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被一个年轻的小皇帝修理得颜面尽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又羞又恼，郁闷得一病不起。刘崇没活过年底就一命呜呼了，将巴掌大的地盘传给了儿子刘承钧。

柴荣回军路上，祭拜了周太祖郭威的陵墓，然后回到了开封。

这次泽潞大败北汉军，太原城下威迫刘崇，对于后周来说是巨大的胜利，振奋了军威和国威。这次出征的动议主要发起于皇帝柴荣，战争的胜利也直接得益于柴荣的直接领导，在此过程中，柴荣屡次力排众议，显示了强悍的决断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超强的统筹调度的组织能力。这件事极大地提升了柴荣的自信心和地位，对这位刚刚登基几个月的年轻皇帝来说，无疑是巨大利好，开门红，对于柴荣牢牢确立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帮助。

从此之后，周世宗柴荣更加勤奋地工作，更加积极地进取，更加强势地决策，文武百官多数情况下变成了执行者，不太敢轻易与皇帝发生争了。

柴荣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皇帝要干事业，不可能光杆司令自己干，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官僚才行。柴荣着手调整了干部队伍，把支持他执政理念的人提拔到了重要岗位上来。把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质提拔为司徒，代替了窦贞固。把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景范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代替了李谷。提拔了枢密使、同平章事郑仁诲兼任侍中。提拔了枢密副使魏仁浦为枢密使。自从后唐安重诲之后，出现了多个枢密使并列同朝的现象，这也是皇帝削弱枢密使权力的重要措施。

提拔完亲信得力大臣，柴荣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管理，绝不姑息迁就。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贪赃，被皇帝赐死自尽。有人向皇帝申辩说孟汉卿罪不至死，皇帝柴荣说：“朕明白，我是要杀一儆百！”为了消除林立的藩镇小山头，柴荣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削藩，取消或合并了几个小藩镇。

柴荣精力旺盛，工作投入，一项项的重大政治举措陆续出台，多年的积弊劣政得到纠正。只要看到不合时宜不便于治国理政的事情，柴荣马上就研究出台管理措施。在努力处理繁重工作的同时，还有一件事令柴荣很伤脑筋。那就是黄河之患。这几年黄河水频繁泛滥，从杨刘到博州一百多里的河堤连年溃坝，河水汪洋，淹没了几百里的农田和村舍，老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朝廷派出了几批治理河患的工程队，都无功而返。后来，柴荣派出了财政部长李谷发动了六万劳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堵塞了溃坝，疏通了河道。

公元955年正月，柴荣又制定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后晋、后汉以来，漕运是物资流通的主要渠道，特别是官粮征收运输调剂入仓的主干道。但是在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出现计量和霉烂损耗的事情。按照旧法，一旦出现缺斤短两，负责运送粮食的官吏要被杀头。运粮官员为了活命，每次都要向老百姓超额征粮，以冲抵损耗。柴荣下令，废除此法，给予一定冗余调剂政策，准许每斛粮食损耗一斗的空间。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征粮官吏向下级和老百姓层层加码的弊端。

助推物流和商贸也是柴荣很重视的一项事务，特别是强令推动和西夏等西部少数民族互通贸易的活动，这就便于中原获得战马、牛羊、皮革铁器等重要物资。

在考选干部方面，柴荣进行重要改革。他让翰林院和中书省、尚书省推举干部时，不仅在任命文件上注明任用者姓名，还注明推举者名字。对于合格的，予以任用。如果走马上任的官员为非作歹，不仅要严惩干坏事的官员，还要推举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招对于肃清官场陈腐习气起到了重要的震慑作用。

自从石敬瑭丢了燕云十六州之后，契丹越过长城，占据了南犯中原的桥头堡，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挥兵南下。中原吃尽了契丹的苦头，可又苦无良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和边防城池被契丹洗劫侵略。

柴荣对此非常重视，边患不宁，谈不上国家建设，更谈不上收服燕云十六州。后来，有人对柴荣说，在深州和冀州之间有一条河，名为胡卢河，东西长数百里。可以深挖拓宽这条河，增加河水流量，将其建设成为阻隔契丹向南奔突的天然屏障。柴荣觉得这个对策有道理。说干就干，柴荣立即命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带着部队，开挖胡卢河。同时在李晏口这个要害位置新修一座城池，派兵把守。胡卢河在河北省宁晋县东南，也称葫芦河，以前为滏河、漳水、滹沱河汇流而成，今已淹没为洼地。

借助地利条件修筑了军事屏障之后，柴荣没有放弃人为的作用。他授予德州刺史张藏英很大的权力，在北部边境以高薪招募骁勇善战士兵，根据边防具体需要，可以自由出击或守御。这支队伍成了驻守州城阵地军的重要补充力量，以游击战术极大地打击了契丹南犯之敌。此后很长时间，契丹军马不敢越过胡卢河，中原的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社会生活得以安定。

自从两晋南北朝之后，佛教在中国兴起，历经隋唐五代，地位日益上升，逐步渗透入了国家政治，成为和皇权、政权关系密切的一个精神统治工具。在国家官方活动的助推之下，佛教的讲经说法、寺院僧尼、法事活动大规模扩张，遍布全国。到后来，在皇权、官僚、地主之外，寺院成为了最大的有产势力。无论是钱财、地产、田产等动产不动产，各级各地寺院都是富得流油。

有钱有势之后，寺院的掠夺性一面就愈演愈烈。很多寺院已经不局限于接受施舍，开始侵占附近的土地甚至村庄，已经成为瓜分社会财富的重要力量。况且寺院的钱财产业是不需要交税的，僧尼是不需要服劳役的，也就是说只消耗不创造。佛教已经大大远离了其原本的清修方式，成为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一股巨大势力。柴荣看到寺院过度泛滥，畸形发展的弊病，他下令罢黜国家指定范围以外的所有寺院。禁止寺院私自剃度招收僧尼，凡是打算出家的人必须先经祖父母、父母、叔伯同意之后才行。只保留洛阳、开封、魏州、西安、青州的戒坛，其他全部停办。禁止出家人各种自残式的赎罪行为及其他惑幻精神的迷信活动。即使对于国家指定保留的寺院，也要严格造册登记。凡是死亡、还俗的僧尼，要及时削册，寺院也相应减少各种钱财待遇配额。

随着天下逐步稳定，物流商贸逐步恢复，对于钱币的使用需求也日渐增多。可是据官府统计，钱币出现了短缺，原因是铸钱的铜短缺。那么铜都到哪里去了呢？有两个去处：一是老百姓把铜用来浇铸器皿，二是老百姓或者富户用来铸造佛像了。原本中原地区对铜的开采技术一直不是很发达，铜几乎是仅次于金银的稀缺金属，因此被用来铸造钱币。可是现在缺钱怎么办？缺铜怎么办？柴荣下旨，一方面官府专门成立矿务局开采铜矿，另一方面命令老百姓把铜器和铜佛像在五十天内统统交官，官府按价值给予补偿。

关于这个措施，柴荣还对议论纷纷的群臣发表过带有申辩色彩的意见，他说：“你们不要非议我毁灭佛像的措施。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以善道教化世人，只要人心向善，何必拘泥于形式上的供奉佛像呢？那些铜龛泥塑怎么可以等同于佛呢？我听说佛教的理想是为世人着想，造福兴利。他们为了布施，即使断头挖眼也毫不吝惜。如果朕的身体可以换来老百姓的安生，朕也会在所不惜。”

司马光对柴荣的这段话给予了高度肯定，司马光认为：“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后世有人指责柴荣毁灭佛教，是暴君。其实司马光和柴荣的话在客观上驳斥了这些攻击。柴荣并非要对佛教实行灭绝政策，而是在鉴别良莠、辨析是非、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正确决策。

在周世宗柴荣的强力推动下，后周统治时期，保留了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止了三万三百三十六所，登记僧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由此可见，这是多么庞大的一组数据，天下寺院的规模是不可想象的大。

历史上有人说柴荣毁寺灭佛，对寺院僧众实施了大规模的灭绝政策，以至于后来柴荣英年早逝也是遭此报应。其实这都是情绪性和迷信性的指责和诅咒而已。柴荣的确对佛教不感兴趣，从他对待符皇后的态度上也可见一斑。符皇后在嫁给柴荣之前，坚决抗拒母命，拒绝出家赎罪以延长寿命。柴荣对此十分赞扬和敬佩。柴荣作为新一任统治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寺院势力对他的统治和对天下正常运转的危害。因此，柴荣要强力压缩寺院势力的生存空间。当然，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朝廷也获得了额外收获——没收了大量寺院财产。后周对老百姓实行轻简的赋税政策，短期之内国家财政必然吃紧。大规模没收寺院财产对壮大后周帝国的财政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强制僧尼还俗和限制出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对社会经济和生产是好事情。

柴荣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搞基建工程，尤其喜欢搞市政建设。他在澶州的时候，就把澶州的大街进行拓宽，对各级府衙官邸进行了修缮，对沿街商铺进行了整修，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开封作为京城，虽然已经被三前的皇帝重修过几次，可柴荣觉得还是不够宽大不够气派。公元955年四月，柴荣下令对京城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分批施工拓建。

这次大规模拓建开封，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柴荣亲自绘制图纸，亲自对城市功能布局进行分配。朝廷先派出专家设计师，在开封城外划定施工区域，做出标识。对于标识区内的衙门、官仓、街道、兵营、监狱等国家公共设施一次规划到位，预留位置。同时拓宽开封城内主大街，街道增宽到了三十米，相当于现在的双向八车道马路。对其他地方的修建，朝廷采取了发动群众的办法，允许老百姓自行出钱出力，修房盖屋，开铺开店。将城内城外的坟场全部搬迁，一律搬到新城界标识七里之外。

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朝廷如何组织施工呢？岂不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吗？周世宗自有他的办法。等到冬季农闲的时候，发动民夫筑城修建。开春农田耕种忙碌起来的时候，就停止施工，等到冬季再继续施工。采取了一次规划、循序渐进、官民共建的建设策略，既科学，又不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还高。

末唐以来，大量的城市被毁坏，烧杀破坏的人比比皆是，搞建设的寥寥无几。几十年间只有三个修建城池的高手：一是末唐名将高骈，修筑了以成都为核心的军民两用防御型城市群；二是淮南徐温，修筑了金陵都城；三是周世宗柴荣，规划拓建了开封。

柴荣对开封的城市建设理念和管理水平，已经不低于现代社会的水平了。对于大规模迁徙坟茔，无论官民都议论纷纷，反对之声四起，谣言不绝。柴荣对此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他说：“现在争论没有意义，再过几年你们就会受益于这次城建活动。”开封城经柴荣的这次大规模设计规划及拓建，一直沿用到北宋中后期。可以说这次拓建超前了一百多年。

汴水自从后唐末年溃坝决口之后，汪洋泛滥，由于连年打仗，官府顾不上挖掘疏浚河道。这条河被污泥拥塞得成了一片大沼泽。柴荣下令兴修水利工程，派武宁节度使武行德负责，征调劳役民工，修筑堤坝，开挖河道，疏通河水，从开封一直修到泗水。这项工程工程量浩大，当时很多人认为难以成功，柴荣说：“只要坚持做，几年之后，你们就会看到这项工程的好处。”

我们举出这么多事例，目的是说明柴荣爱岗敬业、励精图治的执政态度，兴利除弊、日理万机的执政能力。郭威确定柴荣为后周的接班人，是选对人了。柴荣的确是个不错的皇帝。

登基一年来，周世宗柴荣的工作越干越顺手，国内政治逐步步入正轨，军队、民政、经济、社会、吏治等方面大有起色。柴荣那颗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心，萌生了一个新的大构想。特别是在击败北汉之后，荡平天下统一四海的念头在柴荣心里油然而生。这个念头在朱全忠之后，后唐庄宗李存勖曾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后来再没有哪一任中原皇帝有此雄心，也没有哪一任皇帝在任内顾得上干这么大的事情。

柴荣是一个典型的行动主义者。只要有了想法，他毫不犹豫，立即就想付诸实施。

为了实施宏伟的抱负，柴荣吸取了上次迎战北汉的教训，没有和群臣进行面对面的议论和交锋，而是先采取了统一思想的策略。柴荣这次学聪明了，也老练了许多。

周世宗柴荣抛出了一个气球，测试文武群臣的观点倾向。他对宰相们说：“朕日夜思考治国安邦的良策，可不得要领，以至于寝食不安。况且，从后唐以来，南吴、西蜀、北燕、河东割据在外，中原皇权未能远播，以至于山河破碎。为此，朕最近想了一个题目，你们大家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宰相们狐疑地看着这位年轻好胜的君王，心里想：“皇帝爷你又在打什么主意？难道不能安稳几年吗？总喜欢折腾出各种花样。”柴荣胸有成竹地对这些满脑子乱想的大臣们说：“各位爱卿，都是朕的股肱之臣，你们每个人写两篇作文吧，一篇名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一篇为《平边策》。一定要好好写啊，朕将亲自审阅，作为国是决策的重要参考。”

皇帝柴荣抛出的这两个重磅课题，在每一位官员心里都激起了万丈波涛。这些官员怀着不同的心思，惴惴不安地回家做作业去了。

几天之后，皇帝收到了几十份答卷。柴荣一一浏览之后，其中大部分策略都是讲安定守成，建议朝廷不要折腾，要保持稳定，要谨慎治理，要富国富民，要休养生息。柴荣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随便翻一翻就甩到一边去了。突然，柴荣被其中一份答卷吸引住了目光，他一口气读完，返回头又读了一遍，然后一拍大腿，感叹道：“好文章，好建议！”

柴荣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了一篇《平边策》。这篇策论是比部郎中王朴写的。王朴原本小青年的时候，被郭威看中。郭威认为王朴聪明干练，将其派到了柴荣手下工作。王朴曾在柴荣澶州幕府效力，后来跟着柴荣一路升官，现在的职务大约相当于法制办的一个处长。

王朴在他的答卷中说了什么内容？

皇帝柴荣为何如此兴奋？

王朴的《平边策》主要内容如下：

王朴说中原帝国先后丧失了对吴、蜀、幽州、河东的统治权，都是由于政策失误所致。要想讨论攻取这些地方的计策，必须先分析中原帝国失去这些地方的原因。

最初的时候，有五大原因导致朝廷丧失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一是君暗臣邪，朝廷最高决策层昏庸，臣子们碌碌度日，一群糊涂蛋；二是兵骄民困，军队骄纵不效忠国家，老百姓水深火热得不到抚慰；三是奸党内炽，帝国官员派系争斗不息，派系林立，莫衷一是；四是武夫外横，割据军阀不服朝廷统辖，拥兵自立；五是因小失大、积微成著，一系列的小矛盾日积月累造成大患。

现在如果要恢复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必须针对以上五大原因，反其道而行之。

如何反其道呢？王朴给出的建议如下：一是提拔贤良之人，淘汰又笨又坏之徒，以达到奖贤任能的目的；二是广施恩惠，推诚布公，以达到增进信任的目的；三是赏罚分明，以达到激励的目的；四是摒弃奢侈，节约用度，以达到积蓄财富的目的；五是减轻徭役赋税，以达到安抚和稳定老百姓的目的。等到群才聚集，政令畅通，政治清明，财物充足，上下一心，然后再大举发兵征讨，大功可成。

从敌人一方来说，如果对方知道我们有必取的决心和优势，那么敌人那边也会产生分化，了解情况的人愿意为我们充当间谍，了解山川地理的人愿意充当向导，他们的老百姓从内心里欢迎我们。到那时候，天意也要帮助我们成功啊。

分析完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之后，王朴进而针对具体专题开出了药方，总的指导原则是先易后难。

关于对付南唐的策略。南唐和后周接壤两千多里，边界很长，所以战线也很长，这就为袭扰南唐创造了条件。如何袭扰呢？应当在南唐防备力量薄弱之处下手，声东击西，敌人一定会千里奔走防御救援。敌人只要大范围移动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遇强击弱。在袭扰南唐的时候，不必大动干戈，只要派出小股部队即可。南方人素来谨慎小心，一旦听到警报，无论危险大小，他们必然集中全部力量驰援。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他们几次，将使对南唐消耗大量财力、民力，等他们疲敝衰竭之后，我们可以用最小的力量乘虚取之。

到那时，长江以北的地盘将被我朝占领。占据江北之后，我们可以把江北建设成为攻取江南的新基地，颁行我朝制度和法令，驱使和治理江北的官民，从江北再攻打江南就容易得多了。

夺取江南之后，攻取岭南、巴蜀则易如反掌，如探囊取物。平定南方之后，幽燕等北方地区必然是望风投诚。如果北方不识时务，我朝再大举发兵征讨，也不过是秋风扫落叶，可席卷天下。

虽然岭南、巴蜀、幽燕唾手可得，但是河东绝不会容易屈服。河东一定是最难攻取的死敌，用恩义信用招抚怀柔不管用，只有靠大军强攻。由于去年高平之战后，北汉已经奄奄一息，衰败不堪，没有什么能耐侵扰我边境。所以，等天下荡平之后，我朝腾出手来，最后再一战定河东。

王朴给后周帝国描绘出了扫平环宇、统一天下的路线图。这是一幅恢宏壮丽的蓝图，气魄盖世，逻辑严谨。既然这么令人激动，什么时候甩开膀子干呢？王朴答案是一年之后可以兴兵。他说现在后周帝国已经具备了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士卒精练，军队训练有素，特别是柴荣改革军队建设之后，士兵战斗力大大提高；二是甲兵有备，打仗用的武器装备储备充足；三是群下畏法，朝廷令行禁止，军队纪律严明，号令一致，国家运行效率很高；四是诸将效力，在有效的赏罚机制之下，将士们乐意效力奋发。

既然有这么多好的条件，为何还要等一年才能出师呢？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不足之处，那就是粮草还不够多。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机器一旦运转起来，那就是一个吞噬粮草物资的魔兽，是个无底洞。粮草如果一旦断供，战争必然失败。所以，王朴认为再等一年，把今年夏秋两季的粮食收割之后，运输仓储到边防战备基地。粮食丰产丰收，万事俱备，可大举发兵，实施这一伟大的计划。

王朴的这篇《平边策》，对柴荣触动很大，也很符合柴荣的心理预期，扇乎得柴荣那颗年轻好胜之心激动沸腾，一团烈火在胸腔中熊熊燃烧。

其实客观地讲，其他文武群臣以安定治理为核心的策略，也有很高的价值，富国强兵保境安民也是必要的，是审慎的策略。王朴的建议，则要开疆拓土，易守为攻，是积极进取的态度。这两种类型的治国策略，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适用条件。王朴的文章气度恢宏，战略清晰，逻辑严谨，分析深刻，措施具体，神采飞扬，并非是好高骛远纸上谈兵。王朴提出了战略性目标，同时全面地分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既有有利的也有不足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比较客观。所以王朴的文章受到了柴荣这位英明君主的器重是必然的，柴荣看出了这篇文章的战略价值。

王朴的策略不仅仅被周世宗柴荣器重，更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末唐之后，五代十国历经丧乱，天下疲敝，山河破碎，需要统一，只有统一之后才有可能治理好，才有可能消除彼此征伐战乱的混杂局面，才有可能给天下以安定太平。这是历史的需要，可是五代十国几十位君主，有雄心壮志统一天下的没几个人，有能力和办法统一天下的更是凤毛麟角。王朴“先南后北”的战略构想不仅被柴荣被后周帝国采用，也被后来的赵宋采用，成为改变历史影响深远的战略性策论。

柴荣在心里给王朴打了一百分。没过几天，皇帝下旨提拔王朴为左谏议大夫，协助管辖开封府。王朴一下升到了副部级。

王朴的建议得到了柴荣的充分肯定，但柴荣没有急于宣扬这份《平边策》，他打算充分酝酿准备之后，再全面实施。可是在柴荣启动这份伟大计划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