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望增加经费。

孙可望对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对永历朝堂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这下,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村庄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孙可望这种不断升级的“虐帝”行为,惹得一名重臣奋起抗争。

这名重臣,就是曾为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杨畏知。

作为一个大明故臣,他先对孙可望部将贺九仪,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的“违法”行为,相当不满,上疏劾奏。

尔后,他又不经孙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历帝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从此站在永历帝的一边,处处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杨畏知这种“吃里扒外”的越轨行为,在一次次地触动着孙可望狭隘而脆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这根神经已接近断裂的孙可望,终于命贺九仪把杨畏知“武装”押回贵阳“讯问”。

在讯问中,言语不合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愤怒的杨畏知,取下头上的帻巾,扔向孙可望。

此时大权独揽的孙可望,早已不是“旧时的脾气和模样”。

对杨畏知的“大不敬”行为,暴怒不止的他,马上采取极其武断的处理办法——令军士将其推出斩首。

这位曾为孙可望平定云南,建设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杨畏知,转眼间身首异处,魂归天国。

杨畏知的忽然被杀,不仅让不少原来的南明官员为之心寒,也让与杨畏知关系一直不错的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威福自操,擅杀重臣”的行为,大为不满。

三位异姓兄弟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

一蹶名王

在1651年4月,伴随着恩怨纠缠封王问题的解决,孙可望派出冯双礼率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分三路展开进攻。在攻克沅州后,又大举向辰州进攻。

在这里,冯双礼受到辰常总兵徐勇和剿抚湖南将军沈永忠,联合组织的拼死抵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而此时,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却“胜似闲庭信步”地把广西的青山秀水收入囊中。

是先“复湘”还是“收桂”,这对孙可望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与李定国等人慎重研究后,他们决定:先“复湘”,后“收桂”。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孔有德这个“老兵油子”,现在风头正盛,且兵力集中,与其交锋,未必能到什么便宜。但随着其日后因攻城掠地,兵力必将分散,那时,与之作战的难度系数,将会大大降低。

二、现在湖南的统兵大员,就是那个“软柿子”沈永忠,这家伙手中的那点兵,大部分是湖南的地方武装及从山东带来的杂牌部队,比较好打。

三、“湘”与“桂”为门和户的关系,打下了“湘”,就等于关上了“桂”的大门,孔有德将变成一只“屋中之犬”,任由明军敲打扑杀。

“方针一定,执行是关键”。1652年4月,李定国亲率一支由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由贵州进入湖南,在五月中旬,会同冯双礼部,进攻靖州。

感觉事态严重的沈永忠,丝毫不敢大意,赶忙派出一支八千人的“满汉混合部队”,由总兵张国柱率领,急匆匆赶来增援。

但这支精心打造的部队,并没给他长脸。靖州一战,损失军兵5163人(其中满兵103人),战马809匹,基本被打残打废。

李冯乘胜北进,攻克靖州,收复武冈。

去年,因为孔有德擅取衡州、永州的钱粮,沈永忠曾向朝廷打过其“小报告”,两人便于此结下了“梁子”。

但此时,面对明军的凌厉攻势,沈永忠像得了健忘症似的,连忙向广西的这位定南王求救。

“大人小量”的孔有德马上回信,除发了一顿旧怨外,并没有给这位急得团团转的“邻居”派来一兵一卒。

见指望不上孔有德,沈永忠便开始了自已的连续大逃亡。他丢宝庆、弃长沙,辛辛苦苦北逃到岳州方告停步。

在这位湖南“最高行政长官”的示范效应下,衡州、永州、郴州、道州、湘乡、新宁等三十五个府县的“一把手”,集体弃城逃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除北边的岳州、常德和“孤岛”辰州尚在清军手中外,其余的各地,都统统落入“新编明军”的手中。

这同时也意味着,广西的大门被关上了!

但此时,被关在广西的孔有德,仍然沾沾自喜,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本就自视甚高的他,加上南下以来,打遍南明无敌手,更助长了其骄横的气焰。

即使已接到李定国军由湖南返回,正在攻打全州的信息,孔有德仍毫不介意,并没有从广西各地调兵回防他驻守的桂林。

直列6月28日全州失守,守将孙龙、李养性战死的“丧报”传来,孔有德这才认识到李定国这个比他小19岁后生的“可畏”。

第二天,孔有德亲自带着桂林守备部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借险关挡住李定国进军的脚步。

但他的这一厢之愿,很快破灭,因为他的“百战雄师”,眨眼就被李定国的军队打得“浮尸蔽江而下”。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自己碰到一支不同以往的明军。

这支明军,身后有亲人的期望,身前有汉人的希望,他们懂得为何而战!

这支明军,不抢不掠、不烧不杀,沿途百姓为其送粮、引路,心甘情愿!

这支明军,汉倮瑶佬,多族汇聚,既善长平原攻击,又善长山地作战。

深感难敌的孔有德,连夜逃回桂林。在紧急下令闭城死守的同时,“飞檄”急令广西清军放弃南宁、柳州、梧州,回援省城桂林。

但一切为时已晚!

7月2日,李定国已兵围桂林,4日中午,攻破武胜门。

闻城已破,孔有德“丑容失色”,连呼“完蛋”!

二蹶名王

在桂林,除了一蹶名王孔有德外,其它方面,李定国收获颇丰。

杀害焦琏、投降清朝的原南明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做了他的高级俘虏。

8月2日,陈氏父子被押回贵阳。9月2日,丝毫不念及其当年“封王赠印”旧情的孙可望,下令将这父子俩在闹市剥皮揎草,尔后送到滇黔各地巡回展出,监刑官即是当年的“造假使者”胡执恭。

孙可望“不感恩”的行为,引起一个叫李如月小御史的强烈愤慨,他立刻向永历帝上疏,弹劾孙可望“擅杀勋爵、奸同莽操”。

对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孙可望的处理也极其“幽默”。他直接下令将李如月由安龙带到贵阳,同样处以剥皮揎草。

孔有德一死,广西各地顿时陷入了“树倒猢狲散”的状态。梧州、柳州这些地方的将领,面对李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到了万家灯火团圆夜的八月十五,李定国已全部收复广西全境。

收复广西后,李定国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并分派布、按、府、县各级官员,对全省进行有效的管理。

广西一失,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立刻成为“惊弓之鸟”,为避免步广西的后尘,已经出台应急方案,计划放弃肇庆以西的州县,将兵力全部集中到肇庆以东固守待援。

信心十足的李定国,也准备跑到广东,再烧一把火,把尚耿两大汉奸及其党羽,化为灰烬。

但在这时,他却接到孙可望十万火急的军令,即刻提兵北上,进入湖南,迎战清朝敬谨亲王尼堪率领的“真满”部队。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接令后的李定国,迅速抽调在广西的大部分军队,组成“北进兵团”,于10月20日进抵衡阳。

南明军事战争史上最灿烂辉煌的一出戏——衡阳大捷,就此上演!

在这出戏开演前,我先来介绍这出戏的另一个主角——南征清军统帅尼堪。

尼堪,家庭出身为皇族,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第三子,管多尔衮叫叔,管顺冶帝叫弟。

在本书中,尼堪这是第二回出镜。上一次出镜,是出征在大同造反的姜瓖。

但那次,作为一个辈份很低的“皇三代”,在“群星璀璨”的叔叔辈中,他仅仅当了一个小小的配角。

他这一回,能时来运转地当上主角,原因很简单。

原来的大清“总导演”多尔衮同志,已于前年(1650年)12月,永远地告别了自已钟爱的“政治演艺”事业,到另一个世界发挥作用去了。

大清现在的“总导演”,是年仅16岁的顺治帝。

在接到湖南、广西大部分州县“失陷”的报告后,这位大惊失色的未成年人,决定改变多尔衮慎用“真满军”的作法,直接派遣满八旗南下作战。

在军队的统帅人选上,顺治帝在自家人里东瞅瞅,西看看后,盯上了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大堂哥尼堪。

尼堪不但有过统兵打仗的经验、才堪大用,而且对多尔衮表达过强烈的不满,对自已表现过强烈的忠心,属于自己“皇圈子”里的人。

于是,1652年7月18日,顺治帝大笔一挥,任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拥有指挥包括尚可喜、耿继茂军在内的南下清军的权力。

骤升为大军统帅的尼堪,顿时心潮澎湃,血压上升,接令后即刻组军南下。一路上,他决心在祖先光荣事业的基础上,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面对这样一位踌躇满志的对手,李定国如何克敌制胜?

自万历朝明清开战以来,明军战胜“真满军”的唯一战术就是————据坚城,用重炮。

但今天,李定国决心换一种作战方式,来打败“战无不胜”的“真满军”。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就是利用山地设伏,把善于平原野战的“真满军”,诱进他们无法施展武力的埋伏圈里来打。

对这种打法,李定国很有信心。

因为,他手中不但有一支特别善于山地作战的少数民族军队,而且还有一支特别的兵种————象军。

并且,在衡阳近郊,他还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设伏地。

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尼湛率领的“真满军”,乖乖听话地走进明军设伏的地点。

而要把尼堪同志引到埋伏圈,也不太难,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即可。

这个条件,就是——示弱,向已经很骄横的尼堪示弱。

示弱也不难,因为尼湛率的“真满军”,一进入湖南,就成功地收复了省会长沙,目前,气焰百千丈,骄横似个长。

为让尼堪“再接再骄”,在李定国的安排下,明军主动放弃湘潭,以“狼狈不堪”的残状,向衡阳败退。

1652年11月22日,尼堪进军到离衡阳仅三十多里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李定国派来的1800多明军的抵挡。在他整军发起凌厉的进攻时,这支军队又像先前遇到的明军一样,丢盔弃甲地向后败退。

骄傲的人,往往存在判断上的盲点。

对于明军这种一战即溃的作法,司空见惯的尼堪根本不加任何怀疑,继续发扬自已一贯“猛冲、猛追、猛打”战术,紧紧尾随其后,想借助这股溃军敲开衡阳的大门。

次日清早,在薄雾袅袅的晨曦中,尼堪与这股溃军再次“狭路相逢”,接战后,这支不堪再击的军队,仍“一如既往”地向衡阳方向败退。

尼堪则“一如既往”地发起追击,最终被“准确无误”地引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这是一个一面临山,一面靠林,中间为深谷的狭长地段。进入这一地段后,尼堪带的“真满军”,很快被“自然而然”拉成一条长达几公里的一字长蛇。

当阳光驱散晨雾,鹧鸪传来阵阵鸣叫时,等待已久的明军,居高临下地向“真满军”开炮“请安”了。

伴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炮声,埋伏在谷地两侧的明军,忽然如潮水般涌出。猝不及防的“真满军”,瞬间被分隔成无数条惊慌乱窜的“小蛇”。

尤其是大象这一庞然大物的出现,更使阵地上“真满军”战马嘶鸣、受惊狂奔,“真满军”也不战自乱、相互践踏。

混战中,身着黄马卦的尼堪,成为明军重点“收拾”的对象,无数的明军先仆后继地向这位主帅冲去。

尼堪的贴身护卫不断倒下,他本人直接暴露在明军的打击之下。

明军对这位“皇族人士”,毫无“优侍”之意,一通乱刀之下,尼堪被跺成了七大块、八小块。

跟着尼堪一起被跺的,还有大清的一等伯程尼。

战斗持久了两个多时辰,两个多时辰后,残余的清军拼死冲出,在多勒贝勒屯齐的带领下,垂头丧气地向长沙逃去。

衡阳大捷,是李定国同志继桂林灭掉孔有德后,又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两次重大的胜利,对明清而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明朝而言:

一、极大提高了广大官绅民众的“抗清”士气。

对这两次大捷,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评价:“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镢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这句话说明,自万历明清交战以来,这两次战役,是超越宁远、宁锦之后的“大捷中的大捷”。它打破了明军无法通过“野战”打败“真满军”的历史,让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汉人普通百姓,也真切地感到——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二、改变了自身的处境。

两次战役后,欢欣鼓舞的汉族士坤,纷纷改变了对“大西版明军”的敌视态度,转而寻求与其合作,以求能实现自已“驱逐鞑虏、复明兴汉”的政治理想。李定国同志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一时间,成为汉人全体景仰的“民族英雄”。

三、大批抗清“游击队”及“地下武装”,大规模加盟李定国的明军。

“两蹶名王”后,李定国面临的形势,与当年岳飞取得郾城大捷后颇为相似——各地抗清风起云涌,争相加盟,大致情况是:

第一、原来已经被打成“游击队”及“地下武装”的民间抗清武装,纷纷向李定国靠拢,或直接接受其领导(如大顺军余部马宝,后成为李定国重要的将领);或遥奉其为“精神领袖”(如活跃于湘赣边境罗霄山的刘京、李文斌),以求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第二、原来残存的南明政府军,在其将领的率领下,改变了与“大西版明军”不合作态度,放下身段,沉下身子,自愿地投到李定国麾下,主动接受其领导和调遣(如前面已多次露过脸的胡一青、赵印选)。

而与之相反,则是清朝皇帝的“痛心疾首”与官员的“集体恐惧”。

亲政两年的顺治皇帝,在接到大堂哥尼堪“为国捐躯”的噩耗后,仰天长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而清朝的官员,则集体陷入“歇斯底里”的情绪之中,一听到去湘桂做官的调令,就如丧考秕、愁苦万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个人利益面前,清朝的官员丢掉“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伟大抱负”,秘密向吏部官员行贿,以免补官湘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