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攻广东

“百川入海，殊途同归”，就在钱谦益孜孜以求地规划自己的复明大计时，广西的李定国，己经在“另辟蹊径”了。

这一“蹊径”，就是联络闽粤沿海的郑成功，进攻广东！

李定国在孙可望“不欢而散”回到广西后，发现由于倾兵北上，原来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桂林、梧州己重陷敌手，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地域，仅限于广西西北部。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李定国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路是“据桂自守”，即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广西全境，尔后关起门来，做一方“呼风唤雨”的诸侯。这一条路，风险虽低，但收益也小。

另一条路是“东进广东”，同郑成功会师于岭南大地，尔后利用广东的财力（广东的财赋约为广西的十倍）及人力（广东境内仍有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在坚持战斗），出师北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由南向北、收复失地。这条道路，风险虽高，但收益亦大。

自己“志存高远”的理想再加上对郑成功的信任，使李定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后一条道路。

他通过“秘密渠道”，与郑成功建立了联系，多次给其写信，把自己进攻广东的计划，与这位“志同道合”的盟友，作了互动交流。

在得到郑成功的承诺后，1653年2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先占领了战略重镇梧州，接着师出广东。

3月14日他指挥军队，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25日进抵永历王朝的“废都”————肇庆。

正如李定国判断的那样，经过“岭南三忠”与“反正起义”革命教育过的广东人民，政治思想觉悟贼高。

当李定国进粤后，广东沿海、韶州等地的抗清义师纷纷云集响应，攻城夺地，主动配合他的进军。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潮州总兵郝尚久的“再次反正”。

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李成栋反正，1650年见李大势己去，便转而叛投清方，属于一个立场不太坚定的“革命同志”。

任何一方，对这样一个朝秦暮楚的家伙，都不会太感冒。因此，清政府在广东局势稳定后，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1652年8月，清政府派出南赣副将刘伯禄出任潮州总兵，而把郝尚久拨拉到一边，降格为有名无实的广东水师副将。

咽不下这口恶气的郝尚久同志，自然不干，在拒不听调的同时，开始积极为再次反水作淮备。

在得知李定国挺进广东后，郝尚久马上就在1653年3月22日，公开反清。并自封为大明永泰侯，改元为永历七年，下令全城割辫裹网，再着汉装。

郝尚久起义后，自知单凭本部兵力和李定国会师，恢复广东全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于是在加强潮州防务的同时，不断遣使，呼吁郑成功看在“同保大明”的情义上，派兵西进。

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广东的尚可喜，马上会和死去的孔有德——“泉台相会”。

但郑成功对郝尚久数次的“紧急呼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概以沉默待之。

而与此同时，李定国对肇庆的“攻坚战”，也进行得异常不顺利！

“攻坚战”自3月26日开始，李定国先是架云梯强攻，后是用挖地道突进，但在“城高池深人顽固”的肇庆面前，均无果而终！

就在这时，深知肇庆断不可失的尚可喜，已亲率广州所能调动的军队，倾巢出动，赶到肇庆。

李定国同志的兵力，已不再占数量上的优势！

因为坚信郑成功言必行、行必果，“思想单纯”的李定国，仍然留下来，继续与尚可喜苦苦相持。

但在他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漫长的等待后，仍没有盼来郑成功的一兵一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下达了全线撤退令。

在李定国撤回广西后，孤立无援的潮州，最终在这年的9月14日，被清军攻破。

郝尚久同志，已没有再做“汉奸”的资格和打算，在城破之际，与其子郝尧双双自杀，终于成仁成功地上升为一名合格的“大明英烈”。

李定国同志第一次进攻广东，就这样在郑成功的默不作声中，黯然收场！

“跌倒了，爬起来，擦掉泪，接着干”，李定国同志在第一次入粤作战受挫后，并末灰心丧气，转而在次年，重振兵马，再度发动对广东的进攻！

与上次进攻不同的是，他的这一次进攻，得到了其上级领导永历皇帝的大力支持。

早在1653年9月，已决心将钱谦益天才规划付诸实践的永历帝，就派出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前往广东，向广东抗清义师的最高领导人——两广总督连城璧宣谕。

在这道谕旨中，永历帝摒弃了阶级偏见，亲切地把李定国同志尊称为“藩臣定国”，并高度赞扬了他“戳力效忠，誓复旧疆”的行为，请这位仍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连总督，在定国同志出兵之际，给予大力配合！

连城壁同志接旨后，立即亲自跑到义师头领王兴、陈奇策、罗全斌那里，做动员工作，与之约定在1654年3月2日统一集中，配合李定国的广东战役。

在向连总督下旨的同时，永历帝也向郑成功下去了一道道圣旨。

在这些“言辞急切”的圣旨中，永历帝指出了郑成功的两个进军的方向。

一是派“海军”北上，进入长江，以实现与孙可望“长江会师”的计划；一是派“陆军南下”，配合李定国收复广东。

永历帝如此青睐郑成功，是因为此时的郑成功，早己不是当年“毛头小伙”了。几年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中心，抓住李成栋反正后父亲旧部回归的机遇，南征北战、做大做强，已成为一支依次于孙可望“大西明军”的抗清武装。目前在拥兵十万，虎视东南。

对于这两个进军方向，郑成功并无异议，但真正到了出兵之时，郑成功却变得愁肠百结，犹豫不定。

“不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问我有何求？”，郑成功不愿积极出兵的背后，有两个不可言传的因素。

一是郑成功自身的性格因素，郑成功是一个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特殊人才”，具有只愿意做“老大”领导别人，而不愿当“小弟”被别人领导的“特殊禀性”，也没兴趣玩那一套“挟天子令诸侯”的鬼把戏，因此对永历朝廷只愿意保持一种“若即又若离，奉朔不奉诏”的状态。

二是郑有功有一处深深的“心底之痛”，就是他那个“一失足顿成千古恨”的父亲，正被清廷羁押，随时都有被剥夺生命的危险。父子亲情，毕竟血浓于水，这让他处处不得不“投鼠忌器”，时时追求与清政府维持“不降、不和、不绝、不裂”的平衡。

去年他不愿出兵与李定国搞到一块，也不愿伸手拉郝尚久一把，就是这两种因素的外在反应。但今年如何处置，他尚无决断。

恰在这时，清顺冶帝的“安抚”诏书与和谈代表“不期而至”！

在诏书中，顺治帝将前些年对郑芝龙的“虐囚”行为，全都一推六二五地让给了下了地狱的多尔衮，表明自己自亲政以来，对郑家关爱有加，拨乱反正、特事特办，使郑芝龙同志的政治待遇极大改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清方的和谈代表还给他带来了乃父郑芝龙的亲笔书信，在信中，郑芝龙先用亲谊绵绵的话语，回顾了父子恩情，后用大义凛然的口吻，要求郑成功顺天应人，归附大清！

双管齐下，更让郑成功对出兵心猿意马，欲进不能。

见郑成功态度模棱，张名振立刻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愿带本部人马，组成“海上抗清先遣队”，为郑成功开辟北上的“新航道”。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要问了，张名振同志不是鲁王的手下吗？怎么现在会跑到郑成功的地界上来混！

这且听俺慢慢为您道来！

自从鲁监国率部在舟山群岛立足后，清朝的浙闽当局，便如芒刺在背。

但大清的“海军”力量，相当有限，根本无法跨海作战。

清浙闽总督陈锦在望洋兴叹了一阵后，终于想出了两个用之千年而不“褪色”的“阴招”。一招是“渗沙子”，即派遣大量的“优秀谍战人员”，混入岛上，利用大家想回大陆过好日子的普遍心理，拉拢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叛明归清。

在这招诱惑下，舟山佥都（官名，主管监察工作）严我公率众降清。

归降后，想继续进步的严我公，向清廷献上舟山进剿十策，并表示自己愿意身体力行、充当向导！

严我公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多尔衮大加赞赏，亲自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先后两次亲切接见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叛徒。

随后，多尔衮授予其都察院右都御史及大清钦差大臣之职，专门负责舟山、沙埕等处的招抚工作。

另一招是“挖墙角”，这一招开始是毫无成效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挖墙角的特殊人才”。

但随着严我公这个“抡大铲人才”的加盟，“挖墙角”的工作业绩，便结束了“零”的历史，由无到有，由少到多。

个人表现欲极强的严我公，利用自已的关系网，不到半年，就陆续挖到鲁监国旗下的开远侯吴凯、义安伯顾奇勋、开平将军姜君献、总兵陈德芝等大小干部，可谓有大有小、有整有零。

多尔衮对严我公“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很配合。

他对这些被挖来的“墙角们”，不但赏赐了大量财物，而且还推出“对等封官”特别政策，原在“那边”为侯，“这边”也封侯；原在“那边”为将，“这边”也封将。

这“不拘一格、小才大用”的做法，搞得“墙角们”爽歪歪，搞得大清“原生态的官员”是歪歪操，私下里大加感慨，真是——“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啊！

在“墙角效应”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墙角们”半推半就地被挖，鲁监国的大厦底层，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但光这两“阴招”，还不足以让鲁监国这座“神圣而庄严”的大厦，轰然倒地。

给大厦致命一击的，是张名振和王朝先的“火并”。

在现在舟山鲁监国的干部系统中，实际上被人为地分成“旧”与“新”两派。

张名振是鞍前马后跟随鲁监国奋斗多年的“资深粉丝”，当然成为“旧派”的核心；王朝先当年不但剥夺了黄斌卿的性命，还吞并了他的人马，自然成为“新派”的领导。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在用人问题上，鲁监国更倾向于用“旧”不用“新”，这就让王朝先及手下的心态大为失衡，不满情绪如野草疯长。

觉察到“不稳定因素”存在的张名振，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651年2月的一个清晨，将睡意朦胧王朝先斩杀于卧室之中。

见领导被宰，相当多“新派”们愤愤不平、怨恨难消，于是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带领下，集体降清！

至此，舟山群岛对清朝己无任何秘密可言。

认为时机业已成熟的多尔衮，在1651年6月从江苏、浙江、福建大量抽兵，组成“海陆联合兵团”，由浙闽总督陈锦率领，准备向舟山发动大规模的登岛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大敌当前之际，鲁监国决定玩一回“围魏救赵”，他利用“海军优势”，组织主力军队千里跃进，计划直扑兵力空虚的南京，并想以此迫使清军从水路回援，以能在海上歼灭之。

但“魏”未围，“赵”先失，就在鲁监国北上之际，清军趁着一次大雾弥漫的机会，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引导下，成功夺取舟山群岛。

舟山一失，“无家可归”的鲁监国，只得率张名振等部属南下，跑到厦门郑成功这里来认“干亲”。

郑成功以宗室之礼与鲁监国相见后，以自己现在奉永历正朔，不便“立场混淆”，将其晾在一边。

而对鲁监国带来的军队，郑成功却如见至宝，尽量“鲸吞蚕食之”。

到后来，仅有张名振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其余的，皆成为成功同志的“囊中之物”。

“掉鳞苍龙、落毛凤凰”的鲁监国，只得面对现实，在1652年3月，宣布放弃监国名号，承认永历帝的正统地位。

至此，南明终于告别了“双日临空”的不正常局面。

张名振虽然改换门庭，但心中的复明之火，还是熊熊不息的。

这次主动清缨，其意可现、其志可嘉！郑成功虽不欣然，却也同意，并为其提供了物资，加派了兵马。

1653年10月，在风号浪吼、白浪滔天中，张名振率数千部下扬帆起锚，慷慨北上。

他们先到达了上海的崇明岛，在该岛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处，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摆出一副“高筑墙、广集粮、常相驻”的架式。

以崇明岛为前进基地，张名振开始他三入长江的艰难历程。

张名振的率兵北上，实际揭开了明清最后一次生死大会战的序幕，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一方面军吧！

在不久后的1654年2月，李定国也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誓师东征，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二方面军吧！

此次出征，李定国同志是精心筹划，志在必得。不但配备了大象、铳炮等“重武器”，而且还征购了门板、火药、铅铁等大量作战物资。

因连城璧同志的工作非常到位，所以自出兵之时起，第二方面军就在人员、情报上，得到了广东各地义师的大力配合。

这使第二方面军，一路上斩将搴旗、凯歌行进。取横州（今广西横县），克廉州（今广西合浦），下高州（今广东茂名），降雷州，几乎入无人之境。

在李定国凌厉的刀锋面前，尚可喜、耿继茂及广东督抚很是知趣，慌乱地放弃广东大部分地盘，把各地军队撤到广州地区，准备攥紧拳头后，才和明军较量一番。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定国，深知单纯依靠自已手中的这点兵，完全打下全广东，实属难做之举。因此，他还是把联合郑成功，同取广东，定成了这次克敌制胜的主要筹码。

所以，他把下一步进军的目标，定在了广州南边的新会。

新会，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条件优越，有内河航道与外海相通，与上一次进攻的肇庆相比，更靠近沿海，这将更方便郑成功的“海陆联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已被郑成功同志成功放过一次“鸽子”的李定国，这次仍对其信心不衰，是因为他相信在永历帝的“煌煌圣旨”前，一向自诩“忠臣爱国”，并和老朱家攀上亲戚的郑成功，这次断不会自食其言。

以自己单纯之心度他人复杂之心，这正是李定国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这次也不例外！

在四月份向新会进军途中，李定国同志在高州却罕见地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整日昏昏沉沉、水米不进……

病中的他，只得一面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一面派出得力使臣，赶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同志早日出兵。

当李定国的明使心急火燎、风尘仆仆赶到厦门时，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判，正入佳境。

清廷现在已经敏感地感觉到湖南、广东战场的“不平静”，因此把竭力维持闽浙沿海的“平静”，做为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所以这次给郑成功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好！

具体标价如下：

1、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

2、划漳州、潮州、惠州、泉州为郑成功的驻兵之所，郑军所需经费，由四州财政解决，不足部分，可另向中央申请；

3、清廷对郑军武将一概不加调换，仍由郑成功任命，报兵部备案即可；

4、驻福建的清军金砺部，“友好”地撤离福建，调往他处。

这些标价，不能不让郑成功“分外动心”。

感情就像一碗难以端平的水，郑成功对清使投入的感情多了，对明使投入的感情自然就少了。

虽然对明使依然是客客气气、好吃好喝，但就是不准其外出游览一下祖国大好河山（保密需要），这让明使好不郁愤。

直到了夏日炎炎的八月，郑成功才放明使南归，并让其给李定国捎去一封“自说自话”的信。

在信中，郑成功向李定国做出了两点承诺。

一、他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不久将会有佳音频传；

二、他将进军广东的潮州惠州，以作牵制。

送走明使后，郑成功终于“言行一致”了一回。

他拿着大清“海澄公”这张未到期的“承兑汇票”，跑到潮州惠州去提前支取，成功地把这两个地方的粮食，“支走”不少。

这也算他在这次明清大会战中，做出的一点唯一贡献吧！

在李定国收到郑成功回信的时侯，新会会战，已经打了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的会战中，因为李定国病重，未能亲临前线。仗主要是其部将吴子圣，领着广东义师来打的，效果吗？——旷费时日，劳而无功！

这里面，虽然有吴子圣指挥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清廷“权力下放，让惠于官”的政策，己在清政府内部，打造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

这个阶层看淡了民族界限，看轻了国家兴亡，而始终将维护自身荣华富贵，放在首位，坚决抗拒大明的“光复大业”的实施！

坚守新会的清朝官员，就是一群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

新会城打不下来，又收到郑成功这样一封敷衍塞责的信，李定国的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沉思半晌后，他用凝重的笔调，先给郑成功回了一封长信。

信上他强调了“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的忠臣行事原则，并直截了当指出“当今之急务，应全力会师新会，收复广东”。

长信发出后，唯恐话未说尽的李定国，又给郑成功，加写了一封意辞恳切的短笺，指出“圣跸艰危，不言而喻，请贵爵出兵相应，若出兵晚于10月15日（注意这个日期），则无济于事也！”

因有被对方“放过一次鸽子”的惨痛教训，所以在长信短笺发出后，放不下心来的李定国，只得扶病南下，亲自指挥新会战役。

他先派陈奇策率所部水师进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

这样一来，明军既控制了广州的出海口，又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江门一失，广州便有了一种刀架背脖的冷嗖嗖之感，尚可喜、耿继茂见无法再做缩头乌皂，只得手拉手地领着军队，在9月12日赶到江门，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

但鉴于定国兄过于生猛，两王也不敢继续向前推进，只得呆在江门，一面对着李定国虚张声势，一面对着清廷求助请援！

这就让新会的清军，陷入了特别“孤苦无依”的悲惨境地。

但铁了心与李定国对抗到底的守军，早已将全城居民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将自已的生死，放之“肚”内。完全采取了“城存民亡”的野蛮守城法。

军粮吃光了，就吃民粮；民粮吃光了，就吃“民人”；“民人”吃光了，就吃“名人”。

连新会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等社会知名人士，都成了守军的“砧上肉、腹中食”。

恶莫大焉！

而在城外，明军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非战斗死亡人数，急剧攀升，士气大受影响。

攻守双方的战力，在12月来临之际，已经到了极限！

就在这时，清廷派出的满汉援军，终于在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的率领下，姗姗而至！

清军到达后，尚耿两藩王的军队，终于敢“狗仗狗势”。在12月14日这天，向李定国的明军，发动了总攻。

经过四天四夜的决战，明军全线崩溃，“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

持续半年的新会会战，最终以南明的失败而告终！

会战失败后，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被迫撤回广西。广东光复的各州县，转而复失；广东起义的义师，转而复败。

撤出广东时，沿途六七十万，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百姓，跟随明军一起撤退。

望着绵延百里的难民队伍，曾经有“一匡天下”志向的李定国，想着两攻广东，两次惨败，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会战失败

就在新会会战吃紧之际，郑成功同志终于出兵了。

他每一次“履约”的背后，都有其“别具一格”的目的，这次也不例外。

在和谈中，饱尝甜头的郑成功，对清廷要价，越来越高。

在地盘上，他的要求，已由驻军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提高到驻军全福建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

甚至，他还提出一项让清廷“极其恼火”的条件——参照朝鲜模式，他和他的官员和军队，对清只称臣，不剃发！

为让在谈判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郑成功考虑再三后，“煞有其事”地派出军队，开赴广东，淮备通过搞一次“武装游行”，向清廷来一个“精神恐吓”。

既然出兵是一个“形象动作”，那就得派一个颇为特殊的人员，来作统帅。

这个特殊统帅，就是“内战内行”的林察同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领着绍武军，打败永历军的，就是这位爷！

用这样一个有“特别前科”的人作“一把手”，郑成功之心，可谓良苦。

深谙郑成功内心世界的林察，在出兵日期上，一推再推，直到10月19日，才扬帆南征。

在前面，李定国曾一再提醒过郑成功一个日子——10月15日。

为什么李定国对这个日子，分外敏感？

这是因为在这天后，海面上将由刮北风转为刮南风，这在明末的帆船时代，将使南行船只的航行速度，大打折扣。

林察的舰队，就在这种南风的逆向吹拂下，走走停停、磨磨蹭蹭，直到11月19日，才到达南澳。

在南澳休整七天后，林察才向内河转进，终于在新会决战开始的12月14日，在大鹏所与陈奇策率领的一支水师，胜利会师。

他们会师的地点，距新会不过100多公里，如果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推进，完全可以朝发而午至！

如果这支三万人的生军力投入战场，战争究竟鹿死谁手，尚末可知？

但就像161年后的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将军格鲁希一样，决战当口，林察却“不可思议”地停下来，而且一停就是数日。

胜利的机会，就在这样的停留中，不可逆转地逝去了。

得知李定国战败西撤的信息后，林察急速撤至海上，防止与清军“亲密接触”。

在碧波荡漾的海上，郑军不战不进地呆了数月后，最终在1655年5月，返回厦门。

在返回厦门后，林察因“勤王入援，逗留观望而回”，受到郑成功降级处分，结果仅此而已！

就在李定国战败西撤时，清廷以郑成功“词语悖妄、肆无忌惮”为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终止与郑成功一切和谈，即时发兵扑剿。”

接着，顺冶帝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辉等，统兵赶赴福建，发誓要将“屡抗天命”的郑成功，赶到海里喂鱼。

既然要打仗了，作为谈判工具的郑芝龙，顿时就成了废物一个。

不久，顺治帝应大清广大“监察干部”（御史）的强烈要求，将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全部下牢。

郑氏父子如何痛定思痛，不是本文关心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且看抗清的另一支生力军（我们姑且称其为第三方面军），在孙可望的领导下，于此次生死大会战中，如何表现？

虽然孙可望早与永历帝貌合神离，但在“东进讨清”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两者却是不谋而合的。

自打宝庆失败，明清战场陷入僵局后，孙可望同志，就非常渴望在抗清战场上再创辉煌，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让自己离皇帝的宝座，更近些。

但孙可望知道自己的水平是“官场得意，战场失意”，如果此次挂帅出征，难免又有被失败“撞伤”的可能。

自己不能挂帅，选谁呢？

李定国已和自己分道扬镳了，无法用；冯双礼、白文选非独当一面之才，不能用。

思来想去，孙可望又想起了因保宁战败，被自已一脚踢到昆明“闭门思过”的三弟——刘文秀。

很“豁达大度”的孙可望，转而以永历帝的名义，封刘文秀为“大招讨”（相当于督师），令其“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而此时的刘文秀，在干什么呢？

被“废置”的两年来，刘文秀己适应了这种“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的恬淡生活，整日里，他闭门不出，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已读书及教子读书上。

从高高的庙堂跌落到平凡的人间后，他开始与寻常百姓，有了密切的接触。

在昆明，关于孙可望思谋取代永历帝，建立“后明朝”的传言，正风生水起，越传越广。

虽然版本众多，说法不一，但百姓们一提出此事时，总爱用一个简单明快的字眼，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

这个字眼，就是——“呸”！

一个小小的“呸”字，可以看出民众不讲自明的政治倾向。

可望兄，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以他对孙可望多年的了解，这位大哥有倔强的个性和偏执的人格，自己看准了的事情，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那么，接下来，也许就是民心顿失、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功败垂成。

一边是“民意”，一边是“亲情”，每思于此，就让他心乱如麻、不寒而颤！

为寻求解脱，他迷上了学道，想从这“生死混淆、虚无飘渺”的世界中，找到心灵的寄托。

当诏令传到他面前时，一身素袍的他，正准备入鸡足山专门学道。

堂而皇之的圣旨，把他从逃往虚幻世界的道路上，又拉回了现实人间。

但他知道，这圣旨来自何方，出自何人，意犹何为？

一想到孙可望那张“帝欲自为”的丑恶嘴脸，实不想为孙可望作嫁衣的他，便心冷如冰！

但再想到“百二秦关，尽陷胡尘；万千遗民，泪望王师”，他又心如滚汤，热血澎湃。

一番“去留两俳徊”后，刘文秀终于打点行装，踌躇北上。

在春暖花开的1654年4月，刘文秀同志，终于到达孙可望行营的所在地——贵阳。

孙可望很给刘文秀面子，不但带着文武百官，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郊迎仪式，而且还举办了盛大的接风宴会。

刘文秀却很不给孙可望面子，在接风宴会上，大发厥词，讲什么“皇上犹如佛菩萨，我辈犹如大和尚，需扮好各自角色，方能故敌制胜，恢复中原。”

为此，孙可望曾一度想再次“拿下”刘文秀，但想到无人可替，只得悻悻作罢！

但为防止刘文秀给他背后再搞小动作，在离黔前，他给自己的“嫡系”将领都做了“秘密训话”，要求他们对刘大招讨的军令，要区别对待，不能搞无原则服从。

安排好这一切，孙可望这才放心地踏上返回昆明的路途。

一路上，孙可望还不忘时不时地，给自己增添点“祥瑞”材料。

在经过黄果树大瀑布时，兴致甚高的他，就专门写了《望水亭记》，现摘录如下：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不一会儿）潭水且涌数丈，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于是）命所司（当地官员）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就像刘邦吹牛自已斩蛇是杀了白帝的儿子，洪秀全胡侃自已昏睡是在去见上帝，在这篇游记中，孙可望则在惊叹他看见到了神犀，别有用心地自己为自已搞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但刘文秀可不管孙可望搞的这些“八卦”，随着孙的离去，刘文秀马上在军中，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整风运动”。

他借口诸将现在威勇有余，忠谋不足，特印制了《百将传》，下发全军，组织将士们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学习、讨论，还请当地文儒们，到军营进行了专题授课。

不知不觉中，忠君爱国的观念，在这支军队萌芽生根！

在返回云南后，孙刘商定的作战计划是：即在本年八月，由湘江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

而在当时明清对峙的湖南战场上，形势也是非常有利于明军举行大反攻的。

清朝方面，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屯齐，已经率所部满军北返；初来乍到的洪承畴，手头仅有一万多“精兵”，正被湖南大大小小的起义，搞得焦头烂额。

南眀方面，张名振率的二万“大明海军”，已进入长江；广东的新会战役，也正打得热火朝天。这两者正一北一南地拖住了清军的后腿，如果再进军给予其致命的一击，则整个明清战场，形势将会为之一变。

但在这时，刘文秀却止步不前了！

止步不前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这就是孙可望在返回昆明后，在一批批“民意代表”的拥护下，积极组织“筹委会”，迅速加快了正式登基称帝的步伐。

这自然引起了相当多忠于明室官员的不满，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以刘文秀为首的“拥明派”，和以孙可望为首的“去明派”的斗争。

内部的“政治斗争”取代“军事斗争”，成为南明国内的头等大事。

在纷纷攘攘、明争暗战中斗了十个月后，孙可望的“去明称帝”的计划，被无限期地迟滞了。

但与之一起被迟滞的，还有南明取胜的机会。

在这十个月中，清朝方面，却在洪承畴接二连三的“苦苦哀求”下，顺治帝只得再次抽调出一支生力军，让固山额真、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满族）率领，前往湖南湖北协助镇守。

另外，还有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清军已取得广东新会会战的胜利，清方来自东南方向的压力，已大为减轻。

也就是说，在1655年春，当南明内部斗争暂时“尘埃落定”，刘文秀决定正式发起“东伐”战役时，他面前的形势，已变得很不乐观。

四月，在刘文秀的指挥下，南明大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的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己在湖南辰州集结完毕，准备向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刘文秀筹划的这次军事行动，共三步走。

第一步：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面向长江的通道；

第二步：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完全控制长江的湖南段航线；

第三步：与张名振部会师后，进攻武昌，打开抗清战争的新局面。

为保证第一步——攻占常德的计划，能如期实现，刘文秀采取了水陆并进的方针。即卢明臣率水军乘船由沅江进发，他率马步兵从陆上挺进。

但常德战役的失败，就坏在这“水陆并进”上。

因为这时候，长江流域已进入了梅雨季节，连日降雨，江水猛涨，道路泥泞。

在这种气侯下行军，对水军造成的麻烦，不是很大，怛对陆军而言，可就大下了。

刘文秀带领的马步兵常被洪水滞留，行动速度大受影响，根本无法做到同卢明臣的水军同期抵达。

而卢明臣统领的水军，却借着猛涨的江水，轻舟直过万重山，4月17日即到达桃源，并攻克该县。

在桃源短暂休整后，卢明臣率水军继续前进，直趋常德。

而此时常德的防御，早在5月10日，就得到“全面强化”。

统帅常德守军的，是大清军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克萨哈（日后康熙朝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上，苏克萨哈决定向曾经的老对手李定国同志虚心学习，不搞被动防御，而是——且看下文！

5月23日深夜，准备夜袭常德的卢明臣部，刚到城下，就昏头涨脑地钻进了苏克萨哈精心设计好的埋伏圈。

激战到次日中午，没有得到陆军支援，且又被围起来狠扁的南明水军，几乎全部覆灭，主帅卢明臣同志，也不幸以身殉职。

清军在常德获胜后，再接再厉，趁胜加强了辰州方面的防务。

刘文秀见状，认为事已不可为，便将军队撤回贵州，以图再举。

本已对刘文秀不满的孙可望，根本不打算再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闻此兵败，马上再次解除了其兵权，赶回昆明“闲住”。

孙可望集团这边的“迟滞不达”，到最后又不了了之，可苦了在长江中“遥望南天，翘首企盼”的张名振。

就在李定国刚刚挺进广东前夕，张名振已领着他的“大明海军”，开始了艰难的长江之役！

战役之始，正为缺少引路人而寝食难安的张名振，却意外地得到了“好向导”。

这个“好向导”就是“大明智慧之神”刘伯温的后裔——刘孔昭。

在前面讲的南明朝那些事中，刘孔昭绝对够得上一个标准的“跳梁小丑”。

在弘光朝的名利场中，这个“小丑”不停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滑稽表演，为我们的故事增添了许多浓烈的悲喜色彩。

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地立体和丰富，在南明已快成为一抹夕阳的时候，孔昭同志却像一个追日的夸父，带着儿子，穿越生死封锁线，自觉自愿地跑到张名振军中效力。

1654年1月17日，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率领“大明海军”分批进入长江，冲过狼山、福山、江阴、清江等清军江防汛地，四天后即到达离京口（即镇江）只有“一水间”的瓜洲。

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张名振，终于在镇江金山发起了首次登陆战，并一举成功。

“脱手斩得小楼兰”后，张名振与刘孔昭、张煌言登临镇汇金山寺，在这曾经发生过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地方，三人眺望浩瀚长江，遥祭苍茫孝陵，不禁泪下沾襟。

两百多年前，洪武爷在此挥师北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何等雄壮！

两百多年后，胡虏再来，中原沦陷、神州陆沉，又何等悲凉！

在万千感慨中，张名振挥毫泼墨，写下了《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桴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

张名振等在金山停留数日，以待上游“秦藩”出兵会师的消息，无奈杳如黄鹤。

而清江南总督马国柱所派的各路援军，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赶来。

见军队孤悬江中，久留不宜，张名振只得挥师东下。

东下途中，在扬州府属的吕四场，张名振率军再次发起登陆战，击败了防守清军、缴获了大批物资。

尔后，从容返回崇明岛休整一个月后，在3月29日，张名振再次率部，二进长江。

这一次，他带来的兵更多，光运兵船就达六百多艘；西进的地域也更深，直达了距南京仅数公里的仪真。

但和第一次一样，他仍设有见到“秦藩”的一兵一卒。

对“秦藩”感到隐隐约约的失望后，返回崇明的张名振，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姓爷郑成功的身上。

5月18日，张名振带着少数军队南下，先到温州买米七船。

然后他南下闽海，到厦门面见郑成功，要求其提供兵员、火药、器械等方面的支持。

在谈判中已经悟出“战与和”关系的郑成功，为了以战促和，对张名振的“有理要求”，没有拒绝。

他派大将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大船近百艘随之北上，这让张名振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船队起航后，陈辉便在其船上升起大纛，俨然以主帅自居。

见状，名振同志便要求其降下大纛，陈辉执意不从，两人因此于濠头分裂。

分裂后，陈辉率所部南下，独自行动，让张名振再次成为孤军独旅！

十二月，张名振、张煌言等率所部战船四百艘，第三次进入长江。

此次，比前两次又深入一步，十八日即到达南京上元县境的朱家嘴，焚掳了多艘江西粮船。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名振的“大明海军”，在江苏、安徽的长江江面上走走停停、往来穿梭，不断探听着“秦藩”军队的消息。

直到粮食无法补给后，张名振才茫然若失地退出长江。

常德、长冮之役在悄无声息中落幕，标志着南明在这场生死大角逐中，将无缘再创东晋淝水之战，南宋釆石之战的胜利辉煌了。

历史是大方的，也是小气的，机会一旦错过，将来的“卷案下课”，不可避免。

在这场横跨东西、纵跃南北的大会战中，南明，更象一辆五马拉的大车。李定国、张名振一心一意，郑成功三心二意，孙可望别有心意，刘文秀有心无意，各有各想，各出各力！

相反，对立面的清朝，倒是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故终在这次大会战中，迎风向雨，笑傲江湖！

在本章的最后，让我再来交待一下两位会战重要参予者的人生归宿吧！

张名振，在退出长江后，为寻找落脚点，再一次占领舟山群岛。

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此时的舟山，早已是人去岛空。居民不是被万恶的清政府屠杀，就是强制内迁，偌大的岛上，仅剩六户人家。

气急怨恨加上奔波劳碌，张名振一病不起，不久便在灰心失望中，黯然辞世。

他死后，部下由张煌言统领，继续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

钱谦益，在得到姚志卓飞报后，与夫人柳如是一同慷慨解囊，秘密在山区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抗清武装。

在得知张各振进入长江时，这支武装即在姚志卓的率领下，穿山越水，投身其间，为之联络引路、筹备粮草……

当会战失败，一切抱负无法施展中时，钱谦益剩下的，只有书宅私和书本。

他一面痛定思痛，在书本中抒发无尽的悔恨与故国情思；一面校勘群书，保存传统文化中点点菁华。

1664年（康熙三年），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

150年后，从国家绝密资科知悉钱谦益“首鼠两端”的乾隆帝，勃然大怒，点名将这位文化大师列入《贰臣传》的乙编，并做诗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还嗤之为“有才无形之人”，下令在全国封杀其所有著作。

即使在修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时，钱谦益的著作，也被排斥在外，书中凡涉及钱谦益名字者，或改或删。

直到在全国人民前，彻底揭露出钱谦益的“丑恶嘴脸”后，乾隆帝方吿罢休。

又过了100多年，清王朝被推翻，钱谦益的著述，终重见天日，再次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朵炫丽盛开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