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僵局

暗流涌动

就像美丽的礼花,总在绽放之后归于沉寂一样,在南明取得了光彩夺目胜利的同时,三股污浊的暗流,也在随之涌动。

暗流一、广西大部,得而复失

在孙可望的要求下,李定国北上迎击尼堪时,带走了广西的大部分明军,这就给广东清军的反击,提供有了可乘之机。

本己打算卷铺盖搬家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马上改为卷袖子操家伙,直奔广西杀来。

1652年9月5日,在尚可喜的严令下,清军水陆并进,占领广西重镇梧州。

尔后,清军以梧州为“前进基地”,乘胜进军。

1652年12月23日,占领平乐;1653年1月15日,占领阳朔;1653年1月19日,占领桂林。

由于“一把手”孙可望的“顾此失彼”,在李定国北上的三个月中,明军在广西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好河山”,又一次陷入了清军的手中。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明军的后方,出现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暗流二、四川保宁,战役失利

孙可望在率主力出兵湖南的同时,也派出了一支五万人的偏师,由“三把手”刘文秀率领,分三路入川。

这样做,实在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做法。因为吴三桂率领的清军,已占领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域,随时都可以越过省界,朝云南或贵州乱砍一刀。

但此时的四川,由于前几年张献忠同志的杰出贡献,全省是“有土无民、有兵无粮”,让在这里驻防的清军,日子过得苦巴巴、紧巴巴、眼巴巴。

因此,在“兵精粮足,土饱马腾”的明军面前,羸弱的清军几乎是不打自跑。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刘文秀就收复了叙府、重庆、绵州、广元,把吴三桂又逼回了原来盘踞的保宁州(今四川阆中)。

就这个清军在四川最后的“堡垒”,灰心失望的吴三桂也不打算再坚守下去了,他已令部下做好撤回陕西汉中的思想淮备。

但就在他跃跃欲试,打道回陕时,四川巡按郝浴却跑来,向他进行了一番“不死于贼,必死于法”的“恐吓式教育”。

联想到自己降清以来的种种恩德与猜忌,吴三桂犹豫了,停下了回陕的脚步。

就在他迟疑不决时,刘文秀同志,已经兵临城下。

入川以来军事上的一帆风顺,让刘文秀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对方不过是一帮“屡战屡败、苟延残喘”的“弱弱”。

为将这帮“弱智人士”消灭于四川,不给老家人民添负担。他指挥全军铁桶般地围住了保宁,不给吴三桂同志留下任何“逃生通道”。

这种打法,兵法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关门打狗!

但狗与狗是有区别的,如果傻狗笨狗呆狗,关起门来打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疯狗,关起门来打,后果……?

而此时被关在保宁城的吴三桂,在死到临头的严峻现实面前,就马上被“锻造”成了一条疯狗。

疯狗吴三桂的工作状态,立刻由“不认真”转向“认真”。

他认真研究了自已手中的情报,发现了围城的明军中,存在一块硕大的“短板”。

这块“短板”,就是张先璧部,他领的部队,大部分为收罗、拼凑起来的原南明政府军,人软、心散、好欺负!

如想取胜,就从打张部开始。

为取得“李鬼扮李逵”的心理威慑,吴三桂偷偷让部下将绿营兵的旗帜,一律换成八旗军的旗帜。

10月11日,保宁战役打响。

明军先用火炮发起轰击,轰击结束后,用步兵发起冲锋。

待明军第一波攻击停止后,吴三桂令打开城门,率部以“夺命狂魔”的架式,向张先壁部冲去。

在这支以“关宁铁骑”为主力的军队面前,张部显然不是一个同级别的对手,被迅速打散后纷纷逃窜。慌不择路的败兵,还把王复臣的明军冲得乱成一团。

急火攻心的刘文秀见状,下令砍断了明军逃跑的浮桥,以求能产生“背水一战”的奇迹。

于是,“背城一战”的清军,与“背水一战”的明军,拼死厮杀在一起。

战场上,刀与刀相击,血与血相溅,命与命相博。

是役,明清两军损失都异常惨重。

明军土卒损失大半,骡马2300余匹,重要的将领王复臣、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等战死。

清军则损失了三分之一多的精锐。

这场战役,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清军的惨胜而收场。

保宁惨败,意味着孙可望全面复川的规划付之东流。不完整的四川,随时都可能处于清军铁蹄马刀的冲击之下。

为追究责任,孙可望将刘文秀解除兵权,发回昆明“反省”。同时还将不争气的张先璧,乱棍打死。

暗流三、孙李失和、宝庆再败。

在李定国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攻克“孤岛”辰州,消灭守将徐勇。

但就在孙李都双双载誊而归时,这兄弟俩却失和了。

他俩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个人本质及理想的不同。

孙可望的本质是一个政客,他在云南所采取的种种“建设措施”,其终极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能取代朱氏子孙,成为下一届的“汉人皇帝”。

而这一理想,在他看来,随着自已在滇黔两省经营的成功,正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他在贵阳独立开府办事时,举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发展。

他发布自已所撰的经书注解,并以此作为南明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他铸造官印,任命官员,将人事任免权牢牢握在手中,树立了自已的绝对权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庙,太庙之中,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自已的“农夫爷爷”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现朱——张——孙的接班体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国,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个很“喜欢直与真、厌恶曲与假”的人。

最初,对于孙可望“归顺”永历明朝,他曾一时转不过弯来。

后来,还对孙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号的行为,不屑一顾地说:“大丈夫王者自为,何用人封。”

但当他打着“明”朝的旗帜,进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从未有过的“热心帮助”时,他慢慢由浅入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千百年来,成功进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大多数人意愿“行为做事”,并获大多数人拥护的过程。

而现在,大多数汉人的意愿就是“反清复明”,只有遵从这一意愿,并付诸实施,大多数汉人才会跟着你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最终,你和你的团体,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续的活力。

纯粹的李定国,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后,终极的理想,便变得简单而神圣。

那就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天赋与忠诚,重新让大明的人民,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让中国的文明,拥有一方延续的土地。

余者,皆非所虑!

象李定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些,如李广、祖逊、檀道济、岳飞、余玠、于谦、袁崇焕、张自忠……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时间、某一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但纵观其整个人生,却全部以悲剧谢幕。

也许,现实世界的复杂和污浊,很难容下“纯之又纯”的人,也只能让他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扯远了,回到故事现场,继续探讨孙李失和的问题。

两兄弟的失和,归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个私心自用,一个公而忘已。

心有七窍的孙可望,首先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对李定国是既利用、又限制。

当全军上下,为李定国衡州大捷而欢呼、兴奋、赞叹,甚至嚎啕大哭时,唯一他,躲在阴暗的大帐中,眼睛里,流露的满是嫉妒和不安!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国那璀璨炙热的光芒,将把他那个做了多日的帝王梦,象露珠一样烤干蒸发。

于是,一个大胆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孙可望狭小的心房里出笼了。

在衡阳大捷后,他密令冯双礼退守宝庆。在冯部退走后,马进忠部也随之撤出。

两部的“闪离”,让李定国顿时感到兵单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弃衡阳南撤。

知悉这一情况后,心中窃喜的孙可望,又密谋定策,计划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李定国前来。

只待李定国一来,他便以“临阵逃脱、失守坚城”之罪,将其拘捕,尔后将其所率军队,交冯双礼指挥。

但他这一“疏而有漏”的阴谋,被刘文秀的儿子知道了,这个“胆大心细”的孩子,立刻派人赶到紫阳渡。在这里截住了正准备赶去参会的李定国后,把这“惊天大密”,全盘托出。

闻此讯息后的李定国在渡口遥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饷后,李定国喟然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为了泄愤,他现在可以统兵北上,与孙可望“一论是非”或“血拼高下”,但这一想法闪过之后,便被自己的冷静一驱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让时间去弥合我俩之间的裂痕吧!”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决定选择漠漠地离开。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国率所部的四五万人放弃永州(今湖南零陵),经永明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的兄弟情谊,自此一笔勾销。

挤走了李定国后,跃跃欲试大展鸿图的孙可望,亲率十几万军队,进抵宝庆近郊的周家铺,准备给那个在衡阳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屯齐,予以迎头痛击。

但战斗的结果表明,自命不凡的孙可望同志,的确是一个“政治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

周家铺一战,被李定国打得满地找牙的屯齐,转而把孙可望打了个满地找牙。不但士兵、马匹、物质损失惨重,而且宝庆城也给弄丢了。

就在这三股涌动的暗流中,南明失去了最后一次乘胜进取的机会!

打破僵局

但此时,稳住阵角的清军,却像一个“疲态毕现”的巨人,在占领宝庆后,就长期龟缩在靖州、武冈一线,再也不愿跨“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四川、广西的清军,也停止了进攻,明清战场陷入了一片难得的沉寂之中。

清军这样做,自有其难言的苦哀!

长久以来,清王朝的军队,虽然被统一称为“清军”,但实际上主要是由四大主力组成的。

这三大块就是一、满军;二、蒙军;三、辽东汉军;四、内地绿营军。

入关后,蒙军只有少数军队,参加了为数不多的战斗。在战场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它三大主力。

而在这三大主力中,每次最终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定乾坤的,是满军。

但现在,满军却是青黄不接,实力急剧下降。

这种实力下降,有两大表现:

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士兵数量,大幅下降。

虽然满族是个“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满打满算,总共能作战的士兵,也只有六万。

入关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战死、病死、负伤、致残,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普通满族成年男子“殊途同归”的命运。

而同期满族妇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见明显地增长,结果“人为减员”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员减少的同时,进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满军,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逐渐脱离了“艰苦战斗、大力杀敌”的本色,变得开始讲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满军造成的后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气低了!

二、可以“统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型人才,越来越少。

清军入关后,生活中的无节制享受、战场上劳心费力的“体能透支”、政治圈里的争斗倾扎,使满军中一个个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统帅,如阿济格、豪格、多铎、博洛、勒克德浑、满达海、瓦克达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将,让大清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一重大课题,让“少年天子”顺治,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十分清楚,入关以来,号称“睿智多谋”的多尔衮,在用兵使将上,就曾踯躅俳徊、举棋难定,以致经历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将,次主用满人满帅,后主用辽东汉军汉将的三个不稳定阶段。

而现在,满军满帅已证明再也“难堪大用”、蒙军又鞭长莫及。那么,可资一用的,就剩下辽东汉军和内地绿营兵了。

“以汉制汉”,成为顺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形似”并不等于“神似”,此次顺治版的“以汉制汉”,与多尔衮版的“以汉制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贯穿了对绿营兵将使用的整个过程。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这些绿营武将都爱犯“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毛病,这让顺治朝的决策者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所以这次再重新使用绿营这帮“武大爷”时,就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能“管得住,用得动”的领导。

而且,这个领导,还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德高望重;2、老谋深重;3、忠心耿耿;4、是个听话的文官。

因为人才己被岁月的雨打风吹去,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非常难找!

顺治帝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人就在朝堂深处。

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众说纷纭,五百年来褒贬不一,集“汉奸与功臣”于一身的洪承畴。

高级文官洪承畴同志,早在明崇祯时代,就已经成为督帅蓟辽的方面大员,不但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众多绿营高级将领见了他,都的叫一声“老首长”,以示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失节”做过一回“汉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顾老皮老脸,梅开二度,做一名“反汉奸”,因此,他对大清的发展事业,比较忠诚。

1653年初,顺治帝正式派遣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洪承畴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义,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

在权力的授予上,顺治帝规定,五省的兵马钱粮全由老先生支配;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挥权;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不听话”,老先生还可先斩后奏。

对这个“寄予厚望”的任命,“过河汉奸”洪承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为保证圆满、彻底地完成任务,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兵选将工作。

他本着“贵精不贵众”“不分顺与明”的选拔原则,先后从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将中,选出一万一千多精兵,和王辅臣、李本深、刘忠、胡茂祯、范绍祖这些“精将”,组成了新的参战军团。

甚至而连老态龙钟的白广恩,也进入了洪老先生的选拔范围。

不过,老先生看上这位上马拉不得弓、下马提不动刀的糟老头子,并不是指望他来统兵打仗的。而是要仅仅作一个活生生的“招抚榜样”,带到军前,配合他与南明打心理战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让满清统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倍加欣慰,并下了重用辽人的决心。

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一条重用辽人的“捷径”可寻,其主要采用用恩惠来笼络住辽人中挑头的“老大”,以“老大”再带动“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笼络的,共有三个“老大”。

这三个“老大”,大家想来也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对于吴三桂,清廷统冶者,动员皇室把一个自已特殊的“宝贝”——“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企图用“政治婚姻”这根草绳,把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滚滚飞驶的战车上。

对于耿继茂,满清统治者决定让其移镇广西,这样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权力空白,又让耿继茂同志看到奋斗的价值和希望,还能解决洪承畴鞭长莫及的弊端。

耿继茂移镇广西后,满清统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将广东让渡给尚可喜,以让这位王爷为了自已的“富、权、利”,来专心致志来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项政策,比起多尔衮当年的“给力”政策来,更彻底,更完全地让几位受惠的汉人们“心潮澎湃”,为清廷效力、为自已取利的决心,比之以往,更加强烈!

打破僵局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天才规划

就在满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试图打破僵局的时候,有一位特殊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试图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创造出一个扭转乾坤、光复山河的奇迹来。

这一特殊社会知名人士,就是东林党前任党魁、原南明礼部尚书、南京“和平运动”的总策划人——钱谦益。

弘光朝灰飞烟灭后,满清统冶者对钱谦益同志顺应历史潮流,不做“螳臂当车”蠢事的模范行为,大加赞许,“积极邀请”其北上京城,参加大清的“建国大业”。

在北京,钱谦益受到大清“名义统治者”顺治帝、实际统治者多尔衮的亲切接见。随后便被任命为新政府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兼《明史》馆副总裁。

但与此同时,钱谦益开始领略一种“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陈名夏、龚鼎孳等“汉奸前辈”,纷纷把他引为知已,对他犹如蜜蜂逐鲜花、众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让他感到仿佛昨日辉煌重现。

另一方面,是民间中对他这位“东林巨擘”的临难失节的行为,耿耿于怀,冷嘲热讽其为“两朝领袖”,当时就“东林遗党”成员,用诗发表人物评论,盛赞“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作为一个“性情文人”,钱谦益内心敏感而脆弱,这种双重生活的挤压,使他痛苦,让他反思!

而时势的发展,又带给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后,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便一发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鸭先知”,作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钱谦益拥有更快捷、更广泛的“资信渠道”,依靠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隶的圈地投充、江阴的拼死抗争、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想到这些情景,他就如冷剑穿胸,难眠难息!

原以为靠上爱新觉罗这棵大树,民众便可以保护,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泪斑驳的现实,让他的一片痴心,眨眼之间,变为妄想!

就这样“与狼共舞、身心两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终于托病返乡。

刚刚被鲜血浸染过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种地下复明势力在此汇集、酝酿。

息影居家的钱谦益,能随遇而安,了此一生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政界、学界的“双料名人”,他将与这个特殊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他被捕并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1648年4月,刚刚获得“保释出牢”的他,又因黄毓祺案,二度入牢。后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终得复出牢狱。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他看淡了生死!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社会对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后,己过花甲之年的钱谦益,便实际成为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重要的“联络人”。

在红豆山庄,钱谦益盖起了一座楼,并亲自题写匾额——绛云楼。

之所以要在楼名中带一个“绛”字,是因为这个字与赤、丹、朱三字同意,这一个小小的汉字,寄托着钱老先生表面著书自娱,实则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气与理想。

为了实现这样的志气与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报、分析整合。

经过对各类情报精密筛选和精确筹划,钱谦益认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势力大小依次排序为:

第一支: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第二支:福建的郑成功;第三支:夔东大顺军余部;第四支:舟山的鲁王。

在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陆军”闻名;第二、第四支以“海军”见长。

对这四支力量整理后,一个“封锁长江、阻断南北、收复南方、徐图北伐”的天才规划,在他的脑海中,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这一规划,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郑成功、鲁王的“大明海军”,自吴凇口沿长江西进,占领镇江、南京、九江等重要城市,造成王师伐罪“轰动效应”,并切断大运河这条南方物资北运的通道,让清政府陷入供血不足的“悲惨境地”。

第二步:孙可望的“大明陆军”,自湖南战场发起进攻,占领常德。尔后与沿江西进的“大明海军”,会师长江,进而完全控制长江航道,将清朝南北一截为二。

第三步:与此同时,李定国、大顺军余部发起进攻,最大程度地消灭“群龙无首”的南方清军,收复广东、四川及江西等失地。“大明海军”此时担当起封锁长江,阻制清军南下增援的任务。

第四步:待南方平定,一旦时机成熟,则出兵北伐,驱逐鞑虏、恢复故疆。

这一天才的规划,堪称钱谦益版的“隆中对”。

但与原版(诸葛亮版)的“隆中对”不同的是,要让这一天才的规划变为现实,不能坐等刘备来“三顾茅庐”,而要主动走出去,策动众多的“刘备们”,才能付诸实施!

恰在这时,一个叫姚志卓的神秘人物,来到了红豆山庄。

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过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打过游击、摸过黑哨、宰过清兵,后被鲁监国封为仁武伯。

其父姚之朔,也曾参加过南方的反清复国运动,兵败后进入广西永历王朝统治区。

1649年7月在广西平乐,姚老先生在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临终遗言后,溘然长逝……

为了父亲的心愿,姚志卓在鲁监国兵败后,一路潜伏,一路飘泊,终于在贵州与永历朝廷建立了“组织关系”,成为南明朝的高级“统战干部”,专门负责在清统区开辟“第二战线”。

在与钱谦益面对面,进行了一番“赤诚相见”的详谈后,姚志卓和助手朱古祀,立刻被钱老先生的天才规划所吸引,并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沟通各方的重任。

1653年7月,再次历经千艰万险后,姚志卓终于到达贵阳,先行拜见了“反清大同盟”的盟主孙可望,并把钱谦益的天才规划当面告之。

正被湖南战场僵局拖得愁眉苦脸的孙可望,闻此规划,大加赞赏,当场拍板。

若郑成功的“大明海军”,能溯江西进,则自己将于明年年初,发起常德战役,造成大明水陆两军并进的局面。

接下来,为能取得李定国、郑成功这两大“抗清实力派”的支持及响应,姚志卓随后向永历帝单独上疏,在详细介绍这一规划的同时,也建议永历帝以皇帝的名义,令郑成功西入长江,李定国东进广东,以使这一规划实施起来,能更有把握、更臻完美!

虽身在安龙,但心却不安稳的永历帝,也被这一上疏所打动,他马上召见姚志卓,并赐宴慰劳了一下这位劳苦功高的“联络官”。

在召见中,永历帝表示,自己将随后下诏给李定国与郑成功,令其出兵策应。

认为一切妥当后,姚志卓同志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踏上了东归之路,以把这一“好消息”飞报钱谦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