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先生案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是一首“藏否人性、评论人生”的哲理诗。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对一人一生作出完整全面评价的，既不是其一时的真善美，也不时其一事的假丑恶，而是那永恒流淌的时间之河……

有的人今天善良可爱，明天却邪恶可憎……

有的人在此可亲可敬，到彼却遭人唾弃……

有的人恶贯满盈，但死到临头，却感动世界……

在我们前面的故事中，这类“双面人”比比皆是，马士英、朱大典、李成栋、郑成功、刘孔昭……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历史，才如此百态杂陈、百转千回。

孙可望，最终也“不能免疫”地成为了一个这样的“双面人”。

在刚到云南的三年创业期内，他曾经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最终在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土地上，打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政权！

但就在他事业一步步迈向颠峰，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救星”时，其人生轨迹，开始逆转。

由“盟主”而“秦王”，由“秦王”而“国主”，一步步权力攀升，一步步威福自操，让他不可避免地体会到权力的强大和快感。

怕失掉所有的，想得到更多的，在权力的诱惑下，孙可望曾不止一次，目光复杂地向安龙张望。

“上有所好，下则媚之”，在孙可望集团内部，很快便“诞生”了以兵部尚书任僎为首的“劝进派”。

“劝进派”们为了自已的幸福，向社会大声疾呼：“明运己终，事不可为”，要求永历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早日“禅位”给孙可望。

除了喊口号，“劝进派”还搞出不少“祥瑞”的猫腻，为自已的理论宣传，提供“具体素材”。

其中的“星术大师”方于宣，就编出一套“帝星明于井度，天命在秦”的“美丽谎言”。

后来，连永历帝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办公室主任”马吉翔和“保卫部主任”庞天寿，也非常“自觉”地加入到“劝进派”中，为劝进事业添砖加瓦！

在多种劝进势力的拥戴下，孙可望越来越想把自已由“打工仔”变成“东家”，把对天下的“使用权”，变为“所有权”。

但考虑到自已一旦称帝，就会授人以柄，外面的李定国、郑成功，甚至万恶的清政府，都有可能“名正言顺”地讨伐自已，孙可望感到进退维谷。

“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最终，孙可望还是“很明智”地把称帝这件事，暂时后放。

但他这很“有厘头”一番炒作，可把永历帝吓得够呛。

永历帝非常清楚，一旦小孙同志称帝，自己失去的，决不仅仅是政治生命……

人都有自保之心，何况对自身安全高度敏感、对个人生命高度重视的皇帝。

要自保，找外援，自已已没有多少力量的永历帝及其亲信，在对周边外援的兵力、能力、人品、与孙可望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后，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了“思想比较单纯，能力比较突出，跟孙可望关系特别不好”的李定国身上。

随之，以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任组长的“引李入卫工作组”秘密成立，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地下联络工作。

在这个“工作组”中，除吴组长外，还有张福禄、全为国、张镌、徐极等二十多核心成员。

这些成员，有大臣、有太监，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当然，这个奋斗目标，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说简单，是因为对于现在的李定国而言，一道“措词恳切、感天动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不简单，是因为要顺利引来李定国，必须迈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选人”，即必须派出一个忠诚可靠的信使，越过千山万水的距离，经过兵荒马乱的考验，把皇帝的密旨，准确、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国同志的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万不能露出一星半点的风声。否则，工作组将全盘皆输，成员将全军覆灭。

不用吴组长操心，工作组成员之一的林青阳，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送旨”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把这件事做得更巧更妙，林青阳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旨，于1652年底启程，前往李定国军中。

此时的李定国，正在肇庆战场与清军厮杀，接到永历帝的密旨后，异常冷静，认为“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

他把林信使留在军中，以待时机！

“引李入卫工作组”从冬等到春，又从春等到夏，还未见“佳音”回报，焦急万分的他们，再一次派了密使携密旨前往。

为防泄密，在派密使时，永历帝把早已吃里扒外的马吉翔，调到南宁当官。

这一次永历帝的密使，又不辱使命地来到新会战场上李定国的军中，把密旨庄严交到其手中。

这一次密旨，言辞比上次更悲切，感情比上次更哀伤，效果比上次更煽情！

以致于李定国看后，竟感动得“哽噎无语，泪如雨下”。

他冒着泄密的危险，给吴组长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已“宁负友（孙可望）不负君，在打下广东后，即接驾返粤。”

永历帝及工作组成员们，在接到李定国的回信后，一颗颗悬着的心，暂时又落回到肚子里。

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时间的长河里发生变化，“引李入卫”的计划，也是如此！

引发这一变化的，就是“引李入卫”工作组外围成员刘议新。

刘议新，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对“新生事物”，大发评议。

评议也是可以的，但他却把刚到广西的马吉翔，拉来当自已的听众。

在他自以为是的思维里，作为永历第一宠臣的马吉翔，必将是自己“最好的听众”。

“最好的听众”马吉翔，也很够意思，从他的嘴里一听到“引李入卫新议”的短消息，马上将此“原文转发”给孙可望。

事关自已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孙可望对此短消息，自然不会等闲视之。

他马上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私通李定国专案组”，由亲信郑国、王爱秀任正副组长，专门严审此案。

永历帝，首先成为“专案组”审问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

已有了丰富“应对”经验的永历帝，马上援引陈邦傅伪造圣旨封王案，来严正辞严地辩驳说——私通李定国的圣旨，必定是“做假造假”产物！

既是“做假造假”，就要严惩造假者。

很快，吴贞毓、张福禄等二十多名“矫诏（伪造圣旨）”嫌疑犯，被“集体双规”。

对这些嫌疑杞犯，郑王两法官毫不客气，老虎凳、辣椒水、大夹棍统统拿来，轮番使用。

见事已至此，吴贞毓、张福禄等人倒也铁骨铮铮，威武不屈！

他们都众口一词地供述了自已“矫诏”的行为，完全是自发行为，与永历帝无任何干系。

取得供词后，孙可望马上以永历帝的名义，做出如下判决。

吴贞毓、张福禄等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行为成立，犯罪后果严重，故必须加以严惩。故首犯吴贞毓，赐自尽（照顾其首席大学士的官面，从轻发落）；从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以剐刑；胁从犯蒋乾昌、徐极、杨钟等处以斩刑，立即执行！

此案，共有十八名永历朝官员（含太监）被处死，历史上便称之为“十八先生案”。

定国入卫

随着十八先生头颅的颗颗落地，永历帝与孙可望的权力斗争，不是尘埃落地，而是尘土飞扬。

他一面下旨安慰孙可望那颗“受伤”的心灵，一面锲而不舍地再次派出密使，请求李定国同志，无论如何，排除万难，赶来救自已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密使赶快定国军中时，已是鸿雁南飞的金秋十月了。

虽气候早己由热转凉，但李定国的内心，却仍是夏日炎炎。

自去年底新会兵败以来，他带着自已百战余生的部队，转入南宁地区。边休整疗伤，练兵训马；边联络广东义师，准备三下广东。

但永历帝悲怆的呼救声，把他忧郁的目光，由东边引到西边。

如果永历帝被孙可望“无情迫害致死”，那么，反清复明大业，将失去源泉和动力。

事己至此，赴安龙护驾，便成为李定国最紧迫的任务。

但他也深知，此去安龙，必将和可望兄兵戈相向。

此时的可望，拥军二十万，兵强马壮；而他的士兵，仅存三万，伤痕累累。

若想在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取得护驾工作的胜利，关键的一个字——快！

他下令从全军抽调精锐，组成一支快连应急部队，由自已亲自统领，以24小时不间断的急行军速度，向安龙进发。

三天后，这支部队即赶到田州（今广西田阳）。

田州横亘在广西到贵州之间，有－支孙可望派来拦截李定国的重要军队。

但出定国意外的是，这支军队，竟成为可望兄送来的第一份“大礼”。

两军阵前，不愿打内战的孙可望士兵，站如松柏，静如处子，就是不开弓放箭。

见状，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刘镇国、关有才，只得一逃了之！

李定国下令不得追击两将，并见“好”就收地为这支军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下发二万两白银，作为“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田州事件”让孙可望异常震惊，震惊之余，他马上派出他最看好的大将白文选，赴安龙将永历帝“迎驾（硬架）”到贵阳。

但人与人的看好是双向的，对孙可望肆无忌惮、妄自尊大行为并不看好的白文选，一到安龙，便华丽转身，由“反皇派”变为“保皇派”。

他以安龙地处偏僻，召募民夫不易为名，拖着“迎驾（硬架）”工作就是不办，而专门静候李定国军队的到来。

孙可望在贵阳等的菊花谢了梅花开，就是不见永历帝来“莅临指导工作”。

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他，赶紧派出亲信小将叶应祯，前往安龙，督办此事。

叶小将和白大将的区别，就是他在“反皇保皇”这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维，完全以孙可望的命令，作为自已行动的惟一指针。

因此，叶小将一到安龙，就拿出不可一世的架式，一次次气势汹汹地逼迫永历帝“上路”。

但一次次逼迫，都被白大将“不愠不火”地挡了回去。

1656年1月16日，叶小将听说李定国军已旌旗在望，急得马上带兵入宫，做最后的“逼宫”。

但白大将又在关键时刻显身，再一次率兵赶到，用“文武并举”的手段，制止了叶小将的“狂热行动”。

22日晨，雾霭蒙蒙、天地混沌，忽有十几名骑兵直扺安龙城下，绕城高呼“西府大兵至矣”！

小小的安龙城顿时欢声雷动，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全城！

只有叶小将吓得只身外逃，跑去向孙可望报告这“不幸的消息”。

迎着穿云破雾的朝阳，跋山涉水、坎坷而至的李定国，一身轻松地率军进入了安龙城。

与李定国的相见，是永历帝这一生最激动万分、最真情流露的时刻！

这一刻，聚集了他太多的渴望，太多的思念。一时间，己三十多岁的永历帝，竟对着李定国的面，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因为从这一刻起，他将永远告别风刀霜剑、提心吊胆的日子，获得眼前这个人真诚的帮助和保护。

也许，作为“稀有品种”的君臣情义，只有在这一刻，才能闪现，才能体现。

当哭声停止，永历帝动情地对李定国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

农家子弟出身的李定国，见“天潢贵胄”的永历帝，对自己竟如此诚恳和器重，感动之余，顿生自责。

他双眼含泪，充满深情地回答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本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但却中途而废，辜负陛下期望，就是万死也不能自赎其罪。”

互诉衷肠后，双方的激情开始沉淀，头脑开始冷静。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马上摆在君臣面前，他们将向何处去？

安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呆下去了，这里不但穷乡僻壤，大军居大不易，而且离孙可望的“巢穴”太近，恼羞成怒的孙可望一旦发兵而至，内战将不可避免。

与白文选等人紧急商议后，大多数人的意见，赞成返回云南大后方。

遵从大家的意见，三天后，李定国偕永历帝向云南昆眀进发。

2月11日，大军到达云南曲靖，定国请永历帝在此“驻跸”，自己则先率一支军队赶往昆明“探路采点”。

由于孙可望把大多数军队都调到贵州湖南去了，昆明及其附近的守兵并不多，满打满算也就两万来人。

且统率这些军队的王自奇、贺九义等，谁也无胆量和这位“两蹶名王”的李定国来对阵叫板。

情急之下，有病乱求医的王自奇急忙找刘文秀、沐天波这两位“治世良医”，为他把脉号诊。

刘沐两位给其开出的药方就是——迎接天子入城。

但王自奇仍心念孙“国主”的旧威旧恩，不愿叛之。

就在他犹犹豫豫之时，李定国己兵至城下，并以天子名义下令打开了城门。

事已至此，王自奇只得被刘沐等人裹胁着，被动地出城迎接。

在李定国军队入城几天后，3月26日，永历帝的圣驾，来到昆明。

自云南成为大明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以来，山高水远的昆明，从末有寻常百姓，见过皇帝。

因此，一听圣驾亲临，昆明城万人空巷，无一不想目睹这位真龙天子的“特别风采”。

与弘光帝的肥头大耳，鲁监国的其貌不扬，隆武帝愁容满面，绍武帝的大腹便便相比，永历帝“出落得”仪表堂堂、朱唇皓齿、面如朗月、长髯垂胸，一副标淮的皇帝“胚子”。

姿态万方的永历帝，不但引得昆明各界群众啧啧赞叹，更让大家对“中兴大明”，萌生出无限的向往。

可见呀！一个漂亮的容颜，对任何面试者而言，绝对是一个天然的“通行证”。

对群众的“看好”，饱经忧患的永历帝也很通“人情”，他专门掀起轿帘，任凭百姓“免费观赏”。

并且，他还当即下了一道口谕：“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

在他“开明政策”的引导下，整整一天，昆明城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安居下来的永历帝，立即任命扶纲、雷跃龙为内阁大学士，张佐宸为吏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另外，兵部、刑部、大理寺、詹事府等重要的行政机构全部建立，官员全部敲定。

此举，标志着永历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了，朱由榔同志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皇帝了。

新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刻推出了两项“引人注目”的政策。

一项政策是“弃怨报恩”。

这位被历史上无数人称之为“胆小懦弱”的皇帝，对曾给过他无数个白眼和迫害的王尚礼、贺九义、张虎等人，非但没有以牙还牙，反而以德报怨。

他将王尚礼由固原侯加封为保国公，对仅有军职、没有爵位的王自奇、贺九义、张虎分别封为了夔国公、保康侯、淳化伯。

即使曾经“卖帝求荣”旳马吉翔、庞天义，他也仅仅判了个“隔离审查”（后心理严重脆弱的庞天义服毒自杀，而耐摔耐打的马吉翔则在做出深刻“思想检讨”后，再度起用并加入内阁）。

以德报怨之后，则是得恩报恩。

他一步到位地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使这两位异姓继孙可望的秦王之后，成为明代的另两位一字异姓王（后还加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

接着，封白文选为巩国公。

对那位有献城之功的“老亲戚”沐天波，永历帝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他让老沐同志执掌禁卫军，并给予其有紧急事情可以随时入奏的特权，这等于把自己一半的身家性命，交到他的手上。

另一项政策，就是缓和与孙可望同志的矛盾。

在来昆明的路上，永历帝就从“路边社”听到这样的短讯：“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并看到了一卷卷国俗民丰的画面，这让他对曾经恨之入骨的孙可望同志，有了新的认识。

他渴望能与孙可望同志再续前缘，使其重新回归到他的旗帜下，成为大眀复兴事业的栋梁。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孙可望脆弱的君臣关系。

自进城伊始，他己知道昆明最好的房屋，莫过于孙可望同志为已建造的“豪宅”了，但永历帝并未将其“拿来”使用，而仅拿空闲己久的定北将军艾能奇旧宅，作为皇宫。

对大臣们一份份上表攻击孙可望同志的奏硫，他一律留中不发，对该同志曾有过的不臣之心，也未加任何指责！

对该同志留在昆明的“余孽”，永历帝也不加岐视地“量才使用”。

在他“缓和政策”的引导下，整个云南的政权内部的过度，风雨不兴、波澜不惊！

接下来，就是展开与孙可望同志的直接“对话”了。

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作为自已的特使，携带玺书前住贵阳，希望孙可望同志能以大局为重，摒弃偏见、消除隔阂、重归于好。诚若如此，则承诺其个人政治地位，仍在晋蜀二王之上。

临行前，本己穷得没有多少身外之物的永历帝，还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金篦一枚拿出来，让二位特使转交孙可望同志，以作信物。

两位特使一见孙可望同志，就得到该同志不同的“奖赏”。

张虎，忠心不二，一番亲切的表扬。

白文选，三心二意，一顿猛烈的鞭笞。

善于自保的白文选，在领受鞭笞后，马上表示了“驯服”，并再次赢得了孙可望同志的信任。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造一把反，他却很是胆怯。

毕竟于公而言，人家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他老人家为敌，不啻在自己脸上写下“乱臣贼子”四个大字。

于私而言，他自已的一大家子人，都居住在昆明，一旦造反，全家升天。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吴三桂同志看齐的勇气。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半年后，永历帝派人把他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来了。

这让他很是感激不尽，一度打算与朱由榔陛下“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可望起兵

恰在这时，王自奇同志来了。

王自奇同志这次来贵阳，身份仍为永历帝更高级别的特使。工作职责仅有一项，还是传达永历帝“和解”的善良旨意。

王自奇同志在“消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积极”地完成了一项非本职工作。

他别有用心地对孙可望同志说，现在的李定国、刘文秀，正在有滋有味地上演着“挟天子令诸侯”的续集。

阿Q同志的做事风格是“和尚能摸的，我也摸的”，孙可望同志的做事风格却是“我能摸的，和尚摸不得”。

因此，他对李刘两位兄弟，步自已的后尘，也搞出一个“山寨版挟天子令诸侯”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愤怒。

他可以和永历帝和解，但却不能和这两个异姓兄弟和解。

诛李灭刘的怒火，在他心中开始熊熊燃烧。

但一想到这样一搞，很有可能把自已辛辛苦苦在云南搞出来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他的怒火又暂时平息了。

欲反不能，欲和不甘，在这样反反复复、朝朝暮暮中，五个多月又一晃而过。

昆明这边，见孙可望快一年了，无动于衷，估计其不会犯“神经”起兵了。

于是乎，他们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川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一些地区。

刘文秀调兵出川后，云南昆明的兵力部署，再度空虚。

王自奇马上给孙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之“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作内应。

王自奇的密信，彻底地把孙可望同志，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在昆明中央政府己成立了一年多，人民群众普遍认可这一既成事实时，孙可望同志，却“不合时宜”地起兵造反了。

当然，起兵造反毕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在付诸实施前，孙可望同志，也从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组织上，他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跟着他干“革命”的同志，皆有封赏。

舆论上，他援引大明基本法（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将“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军事上，他抽调湘黔一切可调动的军队，组成了征逆招讨军，由自己任统帅，白文选任大将军，马进忠、张虎、马惟兴、马宝为将领。统率十四万军队，于1657年8月1日誓师出征，向云南杀来。

望着这支足可“投鞭断流”的威武之师，孙可望同志的感觉，异常良好！

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李定国的军队，仅有三万，还不及他的一个零头，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况且，他还有王尚礼、王自奇等人组成的“第五纵队”，在云南准备“里应内合，中心突破”。

这样看来，无论怎样推理，他都是稳操胜券。

以致于志得意满的他，未雨绸缪，专门让人在贵阳打制了三百副铁枷，准备在胜利之日，赠给定国文秀等人“无偿使用”！

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已渡过九年多和平岁月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的刀锋下颤栗。

内战在即，被迫应战的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为防王尚礼在昆明“添堵”，出兵前，李定国即将其所属部队，划拔到自己帐下听用。

做了“光杆司令”的王尚礼，疑事有变，将对孙可望的承诺，拋之脑后，自管自地跑到永昌府躲了起来。

9月15日，双方军队在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并分别驻扎下来。

孙可望的兵，扎营36座；李刘的兵，扎营3座。

即使力量如此悬殊，知道自已军事天赋不及李定国的孙可望，还准备玩一手阴的。

他派出张胜、马宝、武大定，带领一支轻骑兵，连夜操小路去袭击昆明，“非常热情”地准备给李刘增加点“后顾之忧”。

做完此事的孙可望同志，认为自己已考虑得万分周全，于是静下心来，只等战场上捷报频传。

他真的考虑周全吗？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孙可望的确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兵力、后勤、将领、阳谋、阴招，可谓滴水不漏。

但和世界上所有旳独裁者一样，自信过头的他，却忘了考虑一种最主要的因素。

这种因素，就是参战者作战的意愿。

对于原来大西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即将在战场上相遇的，有多少人，是曾经朝夕与伴的兄弟及伙伴。和之刀枪相向，于心何忍？

对于后期加盟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大家舍生忘死拥戴的，是自已的故国与故主，绝不是孙可望本人。

所以，从孙可望起兵的那一天起，统兵的白文选、马进忠、马宝、武大定等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和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了联系，将孙可望的各项军事计划，一一告知。

而这一切，孙可望一无所知。

9月19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交水大战，在天刚蒙蒙亮时打响。

开战之初，定国这边的前锋李本高就因马失前蹄被杀。

在高岗上观战的孙可望，一见李定国军失利，马上令全军出动，趁胜出击！

见情势危急，白文选马上率五千铁骑，向马惟兴营中冲去。

马惟兴一见白文选杀回，马上也指挥军队，跟随其向孙可望的大营杀去。

这边李定国一见，马上也掉转马头，跟随两军冲锋。

在三支军队所到之处，孙可望的士兵也很配合，既不开弓，也不放箭，而是纷纷振臂高呼：“迎晋王！迎晋王！”。

孙可望的一个个大营，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不到两个时辰内，崩分离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整个战场一下变成了选举场，孙可望的士兵，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履行了自已神圣的选举权。

而支持他们投出庄严一票的，就是自己雪亮的眼睛和公正的内心。

目睹这一“不可思议”变化的孙可望，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等他的大小脑，都恢复正常运转时，才意识到，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逃命！

他在一小撮亲信的护卫下，仓皇东窜，把他带来的十几万大军，统统交给李定国去“和平整编”。

但对他失败的人生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

在他率着残兵路过安顺时，驻防在这里的马进忠，不仅连迎进去歇歇脚的人情都不给，反而派出一支军队，将他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护卫，又“收”去不少。

而就在孙可望同志兵败如山倒的同时，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武大定的军队，也在昆明城边上演了一幕与交水“大同小异”的故事。

主角张胜同志袭城不成，却被配角马宝、武大定同志袭而擒之，并作为两人的“反正凭证”，献与永历帝。

几天以后，一脸凄凉，一身疲惫的孙可望，终于回到了起兵前的贵阳。尾随而至的，还有刘文秀追来的数万军队。

但这个他经营了几年的家园，也没有给他一丝的“温暖”。

坚决要与他划清界限的贵阳镇守冯双礼，在文秀大军末至的情况下，就大力营造恐怖气氛，搞得贵阳风声鹤唳，一日三惊。

早己草木皆兵的孙可望，实在受不了如此接二连三地打击，趁着神经尚未崩溃，他带着妻儿老小和部分铁杆共四百多人，从贵阳东门逃出。

一路上在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时，各地都深沟高垒、城门紧闭，无情地把他这位昔日无比尊贵的“国主”，拒之于外。

只有个别“良心末泯”的守将，像打发乞丐一样，从城墙上吊下一些“吃食”，对他表示一下“怜悯和安慰”。

他的想法，本意是到湖南暂避一时，卷土重来。但这一厢情愿的计划，立刻被眼前惨酷的现实，无情扼杀。

下一步，路在何方？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盘点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不过三条。

第一条：向历史上最勇于知错就改的廉颇老同志学习，跑回云南，玩一出“负荆请罪”的老把戏，请永历帝、定国老弟看在昔日的情份上，大发慈悲，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他马上，就自我否决了这条路。

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冰火两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脚步便会坚实向前，一旦把千山万壑踩在脚下，真正的对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国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进这样的格局里。

战败孙可望、消灭内部对手、荣登南眀实际“一把手”高位，让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改変。

逐渐地，固执、偏激、唯我独尊，开始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很难接受中国政治上惯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三国演义》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在这篇奏章中，洪老儿将孙可望“由叛到归”的过程，娓娓道来，让读者（内阁成员及皇帝）赏读之余，看到了洪承畴忍辱负重、以守代战，最终促使南明生变的“高大形象”。

当然，在奏章的最后，他也对孙可望“归来”的作用、意义、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绍。

其实，不用洪老儿费心，对“天上忽然掉下个孙国主”，顺治帝简直可以用“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极而泣”的喜悦三步曲来描述！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曾让顺治帝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战争状态一日不停，内地的汉人不甘心做顺民之心，便会一日不死。

因此一度期间，顺治帝已在认真考虑“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想通过让出长江以南的土地，划江而治，以使双方得到相互的认可和生存。

但现在，这种沉闷颓丧的空气，一扫而光。

而对孙可望的“攻心”工作，正式实施。

1657年12月，按“对等”原则，顺治帝下特旨，封孙可望为大清“义王”。

为体现封王的隆重及庄严，顺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副总理级）为正使，礼部尚书（正部级）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副部级）为副使，从京城出发，千里迢迢，赶往湖南，行册封大典。

1658年2月20日，册封大典在湖南长沙举行，“赶来”的省城各界群众，“有幸”目睹了这一难得一见的盛况。

这可是孙可望同志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封王了。

上一次，他拿着“广土众民、兵强马壮”的云南，归附永历，请求封王时，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艰难。

这一次，他土地、兵马、钱粮一无所有，仅靠400多人的资本，却被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地封王，出乎意外，始料不及！

一时间，即将“奔四”的他，竟在册封大典上，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洒泪之后，一种为新主子效犬马之劳的冲天干劲，在孙可望干涸的心田，勃然而生！

但这还不是“攻心”工作的高潮。在封王之后，孙可望在麻勒吉的陪同下，进京陛见。

5月2日，在北京京郊，孙可望受到了“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才可享受的待遇。

以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为首，大清公侯伯等大批“高官”组成的“巨无霸郊迎团”，对其进行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十里郊迎”。

次日，顺治帝在太和殿接见了孙可望，并对其温言抚慰，关爱备至！

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在顺治帝的过问下，孙可望的住房问题、薪资问题、待遇问题，都“优质高效”地得到了解决！

考虑到孙可望远道而来、人地比较生疏，内心比较孤独，生活比较困难，顺治帝特别为其举办了三次高级别的“接风酒会”，并先后赐银一万二千两，锦衣多件、美食多种。

见孙可望转眼成了顺治帝的红人，大清的当朝官员，也争先恐后加入“捧孙团”，促使这位“大清义王”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

吃过了、喝过了、住过了、红过了，这一切之后，就该孙可望“加大工作力度，体现自身价值，积极回报组织”的时候了。

这一点，“义王殿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清军业己开始的进军大西南行动中，他就上窜下跳，积极扮演着“领路人”及“招降者”的双重角色。

他曾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写出了累牍连篇的“永历朝国防白皮书”，对南明现在的山川地理、国防设施、兵力分布等，作了全方位地“揭密”，在书后并附上了自制的“滇黔地图”。

为将研究成果转化成“战斗力”，他从自己带来的四百多人中，选出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经过思想改造后，带着他的研究成果，下拔到前线的清军中，作为“超级导航”使用。

在招降工作中，孙可望采取了“多处撤网，重点捕捞”的办法，不遗余力地给留在南眀阵营中的“老部下”写信，现身说法地引诱这些同志，沿着他开辟的投降道路前进！前进！进！

在写信中，他还超越责权地出台了一项特别政策————“各将可赦，惟定国一人不赦”，以此出了自已心中的一口“怪气”。

但实际上，他真应该感谢李定国这位“好兄弟”，因为正是在这位兄弟“关门主义”的配合下，孙可望的“招降政策”，才效果显著，成绩突出！

在清军进军西南的战争中，大批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秦兵秦将”，自动放下武器，拿着“义王”的介绍信，归顺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