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之死是个谜，柴荣传位也是个谜。无论怎么看，这其中都充满了疑惑。

如果说柴荣突然得了不治之症，还有可能用积劳成疾、酒后风寒推测，那么他在回驾途中以及对后事安排的种种怪事，的确十分耐人寻味。无论如何也不是一段清晰的历史。对这么大的事件，正史信息量十分缺少，而各种野史的信息又充满传奇色彩，这就更增添了史上这一个多月各种事件的神秘感。

《资治通鉴》在行文风格上偏重于记载对治国安邦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事件，注重阐述正道正理，彰显忠信节义。这一点和《史记》差异很大。司马迁注重考证，但也喜欢收集传奇轶事，记载了大量信息和线索，这使得《史记》具有浪漫主义的一面，故事性及可读性很强。不知道《资治通鉴》是故意裁剪有关内容，还是不屑于或不认可有关所谓的野史信息，反正有些故事因信息量缺乏，而显得不够完整和苍白。专门记叙这段历史的《旧五代史》不仅记录了正史的信息，还收录了一些野史资料，同时作者薛居正及其父亲是后周帝国的官员，属于当事人，他对事物的见闻具有贴近的一面。所以，我们综合这两部史书中的资料，对柴荣卧病传位这段历史进行一番推测。

这里首先需要介绍几个人物，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后周帝国军政界举足轻重的大佬。

第一位就是李重进。官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李重进实际是柴荣所建立中央军的最高指挥官。自从高平之战后，柴荣大刀阔斧改革军制，并从各地选拔骁勇善战的士卒充实到中央军即侍卫亲军中来，从而建立了一支直接由皇帝指挥的主力特种部队。柴荣的这个做法有点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的中央军。柴荣南征北战主要靠这支部队，不像以前王朝，发动战争的时候多靠某一个藩镇的力量。如此一来，周帝国既加强了中央军事力量，又抑制和削弱了诸侯藩镇，一举两得。柴荣的这个努力很成功，基本扭转了藩镇骄兵悍将欺凌皇帝的局面。

既然是这样一支重要的军队，其统帅一定很重要。既要能征善战，更要对皇帝忠诚。郭威的外甥李重进被授予重任。这个职务是周太祖郭威临终封授李重进的职衔。当时病榻上的郭威还专门嘱咐李重进要好好辅佐继任皇帝柴荣。柴荣执政五年多的时间中，一直对李重进很倚重，君臣信任无间。即使张永德、齐藏珍等人说了很多李重进的坏话，柴荣根本没往心里去。李重进对大周帝国对柴荣，忠心耿耿，屡立战功，一路加官进爵，成为军中地位最高的人。如果再升职的话，恐怕就要封王了。尽管李重进官爵不断提升，但他一直牢牢掌控着大周帝国的中央军核心部队，可见其地位之稳固。

柴荣抱病南归，虽然放弃攻打幽州，但并没有放弃攻打北汉，他留下李重进越过太行山去攻击北汉。对这一部署，柴荣没有说明意图何在，估计是给太原刘承钧一点教训，巩固一下北部边防。

但是柴荣病重甚至面临归天危险的情况下，他为何把手握重兵且又深受信任的李重进留在疆场呢？

第二位是张永德。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自小深受郭威喜欢，年纪轻轻就官居重要军职。后来一直在中央军任统领职务，现在官拜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澶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地位仅次于李重进。“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似乎是柴荣发明出来，的其职能大概再以往的殿前都指挥使演化而来，而殿前都点检这个名称似乎是套用了之前的大内都点检的名称。尽管设置了都点检，但殿前都指挥使职位还保留，殿前都点检权位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张永德升任都点检，赵匡胤接替了张永德殿前都指挥使的职务。在张永德之前，李重进曾是殿前都指挥使，可以说张永德是接了李重进的班。但是二人担负任务不同，日常情况下，李重进统帅侍卫亲军，侍卫亲军其实已经变成了作战部队，而张永德负责中央警卫部队，两人互不统属。张永德此人有口无心，虽然是孝子忠臣，可是性情直率，没多少花花肠子，基本上没有政治头脑。

第三位是韩令坤，其官职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陈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他受李重进领导，与步军都指挥使并列。被柴荣留在了霸州驻守。

第四位是赵匡胤，此时官拜忠武节度使、检校太保，兼任殿前都指挥使。他受张永德领导，是张永德的直接部下。可以说赵匡胤的晋升和张永德有密切关系，在高平之战后，是张永德极力保举赵匡胤，赵匡胤才崭露头角，被柴荣看重。淮南战争中，张永德、又多次赞誉和保举赵匡胤。

柴荣留下了主力作战部队在外，带着以张永德赵匡胤统领的警卫部队和韩通带领的侍卫部队回驾。韩通是侍卫亲军都虞候，是侍卫亲军部队中仅次于李重进的二号人物。似乎柴荣并非因对这些将领的个人亲疏关系，而是考虑到他重病期间的外患防御，而做出的各项军事部署。因担心契丹和北汉趁柴荣病危之际入侵中原，所以柴荣将李重进率领的作战部队主力留在了疆场。既然无法征讨幽州，柴荣便对于契丹采取了防御为主的策略，令韩令坤驻扎霸州。而对北汉则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派李重进继续攻击河东。从这一点上来看，排除柴荣不信任李重进而故意不将其带在身边的可能性。

第五位是吴延祚，此人在我们的故事中出场不多，他从小就跟随郭威南征北战。由于读书较多，吴延祚职业生涯在文武两界都曾担任重要岗位。可能也由于是这种复合型人才的缘故，吴延祚在柴荣北巡时，被委任为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东京留守。

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文官都在柴荣身边，这些人都是中央行政机关和中央军事机关的大佬。此时，文职大佬中，三司使张美和吴延祚正在东京汴梁。

那么带在身边的这些人是不是就一定受信任呢？应该说柴荣对这些随行大臣还是很信任的。

建立良性的君臣互信关系，一直是柴荣努力的一件事。他时常叹息王峻和王殷之死，认为是太祖皇帝郭威对他们姑息迁就，以至于他们越发嚣张，最终损害到了皇帝和国家利益，不得不以君臣反目结局。王峻和王殷被定为不忠奸贼，而郭威的名誉也受到损伤，被大家认为是过于刻薄猜忌，不够厚道。

君臣缺乏互信，甚至互相猜忌，多数情况下会直接危害到政权的稳定，也会对国家发展构成伤害。如何建立君臣互信？如何共享太平？如何和睦始终？这是柴荣煞费苦心的地方。柴荣采取了很多办法，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剖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群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的作文，直面各种诱因和困难，君臣坦诚相待，毫不避讳。再就是柴荣会及时批评教育有问题的部下，防微杜渐，见到不良苗头就及时掐灭，防止愈演愈烈，难以收拾。因此，后周帝国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受到过柴荣的批评。所以说，柴荣对周帝国的官员没有太多的戒备心理，不像有些皇帝临终时，要将功高震主有威胁的大臣除掉或想方设法剥夺权利予以打击。

从这一点上看，柴荣没有太多担心文武大佬会抢班夺权。

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后周帝国官员派系之争会趁柴荣病危交班之际爆发矛盾？

从这一点来看，也不太可能。因为柴荣通过多种手段并用，后周的文武大臣个人权倾朝野的情况基本没有，派系倾轧斗争的现象并不明显，应该说柴荣领导的这个团队是一个比较团结的集体。因此，柴荣不必担心官员集团之间的争斗大爆发，而破坏政局稳定。

照此分析，柴荣所处的情况是五代以来皇权更替最好的环境了，那为何柴荣逗留澶州不回京师呢？为何柴荣责斥张永德呢？为何回京后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被剥夺了呢？为何柴荣发出后世不可知论呢？为何柴荣没有指定辅政大臣呢？

从时局各事项的重要性分析，柴荣暴病卧倒，那么最重要的事情，一是他的健康是否有可能会好起来，二是外敌是否会趁虚而入。

柴荣的健康是否会好转，直接关系到后面的一个大问题，是否需要安排后事？对此，恐怕柴荣自己也没有准确的估计。毕竟他才三十九岁，正值盛年。况且他还请王朴卜卦说他可以执政三十年，与之比起来这五年才仅仅算是个开始。柴荣没有得过什么病，至少表面看起来身体还算健康。他未必肯甘心向病魔低头。所以，他很可能认为此时安排皇权传位事宜为时过早。

既然柴荣认为没有必要考虑传位，那么张永德冒冒失失地代表群臣询问柴荣死后之事，柴荣当然不高兴。但柴荣很了解张永德，认为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会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所以柴荣推断有人指使张永德。

那么柴荣不想认命，可又不知道此一病是否还能好转，所以他不能表态，既不能按好转表态，也不能按一病不起表态，于是就耗着，把大臣们耗得心里惶惶没着落。

柴荣责备张永德“独不喻吾意”又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他认为张永德应该明白他的什么心思呢？很多人猜测这句话，认为暗含玄机，特别是与另外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猜测，则更加具有可疑性。

一件事情是，柴荣在出巡河北的路上捡到一块二三尺长的木头，上面写着几个字“点检做天子”。不过正史和野史都没有记载，这块木头是柴荣出巡路上捡到的，还是回驾途中捡到的，当时很多人在场，看到了这块木头，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第二件事情是，柴荣从澶州回到京师，很多人都升官了，可是张永德却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令人费解。

如此串联起来，似乎是这块牌子提醒柴荣防范张永德，担心他有篡位之嫌，才将其军职割掉。这种推测是否合乎逻辑呢？

首先分析一下这块木头，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冒出来，肯定是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埋在皇帝经过的路上，又“恰巧”被“发现”，发现之后居然能经过很多道安检程序呈给了皇帝。这一连串的行动，如果没有经过精心策划是不可能做成的。而且做这件事的人身份一定不一般，他要具备和皇帝接近的条件。半路上冒出这么一截木头，以柴荣的智慧应该可以猜到是有人捣鬼。可是柴荣会不会相信呢？我想他未必完全相信，半信半疑是有可能的。因为柴荣和柴家人都有装神弄鬼的记录，柴荣对卜筮这种东西还很热衷。所以策划“木头事件”的人，一定是把握住了柴荣的这种心理。而这种半通不通的文字，正因为其信息有限，所以才会引发无限联想。这截木头很可能对柴荣的心理有一定影响，导致他对张永德有所猜疑。

尽管柴荣一心要建立君臣之间的互信关系，可到了关键时候，他也有心理障碍。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柴荣弥留之际，还是罢免了张永德的都点检职务，并且没有安排别的军职。

那么柴荣逗留澶州是什么目的呢？如果观望病情，完全可以到京城去观望啊，为何一定要留在澶州？一种原因是周太祖郭威在澶州兵变，龙升篡位，夺取天下。第二个原因是柴荣曾在此任藩镇多年，是他获得独立地盘的一个职务。柴荣对此地有感情，是不是有某种情结，既然龙升于此，那么也想归天于此？或者试探左右群臣，借柴荣病危趁机作乱，在澶州再来一次“黄旗加身”？

我推测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现实的原因，这次柴荣北巡意在加强边防，震慑辽汉。不成想，这次北巡发生如此意外。一旦柴荣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到敌国，辽汉一定会联合起来大举进攻中原，那么刚刚收复三关这样的一点点成就，很可能会丧失。因此，柴荣做出了边撤边打的战略部署。澶州作为京师北大门，是战略重镇，柴荣驻守此处，很可能是想镇守大局，支持河北的战争。果然，在柴荣驻守澶州的几天里，河北捷报频传，周军连续取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把北汉打得抬不起头来。至此，柴荣认为短期之内，辽汉没有胆量大举反扑，澶州安全，京师安全。于是，柴荣起驾回宫。这或许是柴荣的真实意图，也是他责骂张永德看不透的军事谋略。

或许柴荣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有意让张永德接班继位，结果发现张永德不是这块料，也没有这个野心，所以慨然作罢。没有证据，难以猜测，或许到后文书会有更多的线索，再专门讨论这个可能性。

回到京城之后，柴荣的病情又迁延了十几天。最终，柴荣没有挺过这一劫。柴荣曾以“十年荡平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共致太平”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可是他只在龙椅上坐了五年六个月。五乘六乃三十，正好与王朴的预言一致。王朴当时不便于说破，只是含糊委婉地说柴荣可以执政三十。而柴荣乐观地当成了三十年。

柴荣传位毫无悬念，一定传给儿子。不过他的儿子太小，大儿子柴宗训才七岁。柴荣当然知道皇帝幼弱的弊病，几千年的历史上这种教训比比皆是。如何保证儿子顺利登基顺利长大顺利治理国家，成了柴荣面前的一道多元多次方程式。他不得不直面两个残酷的现实：他的短命和儿子堪忧的未来。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和未来，对一颗充满豪情万丈气吞天下的年轻帝王的心，是一个莫大的摧残。柴荣不可避免地对未来产生了无奈的不可知论的猜想。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柴荣告诫南唐加强战备以作长久之计的心态了。

为了尽可能地稳定政局，尽可能地延续他确定的路线与执政格局，柴荣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把没头脑的张永德罢免军职，实际上是对他死后各方政治力量格局的保护。他担心张永德以贵戚身份和实权地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甚至无人能够钳制他而恶性膨胀，危害朝局稳定。再一个措施是，柴荣临终将文官宰相集团和军事领导机关的重量级人物，实行了互相交叉兼职，既互相监督牵制，也互相平衡稳定，避免大臣之间夺权倾轧，朋党乱政。

柴荣为儿子传位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谓煞费苦心，机关算计。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柴荣万万没想到，他死后不久，一个眼皮子底下的危机瞬间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