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卷 明 第三百四十九章 神宗朱翊钧

一、严督学习贤臣柄政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突然中风,翌日驾崩。六月初十,10岁的太子朱翊钧登极即皇帝位,定年号为万历。朱翊钧是明代二十一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贪财好货,懒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驱使权力的巨辇奔忙了48年。从而使早已衰败的大明江山,彻底陷入末路。

朱翊钧是穆宗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其母为宫女李氏。李氏为商人之女,性柔媚、甚有谋略,而翊钧前边有两个哥哥均早死,因此翊钧成为了独子,所以母子都受到穆宗宠爱。翊钧5岁时,按李氏的意思,穆宗准其读书,这在大明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个特例了。大臣们于是都认定翊钧是位早慧的皇子。而事实上翊钧也的确聪明慧敏。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请立其为太子,三月间,便正式册立。

上学不久,每当李贵妃带儿子给皇后请安时,皇后经常取经书来,将学过的内容逐段逐句考问。翊钧无不对答如流。这使严厉的皇后也欣悦异常。张居正是翊钧的师保,对翊钧的成长、尤其是读书问题,可谓倾尽了心力。神宗刚即位,他便提出要开“日讲”。隆庆六年八月,日讲就开始了。神宗元年二月后,又举行了经筵。“经筵”和“日讲”,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举行,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及国子监官员进讲经史,典礼很隆重。“日讲”则只是讲官和内阁学士的日常讲学。那时,神宗所读的主要是《大学》、《尚书》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视朝外,一概由张居正盯紧在东宫苦读。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取尧、舜以来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应警戒的恶事36件,汇成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书《帝鉴图说》,以便形象地使神宗对为君之道能有个初步的理解。其后,他又命翰林院从历代诸帝的实录和明太祖的《宝训》中,选择材料,分门别类,编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等40本书让神宗阅读。每有机会,他自己也总向神宗讲一些如何为君的正论,严厉精敏,使少年皇帝极其敬畏。对此,李太后极为赞赏,每当神宗不用功,她便把张居正搬出来,说:“告诉张先生吧,怎么样?”或者“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神宗在害怕之余,也隐隐地滋生了不满情绪。这给以后神宗残酷地报复张居正埋下了祸根。

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73年~1582年),是万历朝最为靖昌的时期,当时“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时达400余万。当然,这主要不能算是神宗的“治绩”,而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结果。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人。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被遴选入阁。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直到万历初年,他以帝师和内阁首辅的地位,大权在握,才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政局的混乱,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员“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不断起义。所以,他力主整顿吏治。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考察的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为了增强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还建立了办事考成的制度。各部门都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备注,凡执行的公事,一律记载立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另一本则送内阁稽考,同时,各科、部、院之间也相互制约和监督,使各级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责。这项改革在当时可谓轰轰烈烈、朝野震动。吏治与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改观,使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首先就包括经济方面的改革。万历初年,国家财政已露崩溃之象,无论朝野都十分忧虑。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开始,一面主持裁减冗官冗费,另一面也开始控制皇室费用,减少开支。万历五年,张居正提议清查丈量全国各类土地,实现“开源”,增加生产。到万历九年,土地丈量完毕,共查实田地700多万顷,比弘治时多出300万顷。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间就在一些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内容有四点:(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2)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这次改革,对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在蓟州一带,张居正继续重用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镇守。使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的边防异常整肃,后人称戚继光镇守蓟州16年,“边备修饬,蓟州宴然”。在辽东,重用能征善战的大将李成梁任总兵官。万历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举击溃为害边境的建州卫部落,斩女真都指挥王杲以下1100余人,取得了有名的“辽东大捷”。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绥、宁夏一带,任用王崇古为总督,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对军事上的这些改革、特别是选用将领,确保了明王朝边防的巩固。对此神宗也十分满意,他曾为此褒扬张居正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然而这种情况在万历十年后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六月,张居正去世。神宗得到消息最初是十分悲痛的。他特意下诏罢朝数日致哀,赠张居正上柱国的荣衔,赐谥文忠公,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太监等人护送归葬江陵。身后的恩礼如此隆重,在明朝历代的臣僚中,都是极罕见的。但是不久,万历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造成了说不尽的是非恩怨。

事情起因于太监冯保被逐。早些年,冯保曾将极受万历宠信的太监张诚赶出宫去。万历对此十分难过,所以就恨造成这一事端的冯保和张居正。张诚拜辞时,万历暗中交待他离宫后要留意探明冯、张二人的劣迹。冯保的威福自恣已是出了名的,就是张居正,人虽能干,政务上也很有建树,但却远未做到廉洁自好,他招权树党、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国库资产等,也是有的。这一切,都被张诚探了个清清楚楚。张居正死后,张诚重新进宫,便尽其所知一一陈奏,同时,建议万历先由冯保开刀,将其逐出宫去。查没其财物。这次对冯保的查抄,万历得金银100余万、珠宝无数,结结实实地尝了次查抄的甜头。

冯保被抄后,神宗受更大贪欲的驱使,决心通过清算张居正,一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敛聚些钱财。这时,恰有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参奏张居正14条罪状,神宗立即批示说,朕这么信任、尊宠张居正,他却不思尽忠报国,借机谋私,有负朕的宠信,着令查处。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接着,又下令追夺文忠公谥,并革去其两子的官职。查抄钦差到达之前,先派人告知了荆州知府、江陵知县,将张家人口赶到空房子里看守。等到钦差到时,张家被锁的人饿死的已有10多口。查抄的结果,却只得黄金1万余两、白银十几万两,算不上什么巨富。钦差感到不好向交待,十分恼怒,便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抓来拷问,要他交待藏匿的全部财产。张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苦,信口说还有30多万两银子,分藏在别人家里,结果那些人家也受牵连被查抄。在这场查抄闹剧中,张敬修投缳自尽,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申时行、潘季驯等内阁和六部大臣上疏请求从宽处理,神宗才下诏留空宅1所、田10顷,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至此,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清算报复之后,神宗终于彻底拂去了张居正、冯保政治威势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

二、沉溺酒色不理朝政

神宗洋洋自得地亲政了。照理,他应当珍惜自己以宫女之子而为帝王的机会,应当牢记自己儿时在母亲严教下的寒窗苦读,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自小养成的懒散习性、从商人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贪婪秉赋、以及狭隘的市井眼光,牢牢地束缚了他。他亲掌权柄后心里充满了狂喜,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财富,这么驯顺的臣民,都属于我了!作为真正的人主,该有一种与那挂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后,他便着手恢复了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一切对皇上、对政体有制约的戒律,统统废掉,他还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

醉梦一觉数十年。使这梦变得如此深沉的,不能不算上万历十一年晋居首辅的申时行。虽然在他离京后,终万历之朝的阁臣还有十五六人,但他却是继张居正之后,对神宗产生极大影响的最后一人。

申时行对神宗的最大影响,是教会了他如何偷懒。申时行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状元出身,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侍历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摸神宗的心理。神宗亲政之初,言官因其奢侈铺张,抗劝之声满天下,扰得神宗非常头疼。他就常向申时行抱怨。申时行就趁机教他,说皇上就不会交奏疏“留中”吗?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神宗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净。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如此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神宗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

神宗到了20岁亲政时,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他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神宗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没人敢把他怎样,逐渐干脆就常以“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神宗听后感到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神宗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神宗能明察猛省。神宗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神宗令其归家为好。神宗怒气难消,立即将其削职为民。从此,神宗索性公然不理朝政,自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发生了“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经过20余年,才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而自那以后他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

神宗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

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1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递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份奏疏,神宗却十分反感,照例不理睬。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连参与上疏的大学士朱赓,任职3年,还未见皇帝一面,而且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万历四十年时,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8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哭的原因,都说“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明神宗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他佩服神宗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

三、横征暴敛肆意挥霍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各色人等组成的不伦不类的队伍。队伍簇拥着一顶八人抬黄盖大轿直奔京郊天寿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队伍停住。21岁的神宗皇帝,气宇轩昂地从轿中钻了出来,然后即率领众人寻找“吉壤”,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建造了后来称之为“定陵”的基地。

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建陵标准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数千里,光运费就相当可观;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动用工匠、民伕多达3万余人,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定陵竣工,神宗站在这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的豪华建筑上心满意足。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它的花费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自那以后神宗将注意力移向现实的享受。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在封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市镇迅速兴起,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这就给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万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一切均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挥霍一空。平时,他也很会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门勒索钱财。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嫁妆费。万历中期,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在神宗的带动下,宫廷费用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达15万匹。渐渐地,国库让神宗给掏空了。这时神宗记起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开始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神宗最初想到的“开源”的点子,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当时却做得一本正经。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官员们迫于无奈,只好纷纷进奉。此外,他还想出一种更令人称奇的办法,平白无故地把太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加倍用劲杖打。像这样以武力和恫吓强行索取钱财的做法,以后也时有发生,但已不再是“开源”的主要手段了。神宗以后发现这样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也很难发什么大财。于是,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缮,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采榷用太监,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费了神宗一番苦心的。太监大多不知法纪,又有些心理变态,可以尽搜刮之能事。为了这个特殊目的,神宗还特别授予矿监、税使们节制有司、专折密奏的权力。让他们充当耳目,监督地方,听其诬陷告密,甚至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大肆做恶。对于他们的劾奏,神宗十分重视和轻信,朝入夕传,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派人将被劾者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或削籍贬官,或干脆折磨处死。当时,各地都慑于矿监税使的淫威,好好侍奉,原想早日将“神”送走。谁知神宗却突然下令,在各地为他们设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中使衙门”,让他们长住下去。这类衙门全国共有20处,专门奉行神宗的旨意,为他敛财。无怪有人惊叹,万历皇帝对钱财的奇贪,前无古人。

那时候,税使到处都是,遍及160多个州县。他们多设关卡,巧立名目,税收的数额自然就大。据说,最初他们倒是有过设想,征税主要在商人、土地所有者中进行。但后来觉得太累太麻烦,干脆“税不必商”,连官吏、农工等也都成了征税的对象,凡是涉及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没有一样不纳税。这160多个州县,每年征税银数以千万计。有人形容那情景真似蝗灾,税使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

但是,若同矿监比起来,税使还显得有点心慈手软。矿监们最要命的是凶横。他们名为开矿增加税收,其实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们根本不搞什么勘探,也不组织力量开采,而是像指鹿为马那样,不论田园房屋,只要看好了可以敲榨一笔,就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于是灾祸临头,有金银珠玉献上的还罢,若是没有,矿监便指使卒役们强行拆房毁屋,掘地翻圃,抢掠家产,甚至借机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借口找矿,到处挖掘坟墓,搜取金银陪葬品。这种明火执仗掠夺来的财宝,上缴充公的不足十分之一,只是肥了神宗和矿监们,所以神宗十分喜爱并偏袒他们。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二月。皇太子大婚典礼刚结束不久,神宗于劳顿之后,忽然感到满身不舒服,随即病状越来越重。荒淫无度的神宗感到自己有可能一病不起,突然想到应弥补前愆。慌忙召各府、部、院大臣和大学士沈一贯到启祥宫西暖阁。在安排了托孤之事后,又说:“矿税的事,是朕因为宫殿建筑迟迟未了,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都停了它,所派下去的内监都令其回京。关押的罪犯都放掉,因上疏而削职的官员也都官复原职,给事中、各衙门缺官的,一律补齐。”说完,就疲乏地躺下了。这个好消息来得太快、太出人意外了,当夜,阁臣和九卿都兴奋地留宿朝房,准备早朝一见圣旨立即执行。这喜讯也早早地就在朝廷内外传扬了开来。凌晨早朝时中使捧神宗手谕来到大臣们中间,果然如此,于是更是皆大欢喜。

但是人们发现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早朝刚开始不久,就又有中使气喘吁吁地赶来,说是奉命要收回前边的诏旨。沈一贯和其他大臣们都很诧异,细一打听,才知是天傍亮时,神宗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神宗头脑清爽了之后,他记起刚刚颁过的诏旨,后悔不迭。原来是感到必死无疑,才想死后捞个好名声,现在又死不成了,再停了矿税,断了财路,那不是用刀剜肉吗?于是就不顾金口玉牙说过的话,一遍一遍地派中使前往内阁索取前诏。当时,司礼太监王义正在万历身边,就劝谏道:“皇上说过的话岂可反悔!”劝他不要那么做。结果惹得万历大怒,口里嚷嚷着,一定要用刀砍死王义。同时派中使一拨接一拨,急如星火地来了20多拨,反复传达神宗的口谕,说是矿税万不能停,别的你们看着办吧!中使们还威胁说,惹火了皇帝要砍沈一贯的头。沈一贯被逼无奈,只好交出前诏。后来,王义见到沈一贯,第一句话就是埋怨说:“你要是再坚持一下,那矿税就撤了,你怕什么呢!”沈一贯万万没有料到,就因他这一下没有顶住,采榷之祸终万历一朝都没能废去。

四、立储纷争朝党火并

万历六年八月,神宗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当时为庆贺皇长子的出生,还特意颁诏全国,减免刑罚,并且让外交官通报有邦交关系的外国使臣。然而神宗心中并不高兴,因为他与王恭妃并没有什么感情。

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服侍皇太后。有一次,神宗到慈宁宫向生母请安,两人邂逅,万历就临幸了她,并且无意中使她怀上了孩子。此后,神宗便把与王恭妃发生关系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谁知皇太后在起居注中把这事给记了个清清楚楚。当这个还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逐渐显出身孕时,她就把神宗叫来,要他承认此事。最初神宗矢口否认,太后无奈,只好命人从敬事房取出起居注来,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他看。神宗惊诧万分地看着那个详细的记载,只好承认确曾有过此事,但反应冷淡。太后于是劝道:“这是件好事。我老了,还未有孙子。这次如果能生个皇子,是社稷的福分。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为她是个宫女,不够体面,其实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嘛!”神宗无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将那个宫女封为才人,万历十年四月,又封为恭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会太稳的。但是最初几年,却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按惯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但如果皇后没有生养,则“无嫡立长”,由长子来继承皇位。朱常洛恰好处于“无嫡”的情况下,所以,从皇太后到诸臣,都认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这其后,虽然又有一个皇次子,不过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包括神宗在内,没有人对朱常洛的名分、地位提出什么异议。

问题出在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后。常洵的生母,是最受神宗宠爱的郑氏。郑氏原为淑嫔,容貌艳丽在神宗所有的嫔妃之上,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志气、有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万历十一年晋为贵妃。郑氏给了神宗无微不至的关怀,还鼓励神宗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苦闷的心境获得极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神宗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引得舆论大哗。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废长立爱”作铺垫。根据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则是次要的。万历这一册封,使郑贵妃的地位与皇后相去不远,却比王恭妃高出许多,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常洵将来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在于那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朝臣们屡屡上疏,要求早日确立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实在不愿意,就采用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更加紧了活动。他们千方百计突出皇长子,称其为“元子”、“元嗣”,想将其在事实上与其他皇子区别开来。万历二十年,诸臣又一起上疏,请教皇长子常洛为君之道。疏到神宗手中,气得他两眼发黑。太子还没立呢,教什么为君之道。于是,借口疏中有错字,将领头的官员贬官夺俸。经过这件事,神宗觉得如其这么被动地拖着,倒不如干脆找一个众人无奈的办法。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他亲笔写诏书给首辅的王锡爵,说他“想待嫡子”。神宗的意思是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则不必为立储费心,假如数年后还不见皇后生育,那时再议也不迟,至于皇长子,还很年幼,可与其两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为王。王锡爵立即尊诏拟旨,谁知谕旨颁下后,举朝哗然,守正的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且连王锡爵也不放过,指责他参与了策划,将他包围在朝房里争论不休。王锡爵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这一下,可真把神宗弄了个焦头烂额,站在他与郑贵妃一边的廷臣们也束手无策。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神宗不得不追回“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谕旨。万历二十二年,为皇长子举行了预教之典。至此,万历已料到事情不会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真正使他在这件事上彻底绝望的是万历二十九年。这一年,首辅沈一贯按照廷臣的意见,再次提出立储之事。这时,皇长子已年满20,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仅神宗被持续15年的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确实不能再拖了。于是,神宗只好同意诸臣的请求,于十月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其他诸子为王。

万历朝因为建储的分歧等原因,朝臣逐步分成一些党派,并在十几年的建储之争中逐步公开化、尖锐化。那时,官僚集团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人数多,声势大的维护礼法、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守正群臣;另一股,是站在万历与郑贵妃一边,主张“废长立爱”的反对派;第三股是既不倒向哪一边,而又经常摇摆不定的握有权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势力中,有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在朝期间,先是力主册立皇长子,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又极力推举因拥立皇长子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出任阁臣,连连忤逆万历旨意,因此被贬回原籍无锡。无锡城东有座后来闻名天下的“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当时已经荒芜。顾宪成归家后,倡议出资修复,此后,便与同胞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意气相投的人在此讲学。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逐渐吸引了许多官场失意、不满现状、看不惯世道、与当权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盛时,书院都容纳不下。他们不仅讲学,而且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讽议时政,评论人物,深得社会上一些持相同政见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连朝中的许多官僚士大夫,也因为赞同他们的主张,而参加他们的党派活动。久而久之,东林书院成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顾宪成一班人也成为和当权者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被称为“东林党”。与东林党公开作对的是万历二十二年入阁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平素为人圆滑,政治手段老辣,尤其善于逢迎神宗旨意,拼命维护朝廷。他联合了出任京官的浙江籍人氏,互相呼应,攻击东林党人,被称为“浙党”。“浙党”与“东林党”,是万历年间两个最大的党派。此外,还有依附于“浙党”的“楚党”、“齐党”,以及“昆(江苏昆山)党”、“宣(安徽宣城)党”等等以同乡关系结成的党帮。这些党派互相倾轧、互相争夺。其中,以“浙党”为首的、由许多党派结成的“邪党”,依附朝廷,攻击东林党,使这场斗争的双方成了当时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这两股势力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政治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势如水火。

那时的党争,在“京察”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激烈。“京察”是明朝考核京官的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和品行,分别给予升降、罢官等奖惩,凡因此被罢官的,终身不再起用。所以,各党都充分利用京察作为排挤打击对立党派的手段。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借机将浙党官员钱梦庚、钟兆斗等贬谪。沈一贯得知十分恼怒,一面将京察的奏疏扣住不发,一面上疏神宗,弹劾温、杨及其同党。到了万历三十九年,齐、楚、浙党主持南京的京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对于这一切,神宗几乎都不大过问,有关的奏疏,也大半“留中”,甚至听凭有关机构自行处置。

四、民情激变边疆不宁

万历朝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神宗的挥霍无度、横征暴敛,加上水、旱、蝗之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搞得国家财政枯竭,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反抗斗争遍及全国。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四月,山东临清最先爆发了反对横征暴敛的斗争,矛头指向税使马堂。马堂是天津的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不仅苛征重敛,而且公开抢劫财物,搞得远近没有集市,激起众怒。数千人齐聚税署说理,马堂却下令镇压。愤怒的人群冲进衙门,焚毁税署,杀伤马堂爪牙多人,并将其本人赶跑。第二年,税使陈奉到湖广征税,敲诈恐吓,破门抢劫,无恶不做,导致民变。数万群众将陈奉衙署团团围住,吓得陈奉躲到楚王府,愤怒的民众火烧官署,将为虎作伥的爪牙陈文登等16人投进滔滔长江。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著名丝织业城市苏州的数以千计手工业丝织工人,被税使孙隆压榨勒索得纷纷失业,加上当地又发生水灾,生计十分困难。六月初三日,织工葛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头暴动,高喊:“宁可拼死,不杀恶棍,不逐孙隆,誓不罢休!”市民们闻风响应,很快聚集了2000多人。然后分成六队,每队一人带领,以摇芭蕉扇为号,一路浩浩荡荡向税署冲击,中途参加的群众不计其数。暴动的民众群情激愤,他们包围了孙隆衙署后,用乱石打死他的随从黄建节,将抓住的其他五六个爪牙,捆绑手足,投进河里,并将恶棍汤莘的家放火烧毁。孙隆吓得丧魂落魄,改易便服,爬墙逃脱。万历三十年后,城乡人民和前线军兵的反抗斗争日益增多。那时候,江西上饶、景德镇,云南腾越,福建漳州等地民众暴动的奏表,每次都急如星火地送到神宗手里,而几乎每次,又都被他留中。因神宗知道兵部自会依律派兵镇压,他也比别人更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其实是他自己。那恶名远播的“采榷”,那不理朝政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自蹈死地,将大明王朝推入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更为直接的威胁,却来自神宗最初一无所知、直到万历四十四年始觉骇然的北都边陲。这一年,早就窥视大明江山的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大部分女真族部落之后,于赫图阿拉称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历史上称为后金。他本人被贝勒、大臣们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从此,脱离过去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公开与其为敌。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

这一年的春天与以往没什么两样,御花园里照旧桃红柳绿。庸懒倦怠的神宗,仍然不觉大祸将至,对边将和兵部、吏部的告急不予理睬。四月二十一日,抚顺被努尔哈赤攻克,守城将士战死上万人,告急的羽书,一天数十次地传来,神宗这才着了慌,并下决心要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第二年二月,神宗命兵部调集了近9万人的兵力,连同1万多朝鲜兵,约计10余万人,号称47万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指挥,企图将后金一举歼灭。然而户部却疏告兵饷缺300万两银子,请求从大内存银中调拨。当时的大内银库,每年增加金花银120万两,所以内币十分充足。但是,神宗向来都是视内库为私库的,自己掏钱用来给国家去打仗,这在一个小商人看来实在是太划不来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无奈,户部只好自己去东拼西凑。而真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请求拨款百呼不应,但建议加派却朝奏夕可。万历四十六年八月,户部尚书李汝华疏请增加赋税,九月,神宗就下令追加天下田赋,每亩加征银3.5厘。第二年十二月,以大军反击,急需军饷为由,又决定每亩再增征3.5厘。到了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竟决定再次追加,每亩增征银2厘。这样,三年三增,因此成为岁额,累计每亩净增已达9厘,年田赋增征总额为520万余两。许多农民因此被夺去土地,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终于导致后院起火,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暴动接连不断。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底,明军终于调集到辽东前线,然后兵分四路合围努尔哈赤主力。努尔哈赤采用诱敌深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只几个回合下来,打得明军损兵4.6万余人,折将300余员,被迫撤出辽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战役后,后金与明王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后金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年,后金兵又攻取开原、铁岭等地。10万铁蹄踏过辽东大地,直逼大明王朝的莽莽边墙。

神宗被深深地震动了。萨尔浒的失利,将亡国的威胁明白无误地推到了神宗面前,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顿和凄凉。不久,就染上病症。拖了一年多,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神宗的病情突然加重,半个多月不思饮食。他深知将一病不起,便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和各部尚书等人到弘德殿,托付他们勤于职守,辅佐常洛。二十一日,神宗以58岁未老之身,一命归天。此后不久,被召诸臣出示万历遗诏,大意是说:“因为有病。朕多年来只顾静养,很少赴郊庙早朝,奏疏多为留中,官员缺了不补,加上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搞得民生艰难、内外交困,日思夜想,不胜追悔,刚想改革,却一病不起,只好有赖后人了,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然而,这一切无论是死后钓誉,还是真心感悟,都为时太晚了。明王朝已经衰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万历身后仅第7年(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陕西灾民暴动,揭开了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