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张居正独霸朝廷，乾纲独断。

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政治理想，为皇帝做点实事，那就必须要牢牢地把握权力，松一点儿也不成。于是张居正亲自出任小皇帝的老师，教导小皇帝读书，一边狂搞经济改革，大弄“一条鞭法”，也就是将所有的农业税赋全部打包统称农业税——他这一手可缺了大德了。他只想到在他这里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说想想你这边把农业税精减了，数千种税费并为一个称呼，这样的后果，是隔不了几天，就会有一群家伙出来：“嗯，农民的税赋太少了，怎么才一项呢，再加上八千八百八十八项，高额赋税是低收入者的光荣嘛。”

有关张居正的改革，至少有几千本书讨论这事，众口一词说好好好，减轻农民负担，这还不好吗？但所有的评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改革的非制度性，以及张居正蹬腿之后所引发的帝国崩摧。任何事情的评价一旦回避了最终的恶果，结论当然是好好好。但实事求是地讲，张居正当为大明帝国毁灭第一人，原因就是他的改革太好了，好到了上前踹一脚，整个帝国就灭亡了的程度。

要客观地评价张居正的改革，就要追本溯源，历说中国改革家对历史的影响。单只是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历史上有四个人大名鼎鼎。

头一个，就是商鞅。

商鞅时代的中国，还不存在着皇家权力这可怕的怪物，当时的国君权力也很大，但却受到臣属的制约。大臣们拥有自己的封建领地，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还拥有在自己势力范围的立法及司法权力。总而言之，在商鞅之前，中国处于标准正宗的封建时代，所谓封建者也，封邦建国是也——比如说周天子取得天下，就要大封诸侯，一个诸侯就是一个国家，拥有着合法的国家政权结构及组织。这种封建社会，权力架构形成了天然的相互制衡，一国之内，不是你国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必须要拉选票，争取大多数臣属的支持。反之，如果缺乏了臣属的支持，国君的号令就如同个槌子，没人理你。也就是说，在商鞅之前，秦国还不是专制集权国家，是一个权力体系比较松散的封建邦国。但是秦国国君超讨厌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于是他向广大知识分子发出了热烈的号召——你们谁能够帮我实现权力的独裁，让我想杀谁就杀谁，想玩多少女人就玩多少女人……谁愿意帮我这个小忙？

理论上来说，应该没人乐意干这缺德事。噢，你帮助一个野心家实现独裁的欲望，让他尽可以蹂躏天下民众，而你自己在其中却得不到丝毫的好处，典型的损人不利己，怎么可能会有人干这种事呢？

然而这种人硬是有——商鞅——突兀地跳出历史，从此抢了世人的眼珠，让人对此人的智力，产生了永恒的困惑。

这种困惑就是——商鞅其人的智商，到底是高还是低？

如果有人敢说他低，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评判。要知道，为了帮助秦国打造一个完美的独裁体制，商鞅绞尽了脑汁，想出了无数的办法。他首先摧毁了民众的自由移居权力——在他之前，民众是有权力自由移动的，但从商鞅而后，民众的这个权力取消了，实现了郡县制，所有的人都按照军营的结构，分排成列地居住在一起，而且十户人家，只允许拥有一柄菜刀——在此之前，民众同样是有权拥有武器的。民众拥有武器，即可以保护自身，更是用来反抗暴政的，但是商鞅成功地废除了民众的自我防卫权力，导致了皇家势力一头独大，从此民众沦为了鱼肉，由任官府肆意宰割，而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连武器都没有，你抵抗个屁啊。

对于商鞅的恶搞，大批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坚决不同意的。商鞅也有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统统杀掉，极权体制，需要的是又傻又蠢的民众，而知识分子是启蒙民众的，所以知识分子是权力天然的死敌。杀掉，统统杀掉。

《资治通鉴》上说，商鞅特别仇恨反对他变法的自由知识分子，杀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不辞辛苦地亲自操刀，杀得河水血红，尸体堵塞了河道。

知识分子都是有智慧，有思想的，可商鞅一个人能够杀光秦国的知识分子，你还敢说他智商不高吗？

知识分子终于杀光光，秦国成功地实现了独裁——且慢，好像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给漏下了。

是谁？就是商鞅本人。

史书上记载，商鞅杀光了知识分子之后，秦国独裁权力出现，专政之刀首先奔他砍了过来。这老兄仰天长啸：“知识分子们呢？面对如此不公道的事情，难道不正是你们应该站出来的时候吗？”说过了，他已经把知识分子杀光了，死人没办法再站出来了。

于是商鞅星夜逃亡，可是他已经成功地将秦国改造成为了一个特大号的监狱，就是他长八条腿，也逃不出去的。没逃多久，就被火眼金睛的人民群众发现，当场扭送了司法机关。

秦国的独裁者正在享受着极权的快感，对于商鞅这种人的贡献，独裁者是打心眼里感激的。如何一个感谢法呢？弄五辆马车来，一辆马车拉商鞅的头，两辆拉胳膊，两辆拉腿，五辆马车向着五个不同的方向，就听“嘣”的一声，独裁帝国的总工程师商鞅，就这么四分五裂了。

商鞅被车裂，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成语——作法自毙——说的就是像商鞅这种缺心眼的人，帮助邪恶的统治者打造权力的铁笼，最终在葬送了民众福祉的前提下，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按说有作法自毙这个成语放在这里，有商鞅的下场警醒着世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像他这样犯蠢了吧？

没那好事！人类的天性之中，偏偏就有一种犯蠢的天性，越是于民无益于已无利的事情，就越是来情绪。到了西汉景帝年间，又有一个叫晁错的怪人，忙不迭地跳人历史之中，步商鞅之后尘，重演人类愚蠢之极致。

话说西汉帝国，乃汉高祖刘邦所创建，吸取了暴秦一头独大，权力没有制约的经验教训，有限度地恢复了封邦建国制度，也就是在大汉帝国一头独大的情形下，还有一些拥有着独立行政权力的刘氏小邦国。说起来这些小邦国也都是刘氏一脉，权力又极有限，对中央帝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尽管如此，当时的汉景帝还是感觉到极度地不爽。他大声疾呼：“要独裁，要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向商鞅学习，你们谁来帮我建立一个独裁体制？”

一听汉景帝这个要求，群臣都忙不迭地躲了。只有一个叫晁错的人，突兀跳了出来，拍着胸脯大叫曰：“陛下，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不就是个独裁嘛，小意思，你看我来帮你摆平……”

于是晁错就开始了“削藩”，意思就是取消由刘邦所建立的诸小邦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权力。诸邦国怒不可遏，纷纷破口大骂晁错。结果这事被晁错的父亲听到了，老头就颤悠悠地拄着拐杖，来找儿子，说：“小错子，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人家刘氏一家人的事情，你跟着瞎掺合什么？让人家骂你八辈子祖宗？”

晁错说：“爹，你老糊涂了，不懂的事别跟着瞎说。我这是帮助皇上建立独裁体制，你想想，一个拥有着独裁权力的皇帝，多威风啊。”

晁错的爹气得破口大骂：“我怎么生下你这么缺心眼的儿子？宁不惜让全家被人家杀光宰尽，只为了帮别人建立独裁体制，你你你……算了，我先服毒了，也免得跟你一样，让人家喀嚓一刀……”

言讫，晁老头仰药自尽。

见老头服毒了，晁错好不悻悻然：“你说你这老头，我不过就是帮皇帝建立一个没有约束的独裁政权，你服什么毒呢？”正在郁闷之际，忽然宫中来人，说是景帝请晁错过去，商量商量如何独裁的事儿。

晁错兴冲冲地出了门，行至半路，却见马车掉头，直奔刑场去了。晁错很是诧异，问道：“我们去刑场干什么？”对方回答：“老晁，你不至于这么缺心眼吧？上刑场，当然是要宰了你啊。”晁错不明白：“为啥要宰我？”对方告诉他：“你不是在帮皇上打造极权吗？极权是干什么的？就是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宰谁就宰谁，现在皇帝就是想宰你，难道你还敢有意见吗？”晁错：“……我没说有意见。”对方道：“没意见正好，看好了，这是刀……”喀嚓，晁错就被腰斩了。

秦国的商鞅、西汉的晁错，这两个帮助帝王实现独裁权力的怪人，从此就成为了历史上的警示灯，任何人想到他们，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晁错后面的人选始终是空缺，直到北宋年间的王安石横空出世，才算是勉强地将这段历史空白填上。

但是，王安石和缺心眼的商鞅、晁错却是有明显区别的。商鞅和晁错致力于实现权力的绝对集中和垄断，算是政治改革家。而王安石的改革却是集中于经济领域，最多只能算是个经济改革家。

但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也是遭受到了名臣司马光、苏东坡等的严厉抨击，指责他与民争利。

然则王安石何以会受到如此指责呢？

这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北宋帝国出现经济危机时的政策。当时北宋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全部的税赋收上来，还不够给国家公务员发工资的。于是王安石就建议说：“要不咱们改革吧，嗯，这么个改法，国家弄点粮食，贷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种地，等到秋收的时候，国家收回本贷，再让老百姓支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你们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

王安石的这个搞法，在历史上有个名堂，叫“青苗法”。

那么，这个青苗法，到底好不好，管不管用呢？

客观评价起来，这个法子真是太好了，真是太管用了。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大牌国家还在偷偷地抄袭王安石的办法，却死活没付过一分钱的专利——但是有一点，王安石的法子，谁都可以用，百用百灵，唯独是中国人不能用，尤其是北宋年间，更不能用，用了铁定会坏事。

为啥呢？

这是因为，极权态势下的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而不是如西方那样的经济社会。权力就意味着不平等——平等就意味着权力的失效。而经济社会是平等的，契约式的。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经济变革是匡建于平等基础之上的法则，这种法则在经济社会里通行无阻。一旦落到权力社会里，就好比鸟儿跌进了海中，鱼儿落到了沙滩，再也没咒可念了。

反应到现实生活之中，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西方社会里运用，是契约式的，平等式的，制订政策的政府与民众是平等的，依据法律行事的。如果政府敢乱来，老百姓就会让你立即下台。而在权力社会里运用，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变成官府巧取豪夺的借口，因为官府可以随时改变游戏规则，怎么赢就怎么来，让老百姓哭天抢地，无处说理去。

所以，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运用，是越用越灵光。而用在北宋中国时代，却只见旷野中一望无际，是数之不尽走投无路的百姓悬死于树上的尸体。而这个意思就是说，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怎么说怎么正确，怎么听怎么有道理，就是现实的实践不灵光——改革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朝廷追究其责任，把他流放出了京城。出京后他向前赶路，看看天黑，就找了家客栈住下来。这家客栈的老板是个胖女人，家里还养着一口猪。当王安石住下之后，就见胖女人拎一桶泔水，走到了猪圈前，大声叫道：“王安石，王安石，日你娘的吃泔水了……”就见那头猪发出欢天喜地的叫声，狂奔过来，呼噜呼噜地喝泔水。

原来这头猪的名字也是叫王安石。

当时王安石心里那个气啊，心说这位胖大嫂，我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犯得着这么糟踏我，把一头猪起我的名字吗？强忍着气，问道：“这位胖大嫂，你家的猪，为何叫如此奇怪的名字啊？”

就听胖大嫂嗤笑道：“你觉得这个名字奇怪吗？我却觉得正合适，你看当朝的那个王安石，他岂不是比我家的猪还要笨吗？我家的猪再笨，最多不过是吃得肥肥地再挨一刀，这也就笨到头了。可是王安石呢？他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起五更，睡半夜，把自己累得人不人，鬼不鬼，就为了帮助皇帝一家肥吃海塞，逼死了多少善良无辜的百姓？现在皇帝一家吃饱了，他王安石落得个什么下场？还不是跟我家的猪一样，噗哧就是一刀……喂，你说说看，这王安石是不是比我家的猪更要笨上三分？”

听了胖大嫂一番话，王安石呆呆地望着胖大嫂，一言不发，却见他的胡子头发，就在霎时之间，忽然全都变得雪白。

直到被人家卸磨杀驴，王安石才知道自己为人作嫁衣裳的枉然。

都知道替权力卖命是最蠢不过的事情，从此王安石而后，历史又是好长时间的空白，不见有改革家跑来添乱。但等到了大明万历年间，张居正冲出历史，把自己定格在一个模糊不清的时代之中。

在以商鞅、晁错、王安石及张居正这个四人改革委员会中，论名头，是王安石最大；论影响力，是商鞅最大；论悲情，是晁错以他的愚蠢独占鳌头。无论是怎么个排名次，张居正都只能排在最后，无缘进入三甲。

然而，张居正的措施，却是包容纳蓄，统为我用的。简单说来，张居正的改革，是承袭了商鞅的精神，晁错的思想，以及王安石的措施——总而言之一句话，张居正他一个人，把商鞅、晁错和王安石老哥仨的工作，全都给做了。

都做了些什么呢？

张居正的做法，也不过是商鞅、晁错、王安石的效果，就是进一步强化皇家独裁权力，再把老百姓碗里的食物，统统倒进皇帝老倌的盘子里——表面上说是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费改税，但最终的结果，无非不过是让老百姓更多地掏钱。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商鞅也好，晁错也罢，王安石也好，张居正也罢，这些人为何要不惜身家性命，为了让皇帝一家活得滋润，就要剥夺老百姓的利益呢？

原因说出来很是乏味，只是因为他们懂这个，而且能够把这些事做成——这就好比一个具有歌唱天赋的人，不管他是蹲在洗手间里的马桶上，还是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喉咙却总是发痒，非得哼哼几声，否则就会不痛快。

张居正他们，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知道如何盘剥老百姓，让老百姓愁苦得哭天抢天，恨不能一头撞死。所以他们就按捺不住，要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跟自己想得一样有趣。

的确有趣！

为了改革，张居正发了狠心，他刻意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严厉的父亲形象，小皇帝读书时，但凡读错了一个字，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修理小东西一番。目的就是为了强化自己在小皇帝心中的权威，强化对小皇帝的影响。然而他只顾自己玩得高兴，却全然忽略了小皇帝心里的忧伤。

史官不懂心理学，拿个小本瞎记一气，闭着眼睛硬说小皇帝对张居正的教导非常感激，还亲赐手书给张居正，上面写着：“精忠大勋，言则不尽，官不能酬。”意思是说，张老师，你的功劳太大太大了，你的教育责任心，太强太强了，不管给你个啥官，都对不住你的辛劳付出——于脆你来当皇帝得了，如此明确的言外之意，史家硬是看不出来，真是怪事一桩。

要知道，小皇帝朱翊钧，早在他四岁人格形成之初，在裕王府里是作为一个死人喂养着的。他的父亲朱载垕，每天生活在灭顶之灾下，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嘉靖皇帝丹药吃到神经错乱，一声令下将他们全家都掐死。可以想象朱翊钧所生活的环境充满了怨恨与恐惧，绝望与仇恨如同灌了铅的毒汁，将他幼小的心灵浸得透彻。当四岁的时候，这个孩子第一次人格形成，这时候他居然连个名字都没有。也就是说，朱翊钧注定了是一个孤魂野鬼，他活一辈子，始终无法弄清楚自己是谁！

孩童四岁时所形成的人格，是界定他与这个世界的分隔线，从此他将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并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而朱翊钧的情形则是，他的自我必然会因应着年龄而产生，但他却无法确定自己是什么。裹胁在他的人格之内的全部因素，只有恐惧与仇恨，仇恨！

朱翊钧恭敬地坐在书案前，眨巴着天真无邪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张居正的瞎掰。然而这只是他在苦难生活状态下所形成的条件反射，如果他不是强迫自己这样乖顺，他早就被爷爷嘉靖活活掐死了，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他已经活下来了，他还想继续活下去，这就是他让自己表现得温顺乖巧的唯一原因。

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打小承受着朱翊钧这种强大压力的话，那么人性的本能就会让他选择逃避，逃避到另一个人格中去。也就是说，可怜的朱翊钧，经过张居正一番科学规范的调教，最终人格分裂了。

从此朱翊钧的灵魂一分为二，在张居正面前，他是一个异常聪明，对经史子集有着独特见解的少年思想家。有一天，张居正在讲课的时候，朱翊钧深有感触地说：“国家之宝，就是贤士能臣，如金玉之类，对于国家有什么用处？”张居正听了，当时就感动得落泪了，曰：“孩子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放心了。”

朱翊钧恭送张老师出门，“老师您慢走。”转过身来，他手中已经握住一柄锋利的宝剑，雪亮的剑刃，直指一个小宫女：“过来过来，给老子把衣服脱了。”那小宫女吓得呆了：“陛下，你要干啥啊？”朱翊钧把眼睛一瞪：“干啥？老子想干啥就干啥，你他妈的管得着吗？”不由分说，当头一剑劈下，砍向那小宫女。

那小宫女也不是吃素的，应变神速，立即施展凌波微步，“哧溜”一声，逃得远远的。朱翊钧咬碎钢牙，圆瞪怪眼，在后面穷追不舍。这时候一群宫女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朱翊钧架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劝解：“小陛下，你个小王八蛋干吗要生这么大的气？她小丫头不懂事，该罚，就罚他……把头发割下来赔你好了，行不行？”

朱翊钧人单势孤，打不过这么多的大妈大姐，就愤懑地做出了让步，没有要小宫女的脑袋，暂且割发代首充数。

有分教：小皇帝人格分裂，老教师心灵受伤。此事发生之后，太后李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要求帝师张居正立即写检查，跪在地上反省自己的错误。张居正检查写了，跪也跪了，错误也反省了，就是站起来后有些迷糊——这小皇帝脑子有毛病，关老子屁事啊，居然让老子做检查！

算了，不跟这群怪人生气了，抓紧时间回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