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

济尔哈朗在俘杀何腾蛟后，把下一个需要“重点打击的目标”，定在了大顺军重要余部之一的忠贞营头上。

刚赶到江西，就得知南昌已经陷落的高必正、李赤心，目前正领着忠贞营，返回到湖南郴州地区休整。

济尔哈朗马上率主力赶往郴州。

在郴州，以“西北人”为主体的忠贞营，与“东北人”为主体的满八旗，又一次绞杀在了一起。

虽然忠贞营的战斗能力，在南明的军队尚属前列，但这次与这支满八旗一较量，逢“满”必败的故事，再一次毫无悬念地上演。

打败忠贞营后，济尔哈朗又派出一支偏师，由阿哈尼堪率领，击溃了与忠贞营“同根同源”的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部，占领邵阳、黔阳、沅州、靖州。

济尔哈朗再下一个作战的目标，就是有“松柏情怀、梅花性格”的南明新兴侯——焦琏，统领的正牌政府军了。

济尔哈朗采用奔袭的手段，占领了广西门户全州，然后以全州为钓饵，以逸待劳地引诱焦琏前来咬钩。

因深知全州事关永历王朝的安危，焦琏于是组织队伍，对该城先后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攻，与济尔哈朗、勒克德浑血战于全州城下。

虽然给了这支满八旗重大的杀伤，但最终焦琏还是被打败，无可奈何地退守桂林。

打败了焦琏，这支满八旗又在勒克德浑的带领下，跑到道州又找另一支南明政府军——曹志建部“切磋武艺”。

曹志建部比焦琏部差得更远，交战不到五日，道州便告失守。

济尔哈朗在湖南、广西打了一阵后，发现自已的对手中，单单少了一个曾在全州、桂林，给了清兵重大杀伤的郝永忠。

郝永忠同志到那里去了呢？

郝永忠同志打陈友龙的“秋风”去了。

在奉何督师之令揍陈友龙部过程中，永忠同志发现陈部不仅“人软好打”。

而且还发现，该部存在私设“小金库”，且库中的资金特别充裕的“腐败现象”。

这对穷得叮当乱响的郝部，非常地具有吸引力！

他于是乐此不疲着追着陈永龙乱跑，从湖南追到广西，再从广西追到贵州。

先将陈友龙的不法钱财抢光分净后，又把该同志杀人灭口。

正在分金分银正忙的时候，闻到钱味儿的阿哈尼堪，率着一支满八旗忽然“登营造访”。

措手不及的郝永忠部，被打得落荒而逃，新到手的“不义之财”，也丢了大半。

逃回广西庆远的郝永忠，这才知道，欣赏他的恩公——何腾蛟，已经黯然辞世，他转眼成为永历朝堂上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瞿式耜以其擅杀陈友龙，挑起内战为由，上疏公开指责郝永忠为“大明叛逆”，不允许地方政府为其部提供任何物资供应。

郝永忠发现自已在永历帝的统治范围内，已无容身之地，只得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部队离开广西。

其后，郝部一路飘泊，辗转西进，最后终于在夔州地区与“大顺老兄弟”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成为著名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半年的时间里，济尔哈朗统领的这支满洲军队，打败了南明朝所有能打的将领，再一次把永历王朝逼上绝路。用自己“战无不胜”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他们不愧是17世纪“最优秀的骑兵部队”。

但就是这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1649年七月的仲夏季节里，却像潮水般地向北一路退去。

不但济尔哈朗退去了，在这之前的五六月间里，占领江西的谭泰、何洛会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区”里，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武装”。

这是在“四星殒落”后，一愁未展的永历朝，接到的最大喜讯了。

南明将领中，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将领，焦琏、曹志建、马进忠、王进才、赵印选、胡一青，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无需动员、无需命令，这些将领，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地收复了全州、永州、武冈、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复到1648年十月前的态势。

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三晋烽烟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

在接下来讯问中，已撕破脸皮的冯铨，对“行贿人”姜瓖的态度，比满人主子刚林还要恶劣。

等刚林、冯铨二人的“双簧”戏，己经把姜瓖整得磕头认罪时，觉得火候已到的多尔衮，就开始塞给他一个甜枣，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仍可往事不究，还镇大同。

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赏”的多尔衮，以为通过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让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错了，从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畏惧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为曾经懦弱的人，就永远没有反抗；不要以为曾经无耻的人，就永远没有尊严。

被蔑视、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浆”，已一点一滴在心底累积！

时间指向了1648年，这一年，在遥远的南国，同为汉人将军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抗之火，已把满洲贵族烧得焦头烂额。

11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又来给大清添堵，率兵犯边。

对“少数民族兄弟”的骚扰，多尔衮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他立即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等近支亲贵，领兵镇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但这件事，却冲跨了姜瓖“遵纪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蒙古的某个小部落生活困难了，来内地抢点东西“过渡过渡”，这事搁在明末，实在是一个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清军这次却“大动了干戈”。

对这一举动，姜瓖的解读是：多尔衮已察觉了他的“犯罪企图”，要抢先对他下手了。

大同地区的清朝行政官员，也以支援这次军事行动为借口，对境内的百姓，急如星火地征集粮草，让民众是怨声载道。

这种愤怒的情绪，又通过军属同志们的热情宣传，很快就传导到大同的军营里，让军队上下，也弥散着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

起事的时机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总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连姜瓖也没想到，他这一挑头，会激起全山西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冲天巨浪”。

由于土地贫瘠、生活苦寒，自明朝中叶起，就不断有山西人，或走西口，或闯关东，去蒙古和满洲换取一份生活的保障，由此和满洲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原的冶铁、晒盐等“高科技”，也由山西人传播到了白山黑水之间。

清军入关后，山西商人还承揽了大清的政府采购、军粮运输、皇庄经营等一笔笔“大宗业务”，与政府及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但少数商人的“获利感恩”的思想，并不能取代山西广大民众“失利反抗”的态度。

因对南方和陕西的频繁用兵，军费开支成倍增长，清朝中央政府的“减税”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文。

“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惠，黄纸骗人才。”挨近北京的山西，权利没有享受多少，义务却要大量地承担。这让本来就在明末战争中大量失血的山西，更加痛苦不堪，难以忍受。

同时，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山西人纤弱的身躯里，依然沉淀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在这块黄土地上，即使莽撞无知的村夫，他也能感到“剃发易服”的痛楚；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在仰慕“忠义千秋”的关圣；即使白发苍苍的老翁，他也能讲述杨家将血染疆场的故事；即使是不满三尺的幼童，他也能理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文化的力量，看似柔弱，却很刚强；

信仰的决心，看似无形，却很长久。

在大同反正后，同为晋北的朔州、浑源等地率先响应。

接着，晋西北的明朝退伍军官万练在偏关，刘迁在代州也发动起义，分别带领义军攻克了宁武、岢岚、保德、繁峙、五台等太原以北的县城。

12月底，阿济格在给多尔衮的秘密报告中，不无悲哀地称：“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在接到姜瓖“反叛”的消息后，多尔衮一是震惊，二是傻眼。

震惊是他没料到，他压根没有高看过一眼的姜瓖，竟然也还会挑头扛起“反抗大清”的大旗；

傻眼是大同与北京仅距300多公里，叛军的骑兵完全可以朝发夕至，直扑北京，而偌大的京城，现在几乎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手头基本上是无兵可用了！

没办法，一向趾高气傲的多尔衮，只得放下身段，派出特使，向姜瓖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切都是“误会”惹的祸，只要姜瓖卸甲来归，大清将既往不究，照旧恩养。

但姜瓖此时己经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的矛盾，决非他一人和清廷的矛盾，而是千千万万山西人和清廷的矛盾，根本不是他与多尔衮两人订一个“个人协议”，就能够解决了的。

因此，他这一次，挺直了腰杆，断然拒绝了多尔衮的解释和引诱，决心做一次历史的“排头兵”，用鲜血和生命，来找回做人的自尊。

靠舌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靠拳头来解决了！

多尔衮只得主动沉下身子，从全国各地，挖空心思地去“找兵”平叛。

他先从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拼凑起一支队伍，让敬谨亲王尼谌领着，会同阿济格一起，在晋北先建立一堵“防火墙”，阻止姜瓖向外圹展。

但大同的“多骨诺”效应，仍山西在延续。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多尔衮，只得在1649年2月，带了一支队伍，“一征”大同。

但他的这次亲自出马，并没有带来“马到成功”的效果，山西人民并不畏惧这位名震天下的摄政王，全省各地的起义浪潮，依然是——“后浪推前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多尔衮在大同城下毫无进展之时，忽然接到一个令他伤心欲绝的消息——他的同母弟弟多铎，己染上可怕的天花，即将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另一个就是这个弟弟多铎。

比起另一个同母哥哥——头脑简单、桀骛不驯的阿济格来，心思缜密、言听计从的弟弟多铎，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倚重。

方寸大乱的多尔衮，已无心恋战，准备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去和这位可爱的弟弟，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亲自来到大同城下，隔着城墙与姜瓖对话，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和诚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与大清再续前缘。

面对“情深深、话绵绵”的多尔衮，姜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在降清以来，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让战场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自己的“劝降会”，变成了敌人的“控诉会”，这显然不是多尔衮同志所期待的结果。

尴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给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谈判的大门就此关上。

在多尔衮因私废公返回北京后，山西民众自发自愿的起义，一日千里，在晋中、晋南、吕梁等地区，不断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晋”，在民众大起义中，郑名标攻占汾阳、胡国鼎啸聚潞安，陈杜、张斗光克复泽州、牛光天进兵平顺。

连在崇祯朝“饱受唾骂”的大学士李建泰，也在家乡曲沃，出资建军，共襄义举。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会太原、晋南重镇临汾和盂县、崞县等少数县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义军的手中。

更让汉族人民欣喜，满洲贵族沮丧的是，起义已“走出山西，迈向全国”，正源源不断地向临近的陕西、河南等省份“输出革命”。

虽然与永历王朝相隔千山万水，各地的义军政权，都承认永历帝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姜瓖是他们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形势的发展，使多尔衮只能暂时忘掉“丧弟”之痛，投入到紧张的“反革命”工作中来。

他紧令在江西战场“春风得意”的谭泰、何洛会停止向广东进军，迅速回师，守卫京城。

他速令佟养量，接替“玩忽职守”的耿焞，出任宣大总督，带山东兵前来平叛。

他急令陕西的孟乔芳、吴三桂、李国翰，先行剿灭深入陕西的义军后，再率军支援山西。

他敦令湖南作战的济尔哈朗，不必恋战，在该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择期领军北返。

紧锣密鼓地布置一番后，他浩浩荡荡带了一大窝“名王名将”，及京城的最后一些八旗兵，“二征”大同。

在他看来，大同就是山西起义的风暴眼，只要堵住了这个眼，风暴就会挟然而止。

他这次带来的“名王”，除了先前的阿济格、尼堪外，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算是基本上把爱新觉罗家族中，能打善斗的亲王，都统统带来了。

至于“名将”，更是不可计数，以致于有“大清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这次参战，才仅仅混了个随军偏裨。

但这次“众星璀璨、云集大同”，却没有取得“聚集效应”，仗从春打到夏，大同城还是“依然故我”

国事缠身、日理万机的多尔衮，显然不能继续就这样在大同耗下去了，1649年8月中旬，带着满腹的惆怅，他再向大同作了怨恨的一瞥后，匆匆离去，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他在大同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完全、彻底地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实际上，就在他离去之时，大同已经断粮，“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整个城市到了承受的极限。

烈火炼出了钢，也排出了渣，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暗中派人出城，与围城的清军达成“秘密协议”——献城投降。

8月28日，杨振威带领手下的六百名士兵，忽然发动兵变，杀害姜瓖及其兄弟，持三人首级出城投降，清军终于进入了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投降并不是大同和平的开始，而是灾难的降临。

为制造战争恐怖，慑服“不识好歹”的山西人民，多尔衮传谕：除投降的土兵及其家属外，将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把大同城墙的高度拆除五尺。

大同，成为清军入关后，北方第一座因“集体抗争”，而倒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城市。

攻占大同，仅仅是剿灭山西起义的第一步，剩下的各县市，仍需要清军一口一口地去啃。

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清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南北合击、东西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开始了浩大而艰难的“平叛之旅”。

九月，满达海部攻克朔州、马邑；博洛部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自陕西出兵的孟乔芳、额色（满族）率满汉联军渡过黄河，收回了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运城。

十月，博洛、满达海合兵攻取汾州、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太谷、沁州、潞安。

十一月，博洛、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又在泽州击败反清义师，擒杀守将张斗元。

十二月，吴三桂在晋西北渡过黄河，进攻偏关，义军总督万练在弹尽粮绝后，自焚而死。

多尔衮见“平叛”大势己定，决定除瓦克达继续留在山西清剿“残匪”外，其余亲王一律领军返京。

虽然山西大规模的起义，被清军以优势兵力镇压下去，但剩下的斗争势力，仍利用险峻的山区坚持斗争。

虞胤从运城突围后，率残部进入华山，并在笫二年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接受指令后又返回山西阳城、沁源的山中组织抗清武装。牛光天则继续战斗在“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上。

这两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廷难以根除的腋下之患。

山西民众全省范围的武装斗争，坚持了整整一年多，有力地坚持了南方人民的斗争，为北方人民大规模反侵略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山西在这次起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以致于到三十年后，山西的人口数量、耕地总量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仍未恢复到1648年起义前的水平。

墨写的谎言，遮掩不住血写的历史，就在清朝正面大力宣扬，“山西平叛”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动时，背后留下的，却是整整一代山西人，难以泯灭的“心底之痛”。

卷土重来

看着南征、西征凯旋而归的满族将士，多尔衮亳无成功者的自豪与喜悦，反而心头感到一阵阵苦楚与沉重。

“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在一次次辉煌胜利的背后，却是一个个满族将士伤亡数字的冰冷叠加。

“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这句唐诗，不仅仅让每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汉族士兵悲伤心痛，也让同样青春年少的满族士兵感同身受。

从白山黑水之间，多尔衮仅仅带来了六万多满族子弟，如果照这样的伤亡速度发展下去，恐怕在征服全国之日，就是整个满洲民族毁灭之时。

不能这样下去了，得想一个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呢？

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就是“以汉制汉”。

扪心自问，多尔衮认为，自已也是一个“以汉制汉”的拥护者、继承者和执行者。

但金王李姜的“先归后叛”似乎在提醒自己：“以汉制汉”的政策，已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真的是这样么？

多尔衮辗转反侧，冥思苦想。

经过漫漫长夜的思索，他终于茅塞顿清、豁然开朗。

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就是一个引导“无利益者”努力奋斗，从而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各自所得利益的差别，必然会产生矛盾，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要防止矛盾的爆发，就要进行提前的调整，让矛盾进行提前的释放或中和。

同时，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也还是一个理解人、尊重人、团结人的过程。

如果仅仅有了利益，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团结，那么，这个事业就象是一条没有韧性的铁链，当外部或内部变化时，就会有忽然断裂的可能。

金王李姜四人“逼上梁山”的经历，让多尔衮明白，在发展大清统一事业的过程中，他输在了两点上。

一输在了自己不太舍得放权，让大家“利益均沾”，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点上；

二输在了自己对人的信任、尊重和团结的另一点上，自已常常试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

满族优秀的政治家、汉族人民的头号死敌的多尔衮同志，在经过一番痛苦而深刻的“自我总结、自我批评”后，为了满族人民的长久幸福、为了大清的千秋伟业，终于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决定。

一、改革大清中枢机构的设置。

他规定：今后在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必须按照满汉对等的原则设置，设置的满汉官员要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各管一摊（此制度执行至1912年清朝灭亡，也算是与国同存、与国同休了）。

二、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引导“三王”南下。

出于保护满族这个“稀有民族”的目的，多尔衮确立了“慎用满军，多用汉军”的南下作战原则。

当然，这里的“汉军”，并不是完全指从内地汉人中“招收”组成的军队，而仅仅指辽东地区加入了“组织（汉军八旗）”的汉族军队。

对于这支也是从黑土地走出来“汉军”，多尔衮认为，在多年的事业发展中，他们已和大清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对大清政府的“忠诚度”，将会远远高于那些入关后“有奶便是娘”的降兵降将。

而且，为了制造出更多的“既得利益阶层”，多尔衮决定，首先给这三王“改爵”。

他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把孔有德由恭顺王改封为定南王，耿仲明由怀顺王改封为靖南王，尚可喜由智顺王改封为平南王。

读者朋友们可能要说了，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吗？这个王变成那个王，到头来还不是一个王。

这可还真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此王”非“彼王”！

清朝封王，不同于明朝的用地名封王（如唐王鲁王靖江王），王的封号用的尽是我们汉语中博大精深的褒义词，如恭敬、端重、承泽等等。

这些被褒义词封出来的王爷们，只有荣誉及工资待遇，没有任何封地，从生到死，只能做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高级囚徒”。

即使出趟京城去旅游探亲或看病，都得提前向皇帝打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成行。

如果被封的这位王，封号中有了地名或方向，那么，恭喜这位王爷了，你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果然，“惊喜”随之也就来了。

多尔衮做出补充性规定：此次南下占领广东广西后，打下一县，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县长（知县）”；打下一府，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市长（知府）”；全省都打下来了，你们就可以任命“省长（巡抚）”。

各官员的印章，中央政府都给诸位刻好了，大家尽可拿出放心使用。

并且，为了表示对各位的信任，解决军人“两地分居”的问题及减少“性”犯罪，一下子变得体贴下属的多尔衮，还做了一项“充满人性”的规定：

南下的士兵及官员，均可携带家属同往，打下两广后，可以在此地分房分地，长期驻扎。

最后，他还给了这三位王爷，新增了大量的“招兵”指标。

孔有德在原来31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6900人，耿仲明、尚可喜在原来48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5200人。

这就是多尔衮在痛定思痛后，推出的“新思维、新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诱之以利、导之以法；宁与家奴、不与外人。

政策一变，心情就变，在如此“给力”的政策面前，三个王爷马上生龙活虎、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项工作就已就绪。

1649年7月，三王陆续率部开拔，独当一面的孔有德，单独负责攻打广西；能力有限的耿仲明、尚可喜两位，联合攻打广东。

当耿仲明、尚可喜在11月初，率部开拔到江西吉安时，大清“执法官员”忽然找上门来，与两位进行单独约谈。

约谈的官员严肃地告知他们，您二位因“窝藏逃人”，已严重违反了大清的“窝藏逃人法”。

前面讲过，所谓的窝藏逃人，就是指收留、包庇从旗人庄园逃出的汉人奴隶，其构成对旗人庄主“特殊财产”的严重侵犯。

要说窝藏个把“逃人”，对贵为王爷的两位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但这回两位明显地耍大了，一下子窝藏了一千多个“逃人”。

因此，负责此案的官员，转而严厉向两位指出：“大清现在己是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在办案官员的暴风骤雨下，心理素质较差的耿仲明同志，竟一时经不住考验，于11月27日这天，畏罪自杀了！

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冶绑架法律的国家，即使刚刚建国的大清也不例外。

就在耿仲明同志那颗脆弱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的时候，大清中央政府的处罚决定到了。

处罚决定共有两条：一、对两位的“犯罪行为”给予书面警告；二、各罚银四千两，仅此而已！

本来，大清的最高权力机关——议政王会议，给两位王爷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削去王爵，并各处罚银五千两的。

但多尔衮考虑到正在用人之际，就“网开一面，从轻从宽”处理了。

这下，尚家乐大了，耿家悔大了！

但这还不是耿家人最后悔的。

最后悔的是：清廷认为，耿仲明同志擅自自杀的不当行为，是纯粹对组织“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精神的不信任，是纯粹对大清法律的再次蔑视。有鉴于此，其长子耿继茂同志自动丧失王位的继承权。此次南下，仅以阿思哈尼哈番（男爵，爵位中的最低等）的身份，作为尚可喜副手，统帅其父旧部随征。

两广失陷

在两路南下的清军，被“吸附”回北方的一年多日子里，明清边境线上一片宁静。

双方在这段时间内，自觉遵循了“各守原防、和平共处”的两项基本原则，彼此之间都没有主动向对方发起过大的攻击。

这给了永历帝一个不错的感觉——未来的岁月，可以“波谰不惊”地这样过下去了！

在这样沐浴着和平阳光的日子里，朱由榔同志，终于“有模有样”地过了一段幸福而难忘的帝王生活。

要说他在这段执政履历里，做过什么大事，的确是无史料可查。但要说他什么事也不做，却也有失公允。

这位永历帝的个人工作简历，大致如下：

朝堂内，这位“亲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在欧洲人卜弥格的协助下，制定并颂布了《永历新历》。

甚至，动员金家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的他，还派卜弥格作为特使，去遥远的意大利“借兵灭虏”，请“万能的主”来解救他这位受苦受难的“孩子”。

上帝虽然没有给他送来救兵，但却给他送来了一位新“太子”，终于让大明江山后继有人。

朝堂外，他解决了李成栋死后，广东明军无领导人的问题，由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出任新的统帅。

他还把郑成功“统战”到自己的旗号下，在福建成功地开辟了抗清的“第二战场”。

秘密策反陕西吴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吴三桂同志已经作出了“择期反正”的保证。

但这种“小打小闹、拾遗补漏”式的工作作风，并没有使永历政权整体改观，民众对国家冷漠和不坚持的态度，仍“涛声依旧”。

当1649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呼啸的北风，不仅给南明带来了冽冽寒意，还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危机是先从广东边境开始的，1649年12月3日（阴历），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27日即到达赣粤交界的南安。

在南安，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尚可喜开始玩“阴招”。

尚可喜会全军上下一方面杀胖猪宰肥羊、贴春联买花鞭，摆出一副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欢庆场面；另一方面，却秘密派出多名特务，假扮商人，潜伏到广东北大门——南雄城中。

在爆竹声声辞旧岁的除夕之夜，存心不让南雄人民好好过年的清军开始行动了。

先是假扮商人的清军特务工作者，跑到鼓楼去人为纵火。

趁守城明军赶去救火的当口，“清特”们偷偷地打开城门，放早已守在城外多时的清军入城。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仓猝应战的明南雄守将杨杰、萧启等人被杀，六千多明军战死，南雄失守。

1650年1月3日，在南雄欢渡完春节的清军，神清气爽地向下一个城市挺进，准备一战取韶州。

但韶州的明军，早己人去城空，清军便顺顺利利地开进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南雄和韶州的相继失守，让永历帝那颗平静如水的心又骚动不安起来，他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永历朝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会上，“转进派”马吉翔引导了会议的方向。移跸广西梧州，成为这个会议不容辩驳的决议。

但这时驻守广州的两广总督杜永和，却上疏提出不同意见，请永历帝为了防止政冶上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暂缓移跸。

面对实力派咄咄逼人的致疑，“心虚”的永历帝只得一面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一面派刘远生、金堡跑到广州，代表自己，“虚心”地向杜总督，解释这次移跸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月1日，永历帝一行又悄悄离开肇庆，前往梧州。

离开这块“龙兴之地”前，永历帝连下两道圣旨。

一道圣旨，是令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广州。

另一道圣旨，是升马吉翔同志为兵部尚书，与李元胤督守国都肇庆。

但因为皇帝的带头逃命，导致圣旨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急剧下降，东援广州的明军虽然人多势重，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广西“省门”一步。

在各方“你推我让”的不作为中，清军于3月6日，到达广州城郊。

清军统帅尚可喜、耿仲明，首先“很有礼貌”地向杜永和同志，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广州问题的诚挚意向。

在遭到杜永和同志粗暴蛮横地拒绝后，清军在3月9日上午，开始竖梯子爬城。

这种原始、笨拙的攻城方式，在这支由李成栋亲手调教出来的明军面前，实在是“一群菜鸟”的武装演习。

结果是攻城的清军既流了汗，又流出了血，个别的倒霉孩还送了命。

初战不利的清军，只能决定采取一种虽然古老但却很靠谱的攻城的攻城方式——围城，来辛辛苦苦地解决广州问题。

他们在东西北的陆地上，三边挖壕沟围困；在南面则收卖了部分海盗头子，成立了大清的“红旗水师”，来控制水上通道，从而完成了四面围困广州的“战略构想”。

但广州城，毕竟是实力雄厚的大城市，经济承受力，远比南昌、大同这些中等城市强得多。

在围城一百天后，广州城中的居民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茶照喝”，仍旧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压根就没有出现“营养不良”的征兆。

究其原因，这得益于城南的那条水道。擅长“投机倒把”的广州商人，通过这里源源不断为被围的广州，补充了生存的给养，并形成了一条龙的战时供应体系。

尚耿两位傻眼了，照这样的攻城进度发展下去，恐怕就要在广州城边长期“蜗居”了。

一心想进城过好日子的两位，经过一番认真地核计后，一面向清廷请求增派援兵，一面加紧实施一项特殊的军工生产——铸炮。

到十月下旬，这两项工作都有了显著地进展。

在赣州屡立殊勋，己成为大清“今日之星”的高进库，率援兵赶到。

新铸火炮四十六门，加上高进库带过来，火炮总数达到了七十三门，可以顺利完成集中火力、毁其一点的战斗任务。

11月1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墙的西北角，不怕疲劳、不惧炸膛的清军炮手们，竟整整轰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坚固的广州城墙，被轰塌一道三十余丈的大口子。

苦苦等待了多时的尚可喜，亲自率着清军敢死队，冲进了广州城。

在确信广州无险可守后，依然保持了高度镇定的杜永和同志，指挥着守军，紧张有序地登上了一千多只大小船只，飘然出海，撤至海南岛的琼州。

仗打了八个月，仅得了一座空城，却让数万守军从眼皮底下从容撤离，尚、耿两位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无人喝采”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广州居民，成为两位泄气败火的“良药”。

疯狂的屠城开始了。

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在这场完全是汉人屠汉人的杀戮中，共有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悲惨地死于同族人的刀下。

就在广东战场搅成一团的时候，广西战场也出现了一塌糊涂的局面。

“孤胆汉奸”孔有德，在湖南躲过酷暑后，在1650年8月，熟门熟路地对广西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在广西，能拉出来的孔有德过几招的南明将领，就剩下曹志建和焦琏了。

曹志建现在正守在湘桂交界处的龙虎关上，准备和来犯之敌孔有德决一雌雄。

如果说火线提拔为永国公的曹志建同志的战斗能力，在“廖化级”的水平线上，那么孔有德，则已处于“张辽级”的档次。

龙虎关一战，这种差距立刻显现！

曹志建不但损失了一万多士兵，丢了龙虎关，而且更难以启齿的是，他把永国公的官印也弄丢了。

丢了就刻一个木的代替吧，刻完印后，心理调节能力极强的曹志建同志，跑到其弟驻扎广西灌阳，重整残兵，继续和孔有德叫板。

为教训这位“死不改悔”的抵抗派，九月中旬，孔有德分兵三路，逼近灌阳。

明清两军激战于青塘窝，曹志建同志再接再败，损失三千士兵和大炮28门，另手下有七名重要的将领战死。

又让他更难启齿的是，那块木刻的印也给丢了。

曹氏兄弟只得领着最后一点点残兵，逃入到深山徭峒中，以待时机。

自从把这位“很不识相”的永国公，赶到山沟里后，孔有德的攻桂之路，变得异常顺利起来。

孔有德率领的清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陆续攻占全州、兴安，逼近省会桂林。

大敌当前，能担当起桂林守卫重任的，也只剩下了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手下的滇军了。

但这支滇军，却在11月5日下午，带上亲人，带上财产，离开桂林，向云南方向转进，准备回家看看。

因为这支滇军的统帅赵印选、胡一青认为，既然曾有恩于他们的何腾跤已死，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去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那个“素无交情”的桂林留守瞿式耜了。

滇军的不战而遁，让瞿式耜直气得捶胸顿足骂道：“朝廷平时以高爵侍你们，百姓以膏血养你们，你们今天却不发一矢就四散而逃，可知头顶三尺有神灵。”

瞿式耜同志，用神灵来约束我们的汉族，这的确是你的错，因为，你还没有弄懂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信仰！

在我们民族的幼年期，先知先觉的孔老夫子，就曾用“不知生，焉知死？”来教育我们这个民族。

在他老人家的谆谆告诫下，大部分汉人，变成了骨子里“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仙鬼怪”的“无畏一族”。

虽然东汉后，佛教西来，为全民增添了一些“心理约束”。但这种约束，却暗藏着“求财求利”的功用目的。

活在当下自我欢娱的世界里，不必问前世，不必管来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底色。

这种底色，使我们大部分汉人，在外族入侵、改朝换代的大变革面前，会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我们的民族，在大部分外，也会有少部分人，在用生命作为蜡烛，点燃令全民族感到温暖和希望的亮光。

在即将陷落的桂林城里，大学士瞿式耜是这样的一个人，总督张同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桂林城已无兵抗敌情况下，瞿式耜认为自己守土有责，决心与城共存亡。

在这危险万分的时刻，总督各路军务的张同敞，听闻瞿老师有如此决心，即泅渡过江，进入留守府中，要求与这位老师同生共死。

他慷慨表示：“君恩师义，同敞当与共之。”

而瞿老师则认为这位学生没有守城职责，不必留此陪他送命。

张学生则认真回答：“古人耻于独为君子，老师难道不许我与您同死吗？”讲此话时，情真意切，无虚无伪。

师生两人放声大笑，笑过之后，取酒同饮，明烛达旦。

11月5日，清兵在孔有德率领下，大摇大摆地进入桂林城。

当清兵进入留守府搜查时，见到瞿、张二位衣冠肃然，从从容容坐在大堂之上，大为惊讶的同时，也暗生敬佩。

清军将这喝了一夜酒的两位，押到孔有德面前，孔以高官厚禄相许招降，马上遭到一番从“外表到灵魂”的痛骂。

考虑到两位名气太盛，擅杀就会被社会舆论淹灭的孔有德，自作聪明地想到一条“折中处理”的办法。

他通过瞿的江苏同乡王三元，劝两位削发为僧，以规避大清法律的惩罚。

二位对这个自作多情的建议，嗤之以鼻。

好心做了驴肝肺，精神很受伤害的孔有德，马上对张同敞施以酷刑，将其手臂打断，眼睛打伤。

但从身残志坚的张同敞身上，孔有德听不到一丝求降的“软话”。

听到的，是狱卒反映的这二位孤灯对坐，以赋诗唱和，抒发正气，互勉忠贞的动人事迹……

这两位被关押了60天，写诗达百余首，平均每天两首。

二位在狱中，除写诗外，还给平乐的焦琏写信：“城中清兵无几，若劲旅直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不幸，信被孔有德截获。

见信后孔有德，彻底丧失了做“好人好事”的耐心，在闰11月17日，将他俩残酷地杀害在叠彩山风洞前。

瞿式耜的殉国行为很好理解，因为在他的生长道路上，饱受国恩，国家曾给他铺满了鲜花和阳光。

但张同敞的殉国行为，却并不好让人理解，因为他为之殉节的这个国家，不但对其“无恩”，而且“有负”。

张同敞的曾祖父，就是明朝中后期那个大名鼎鼎的“救时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曾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连永历帝的爷爷万历帝，也曾经十分动情地说过：“首辅您为国家的付出，朕无以为报，惟有今后照顾好您的子孙，方可心安！”

但张居正一死，曾经信誓旦旦的万历帝，虽言犹在耳，却就对他的后代下手了。

出于对张居正曾经“福威自居、杀伐自为”的痛恨，万历帝对张家下达了严厉的抄家令。

在抄家和随后的审问中，张家一门十几口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杀，在北京及老家江陵的家产被没收。

后来在大臣们“打抱不平”的上疏抗议中，良心上略微受到一丝震撼的万历帝，终于发还了张家一些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才没有让这个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彻底沦为“无产阶级”。

但从此，张家人就彻底沦为，一群时时处处需要夹着尾巴在世界上行走的“贱民”。

张同敞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在他的生长历程中，误解、歧视、坎坷如影随行。

直得天启年间，张居正得到平反，他才得以荫补为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从七品）。

就这点小小的补偿，却使他内心充满无比的感激。从那时起，他就立下誓言，将以生命来报达这个国家。

在李闯进京、崇祯自杀之时，他只身逃出，来到南京。

以后，无论在弘光政府里，还是在隆武政府里，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每一项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抒写着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对国家特有的忠城。

在隆光帝死难、永历帝继位后，他又一次只身南下，投入到抗清救国的洪流中，最后终于在桂林，以生命作凭证，兑现了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

在“英烈如云”的南明史中，张同敞很普通，以致于在很多史料记载中，他仅仅作为瞿式耜老师一个配角出现。

但就是这样一个配角，却让我看到一种高贵的品格，一种能忍受国家“不公平待遇”，却九死不悔地为之奋斗的品格。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

西点军校的校训上说：“国家，无论对错，都是我的母亲”。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许贫富不均，也许善恶不清，也许美丑不明，但她广阔的土地承载了我们的躯体，她丰富的物产滋养了我们的身心，她灿烂的文化铸造了我们的灵魂，她给予我们的，永远比拿走我们的，要多。

所以，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国家的失望，像张同敞烈士那样，尽自已一份微薄之力吧，让自已的国家，在自己的手中，离真善美更近些，离假丑恶更远些！

1650年11月，对于逃难的永历帝而言，充满了阴霾与黑暗，广州、桂林两个省会城市相继失陷，继瞿式耜死难后，另一个可以依靠的将军——焦琏，也被准备降清的陈邦傅暗杀。

永历帝在无可奈何中，从梧州“移跸”南宁。

在南宁，他迎来了1651年的春节。

但新的一年，并没有给他带来欣喜，广西的陈邦傅终于投向了清朝的怀抱，海南岛的杜永和也放弃了最后的支持，改明旗易清帜。

在广东高州、雷州坚持抗清的李元胤兄弟，被叛军王胜堂等擒获，押往广州，因不屈被耿继茂杀害。

在黯淡无光的前景下，永历朝的大臣们一部分屈身降清，以求富贵；一部分遁入山门，不问世事；一部分返回“清统区”，苟存性命；只有一小部分官员坚持留下来。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南明的历史，将在1651年完全结束。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加入到了保卫南明的阵营中，并把南明的历史，又往后延续了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