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山一统 1.迷雾重重

柴荣之死是个谜,柴荣传位也是个谜。无论怎么看,这其中都充满了疑惑。

如果说柴荣突然得了不治之症,还有可能用积劳成疾、酒后风寒推测,那么他在回驾途中以及对后事安排的种种怪事,的确十分耐人寻味。无论如何也不是一段清晰的历史。对这么大的事件,正史信息量十分缺少,而各种野史的信息又充满传奇色彩,这就更增添了史上这一个多月各种事件的神秘感。

《资治通鉴》在行文风格上偏重于记载对治国安邦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事件,注重阐述正道正理,彰显忠信节义。这一点和《史记》差异很大。司马迁注重考证,但也喜欢收集传奇轶事,记载了大量信息和线索,这使得《史记》具有浪漫主义的一面,故事性及可读性很强。不知道《资治通鉴》是故意裁剪有关内容,还是不屑于或不认可有关所谓的野史信息,反正有些故事因信息量缺乏,而显得不够完整和苍白。专门记叙这段历史的《旧五代史》不仅记录了正史的信息,还收录了一些野史资料,同时作者薛居正及其父亲是后周帝国的官员,属于当事人,他对事物的见闻具有贴近的一面。所以,我们综合这两部史书中的资料,对柴荣卧病传位这段历史进行一番推测。

这里首先需要介绍几个人物,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后周帝国军政界举足轻重的大佬。

第一位就是李重进。官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李重进实际是柴荣所建立中央军的最高指挥官。自从高平之战后,柴荣大刀阔斧改革军制,并从各地选拔骁勇善战的士卒充实到中央军即侍卫亲军中来,从而建立了一支直接由皇帝指挥的主力特种部队。柴荣的这个做法有点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的中央军。柴荣南征北战主要靠这支部队,不像以前王朝,发动战争的时候多靠某一个藩镇的力量。如此一来,周帝国既加强了中央军事力量,又抑制和削弱了诸侯藩镇,一举两得。柴荣的这个努力很成功,基本扭转了藩镇骄兵悍将欺凌皇帝的局面。

既然是这样一支重要的军队,其统帅一定很重要。既要能征善战,更要对皇帝忠诚。郭威的外甥李重进被授予重任。这个职务是周太祖郭威临终封授李重进的职衔。当时病榻上的郭威还专门嘱咐李重进要好好辅佐继任皇帝柴荣。柴荣执政五年多的时间中,一直对李重进很倚重,君臣信任无间。即使张永德、齐藏珍等人说了很多李重进的坏话,柴荣根本没往心里去。李重进对大周帝国对柴荣,忠心耿耿,屡立战功,一路加官进爵,成为军中地位最高的人。如果再升职的话,恐怕就要封王了。尽管李重进官爵不断提升,但他一直牢牢掌控着大周帝国的中央军核心部队,可见其地位之稳固。

柴荣抱病南归,虽然放弃攻打幽州,但并没有放弃攻打北汉,他留下李重进越过太行山去攻击北汉。对这一部署,柴荣没有说明意图何在,估计是给太原刘承钧一点教训,巩固一下北部边防。

但是柴荣病重甚至面临归天危险的情况下,他为何把手握重兵且又深受信任的李重进留在疆场呢?

第二位是张永德。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自小深受郭威喜欢,年纪轻轻就官居重要军职。后来一直在中央军任统领职务,现在官拜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澶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地位仅次于李重进。“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似乎是柴荣发明出来,的其职能大概再以往的殿前都指挥使演化而来,而殿前都点检这个名称似乎是套用了之前的大内都点检的名称。尽管设置了都点检,但殿前都指挥使职位还保留,殿前都点检权位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张永德升任都点检,赵匡胤接替了张永德殿前都指挥使的职务。在张永德之前,李重进曾是殿前都指挥使,可以说张永德是接了李重进的班。但是二人担负任务不同,日常情况下,李重进统帅侍卫亲军,侍卫亲军其实已经变成了作战部队,而张永德负责中央警卫部队,两人互不统属。张永德此人有口无心,虽然是孝子忠臣,可是性情直率,没多少花花肠子,基本上没有政治头脑。

第三位是韩令坤,其官职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陈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他受李重进领导,与步军都指挥使并列。被柴荣留在了霸州驻守。

第四位是赵匡胤,此时官拜忠武节度使、检校太保,兼任殿前都指挥使。他受张永德领导,是张永德的直接部下。可以说赵匡胤的晋升和张永德有密切关系,在高平之战后,是张永德极力保举赵匡胤,赵匡胤才崭露头角,被柴荣看重。淮南战争中,张永德、又多次赞誉和保举赵匡胤。

柴荣留下了主力作战部队在外,带着以张永德赵匡胤统领的警卫部队和韩通带领的侍卫部队回驾。韩通是侍卫亲军都虞候,是侍卫亲军部队中仅次于李重进的二号人物。似乎柴荣并非因对这些将领的个人亲疏关系,而是考虑到他重病期间的外患防御,而做出的各项军事部署。因担心契丹和北汉趁柴荣病危之际入侵中原,所以柴荣将李重进率领的作战部队主力留在了疆场。既然无法征讨幽州,柴荣便对于契丹采取了防御为主的策略,令韩令坤驻扎霸州。而对北汉则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派李重进继续攻击河东。从这一点上来看,排除柴荣不信任李重进而故意不将其带在身边的可能性。

第五位是吴延祚,此人在我们的故事中出场不多,他从小就跟随郭威南征北战。由于读书较多,吴延祚职业生涯在文武两界都曾担任重要岗位。可能也由于是这种复合型人才的缘故,吴延祚在柴荣北巡时,被委任为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东京留守。

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文官都在柴荣身边,这些人都是中央行政机关和中央军事机关的大佬。此时,文职大佬中,三司使张美和吴延祚正在东京汴梁。

那么带在身边的这些人是不是就一定受信任呢?应该说柴荣对这些随行大臣还是很信任的。

建立良性的君臣互信关系,一直是柴荣努力的一件事。他时常叹息王峻和王殷之死,认为是太祖皇帝郭威对他们姑息迁就,以至于他们越发嚣张,最终损害到了皇帝和国家利益,不得不以君臣反目结局。王峻和王殷被定为不忠奸贼,而郭威的名誉也受到损伤,被大家认为是过于刻薄猜忌,不够厚道。

君臣缺乏互信,甚至互相猜忌,多数情况下会直接危害到政权的稳定,也会对国家发展构成伤害。如何建立君臣互信?如何共享太平?如何和睦始终?这是柴荣煞费苦心的地方。柴荣采取了很多办法,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剖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群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的作文,直面各种诱因和困难,君臣坦诚相待,毫不避讳。再就是柴荣会及时批评教育有问题的部下,防微杜渐,见到不良苗头就及时掐灭,防止愈演愈烈,难以收拾。因此,后周帝国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受到过柴荣的批评。所以说,柴荣对周帝国的官员没有太多的戒备心理,不像有些皇帝临终时,要将功高震主有威胁的大臣除掉或想方设法剥夺权利予以打击。

从这一点上看,柴荣没有太多担心文武大佬会抢班夺权。

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后周帝国官员派系之争会趁柴荣病危交班之际爆发矛盾?

从这一点来看,也不太可能。因为柴荣通过多种手段并用,后周的文武大臣个人权倾朝野的情况基本没有,派系倾轧斗争的现象并不明显,应该说柴荣领导的这个团队是一个比较团结的集体。因此,柴荣不必担心官员集团之间的争斗大爆发,而破坏政局稳定。

照此分析,柴荣所处的情况是五代以来皇权更替最好的环境了,那为何柴荣逗留澶州不回京师呢?为何柴荣责斥张永德呢?为何回京后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被剥夺了呢?为何柴荣发出后世不可知论呢?为何柴荣没有指定辅政大臣呢?

从时局各事项的重要性分析,柴荣暴病卧倒,那么最重要的事情,一是他的健康是否有可能会好起来,二是外敌是否会趁虚而入。

柴荣的健康是否会好转,直接关系到后面的一个大问题,是否需要安排后事?对此,恐怕柴荣自己也没有准确的估计。毕竟他才三十九岁,正值盛年。况且他还请王朴卜卦说他可以执政三十年,与之比起来这五年才仅仅算是个开始。柴荣没有得过什么病,至少表面看起来身体还算健康。他未必肯甘心向病魔低头。所以,他很可能认为此时安排皇权传位事宜为时过早。

既然柴荣认为没有必要考虑传位,那么张永德冒冒失失地代表群臣询问柴荣死后之事,柴荣当然不高兴。但柴荣很了解张永德,认为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会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所以柴荣推断有人指使张永德。

那么柴荣不想认命,可又不知道此一病是否还能好转,所以他不能表态,既不能按好转表态,也不能按一病不起表态,于是就耗着,把大臣们耗得心里惶惶没着落。

柴荣责备张永德“独不喻吾意”又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他认为张永德应该明白他的什么心思呢?很多人猜测这句话,认为暗含玄机,特别是与另外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猜测,则更加具有可疑性。

一件事情是,柴荣在出巡河北的路上捡到一块二三尺长的木头,上面写着几个字“点检做天子”。不过正史和野史都没有记载,这块木头是柴荣出巡路上捡到的,还是回驾途中捡到的,当时很多人在场,看到了这块木头,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第二件事情是,柴荣从澶州回到京师,很多人都升官了,可是张永德却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令人费解。

如此串联起来,似乎是这块牌子提醒柴荣防范张永德,担心他有篡位之嫌,才将其军职割掉。这种推测是否合乎逻辑呢?

首先分析一下这块木头,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冒出来,肯定是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埋在皇帝经过的路上,又“恰巧”被“发现”,发现之后居然能经过很多道安检程序呈给了皇帝。这一连串的行动,如果没有经过精心策划是不可能做成的。而且做这件事的人身份一定不一般,他要具备和皇帝接近的条件。半路上冒出这么一截木头,以柴荣的智慧应该可以猜到是有人捣鬼。可是柴荣会不会相信呢?我想他未必完全相信,半信半疑是有可能的。因为柴荣和柴家人都有装神弄鬼的记录,柴荣对卜筮这种东西还很热衷。所以策划“木头事件”的人,一定是把握住了柴荣的这种心理。而这种半通不通的文字,正因为其信息有限,所以才会引发无限联想。这截木头很可能对柴荣的心理有一定影响,导致他对张永德有所猜疑。

尽管柴荣一心要建立君臣之间的互信关系,可到了关键时候,他也有心理障碍。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柴荣弥留之际,还是罢免了张永德的都点检职务,并且没有安排别的军职。

那么柴荣逗留澶州是什么目的呢?如果观望病情,完全可以到京城去观望啊,为何一定要留在澶州?一种原因是周太祖郭威在澶州兵变,龙升篡位,夺取天下。第二个原因是柴荣曾在此任藩镇多年,是他获得独立地盘的一个职务。柴荣对此地有感情,是不是有某种情结,既然龙升于此,那么也想归天于此?或者试探左右群臣,借柴荣病危趁机作乱,在澶州再来一次“黄旗加身”?

我推测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现实的原因,这次柴荣北巡意在加强边防,震慑辽汉。不成想,这次北巡发生如此意外。一旦柴荣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到敌国,辽汉一定会联合起来大举进攻中原,那么刚刚收复三关这样的一点点成就,很可能会丧失。因此,柴荣做出了边撤边打的战略部署。澶州作为京师北大门,是战略重镇,柴荣驻守此处,很可能是想镇守大局,支持河北的战争。果然,在柴荣驻守澶州的几天里,河北捷报频传,周军连续取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把北汉打得抬不起头来。至此,柴荣认为短期之内,辽汉没有胆量大举反扑,澶州安全,京师安全。于是,柴荣起驾回宫。这或许是柴荣的真实意图,也是他责骂张永德看不透的军事谋略。

或许柴荣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有意让张永德接班继位,结果发现张永德不是这块料,也没有这个野心,所以慨然作罢。没有证据,难以猜测,或许到后文书会有更多的线索,再专门讨论这个可能性。

回到京城之后,柴荣的病情又迁延了十几天。最终,柴荣没有挺过这一劫。柴荣曾以“十年荡平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共致太平”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可是他只在龙椅上坐了五年六个月。五乘六乃三十,正好与王朴的预言一致。王朴当时不便于说破,只是含糊委婉地说柴荣可以执政三十。而柴荣乐观地当成了三十年。

柴荣传位毫无悬念,一定传给儿子。不过他的儿子太小,大儿子柴宗训才七岁。柴荣当然知道皇帝幼弱的弊病,几千年的历史上这种教训比比皆是。如何保证儿子顺利登基顺利长大顺利治理国家,成了柴荣面前的一道多元多次方程式。他不得不直面两个残酷的现实:他的短命和儿子堪忧的未来。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和未来,对一颗充满豪情万丈气吞天下的年轻帝王的心,是一个莫大的摧残。柴荣不可避免地对未来产生了无奈的不可知论的猜想。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柴荣告诫南唐加强战备以作长久之计的心态了。

为了尽可能地稳定政局,尽可能地延续他确定的路线与执政格局,柴荣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把没头脑的张永德罢免军职,实际上是对他死后各方政治力量格局的保护。他担心张永德以贵戚身份和实权地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甚至无人能够钳制他而恶性膨胀,危害朝局稳定。再一个措施是,柴荣临终将文官宰相集团和军事领导机关的重量级人物,实行了互相交叉兼职,既互相监督牵制,也互相平衡稳定,避免大臣之间夺权倾轧,朋党乱政。

柴荣为儿子传位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谓煞费苦心,机关算计。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柴荣万万没想到,他死后不久,一个眼皮子底下的危机瞬间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