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一九八二 黄花岗七十一年后

那真是漫长漫长漫长的一场丧礼,从一九四九拖到一九五九、六九、七零、七一、七二、七三……还没完呢。

先是给“中华民国”办丧礼的,拖到办丧礼的大老板死了。于是开始给自己办丧礼,小老板死了。小小小小老板,包括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个接一个死了。追随大小老板的走狗族也死了。连阳明山公墓都客满了,新起的公墓一片接一片开辟了、新盖的灵骨塔一座接一座造起来了。

一九八二年,黄花岗七十一年后。

莫纪彭死了十年了,林光烈出狱四年了,白色恐怖终于扫到了他,他坐了多年大牢,总算出狱了。

林光烈试着打听莫纪彭埋骨何处,可是没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慈湖、慈湖、慈湖,那是一连五任所谓“总统”的暂厝所在。在这伪总统第五任就职之日,他的儿子做了伪行政院长。有讽刺意味的是,儿子做行政院长的任命,竟是执政党中央常会决议“吁请”伪总统“征召”贵儿子而来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啊,他会服气吗?袁世凯后来要做皇帝不做总统,他失败了、儿子接班失败了;但蒋介石呢?他表面上没做皇帝,但事实上他成功了、儿子接班成功了。蒋介石归骨慈湖,祭文上哀悼着“龙驭”、“崩逝”,门坊上石雕着“陵寝”,不是皇帝,谁敢这样僭越呢?可怜的“中华民国”啊、可怜的“天下为公”啊、可怜的莫纪彭啊、可怜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啊……一切名义与正义、都沦为蒋家天下的垫脚石了。

那真是漫长漫长漫长的一场丧礼。

都以为岁月过去了,人世停下来了。

其实人世过去了,岁月停下来了。

岁月停下来了。岁月坐视人世的衰变与死寂。那曲线不是朝阳的,而是落日的。日历从一九六一撕到一九八一,撕下的,不过是一张又一张作废的纸,但是,撕裂的心灵,又归泊何处呢?

圆山“忠烈祠”的牌位,一层层蒙上新的尘土;告朔饩羊的祭典,一波波轮换新的衣冠。“民族救星”终于使民族得救了,他在“中华民国”亡国二十六年后,放掉了眼冒金星的民族,一具黑棺,寄厝在慈湖之畔。他的儿子虽接掌了全部政权,但是接掌不了全部淫威,落日更落了。

被奴役的人们捞到一点喘息,但也摆明了青春不再。十七师的番号改了又改、撕下来的老兵,星散在岛上山之巅、水之湄、和公寓门口管理台的后面。最后,当他老得认不清访客、倒不动垃圾,他被扫入“荣民之家”,在一块草席的空间里,耗掉四大皆空的岁月。

在丧礼进行曲中,有个人彷彿是个例外,他是一名计程车司机。

蒋介石的太子接班了,有了一点变化。岛上人口多了,计程车也多了。

为了抢生意,计程车司机龙蛇杂处着。其中一位,非龙非蛇,而是一条马陆。马陆是智慧型的节肢动物,圆柱形,约由三十个同形环节组成,有单眼数只、短触须一对,它智慧,因为它会装死。你碰碰它看,它立刻蜷成一团,一动也不动。龙就会动,会被屠龙;蛇就会动,会被斩蛇,但马陆不动。马陆要想想看,才会动。

马陆的名字,叫李师科。

李师科因为退伍退得比别人早,他躲过了直接送往“荣民之家”的“优遇”,他在人海里,有个挣扎的机会,就是开上计程车。

一九八二年到了,开了多年计程车的李师科,有了惊人之举,他变成独行侠、抢了银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李师科事件”。

“李师科事件”发生后,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直到一篇文章振聋醒聩,阐明了原委,李师科的真正怀抱,才大白于世。

文章是预备军官写的,题目是——

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文章如下: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国人民做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和善”,“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的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水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户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在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被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中国农民的凄凉身世

李师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在一九六零年代,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在野战部队中,见过成千上万李师科型的人物。他们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异,但在风沙里、在烈日里、在恶臭的营房里、在粗粝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灯光里、在迷茫的回忆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世与凄凉。

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爱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自己属于国家了

唐诗里写古代拉夫的情形,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惨,其实一千年后,还在中国变本加厉的重演着。据红十字会会长的调查,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就有这样的惨象:

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栓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惊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么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 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了?”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后余生

在我接触过的和经年累月一起生活过的这些中国农民,他们当兵的前夜,都大同小异的历经过“挨打”、“少而粗粝”的食物、“拉肚子”、“集体大小便”、“奄奄一息”、“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等苦难,最后,他们劫后余生,正式编入了部队,又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饥饿与伤亡。在多年的“子弹没眼,上天有眼”以后,他们再劫后余生,困守在台澎金马,年复一年的升旗、点名、操练、换防。他们手下的充员士兵,在服役两三年后,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们却不准,他们无伍可退、无家可回,眼看着一批充员走了。一批充员又来,来去之间,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几次来去,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当他们老了,当他们受伤难医、有病难治了,国家开始放走他们,让他们自由,由他们自力更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跟社会脱节太久了,“以军为家”太久了,太久的单调军人生活,使他们除了放枪以外,什么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会,他们满怀欣喜,却也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当他手提包袱,脚穿球鞋,泪流满面的接受我们欢送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我年轻时候把我抓来,不让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动了,又要赶我走。我到哪儿去啊!”

到哪儿去?去做蹩脚工人、去做蹩脚工友、去做蹩脚门房、去做蹩脚守卫、去做蹩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了。

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个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属于自己了

李师科是千千万万老兵中的一位,他是因病退役下来的。退下来后,在兵工基地做工两年,再申请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于是,他奔波谋生,“日子过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开计程车的职业,“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块,有时跑了一天车,还不够吃饭。”

不够吃饭还不够,还得应付警察找麻烦。李师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开“红单”,要不断的缴罚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国家权力的象证,他恨上这种两脚会走的国家。

生活的困苦与对警察的怨恨,随着他的年纪,情况越来越深了。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他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有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拮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在另一方面,李师科没有家乡,也没有家庭,这种情况,是国家造成的。李师科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问题,他在大陆的家庭,已因战乱而不能重建;他在台湾的家庭,也因战乱而不能新建。他的爱、他的感情,都没有归宿与寄托。他没办法“老吾老”,也没办法“幼吾幼”,最后“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爱小孩子。更爱以前房东的一个两岁小女儿,他把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都投射在这小女儿身上,他希望这小女儿不要像他一生那样困苦失败、那样飘零而没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给这个小女儿美满安全的一生。

道德问题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帐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这种奇例,我们无法从犯罪学中的“体形学派”(typological school)来解释,也无法从“精神病理学派”(psychiatric school)来解释,甚至无法从蛋头们的学理研究来解释。这种奇例,只有从几十年来,一个老兵,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恨、他的委曲与耿直、他的汗斑与泪痕来解释,我们才能恍悟事实的真相。

李师科在抢劫前对朋友说:“要抢也不要抢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如果是我就抢政府的钱”;在抢劫时对银行职员说:“大家不要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这些表现,充分证明了他是道德性极高的。他显然认为抢这种国家这种银行的钱绝非不义之财。抢钱,是为了补偿“他爱国家、国家不爱他”的代价;抢钱,是为了向贫富不均的社会抗议;抢钱,是为了给警察好看、给穷人出气;抢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给房东小女儿念大学!……他每一个抢钱的动机都是罗宾汉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渔杀家”萧恩式的,从道德观点看,李师科实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国民党官方和国民党舆论丑化他的道德,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师科的道德之高,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问:你抢劫银行的动机何在?

李师科答:我看不惯社会上许多暴发户,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所以我早就想抢银行。

问:那天如果银行警卫在场,你会下手抢劫吗?

答:不一定,也许会把警卫打死。不过,我曾考虑到警卫薪水没多少,他们的妻儿可怜,所以我问明警卫不在才下手。

由此可见,李师科是恩怨分明的人。这种分明,在目前这种混沌的社会里,只有在道德极高的人身上,才能显示出来,而老兵李师科,就是这样动人的一位。

问题道德

更动人的是,李师科把抢到的钱五分之四——四百万,都包在一起,送给那房东小女儿。据小女儿的母亲回忆:

那天下午大概五点多,我先生不在,李师科拿了一包东西来说要寄放我家,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而我们跟他多少还是有点距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只简单地说了声:“钱”,然后又说:“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事我负责!”我觉得更怪,再问他:“你这个钱是要做什么的?”他只是摇了摇头,眼泪突然落下来,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地走了。

当记者追问这位母亲:李师科说他只打算留一百多万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万是留给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贴的,你知道吗?这位母亲“黯然无语,只是低着头。”

合理的研判是:李师科知道这种行为有被小女儿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还是做了。告密的奖金是赃款的一半,小女儿的父母告了密,至少还可合法拿到两百万。两百万留给小女儿,那也差强人意了。

就这样的,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写《化石森林》(The Petraified Forest)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Alan Squier),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 Marie Hugo)与《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人尚万近(Jean Valjean),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这些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穷苦的人有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义。国民党的下三滥报纸《民族晚报》,恬不知耻的以“重振社会公义精神”为社论,满纸“人心大快,社会公义得到伸张”,“秘密证人制度的弹性运用,实际上也是公义精神的高度发挥。”这真是颠倒是非的谬论。因为真正的“社会公义”,是抑强扶弱,而不是欺负穷人;是哀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励行侠仗义,而不是收买卖友求荣。国民党《中国时报》说告密者“以无比的道德勇气,出面向警方举发”,“道德勇气发挥淋漓尽致”,也是谬论。告密者“淋漓尽致” 的,可以是恐惧、可以是勇气,但绝非道德。古往今来的道德里,从来没有把卖友求荣当道德的,国民党把卖友求荣当运德,这种道德,是问题道德、是线民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所献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国民党《联合报》也登出谬论,是台湾大学心理系蛋头教授写的。写李师科:

对侦讯人员说:国家亏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抢银行。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来,李师科反社会心态的对象,很明显的是“公家机构”、“警察”、“银行”……等等代表“国家”的象征。

李师科的行为很明显是错了。“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对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满,都可能觉得国家对自己有所亏欠。按理说,一个人对政府或“国家”有所不满,他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绝不能肆意攻击代表“国家”的象征。

这话说起来堂皇,但是蛋头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师科这样穷苦的人、这样低层的小市民,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呢?他们能吗?他们敢吗?纵使做了,又有效吗?正相反的,他们但求政府不再扰民就谢天谢地了!试看李师科这件案子,在没破案前,多少计程车司机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没有法院的传票,把他们一个个私设公堂,灌水修理,他们啊他们,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拒绝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李师科的“合法的途径”,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呢?

在法律上,李师科的途径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别忘了,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不起他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当李师科被捕,治安人员把他推出展示的时候,他被包围在一个个彪形大汉里,一副手铐铐住他,再一副手铐铐住他的右臂,一只巨掌抓住手铐,右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右肩再被一只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铐和巨掌,更显出权威的膨胀和个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声里,在庆功宴上、在奖金的分红中、在内政部长的谈话下,我们看不到一丝悲悯的气氛,大家都在无情的对待这位老兵,像对待一只过街的老鼠。这种现象,不是太没心肝了吗?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帐,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井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谈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侯,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侮辱者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声。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ton)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科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这篇文章写后十三天,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李师科被枪决在台北。

李师科死后,千千万万的人们怀念他。在台北县的新店山区,有人为他立了塑像。塑像就立在“无天禅寺”外面,又属于“无天禅寺”,又不属于“无天禅寺”,过路的人们会好奇的来看、来参拜,在香炉里,人们每每点燃一炷香烟,直插进去,蔚然成风,变成新店山区的一景。

消息传开了,上山去看的人也多了,提到“李师科庙”,人们都指点在那里。

李师科死后的一天清早,天还没亮,一辆计程车开上了北宜公路,左转右转,转到了“李师科庙”。一个身影从车中闪了出来,双手捧着一盆植物,静静的,放在李师科塑像的脚下。身影向四周张望一下,转身回到车里。循着原路,消失在晨曦里。

近午时分,几个善男信女上来了,他们有的在上香掷筊,七嘴八舌的报出明牌号码,向眼前的神衹祈求保佑、保佑中奖发财。一对夫妇夹杂其中,外带了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五六岁年纪,在一边张望着,她听任大人们七嘴八舌,她东张西望,忽然间,她看到塑像下的一盆花,她跑过去,盯着花看,又闻了闻它、又用指尖轻触一下,充满了怜惜、欣赏、与好奇。”

“喜欢吗?小妹妹,喜欢这盆花吗?”彷彿一个声音在旁关切着。

小女孩没转头,却点点头。

最后,善男信女们要下山了,那对夫妻带走了小女孩。小女孩回头望了那盆花——一盆小黄花。

“那盆小黄花好漂亮。”小女孩说。

“那是好心人给李爷爷上供的。”

“我们没有给李爷爷上供吗?”

“只要你来看他,他就很高兴了。你是李爷爷邻居的小女孩,你在李爷爷的眼里,就是他的女儿。”

“那盆小黄花,可以让我借来上供吗?”

“可以吧。”

“可是,那黄花不是她的。”

“当她有心把不是她的黄花送给李爷爷,黄花就是她的。”

“李爷爷最懂这个道理。”

“李爷爷最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