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史可法在前线为北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朝堂上，以阮大铖同志为首的“阉党”和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两党“残余势力”也正斗得“不可开交”。

话说阮大铖自从利用“顺案”作武器，把东林复社两党整得“雄风不再”后，颇是自鸣得意了一番。然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阮大铖同志一想起自己仍背着“逆案”的黑包袱，就如芒刺在背。

要想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就得让把“逆案”由黑洗白。经过再三思考，阮大铖同志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被崇祯帝下诏毁版的《三朝要典》重新上市公开发行。

《三朝要典》是当年由魏忠贤公公任总设计师，阉党头目顾秉谦任总编，冯铨等任编辑，集数年心血而成的反东林党白皮书。该书虽然是用官方语言编写，但文中却大量采用了白描、虚构等小说手法，对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艺术加工，使故事情节更加扑朔迷离、颠荡起伏。该书经天启帝批准后公开发行，成为阉党打击东林党的重要文化武器。它能让阅读此书的读者从中领悟到东林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肮脏而黑暗”，而阉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公平与正义”。

阮大钺同志就是想搬出这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明阉党的清白，当然也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想要实现他这个“小小的心愿”，并不是太难，只要弘光帝审批通过即可。而要让弘光帝审批同意，似乎也不是太难，只要激起这个“呆人”心中的怒火即可。

因为在《三朝要典》的主要创作素材——三大案中，大量涉及到了弘光帝亲奶奶——郑贵妃的政治名誉，阮大铖同志直白地告诉弘光帝，只要批准该要典重新上市，就可证明“陛下的奶奶”是当年那些斗争中无辜的受害者，她老人家不但政治上是清白的，而且思想上是纯洁的。

他还继续发挥演戏的天赋，对这个“呆人”进行诲人不倦地启发引导：“国家大仇固然要报，祖父母的恨也应当昭雪呀！”

但可惜在“头脑反应严重迟钝”的弘光帝面前，他的努力只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弘光帝只同意礼部访求散落在民间的《三朝要典》，作为历史资料放入国家档案馆——史馆进行保存，对再版发行只字不提。不过，为了告慰阮大铖同志的努力，弘光帝下诏，对因参与此书编纂而受到“政治迫害”的霍维华等人给予平反，死去的给开个追悼会纪念纪念，活着的可以出来“免费做官”，就此打住。

从这件事上，阮大铖同志看到了东林党在朝政上还是有生命力的，在弘光帝的眼中还是有迷惑力的。这让他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强。

不过没关系，承秉“做事做绝、除善务尽”的阮大铖同志马上就又发现了一个“借力打力”的新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弘光朝三大案中的第一大案——妖僧大悲案，此案发生的时间是1644年12月。

这个月的某一天，有个和尚风尘仆仆地来到首都南京，他既没有去烧香拜佛，也没有去寻寺访友，而是直奔皇宫大门，叩门大喊，自称是大明亲王，因战乱出家，现特找弘光帝来寻亲认戚。

得知此事的弘光帝处理是：自行回避，移交有关行政部门审理鉴别。

审理笔录经整理后，“脱水”稿如下：该僧始称己为崇祯，再称己为齐王、吴王、定王，思维混乱，条理不清，疑患有间歇性神精错乱综合症。后经再三审理查明，该僧本名大悲，在苏州当和尚，见天下大乱，遂产生了冒充亲王进行招摇撞骗的犯罪企图。

见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弘光帝批示，按《大明律》定罪惩治。

但聪明绝顶的阮大诚同志在大悲语无伦次的陈述笔录中发现了“潞王贤明，当立为天下主”的供词，这让老小子大为兴奋，想到了一个将此刑事案件升华为政治大案的决窍——诱供。

在他的谆谆善诱下，大悲和尚的“供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涉案人员由大悲一人扩大到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史可法、高弘图、钱谦益、姜日广等高官及社会知名人士“案上有名”。

与此同时，为了使揭露“犯罪分子”的效果更加形象化和大众化，阮大铖同志以涉案人员为原型，推出了自己第二部大众通俗读物——《蝗蝻录》（第一部为《百官图》），蝗指东林党，蝻指复社。该读物列出两党中，危害国家的“大人物”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图文并茂、易读易记。

后来，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的老小子再接再厉，短时期又推出自己的第三部大众通俗读物——《蝇蚋录》，两党中的“坏分子”增加到了“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牵连达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

其做法引得阉党一些“有识之士”也很反感，曾劝他：“现在天下大乱，你这样瞎搞乱搞，一味报复，最后不知是便宜了清虏还是闯贼？”

但阮大铖同志精神世界已经进入了“颠狂错乱”的状态，从前被东林党打压，被复社逐赶等一幕幕的“悲惨遭遇”又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于是，他口无遮挡地回答：“我已快到六十岁了，来日无多，我就是要把这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报复活动中去，让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颤抖去吧！我不管是为清虏还是闯贼的结果，我只要打击过程中的快感！”

就在这老小子阴谋即将得逞之际，一个人，伸出自己瘦弱但却坚强有力的臂膀，挡住了他“狂飙忽进”的肥胖身躯。

这个人就是南明政府的实际首脑——马士英。

“阮兄，到此为止吧，难道你真要让我们的朝堂，变成一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墓园吗？”

“歇斯底里”的阮大铖终于被老马同志兜头的一盆凉水给浇得冷静下来，停下了自己进一步“违法犯罪”的步伐。

三天后，大悲和尚被“妖言罪”斩于闹市，此案最终还是以刑事案件收场。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阮大铖挑起来的争斗，真能就此消停吗？

当然不会，因为东林复社两党并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比起正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马阮集团来，处于朝堂之外的东林复社两党似乎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

这两党有两大优势，是马阮集团无法比拟的。一是人数众多，从大江南北到东海之滨，凡是有封建士大夫存在的地方，到处有他们的“好同志”。虽然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但千千万万的蚂蚁行动起来，也是能啃食掉一头大象的，况且是那个小小的马阮集团。

二是控制着社会舆论的导向。两党不但人数众多，且大多数乃“社会精英人士”，自诩代表了大明“发展进步的方向”，因此，在民众中有极高的威信，引导社会舆论向何处去的能力极强。而社会舆论，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效力的社会生化武器”呀！

现在，被阮大铖多重逼迫、严重打压的两党人士正积极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决不能让天启朝的悲剧再次上演。

恰在这时，弘光朝又接连发生了两个大案，这让两党人士发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好办法。

这两个大案，一个是“假太子案”，一个是“假媳妇案”，案件的当事人，都离不开弘光皇帝。

先说一下“假太子案”吧，此案发生的时间：1644年12月底。

案情是这样的：

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家仆穆虎从北京往南京逃难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少年，两人结伴而行。晚上睡觉时，穆虎发现这个少年一个天大的秘密，穿的内衣上竟然绣着龙纹。

胆敢穿绣龙纹的内衣且精神正常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活腻歪了想自寻死路的，要么就是——皇帝或皇子。大吃一惊的穆虎赶忙询问那少年的身份，少年也不隐瞒，直接告之——吾是太子。

觉得人生顿时“中彩”的穆虎自此一路小心伺候这位“太子”殿下，回南京后赶忙把这一“奇货”交与了自己的老爷——高梦箕。

作为政府官员的高老爷一时难辨真伪，不过，为了稳妥，他先让家人把这位“太子”带出是非之地的南京，先到苏杭一带“旅游旅游”，从而给自己留出思考和应对的时间。

但这位“太子”人在屋檐下，却肯不低头。旅途之中，招摇过市，公开为自己做起了“形象广告”。

这下高老爷傻眼了，为推卸责任，他第一时间给弘光帝上了密奏，将这位“太子”的情况汇报。

作为以亲藩得继大统的弘光帝，现在最怕的人，就是比自己更有继位资格的崇祯三个儿子了。这三个侄子无论那个忽然出现，从法律上来讲，自己马上就得卷铺盖走人让位。

所从早在今年七月，他就诏告天下，宣布自己的这三个侄子都已“壮烈殉国”，并分别给上了谥号。

但怕什么却来什么，高梦箕的忽然奏报让他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毕竟当了半年多的皇帝，行政能力还是有了一些的弘光帝渐渐冷静下来，他先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太子”入京。

待太子于1645年三月初一来京后，弘光帝请锦衣卫冯可宗出面予以“接待”。

他则在次日召开群臣大会，在会上说：“现在有一个北方来小孩子，自称是先帝立的太子，请有关人员帮我甄别一下，如果真是太子，这也是一件大好事。朕无子，可以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已的孩子来抚养，上可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下可安抚百姓殷切之愿！”他的发言简洁感人、有理有节，使自已一下子站在道德和法律的至高点上，赢得了与会大臣的一致称颂。

随后，由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相关人士组成的“甄别组”开始工作了。

“甄别组”成员中，最有权威的人士当属大学士王铎了，他曾经在东宫给太子当了三年的“家庭教师”，自然应该对太子应该相当熟悉。

“王老师”的甄别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此太子是一个典型的“山寨版太子”。

随后，另外两个也曾经当过太子“家庭教师”的刘正宗、李景廉及“太子同学”丘执中（一名太监，曾为东官伴读）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这结论让弘光帝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的批示下，此案进入下一轮法律程序——用“审判组”接替“甄别沮”，审理出“假太子”的真实身份。

在“审判组”同志们的强大攻势下，此“假太子”终于招供：本人王之明，乃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高阳人，因贪欲富贵而走上诈骗的犯罪道路。

就在此案已炒得沸沸扬扬之时，另一个弘光朝的大案——“假媳妇案”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此宗发生于1645年元月，比前两个案子晚一个月。

这月的一天，河南有一个姓童的中年妇女来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弘光帝最早的封号）的媳妇，因战乱与弘光帝走失，流落民间，现请巡抚大人帮忙，好“寻夫团聚”，并讲了其它一些细节。这让见多识广的越巡抚深信不疑，于是一面奏报，一面派人将这个“皇帝的媳妇”护送至京。

也是在1645年三月初一，“童媳妇”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京城，但是，却没有被迎进宫中与弘光帝“破镜重圆”，反而被直接下到最高级别的监狱——诏狱中，并被锦卫衣严加审讯。

“童媳妇”遭到如此待遇，是因为本案的另一个当事处——弘光帝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上门媳妇”的身份，指控其为奸人假冒。

被严刑审讯后，这个“假媳妇”的供词是：“民女三十六岁，姓童，十七岁入宫，由曹内监册封。当时同时被封的还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氏生子玉哥，因为战乱下落不明，我生一子金哥，现住在宁家庄，孩子胳膊上有我咬下的牙印作记号……”

拿到此供词的弘光帝气得七窍生烟，当场挥毫泼墨、奋笔疾书，指出其荒诞之处，为自己作“庭外辩护”：

一是朕妻早死，并已经追封，何处又冒出来个“童媳妇”；

二是朕从前仅是郡王，依《大明律》，郡王又何来东西宫；

三是郡王妃册封必须由朝廷派出礼部官员执行，又何来曹内监去册封一说；

四是朕从未有子，又何来金哥玉哥。

“辩护”的圣批条析缕清，让大臣对弘光帝的才能重新刮目相看。

皇帝陛下的愤怒引起了护送“假媳妇”进京官员的不安，为协助皇帝打击犯罪分子，纷纷上疏，提供旁证。

该妇在进京路上，举止轻浮，毫无“王妃”的大家风范；若官员供应不周，则掀掉桌子，破口大骂；官员参拜，则揭帘露出半张粉脸，如戏子般大叫“免”……

好了！现在无论是“假太子案”还是“假媳妇案”都可以定性了，只不过是两起性质特别恶劣的刑事诈骗案罢了！

且慢，东林复社两党的党章可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于这等国家大事，岂能放过。

非但不能放过，两党中的智能之士都还发现了其中蕴含着的巨大“政治价值”，最好利用此案端掉马阮集团的总后台——弘光帝，从而把这个小集团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由于两党人士人数众多，各自为战，所以在利用两案向弘光帝开火时，也就形成了“道德派”和“法律派”。

“道德派”以下层党员为主，由于层级低，眼光也低，对两案添油加醋，无非是要证明弘光帝既忘先帝之恩，又忘夫妻之情，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陈世美”，意在搞臭弘光帝，抒发一下心中的怨恨之气。

“法律派”以中上层党员为主，由于层级高，眼光也高。他们以两党的高人黄宗羲、王夫之等为推手，通过著书立说，从法律上直接否认弘光帝的身份。

“法律派”有的这样宣传：“童媳妇”是真的，但弘光帝不敢相认，为啥？因为他是假的，是马士英为达到个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目的，从街上拉的一个“小混混”。不但现存的弘光是假的，而且后来他接来的那个嫡母——邹太后，也是假的。

“法律派”有的那样宣传：那个北来的太子是真的，弘光帝不愿承认。是因为他一旦承认，就应该让座于太子，失掉其合法称帝的法律依据。

对于皇帝陛下的“媳妇”是真是假，那是他的“个人阴私”，老百姓可以不闻不问。但“太子”的真假却关乎国本，不能听之任之。出于对“烈士崇祯”光辉形象的缅怀，出于对马阮集团卖官鬻爵的憎恨，出于对弘光帝胡作非为的厌恶，大家主观意识中更愿信这个太子是真的，民间舆论一致要求政府澄清事实，还真象于天下。

这种舆论也传导到了军营里，感染得弘光帝当年的“恩公”——靖南侯黄得公竟也信以为真了。给弘光上疏说：“太子未必是假冒的，陛下您要慎重对待。此案审理中，千万不能对太子动刑，以免让那些审官们为了顺陛下的意思，作出冤屈的判决！”

上疏句句戳在弘光帝的心窝上，让他百口难辨。只能够嘱咐手下，对这个“太子”严加看管，不可动刑，更不可弄死，只能让时间来慢慢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对那个给自己无限尴尬的“假媳妇”，他就没那么客气了。让锦衣卫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精神失常后，扔到地狱中活活饿死！

可是，斗争是带有惯性的。在舆论斗争中尝到快感的两党人士更是“得胜更猖狂”，对弘光政府掀起了一股又一股“信任风暴”。这风暴，一直到弘光朝灭亡，也未尝停息，最终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弘光三大案中，阮大铖同志率先搬起了石头，砸向东林复社两党的同时，反过来也砸了自己。

而两党的同志们搬起反击的石头，在砸向马阮集团的同时，反过来却砸了整个弘光朝的场子。自然，也砸了自己的场子！

“又是一年春来到，桃花杏花满天开”。但阴霾重重的弘光朝廷，能否在这生命蓬勃的春天开始全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