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生聚

临事而惧，对于事业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谨慎，少一份浮躁。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因为惧怕失去云南这个最后的家园，所以从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军上下，都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力争使自己，能得到云南各界的承认和拥护。

先从政治方面说起吧！

为争取云南官绅、土司、普通群众的支持，孙可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政治承诺。

为此，他主动取消了大西国号，在没有与南明永历朝廷取得联系前，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在内部官职上，孙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称王，但在杨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错就改”地改称“将军”，向外界摆出了一副“虚位以侍”的高姿态。

“务虚”工作进行完毕后，“务实”工作即告开始。

占领全滇后，孙可望除黔国公沐天波的旧印仍可照旧使用外，将云南府州县官员的旧印，一概收缴，并随之对各级官员，开展重新“考察录用”。

贪污问题，是明朝中后期官场的通病。

几乎每个大西人，都对官场的贪污腐败，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创建“廉洁型政府”，便成为他们首要完成的奋斗目标。

所以，这次考察录用官员的标准，主要就是贪廉二字。

孙可望专门成立了“反贪委员会”，弓匠出身、现任新政府工部尚书的王应龙被任命为“委员长”，代表自已巡抚各地。

巡抚中，王应龙“委员长”是发现廉洁者升迁，贪污者砍头。砍头后，还将贪污者的脑袋，制作成标本，在云南各地进行“巡回展出”。

姚安知府谢仪的脑袋，就“非常有幸”地成为这样一个“反腐标本”。

为使新政权，得到更多云南百姓的认可和拥护，孙可望在苦苦思索后，终于从大明缔造者朱元璋那里，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允许百姓“上书言事”。

百姓“上书言事”，有两种操作途径，识文断字的，可以用“写信”的方式；不会读书写字的，可以跑到衙门口击鼓言事，口头向衙门的官长汇报自己的想法。衙门的官长在得到“口头汇报”后，不得隐瞒、不得截留，必须在第一时间，完整地整理成详细的“书面材料”，直接上报给孙可望本人。

“上书言事”的内容，主要是对新政权的“建言献策”，如内容可行，即可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依据。如内容不可行或妄诞不经，甚至出现偏激的“反革命言论”，也不追究上书者的法律责任。

此项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来“参政议政”，成为可能，并最终推动了其他政策的创建和实行。

下一步推出的经济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经济改革中，土地问题，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对待土地问题，一般只有一种方法，先暴力杀死或赶跑地主，让“有主土地”变为“无主土地”，尔后使“无主土地”，自然地回到农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采用的，就是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但这种办法，却是经济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为这种办法，对地主来说，集体武力反抗是除被杀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选择；对农民来说，“无主土地”在刹那时便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目标，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两边都不讨好，就是这种土地政策的结果。

多少农民起义，就在这种结果中，最终功亏一篑。

从四川失败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新政府开创性地推出了一项足以影响后世的土地政策。

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础上，将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粮食总产量的10％。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为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

这一政策推出后，农民率先拥护。

地主少收了租，虽也心中怏怏不乐，但因为毕竟能多少有点收入，所以拿生命为代价，来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个云南社会，就在这种温和的土地政策中，波澜不惊，达到了相对地和谐。

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进措施，就是后来的清政府，也没做到。以至后来，清朝土地兼并加剧，地租负担加重，农民起义再次爆发。

但后来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却被共产党政权活学活用，演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抗战土地政策。

昨天走过的历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师，此话诚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卫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说过，朱元璋老同志在解决土地问题及养兵方式时，曾推出一个“二合一”的方法——卫所制。

在云南这个边疆身份，卫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点点、分布广泛。

但和内地一样，卫所发展到后期，完全蜕化为“军官地主”剥削“士兵农民”的隐蔽场所，当年的积极作用变为现在的消极作用。

新政府对卫所的改革，简单明了——“承包”。

具体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卫所为营庄，每营庄设管营一人，由原大西军队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营将营庄的土地，承包给原来卫所士兵耕种，耕种的士兵，需交纳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作为“承包费用”。

虽然对卫所士兵的剥削，相对比较重，但比起原来含混不清的无偿占有，还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中，还有对金融和盐课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统一铸造的“兴朝铜钱”，代替原来民间私造的贝币。

说来也怪，云南虽然盛产铜，还曾为明朝制造了大量的铜钱，但这些铜钱却大量输往内地使用去了。在云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门的贝币。

贝币的发行，不掌握在国家手里，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的调控和掌握。

因此，对币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保证新币铜钱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令，规定今后凡在云南境内使用贝币者，一律处之断足或割鼻之刑。

在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持下，铜钱得以顺利发行并进入流通领域，云南终于告别了贝币时代，由此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并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

对盐课的改革，是从井盐生产的“国有化”开始的。

云南盛产井盐，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由于井盐的生产，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强霸占着，结果，国家的财政，并末从中沾光获利。

新政府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用军队直接进驻盐池，把井盐的生产，直接控制在“国家”的手里。

但对井盐的销售，却向民间开放，规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纳相关费用，即可拿着“收费凭证”，到国家控制的盐场支盐，进行销售。

此举，当年即为新政府的财政，增收了白银十万多两，从而也减轻了其对田赋的单一依靠。在军事方面，新政权在收取全滇之后，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

东路军占领贵州的镇远，中路军攻克雪山关，西路军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然后，这三路军，把凡是能进入云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摆出一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姿态。

大门关起来后，把士兵由“兽”恢复成“人”的工作，也随之展开。

从四川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士兵，残忍、嗜血、暴戾，成了这个集体共同的特征，杀战俘、杀平民、杀家属，在士兵中屡见不鲜。

要把这些变态的行为，从军中彻底根除，就得先让这些士兵，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还原上，新政权是这样做的。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驻守外，其它的各营士兵，都到各州县或各卫所，分营驻扎。

这样做，有解决地方冶安和军粮运输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士兵们，能与地方群众融为一体，逐渐习惯正常人的生活。

要让这些士兵恢复“人性”，对其生活的关心，是实在不能成为缺项的工程。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带口来的，因此，新政府在解决士兵供应，体现温暖关怀的同时，也把对其家属的生活保障，纳入新政府必须落实的实事之一。

新政府的军队供应条例这样规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属，三岁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岁以下，减半支米。

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发鞋袜一双，大帽一顶，袍子一件；家属，不分大小，每人每年发袍子一件。

在制定周到细致供应条例，并大力执行的同时，严厉的军纪条例，也被制定出来被严格执行了。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士兵，不但要有温饱的生活保障，还应有守法的观念保证。

新制定军纪条例规定：士兵擅取百姓一物或擅杀百姓一人，杀；士兵长官尽不到监管职责的，打八十军棍；百姓财物被士兵抢夺或人被士兵杀死，不举报者，按“包庇罪”处罚。

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状的受害者一起处理，这是新政府旷古未有的首创，也是新政府以法冶暴的决心！

一位失手杀人的士兵，马上为这个新军纪条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费的“广而告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一士兵失手，杀死一两岁小孩。

小孩的家长自然不让，于是立刻把状告到这个士兵的长官——杨总兵那里。

杨总兵对案件调查后，做出如下判决：

该土兵因属过失杀人，故予以从轻处罚，责打四十军棍，并赔小孩家长“丧葬费”白银十两。

但该判决，不久就被新政府的“三号首长”刘文秀稽查到了。

勃然大怒的“刘三号”，当时即将此案改判如下：

杀人士兵，不管故意还是过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门斩首，斩首后的首级，送至被杀小孩的家乡，进行“展览”。

执法不严的杨总兵，杖罚一百。

这种杀一儆百的办法，迅速在军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原来把杀人作为“娱乐项目”的士兵，再也无人，去敢玩这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特种游戏”了！

在军队建设上，新政府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作法——“客土混编，多族合一”。

客：即远到而来的大西军；土：即当地的滇军，这滇军里面，既有整编的土司军队，也有后来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为能恢复中原，以及获得当地土司、少数民族的支持，新政府在吸纳云南各地土司，到军中任职的同时，还大范围鼓励少数民族的“适龄青年”为国参军，把倮、徭、佬、侗、傣等少数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补充为大西军的“新鲜血液”。

依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善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

部队编制上，新政府将这些“新土军”与“旧大西军”进行了混合编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做，不但加速了新旧军队的融合，而且使混编后的部队，既适应平原作战（汉族士兵的长项），又适应山地作战（少数民族士兵的特长）。

训练上，新部队实行一日一小训，三日一大训，日日必训，常抓不懈。

新政府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颇有建树外，在文教、宗教事务方面，也可圈可点。

刚入滇时，孙可望就带着政府及军队的“高级干部”，亲自跑到文庙，祭祀孔子，并表示要发扬汉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云南的文教事业，发出了新政府与“知识分子”和解的信号……

接着，孙可望又令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了一次小规模的科举考试，从中选拔了33名进士，到新政府中任职，新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合作，由此开始。

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稳定，科举考试的范围，扩大到了云南大部及贵州的一部，一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儒生在内的举子，脱颖而出，成为新政府“各级干部”中的一员。

为鼓励举子们安心学习，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多次接见举子，给予物质奖励，鼓励他们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后来，新政府陆续出兵收复两广、四川、湖南等一些地方，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就是这些来自云贵的举子们。

对生活困难的举子，新政府专门派人登记造册，定期发放粮食补助。

宗教政策上，入乡随俗的大西军上下，进入云南不久，就由“无神论者”，变为“有神论者”，对当地流行的佛教，顶礼膜拜。

孙可望曾明令保护宗教寺观，还带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

这种“无意插柳”的行为，恰恰起到了尊重当地信仰，加强民族和睦的特殊作用。

“失败乃成功之母”，从1647年到1650年的短短三年间，吸取治蜀失败教训的孙可望等人，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埋头苦干，终于创造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各族团结、社会安定、文教鼎盛、军队发展”的显著成就，从而为以后出兵北伐，挫败清军，成为抗清中流砥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封王纠葛

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

伟大的一代枭雄张献忠逝世前，曾对孙可望留了一席“石破天惊”的临终遗言：“大明国运未销，吾死之后，你等可速归大明，以图久存！”

对张献忠这没头没尾的话，孙可望等人当时是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但随着入黔进滇以来，通过对民众人心向背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开始领会到张献忠的“高明和远见”。

因此，在云南，他们就用“共扶明室、恢复江山”这个新的政治诺言，作为号召，成功地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团结在了自己的旗帜下。

但政冶诺言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政冶谎言。搞搞宣传，欺骗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当真去落实的，少之又少。

孙可望对这个政冶诺言，本来是没有打算去认真兑现的。

但随着1649年的到来，孙可望对兑现这个政冶诺言，变得忽然热情起来。

他组建了以杨畏知为首的联络团队，积极向“永历王朝”这个“空架子组织”靠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孙可望这种忽然迸发的热情，来源内外两方面。

内部的压力来源于李定国、刘文秀这帮异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孙可望虽然经过民主程序，被推为“一号”，但“此一号”却非“彼一号”。

当年的“彼一号”张献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确与否，无人敢说一个“No”。

而现今的“此一号”孙可望同志，一言九“顶”，不但“二号”李定国，“三号”刘文秀，就连排在后面的“四号”白文选、“五号”冯双礼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参政议政”的热情，时不时地针对他，来发达一下自已不同的异议。

品尝不到“一把手”快乐，却被“一把手”苦恼，层层环绕的孙可望，开始想方设法地实施自己的“权力突围”工程。

1648年的“演武场升旗事件”，成为他实施“突围工程”的第一步。

在一次例行的阅兵中，先行赶到演武场的李定国，命令升起帅旗。

见演武场的帅旗早已迎风飘扬，随后一步赶到的孙可望勃然大怒。

他以“主帅未至、擅升帅旗”为理由，当场下令责打李定国一百军棍。

不明就里的李定国，当场被拉到一边，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噼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来。

当板子打到一半时，孙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时，跑到了李定国身边，抱着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

见“大哥”如此有仁有义，心中没有多少花花肠子的李定国，马上被孙可望的表演，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拍拍被打的屁股后，当场跪倒，向孙大哥磕头请罪。

“演武场升旗事件”后，孙可望的威信，虽然有了一些新的提高，但与他最终的期望，仍还存在不小的距离。

对此，孙可望虽然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权力，是靠内部民主程序获得的。现在，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继续让大家发扬一下民主，让自已的权力，再上一个台阶！让别人的头上，再戴一个箍子！

知道无法借助“内力”抬升权力后，借助“外力”来提高权力——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孙可望的内心，不断升腾！

而在他眼里，这个可以借助的外力，无疑就是肇庆的永历帝。

借助永历帝在南明的合法地位，封自己为王，从而使自已的官位，与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拉开较大的距离，为自已实现一统滇黔、再复中原、建功立业，穿上“合法的外衣”。

外部的压力，就是他己知道清军在孔有德率领下，正大规模南下，对湖南、广东、广西，志在必得。

如果湖广一失，那么必然会对滇黔，形成个半圆形包围圈。届时，两省的生存，岌岌可危。

想改变这种窘境，就必须先下手为强，把川黔抢先拿到自己的手中。

但川黔的大部分，分别掌握在杨展、王祥、皮熊这些军阀手中，他们打着“效忠南明”的旗号，死死卡住大西军出入这两省的通道。

如果自己与永历朝廷成功对接，烦利封王的计划实现，那么自己，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必再用武力攻取，就可以迫使杨展这些大小军阀，对自已这个货真价实的“大明之王”，乖乖听命。

时间，多么紧迫呀！

1649年2月，当“联络团团长”杨畏知来向他辞行，并请求面授谈判要点时，他立刻提出了两条自已与永历朝，互惠互利的合作条件：

一、永历朝廷封孙可望为秦王；

二、孙可望携云南全省土地及军民，奉明正朔，并出兵抗清。

身肩重任的杨畏知，自2月间从昆明出发，4月6日即赶到广东肇庆，以大明旧臣及孙可望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拜见永历帝，献上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良马四匹，表示敬意。

随后，他又将孙可望的“合作条件”，全盘托出。

在他看来，永历朝现在早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败亡，郑成功若隐若现。只有一枝独秀的云南，才是南明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孙可望封王这一“合作条件”，对穷途未路的永历朝廷而言，并不为过！

他开门见山地对永历君臣说：“可望兵强，可籍为用，不可因惜一封号而丢掉人心，反而树敌”？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可望要求封王的这一心愿，竟如巨石投水，让死水一潭的永历朝，刹那间分成反对派和赞成派，尔后两派唇枪舌剑、口水飞溅！

反对派之一是依附于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们怕孙可望一旦封王，将会使李元胤势力“彼长此消”，彻底丧失在永历朝堂上立足的资本。

反对派之二是镇守贵阳、遵义地区的南明军阀皮熊、王祥等人，他们惧怕孙可望封王成功后，将名正言顺地打着抗清的旗号，出兵黔川，并不动声色地“吃掉”他们。

反对派之三是大学士严起恒，孙可望封不封王，对他并无实质上的侵害，他之所以反对，完全是在维护大明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因为大明祖制规定：“非同姓者，不得封王”。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成栋，就被封为宁夏王，不过，那是在他光荣牺牲之后。

生而封王者，尚无前例。

因此，严起恒的反对意见，理亦直，气亦壮！

当然，赞成封王者，也不凡其人。

一人是“统战高手”堵胤锡，以前，他老人家曾成功地把大顺军余部，改造为忠贞营；现在，他依然赞成用王位为诱饵，把“势力更大、能力更强”的大西军余部，统战成为一支更可靠的抗清力量。

另一人就是庆国公陈邦傅，但他赞成封王的原因，却比较复杂。

因为他驻守的浔州，和忠贞营驻守的宾州、横州相邻，随时存在被忠贞营动掉“奶酪”的可能。

在达种情况下，交好孙可望，以“寇”制“寇”，这一别具一格的思路，就曾让这个老小子兴奋不已，他马上义无反顾地，往赞成封王的阵营中挤。

管不管他大敌当前，赞成派与反对派，为了封王问题，在朝堂上是争得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见孙可望同志的封王问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焦灼的杨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以便让他能快点回滇复命。

因有高一功、李过的先例，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并没费多少周折，便获大臣们的一致通过。

永历帝便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并“画蛇添足”地赐名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给永历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原来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搁浅，杨畏知只得继续呆在肇庆的驿站里，于一丝寂寞、几点闲愁中，打发着难熬的时光。

就在永历君臣三心二意时，有一个胆大包天的“投机分子”，却捷足先登了。

这个“投机分子”就是陈邦傅，他利用永历帝曾经给他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封王诏书。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的金印，派自已的亲信胡执恭，冒充永历朝的使臣，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敕文中，为讨好孙可望，陈邦傅专门进行了诸多“特殊”词汇的叠加，把“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描写权倾天下的词汇，一起打包，转赠给孙可望。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无疑虑！

他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王号，一切搞得象模象样，有板有眼。

受封后，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军将士，欢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

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以后将正式改称为“明军”，治下的云南，以后将正式成为永历王朝不可分隔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把他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当了三年不明不白的“兴朝”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还末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末褪去之时，孙可望的“正牌”使者杨畏知，从广东返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

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胡执恭拿来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个档次。

傻了眼的孙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已封秦王矣”！

对质正伪的工作，随之展开。

被拉到对质现场的胡执恭，见事情穿帮，倒也不慌，干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杨畏知带来的“平辽王”金印，也是假的，永历朝廷真正封的，不过是景国公而已！

被骗后的尴尬、难堪，让孙可望羞愧难当。盛怒之下，他把杨畏知、胡执恭这两个“造假嫌疑犯”，统统关进监狱。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