”又说:“这也怪我平时不注意爱惜身体,若能出御上殿,何至被他如此毁谤呢?!”徐阶答道:“海瑞虽然言过了,但心是好的,请陛下宽恕他吧。”世宗这时也不愿意多杀谏臣,命徐阶将海瑞下到诏狱,虽不治罪,但也不准放出,让其在狱中反省自责。世宗一生毫不留情地惩治了许多大臣,其中既有奸臣,也有孤直之士,对海瑞的惩罚,是他晚年在用人上犯下的最后一个大错误。

世宗服食的丹药,有不少是用水银制成的剧毒品,吃下去之后,造成的后果十分可怕。世宗的身体本来就不健康,长期的慢性中毒,使他四肢麻木,脸上呈暗灰色,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变得相当困难。大臣们见到他,莫不从内心替他感到担忧,特别是徐阶。为了让方士们有所收敛,徐阶杀掉了自称要向世宗献剧毒丹药的方士蓝田玉,并力劝世宗不要服食水银。世宗对徐阶没有责备,但也没听徐阶的苦劝。嘉靖四十四年正月,陕西方士王金等人伪造了《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与炮制的金石药一起献给世宗。这些药成份不明,世宗吃下之后,顿时感到头晕目眩,鼻孔中流出鲜血,很快就不省人事了。经太医的救治,世宗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一直卧床不起。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清晨,世宗突然变得精神饱满,周身不再觉得疼痛。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的徐阶感到大事不好,连忙下令将他从西苑搬出,抬回乾清官。没有多久,世宗就咽了气,时年60岁。

世宗的陵墓称永陵,跟他前面的几个明代皇帝一样,选在北京昌平县的天寿山,庙号为“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