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突围”

南明中央政府这座庙终于竣工了，菩萨（即监国）也摆到了大殿上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由和尚们（即百官）来忙活了！

和尚们（即百官）经过紧张的商议、激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团结、和谐、能战斗、敢战斗、办成事、不出事的领导核心（即内阁）。

经过胜利的、团结的、专业的百官代表大会（明代行政专业用语为“廷推”），大会鉴于史可法原来的职位以及有“东南第一名臣”的人望，全票选举史可法同志出任新的内阁首辅。

同时，大会还选举原詹事府詹事姜日广出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内阁成员；同时成为内阁成员的还有大学士高弘图、王铎。乍一看，除首辅史可法外，其余成员均为“东林党”，因此本届内阁被大家尊称为“东林内阁”。

除内阁外，东林党重要成员吕大器、刘宗周、李清等纷纷出任政府要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继天启帝初年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众正盈朝”。

东林党毫无“策立”之功，却一个个加官进爵，这可气坏了在福王竞选中荣立“集体特等功”的勋贵团和军人团，对现实的严重不满使素不相识的两派迅速靠拢在一起，为改变当下不公正的待遇而勤劳奋斗。

在马士英“总导演”策划下，善于进行“精彩表演”诚意伯刘孔昭再次登台亮相。一次“廷推”会议上，刘孔昭紧急提议：“因自己‘定策’有功，迫切需要组织安排，给予出任内阁阁员的政治待遇。”

刘孔昭的提议很快被东林党一系的大臣集体否决，否决的理由是：“依本朝基本法（祖制），勋贵人士一律不准出任内阁成员”。

等的就是这个态度，刘孔昭的第二轮博弈马上上演。

“如我不可，凤阳总督马士英难道不可吗？”刘孔昭继续背台词。

要驳回这个提议有些难度，马总督现在是要功劳有功劳，要枪杆有枪杆，以后，无论是“保卫江南”还是“北伐中原”，都离不开这位军界大佬的鼎力支持。

史首辅于是以坦荡的胸怀、诚恳的态度上奏朱监国，将马士英同志升任大学士，加入内阁，并居次辅的位置。

接下来，其它的勋贵团和军人团也得到了加封或赏赐。

皆大欢喜，南明朝廷一派喜气盈门的开国气象。

机构很健全、员工很满意、领导很支持，那么，“抓革命，促生产”吧！

史首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他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事业舞台上，倍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

史首辅炯炯有神的双眼把行政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的问题上来，他知道，如不快快解决几件老百姓关切的大事，那大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就会再度下降。

目前，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税收。

土地问题说白了就是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平均问题，就是在大明的南方，也就是南明政府的管辖区域，90％的土地资源也掌握在10％的人手中，这些人除了老朱家的若干代的皇子龙孙外，还有各级公务员、大小地主。

土地占有集中，这也不是问题，无地的农民可以租地耕种呀，问题就出在这里，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他们就有了垄断的可能，事实上，这些“万恶”的地主阶级们统一把土地的租金提高到了占土地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比方说，你租种地主老财的一亩地，春播夏耘秋收辛辛苦苦下来，得到粮食100公斤，60多公斤是要交给地主老财的。

有地的家伙们收了地租，按理说应该给国家依法纳税了吧！但纳不纳税，这要看看身份再说！老朱家的皇子龙孙是不纳税的（已被边缘化的“庶民”除外），各级公务员是少纳税或不纳税的。只有那些无权无势的中小地主和老实巴交的自耕农才是纳税的主力军。

现在，明朝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占有土地，且越来越少向政府交税，于是政府只能越来越多地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征税。结果是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越来越走向破产，政府的税收也就越征越少。

解开这团乱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再次平均分配。

但史首辅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本身说白了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地主，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不能干挖自己阶级墙角的事情。

土地问题暂时解决不了，那就减减税吧，好歹让南明广大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有些盼头。

史首辅推出了减税方案，内容如下：

1、崇祯十二年（即1639年）后，一切正税杂税附加税末向政府交齐的部分，统统不再上交；

2、现征税标准按崇祯三年（即1630年）标准执行；

3、以后除正税外，附加税（如“三饷”），一律取消。

减税政策一公布，户部给事中李清上书，就减税后带来的严重问题向史首辅作了详尽的汇报。

他说：一、南明政府按旧有的征税标准预计财政收入为450万两（白银，以下同）。

二、南明军费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每镇60万两，左良玉108万两，郑鸿奎、郑彩、黄斌卿等八总兵也需240万两，行政支出及皇室经费100万两，合计支出688万两。

三、这样，南明本年度预计的财政赤字为238万两。（还没包括必要的社会救济所需费用）

李给事中补充道，他不反对减税，但减税后，南明政府将无法维持正常的运作。

减税是要进行的，但政府也要正常运作的，史首辅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

两天后，他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一、既然军费总支出已远远超出财政总出，那就从减少军费支出上着手吧。

二、减少军费的成功案例，无疑是本朝太祖朱元璋的“军屯”，他老人家让军人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战时打仗，平时种地，不但不花国家财政一分钱，还能给国家上交余粮。这一点，朱元璋老人家也曾骄傲地说过：“吾养百万军队，不费国家一钱。”

三、但搞“军屯”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军队，二是荒地，这两条件南方都没有，而江北却有，高杰、黄得功等有军队，河南、山东有大量“荒地”，不但适合开展“军屯”工作，而且还能北伐中原，光复大明！

史首辅决定了，绝地突围，到江北去。那里，广阔天地，大有所为；那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更加坚定了史首辅督师江北的决心。

第一件事是勋贵团骨干徐弘基（徐达之后），曾上本弹劾，说史可法勤王无功，没有及时救援崇祯帝，属于典型行政不作为，建议判处死刑，并立刻执行。

第二件事是江北驻扎的高杰、刘泽清两总兵上书中央政府，请派重臣督师江北，以保卫大明神圣领土不受侵犯。

眺望长江，史可法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朝堂，立功域外。这对其个人而言，是想在江北，为新的国家拼杀出一条血路来；对其形势而言，也是人心所向，大事所趋。

再说了，首辅出任督师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大明官员的学习谐楷模——杨嗣昌同志就曾以首辅身份出任督师，并在督师的工作岗位上光荣地以身殉职。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心灵纯洁、心底纯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人皆乐其逸，我独服其劳，史可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五月十二日，在福王监国的十天后，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

在督师江北出发前，史可法加班加点，为朱监国、为自己做一些扫尾工作。

十五日，在史可法、马士英领衔下，百官齐上表劝进。福监国在“谦让再三”后，登基即位，成为南明第一任皇帝，大明第十七任皇帝。年号弘光，弘光，取继承光大祖宗伟大的事业的之意。

十六日，史可法辞去兵部尚书一职，并推荐次辅马士英兼任，弘光帝许之，但保留其首辅的名义及待遇，并请史可法兼任礼部尚书。

十七日，史可法陛辞出京，开始了他艰辛、坎坷的督师路！

被迫“给力”

在讲述史可法督师前，先介绍一下南明武装力量的现状。

在大明解体后，北方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就仅剩下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

而在南方，还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有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左良玉率领的五支一线边防部队，另外还有如方国安、黄斌卿等率少数成建制的二线部队，另外，让南明引以为豪的，让大清大顺望尘莫及的，是南明还有一支能征善战的海军（即水师），目前正由郑鸿奎统领，驻扎浦口，拱卫南京。

早在五月初八，史可法就向当时的朱监国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奏折，反对搞“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计划，主张“守江必守淮”，即在长江与淮河之间驻扎军队，建立“国防缓冲区”，使其成为保卫江南的第一道屏障。

在他和马士英共同协调下，组建“江北五镇”的一线国防规划终于实现，原来隶属马士英的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左良玉分别担任各镇的司令员（总兵）。

现在，督师江北的史可法，就是在法律上拥有了对“江北五镇”的军事指挥权。

下面，来一一介绍“五镇”的基本情况。

第一镇：黄得功部

驻地：滁州、和州地区

兵力：三万五千人左右

司令员工作履历：黄得功同志，辽宁开原人，专业军户出身，自幼从军辽阳，为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辽军”一脉，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的江北及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反政府武装作战，获得战功后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跟随凤阳总督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刘超叛乱，被封为靖南伯。

司令员个人特点：1、五镇之中，兵员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

2、因弘光帝曾在其辖区“避难”，因此两人也最有交情，黄对弘光帝也最为忠诚。第二镇：高杰部

驻地：徐州、泗州地区

兵力：三万人左右

司令员工作履历：高杰同志，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先加入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进行包装，后转正到政府武装中发展，既能作战有功，又善于保存有生力量。自从反政府武装中“华丽转身”后，从一个小小的游击将军作起，不断做大做起，现己升级为坐镇一方的诸候，一颗大明军界冉冉升起“新星”。

司令员个人特点：绰号翻山鹞，敢于太岁爷头上动土，向“大明第一大盗”李自成下黑手，“盗窃”走老李一生最珍贵的两样东西。

一为“窃妻”（非正妻，乃妾），高司令借助职务之便，与李妻邢氏一见钟情，再见难舍，三见勾搭，后为免予被李自成追究法律责任，乃“夫妻双双把命逃”，投靠大明政府寻求保护“婚姻自由”；

二为“盗名”，高司令在率部南撤途中，多次盗用李自成之名，组成“山寨版”的大顺军，打着“闯王安民”的旗帜，哄开了多所城池的城门。在哄开城门进城后，先集合军队，当众宣布自己作为“闯王部队”，将严格执行一不抢夺公私财物二不杀害百姓三不放火的军令，但令刚出口，军队已四散而走，进行一抢二杀三放火“工作”去也。此一作法，严重侵犯闯王的名誉权，并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有鉴于此，高司令成为铁杆的反顺派，誓死与大顺政权血战到底。

第三镇：刘良佐部

驻地：凤阳、寿州地区（朱元璋的老家）

兵力：三万人左右

司令员工作履历：刘良佐同志，北直隶人，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广安一带同反政府武装作战，获得战功后升至总兵。明亡后，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的邀请下率部进入南直隶。

司令员个人特点：1、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

2、五镇之中，战斗力最差。差到什么地步呢？有例为证，南撤时，刘军“一路走来一路抢”，在临淮，军民关城门拒其入城，刘良佐恼羞成怒，干脆攻城，结果攻了三天三夜，刘军损兵折将，而临准却“我自岿然不动”。

3海外关系复杂，其弟刘良臣在松山之战后降清，因此该同志已被清朝有关部门确定为重点“统战对象”。

第四镇：刘泽清部

驻地：淮安地区

兵力：将近三万人

司令员工作履历：刘泽清同志，山东人，崇祯年间靠在平定登州孔有德的叛乱中，小打小闹，也竟然也混了个山东总兵。

司令员个人特点：1、善于表演“穿越剧”，在接到崇祯帝“勤王”命令后，竟一举穿越到汉代，扮起了“塞翁之子”，风风光光地上演了一出“坠马断腿”之戏；

2、人长得极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为人及其凶残，平时爱取死囚心肝下酒，为一小怨，即暗杀其亲叔；

3、典型的墙头草，帝位大选中，先为“挺潞派”，转而倒向“挺福派”。

4、善长进行房地产开发，在准安成功开发“南明第一豪宅——刘家（刘泽清家）大院”。

以上四镇，就是以前曾提到的“江北四镇”，也是马士英同志在选帝中的决胜力量。

第五镇：左良玉部

驻地：武昌地区

兵力：将近二十万人

因《明朝那些事》已对该同志已作过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在此只强调：

1.该同志再生能力极强，虽常被李自成或张献忠两位“造反大亨”打得几乎全军覆灭，但转眼间就能“完整加初”，目前，该部政府额定人数为五万人，但因左良玉同志喜欢“韩信统兵，多多益善”，同时也为了解决社会再就业问题，因此大幅招兵，使其成为南明政府兵员最多的一镇；

2.该同志属于“两头都冒”的特殊人才，虽然打造反军屡立战功，但一贯目无组织纪律，藐视上级领导，且特爱搞“杀良冒功”的伪政绩工程。

明朝自仁宗当政以后，国家实行“和平建设奔小康”全民工程，手握重兵的赳赳武夫成为了皇帝重点防范的对象，而深受儒家熏陶的文官们一般是不会“兴兵犯上”的，因而备受青睐，在军事上逐渐形成了“以文官制约武将”管理模式。

大明军事管理条例规定：文职总督为武职总兵的上级领导，总兵进见总督，要“甲胄行跪”（穿着军装行跪拜礼）。尤其是大明第一政治“牛人”张居正当政期间，大明“一等一”武将谭纶、戚继光、李成梁都要向这位文臣首辅行礼，一口一口自称“门下”或“小的”，这大大长了文臣们的“威风”，煞了武将们的“锐气”。

但自崇祯初年，在“满清及下岗农民”这两股反政府武装的内外压力下，形势发生了逆转，抵御外敌和镇压内乱都需要武将兵哥们领兵在前方打打杀杀。老祖宗朱元璋一手创立的“卫所制”早已名存实亡、运转不灵，只能采用“募兵制”来应急。

“募兵制”下，大兵的招收、训练、作战、工资、甚至小命，都掌握在统兵的武将手中，间接领导文臣们就插不上手了。

这样，大明末年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武将集团，武将们的出头之日终于来到了，文臣们发现自己的指挥棒不灵了。

但在崇祯同志的执政期间，这个问题还不是十分突出，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破产，法律的威慑力仍在，借助这一威慑力，有能力、有手腕的文臣们，如袁崇焕、洪承畴、杨嗣昌，他们在督师期间，武将兵哥们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听话的。

然而，随着三月十八日大明中央政府完蛋后，大明丢失的不仅是一半的国土，还有法律那至高无尚的咸慑力！

同时，通过对福王竞选的成功运作，大明武将们，尤其是前面介绍过的江北前四镇，更感到自己不菲的“硬实力”。“皇帝都是我们推上去的，天下其奈我何？”，四镇们现在可是牛皮哄哄吹，大话滚滚来！

可怜、倒霉的文臣史首辅就在这种不利的大环境下，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史可法先组成了“宣讲团”，“宣讲团”手持圣旨来到各镇军营开展“宣讲教育活动”时，高司令不高兴了，当面顶撞：“旨、旨、旨，什么圣旨，我敢在皇宫大殿上跑马，圣旨对我来说算个屁！”

第五镇左良玉更绝，因在帝王大选中未能履行神圣的选举权，维权意识十分强烈，竟然不承认弘光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拒绝圣旨开读，后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允许宣讲团开读成礼。

态度之恶劣、情势之严重，令史督师不寒而栗。

但史督师是何等人，二十多年的宦海沉浮，早已炼就了他“铜蜿豆”式的顽强。几经俳徊后，他很快就找到了新办法，这个新办法的“核心”，就是“给力”。

首先，他上奏弘光帝，以“策立”有功，封高杰为兴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刘泽清为东平伯，黄得功已经被封为靖南伯，提升一级，加封为靖南候，左良玉则以“守土抗战”有功，由宁南伯加封为宁南候。并准确无误告诉这五位兵哥，咱封的可不是短期饭票的“流”职，而是长期饭票的“世”职，好好给新老板干吧，辛苦你一个，幸福千万代。

其次，给予五镇在辖区内自由征税、自由开荒、自由开矿、自由任命官吏的“四大自由权利”，各辖区完全成为了南明属下的“特别行政区兼自由贸易区”。

最后，规定如果五镇能向北进军，收复领土，那么，“收复一地，管辖一地”，新收复的领土完全由各镇拿来建设“特别行政区兼自由贸易区”。

“各镇的兵哥们，放胆一博吧！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你们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必将能照亮大明惨淡的天空！”史督师自信地想。

德服高杰

史督师的“给力”政策让各镇们有了进取中原的决心了吗？

很遗憾地告诉您，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各镇兵哥的一致回答是：没钱。

史可法就纳闷了，钱不是按每兵每年二十两下拔了吗？政策不是允许各位兵哥先富起来吗？为什么就没钱了呢？

各镇兵哥的回答振振有词：钱，是下拔了，但仅下拔了一部分，况且我等为“北伐中原”及解决严竣的“社会就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兵员“扩招”工作，下拔的款项早已花光；另外，允许我等收税开荒开矿的政策是好的，但这三项政策的实施需要时间和人力，远水不解近渴。鉴于以上的实际困难，请督师大人稍安勿躁，耐心等候。

史可法这下无语问苍天了，他只得上奏，请次辅马士英同志伸出那双神通广大的手，速筹款备响。

还没等出个结果，扬州就出事了。

让扬州出事的人就是对闯王“窃妻盗名”，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高杰司令。

出事的原因如下：

高杰司令实际上是现在五镇中最穷的一个，多年来不断扩招，兵员军属负担沉重，这次驻防的徐州、泗州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供养不足，日子紧紧巴巴。

缺钱，不是可以向北发展吗？但向北就意味着同大顺或大清刀兵相见，对自身实力有充分认识的高司令明显自信心不足。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高司令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定位在南明一个特大城市——扬州身上。

扬州，自唐代以来就进入世界最发达地区以及最适于人类（有钱人）消费的城市行列，唐诗曾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后虽经岁月变迁，风采浪漫依然，到明末，扬州已成为世界上十个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之一，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真正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

高司令知道，如得到扬州，就会金钱滚滚来，穷鬼变富翁。但现在自己已是大明的伯爵，挤身于上流社会之中，再搞一抢二夺就大失身份了，思来想去，决定采用一种“讲文明、懂礼貌”的方式取得扬州。

高司令致信扬州巡抚黄家端，要求将抗战有功的将士家属安置在城内。巡抚尚在迟疑，扬州百姓见高司令的部队在扬州附近的村庄不守军纪，烧杀抢掠，于是纷纷罢行罢市，组成“自卫队”，登城坚守，誓死不让高司令的“蝗虫”军队进城。

高司令干脆一不作二不休，于六月初七下令攻城。这时，一个一心想“为人民做点事情”的爱心志愿者出现了。他就是扬州进士郑元勋，该志愿者自告奋勇，代表百姓出城同高司令举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只让军属进城，不让军队入城”的两点协议。

但当“郑和平大使”进城公布和平协议时，群情激奋的百姓立刻怀疑此中有大大的阴谋，郑大使是个“卖城贼”，一通拳脚下去，竟把这个可怜的“小人物”给打死了。

这下谈判无望了，高司令再次下达攻城令，十万火急之下，扬州黄巡抚见大势不妙，脚底抹油——溜了！

扬州人民只得一边守城，一边向南明中央政府求援。

高司令的这种作法，换在崇祯时代，一万个脑袋也不够砍，当年崇祯收拾袁崇焕、孙传庭两个方面大员，一道圣旨，几个锦衣卫就能解决问题。但此一时、彼一时，老办法没指望了。大明中央政府内阁会议经过紧急磋商，结果是只能烦请史督师出面，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次暴力冲突。

人命关天，史督师片刻不敢停留，带兵向高司令的大营冲去。这让高司令很紧张，连忙列阵以待。

但见到督师大人一行后，高司令发现自己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太大材小用了，督师大人是带兵来的这没错，但带来的兵也太少了，只有区区的三百川兵，不及高司令军队数的百分之一。

但就是这样，高司令仍一百个不放心。前些年袁崇焕玩“四两拔千金，收拾毛文龙”的经典剧目给他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他热情地把督师大人迎至中军大帐，并留下了众多的“服务人员”，为大人提供“贴身管家服务”。

史督师抱定了“以道德引导人，以感情团结人”的服务宗旨，见高司令如此神经过敏，即将带来的三百川兵划出两百交与高司令统领，自己仅带一百川兵。

高司令的担心终于消解了一些，撤掉了部分“服务人员”，但仍对督师大人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并义务当起了督师的机要秘书，凡呈报史督师的机要文件，半文盲的“高秘书”首先要一一过目，然后才能送到督师大人的办公桌上。

“是可忍，孰亦可忍。”督师大人竟然也忍了！每天，形同监禁的督师一面粗衣劣食地生活，一面寝不安席地工作，并苦口婆心地与高司令着“教育与反教育”的心理较量。

这种唾面自干的修养震住了高司令，他不再坚持进驻扬州。而史督师，也考虑到高司令的“实际生活困难”，上奏弘光帝后，把京口附近的瓜洲作为高司令军队的又一个安顿之地。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和平处理完扬州事件的史可法刚想松一口气，高司令又闯祸了，但这次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五镇中的另一个大腕——靖南候黄得功。

黄高二司令一个“井水”，一个“河水”，坏就坏在黄司令的那张嘴上，黄司令自恃是正牌的政府军，根本看不起高司令的“水货武装”，加上高司令的部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所以黄司令很鄙视高司令，常在军政界大发特发高司令是“吃皇粮的土匪”等言论。

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鄙视久了，自然会产生出不满和仇恨，黄司令的这笔帐高司令是牢牢地记下了。

恰恰此时，黄司令率军由庐州北上，高司令怀疑这是史督师劝他撤离扬州，把此城交给黄司令的。于是就在黄司令经过的土桥发动了袭击。

实际上黄司令这入这次北上是去接人的，手下只带了三百人，结果一交战，三百人全部“光荣牺牲”，黄司令在手下的拼命掩护下，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吃了大亏的黄司令岂能善罢干休，他一回驻地，马上整顿兵马，准备与高司令决一死战，内战一触即发。

还是史督师，又一次当仁不让地当起了“调解员”的角色。

经过督师大人的联络协调，竭力相劝，并拿出自己的钱，以高司令的名义偿付给黄司令，终于让这次内战消弭于无形，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暂归于好。

由于史督师多方奔走，串针引线，为南明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江北人民给他赠上一个亲切的、恰当的爱称——“老媒婆”，当时流行的通俗歌曲这样唱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辛苦、委屈、无奈的史督师依然在坚持、在等待、盼望自己的努力能有感动上苍的一天。

上苍有没有感动不知道，但却有两个人却被感动了，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了史督师的“统战”阵营中。

一个人就是当年背弃李自成，毅然决然同高司令携手“私奔”，现任高司令的正牌押寨的刑夫人，女人的心肠总是柔弱的，她见督师大人至诚忠义，就厚为调护，常劝高司令“改邪归正”，多尊敬领导、多和领导交流。高司令虽然桀骜不驯，却对刑夫人因为喜爱，所以惧怕；因为惧怕，所以听话，因此对督师大人的态度大为转变。史可法也感觉到这一点，投桃报李，把自己在扬州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另一个人就是高司令的心理咨询大师——德宗，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有一个绝活，就是“谈祸福奇中”，为当时的一流佛学、占卜学、运筹学及心理学专家。连高司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都毕恭毕敬尊称其为“师傅”。德宗和尚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就借讲经说法的机会为高司令作单独的心理辅导和暗示教肓。他给高司令讲：“史督师在儒家为圣人，在我法为菩萨，居士与之同心同德，可以成佛也”高司令不知为何，竟被说得连连点头称是。

终于到了水到渠戍、花开果熟的时刻，高司令开始礼敬起史可法来，变得规规矩矩，变得言听计从，“统战”工作有了成效，史督师也十分高兴，他不无欣喜地说：“我终于能得到兴平伯的帮助了，收复中原，大事可期，成功有望！”

1644年7月，史督师坐镇扬州，积极筹备高杰的北伐事宜，但这时，中央政府传来了皇帝的旨令：“督师您歇歇吧，政府要举行南北和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