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进军

自孙可望投降的那一天起，清廷上下就积极行动起来，筹备向南明发动新的进攻。

自李定国带着永历帝去了云南后，南明在广西的国土，就东一块、西一块地丢光了。目前，南眀的国土，仅剩下云南、贵州的全部及四川、湖南的一部。

清军的进攻，便是向这四个省份发动的。

其过程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突破防线、占领贵州；第二阶段为占领云南、消灭南明。

1657年12月15日，“大清国国家元首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爱新觉罗·福临同志（顺治帝）发表《告全旗、全军、全国人民书》，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对南明进行“最后的一战”，并签署了三路进军的圣令。

在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三路清军的具体构成及行军路线为：

西路军

统帅：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

军队构成：以吴三桂的嫡系——关宁铁骑为主，陕川甘豫的汉军为辅。

进军路线：陕西汉中→四川重庆→四川遵义→贵州贵阳。

中路军

统帅：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宗室成员、满族），固山额真济席哈（满族）。

军队构成：少量驻京八旗及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

进军路线：湖南前线→贵州贵阳。

东路军

统帅：征南将军赵布泰（满族），广西提督线国安。

军队构成：少数驻京八旗、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广西驻军。

进军路线：广西前线→贵州贵阳。

为给三路清军找一个统帅，坚信“打虎亲兄弟、上仗父子兵”的顺治帝，抱着的“用亲不用贤”原则，把年仅23岁的堂哥多尼（多铎之子），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帅三路军队。

而把己辛辛苦苦干了四年五省经略的洪承畴，撸到一边当了多尼的“参谋总长兼后勤部长”。

1658年2月下旬，中路军的罗托，率先带兵向南明的湖南防线发动进攻，南明旳丧钟，伴随着隆隆的春雷敲响。

由于李定国在军中的“大换血”，明军前线的将领，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时期，将不识兵、兵不认将、军心混乱、互相抬杠。

很快，这条纵横数百里、坚持四年多的防线，被罗托的清军突破。

突破防线后的清军，信心倍增，趁胜占领了贵州的镇远、黄平、平越州。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以“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夺取贵阳。

西路军虽然也在1658年2月，由汉中入川。但因补给困难，直到3月4日才到达保宁州。在此短暂休整四天后，即经西充向前推进。

这时的四川，万物喧嚣，人类宁静。经过二十多年战争的“残酷洗涮”，百户不存一，千里无人烟，让这里重归“史前时光”。

此情此景，让这些饱经战阵、杀人无数的征伐之士，也“坚”肠寸断，彻骨生寒。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雨一更。行军路上，这路清兵，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列阵以待的眀军，而是一个个凶残暴戾的野兽和一条条枳荆丛生的道路。

这支苦不堪言的军队，只能按图前进、伐木寻道，伐一程木，进一程兵，直到4月3日，才到达重庆，并把这座“兵微将寡”的城市，顺利占领。

占领重庆后，行军统帅吴三桂遵照清廷“先黔后川”的军事计划，置川南于不顾，率军径直经綦江向桐梓方向挺进，4月30日攻取遵义。

5月3日，经过艰苦卓绝行军的西路军，终于到达贵阳，同罗托的中路军会师。

会师后，西路军继续进攻至息烽，并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杨武部。

尔后，西路军回师遵义，并以该城为活动半径。一面休养士马，一面政治诱降。

相比中路军的“快捷”、西路军的“艰险”，东路军的进军可算是无风无浪、无忧无虑！

2月1日，东路军统帅赵布泰带到从洪承畴手里分来的三千兵马，从湖南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游游荡荡，直到3月5日，才到达广西。

在这里，他会同广西提督线国安手里的八千多兵，取道南丹州、那地州，进入贵州。先后收取了独山、都匀，并也“顺顺利利”地进入贵阳，与其它两路军会师。

至此，清军己占领了贵州除黔西之外的全部地域，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

如果说云南是“室”，那么贵州则是“堂”，现在，堂一破，室必危！

永历帝和李定国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清军一占领贵州后，就给一个叫罗大顺的土司加官进爵，请其领兵在五月间收复了新添卫，后来还给张先璧的余部，补充粮草、增添械器，助其反攻贵阳。

但这两次不成规模的进攻，因兵力单薄，或先得后失，或劳而无功！

除此之外，直到九月底李定国整军出滇前，南明在这四个多月时间，像一个反应迟钝旳老人，没有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诸位读者可能要问了，从2月淸军行动以来，明清战扬上，怎么不见了李定国同志“克敌制胜”的身影，是不是消极怠工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却又无可奈何地告诉您：“李定国同志没有任何消极怠工的表现，这段期间，他很忙，忙得不可开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自从他主持永历朝的全面工作以来，文山会海、交际应酬、杯觥交错，让这位只有“军事专才”，没有“从政全才”的同志，顾此失彼，着着失策。

当把这一切都搞得似乎“有模有样”时，己经是秋风乍起的九月了，宝贵的时光和难得的机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而占领贵州的清廷，却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一面休整队伍、筹备粮草、加派援军；一面从各地选拔“优秀的基层干部”南下贵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并采取了一些“舒缓民力”的政策，让贵州的民心，渐趋稳定。

整军出滇后的李定国，先从四边包抄贵阳，准备一举收复之！

就在他刚刚部署完毕时，洪承畴、多尼带着大批援军，从湖南气喘吁吁也赶到了。

战场形势马上为之逆转，李定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他令冯双礼守关岭，祁三升守鸡公背，李成爵守凉水井，张先壁余部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窦名望、刘镇国守安庄卫，白己则带“总预备队”，守北盘江西面的双河口。

这种部署，您一看就很明白，横竖离不开一个“守”字。

对此，我稍作对比。

那是四十年前的在萨尔浒大战中，敌众我寡的努尔哈赤，面对四路浩荡压境的明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完全不去死守一城一地，而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结果在五天之内，就在三个地点打了三次大仗，歼灭了杜松，击败了马林，围杀了刘铤，吓跑了李如柏。

此役，成为“明亡清兴”的决定性战役。从那次战役后，满清的日子，就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明朝的日子，却一天天地坏下去。

四十年后的今天，李定国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军队，如星星点灯般散落于山高林茂的黔西战场。

另外，如果我们把李定国的战绩履历表，拿来细细考查，就会发现，该同志的军事特长，既不是凭城坚守，也不是野战强攻，而是以地设伏。他特别善于借助地形的掩护，以较小的伤亡，获取较大的胜利。

但这一次，他却“让人费解”地放弃了传统优势项目，而搞起了“最不拿手”的被动防御。

这种作法，就和两百多年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打起阵地战，一样失策。

孰胜孰败，在开战前，似乎已昭然若揭！

但他这样做，的确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因为现在的军中，“秦晋”矛盾已很突出。在这种境况下，李定国很难把大家拢在一起打运动战，只能把这些士兵东一堆西一伙放在各个阵地上，让他的“晋兵”监视、督导“秦兵”来打仗尽忠。

李定国这种舍长就短的军事部署，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喜出望外。

在他的建议下，清军在平越州东南的杨堡召开“集团军司令员”会议，会上确定了分兵三路、继续进攻、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并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将进军路线及新的统帅调整如下：

中路军

统帅：多尼。

进军路线：贵阳→安顺→关岭→普安→云南。

北路军

统帅：吴三桂（李国翰已死）

进军路线：毕节→七星关→云南。

南路军

统帅：济席哈、赵布泰、线国安。

进军路线：都匀→安龙→黄草坝→云南。

至于镇守贵阳、维持治安、转运粮草，则是洪承畴及罗托的任务（这工作安全系数大）。

会后，年轻气盛的多尼，急不可奈地带着中路军，向安庄卫发动了进攻。

在数量及战斗力双双占优的清军面前，安庄卫很快失守，守将刘镇国战死，窦名望逃回。

初战告捷后，多尼的下一个目标，是关岭。

防守关岭的冯双礼是个“老革命”了，见清军人多势众，马上主动放弃阵地，退到鸡公背，与祁三升合兵一处，准备在此给清兵还之以颜色。

鸡公背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清军到了这里，强攻了几次，死伤累累，一无所获，比较犯愁。

但冯双礼更犯愁，因为眀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出现混乱，粮食已经好些天，没有运到这块高地上来了。

兵无粮自乱，几天后，吃光了存粮的数万名眀军，乱哄哄地撤出阵地。冯祁两总兵，只得“上级服从下级”，悻悻地弃黔回滇。

北路军吴三桂在进军中，主要的对手是白文选，主要攻取的目标是七星关。

但七星关真是一个“雄关阻塞戴灵鳌，控制卢龙胜百牢”的地方，对此，从山海关来的吴三桂同志，也只能望关兴叹！

攻不过去就绕过去，在关下挨了一顿暴揍后，打了半辈子仗的他，忽然“茅塞顿开”。

在重金的诱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当地向导，自告奋勇地带着吴三桂的一支“特种部队”，绕过七星关，从一条秘密小道进兵，直取关后的天生桥。

“唇亡而齿寒，齿亡而唇干”，失掉天生桥后，七星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朩，不几天，各类作战物质便告枯竭。

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神情沮丧的白文选，只得带着和他一样心情的队伍，取道乌撒府（今贵州烕宁县），退回云南。

最后说说南路军。

南路军赵布泰碰到的“进军障碍”，既不是山，也不是关，而是江——北盘江。

在北盘江畔，明军已将清军一侧的船，全部沉到冮底，而在对岸列阵以待，只等清军过江时，“痛打落水狗”。

手中无渡船，对岸有坚兵，望着激流奔涌的一江秋水，赵布泰的心头，阵阵发悸。

但他很不简单，知道“智慧从群众中来”的大道理，于是，一个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谈会，在军中随后召开。

在赵布泰的循循善诱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官岑继鲁，向他献上“锦囊妙计”。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共分两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捞出一批明军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处，找到一处明军忽视了的渡口。

就靠这两步，清军在夜间偷偷过江，并在天光微亮之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对岸的明军前。

面对如鬼魅而至的清军，大梦初醒的明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仓皇撤退，把北盘江天险扔给了清军。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

但这一目标，在李定国撤出昆明后，却发坐了根本性的改变。

促使这一目标改变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马吉翔。

让马吉翔改变目标的原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运筹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学严密的论证，却仅仅是一个端不台面的“心理障碍”——他本人与建昌的文安之大学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当年，在广西梧州，他为了实现“签字一枝笔”的梦想，机关算尽，手腕使足，终于把这位东阁大学士逼得“离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谋出路”。

而如今，还没过了三十年呢，河东河西的地位，骤然倒置，自已则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饭吃，这不仅让他颜面耗尽，而且权力丢光！

遥望四川，马吉翔心事浩渺，愁肠百结！

小人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说服“当家人”李定国同志把去四川建昌变成去云南永昌，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他马上想到一个同盟者，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维新的身上，是因为该同志和他一样，对北上四川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金维新曾经和现任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的“所有权”，而结下了至今难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谓生死未卜。

因为事关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维新很快被拉下水，并成为说服李定国西撒的主力军。

对李定国，金维新太明白了，讲困难是吓不住这个“铁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己经深深患上了“揽权症”，任何企图挑战他地位的人和事，都会引起其高度的警觉和不安。

就像马吉翔说服他一样，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国的“心理障碍”。

他对李定国“推心置腹”地讲：“我等新败，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这些大顺军将领必轻视而不肯听命，皇帝也会厚彼薄我；东下荆襄后，如果这些人再立一些战劢，则也会和您一样被封为一字王。届时，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会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还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体，静待天下之变！”

在权力的得与失、利与弊面前，“单纯”的李定国，也变得“不单纯”了，他同意了金维新的“建议”。

大军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两个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让南明的历史，由此缩短。

“改道令”一下达，立马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前锋不听话”。

前锋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带领的部队，主要是“秦兵”组成，本对李定国已经心存不满，现见李定国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极。他们集体拒绝执行改道的命令，继续北上，从此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二是“高官大内逃”。

听说要撤到荒凉的边疆去，甚至还可能到落后的外国去。高官们那勤于思考、先知先觉的大脑，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后果。

思想决定行动，感到“红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到茫茫旳山林中，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书张佑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左佥都御史钱邦芑这些“部级”高官内逃了，后是大学士扶钢这个“总理级”的高官也内逃了。

当然，也有既不留下，还不内逃的高官，如工部尚书——王应龙。

王应龙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的高官，自打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以来，就一直担任工部尚书一职，数十年以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现在，这位尚书己年过花甲、举步维艰……

面对用自己毕生心血建起来的大厦将要崩塌瓦解，他无法患难从君，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他从容地迭选择了自缢，悄无声息地与自己钟爱的事业永远作别。

他死后，其子也随之而去！

“君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此情此景，让永历帝欲哭无泪。

1659年1月4日，刚撤到永昌的永历帝，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隐隐作疼”的消息。

他最后的国都——昆明，已于昨日被清军“和平劫收”。

看吧，一年年是国土的沦丧；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永历帝感到，是他采取措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时侯了！

可他现在能采取的唯一的措施，就是像以前所有“犯了错误”的皇帝一样，写一份内容深刻的检讨书（罪己诏），向在冥冥之中，主宰中国帝王命运的“上天”，反省自己的不足。

永历帝写出来的检讨书行文深沉、感谢真挚，从政冶失败、用人失察、行政失误三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上天”再给自已一次改正自新的机会。

与别的皇帝有所不同，这位笃信基督教的皇帝，在检讨书之外，还写了一封《告上帝忏文》。

《忏文》中，永历帝无限苦楚地向万能的上帝发问：为什么把当皇帝这个苦差事落在他头上？为什么既然让他当了皇帝，却不给创造好的外部环境？为什么让他吃这么多的苦？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何时才是个尽头？

他的确只能这样问问了！

他不止一次想过，如果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汉人，在这朝代变更面前，完全可以厕身其外、苟且偷安、了此一生。但自已这特殊的身份，却只能让他在这皇帝这个位置上死撑，与国同存，与国同亡。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也是所有末代帝王的悲哀。他们先人向未来借下的巨额债务，需要他们这些后辈用高额的利息，一一补上。

无论是中国的“上天”，还是外国的“上帝”，都没有阻挡住清兵奔驰向前的铁蹄。

“成功劫收”昆明后，清军统帅多尼并不感念永历帝的“赠粮”之恩，马上派出吴三桂、赵布泰向永昌进军，以求将永历君臣赶尽杀绝。

在玉龙关，士气高昂的清军大败士气低落的明军，成功占领该关。

战败后的明军，在白文选率领下，纵火烧断澜沧江上唯一的铁索桥，试图用这道地险挡住西进的清军。

但经过大江大浪考验的清军，已不再惧怕这浪急滩险的澜沧江了。

他们借助夜幕的掩护，成功进行了武装泅渡。

渡过澜沧江后的清军，如过江之龙、出笼之虎，直朝永昌扑来。

李定国只得令平阳侯靳统武领兵护驾，再往西撤，退往腾冲。

这年的闰一月十五日，李定国准备用来安身立命、东山再起的永昌府，也告“沦陷”。

几轮撤退下来，永历朝的疆土，就只剩下滇西的几个小县城了。

磨盘山之战

许多英雄，胜利面前，志得意满，昏昏沉沉；但在失败面前，却能志向坚定，百折不回。

李定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在不断失败面前，他胸中的血未冷反热，气未消反长。

他要寻求合适的地点和时间，给尾随而来的清军，予以猛烈的一击！

这合适的地点就是怒江边的磨盘山，时间是1659年的二月底。

这时的清军，已跨过怒江天险，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西边的磨盘山逼来，准备攻取腾冲。

磨盘山，山高道险、径隘箐深，小路上只能容一人一马通过。

李定国旳“第六感觉”吿诉他，第一，这是一个绝佳的设伏之地；第二，常胜而骄的清军，必然会毫不防范地闯进这个地方。

通过前面的战例我们知道，凭险设伏可是定国兄的拿手好戏，当年在湖南衡阳，顺治的大堂哥尼堪，就稀里糊涂地被他用这一招，免费送上了开往“天堂”的快车。

为确保胜利，这一次设伏，定国兄还将其进行了“升级改造”。埋伏中有初伏、二伏、三伏三道，并且搬来地雷及大炮助阵。

初伏由泰安伯窦名望负责指挥，二伏由广昌侯高文贵负责指挥，三伏由武靖侯王国玺负责指挥。

具体的作战计划是：

清军进入初伏后，初伏不动，让其继续前进，直到三伏地段。

在清军进到三伏后，初伏的明军点燃地雷（非脚踏雷或手拉雷，乃第一代点火式地雷），施放大炮，宣布战斗开始。

二伏、三伏的明军，在听到炮声后，同时出击，将“万恶”的清军，围而歼之。

细节决定成败，定国兄还作出了一个专门的规定：所有的参战部队，必须预先制作干稂，埋伏时不得生火做饭，以免被清军发现。

刚刚部署完毕，不请自来的吴三桂，就大大咧咧地带着清军，走进了磨盘山埋伏区。

细节的确决定成败，但不决定人心。就在胜利已向明军翩翩招手时，叛徒卢桂生出场了。

为能换取自己今后的“富贵荣华”，卢桂生把这一天大的秘密，非常“廉价地”倒卖给正昂首阔步迈向“另一个世界”的吴三桂。

吴三桂听后，竟然激动地又哭又笑，随之，他下令己进入二伏的清军赶紧后撤。

后撤时，他还不忘顺便搞点“破坏”，专门派人到两旁的林朩从中搜杀设伏的明军。

因为没有听到进攻的炮声，伏在林木中的眀军，无人敢擅自出战，结果无声无息地死在了清军锋利的刀下。

见状，初伏的指挥官窦名望当机立断，下令鸣炮出战。

在高地指挥的李定国，也感觉情况有变，当即挥旗下令开炮。

听到炮声，二伏、三伏的眀军，一边发炮响应，一边冲向敌军。

险地求胜的明军，与困兽犹斗的清军，在磨盘山中，互不相让地绞杀在一起。

原来“设计精巧”的伏击战，转眼变成了惨烈的阵地战。清军的固山额真沙里布等十八名高级军官被击毙，明将初伏指挥官窦名望战死，至于双方普通士兵，更是死伤累累。

鲜血，将这片山林川涧，染成赤红。

战争自卯至午，最终，清军首先不支。吴三桂只得收集溃卒，撤出战场。

此时，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的精锐的明军，也无力乘胜追击。在清军撤走后，主动放弃腾冲，前往孟定（在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区以西）休整。

磨盘山之战，是李定国在屡战屡败中的一次“绝地反击”，让屡战屡胜中的清军，终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战后，清军停止了追击，灰溜溜退回昆眀养伤。

与此同时，为严肃法纪，清廷则开始了“责任追究”。经诸王大臣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统帅多尼罚银五千两，赵布泰革职为民，其余的统兵将领，包括吴三桂在内，或罚银，或降级。

由此可见，此战给清廷造成的“心理创伤”，何等巨大！

几年后，当南明已成为“过去式”，其遗民刘彬跑到磨盘山，凭吊战场，缅怀先烈。

当他到达此地时，正值日坠月升，斗转星移。

战场上的阵阵松涛、累累白骨，让他思绪万千、悲怀激烈，随之赋诗一首：“凛禀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光鲜。”

清军的后撤，终于让退入滇西的明军，有了“喘口气”的机会，除李定国、白文选、高文贵这支军队外，贺九义、李承爵等从临安府撤至元江府，邹自贵、马得鸣等撤至顺宁府，马宝、马惟兴撤至丽冮边，这让原本沉寂的边疆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

但就在大家都在欢庆劫后余生时，却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妙”的情况，他们的“名誉主席及精神领袖”——朱由榔同志，踪迹全无！

缅甸避难

就在定国兄为永历帝“去向不明”而犯愁时，永历帝一行，正心事重重地走在缅甸的大地上。

约在磨盘山战役前夕，永历帝己经带着他的“精简版”小朝廷，在靳统武的护卫下，到达中缅边境的布岭。缅甸的异国山河，已遥遥在望。

是继续留在国内坚持武装斗争，还是跑到外国寻求政治避难，面对此重大的人生抉择，这个善良而懦弱的人儿，一时间无法拿定主意。

自己拿不了主意，便会有人替他来拿，马吉翔又一次“越俎代庖”。

马吉翔替永历帝拿定旳主意，便是到缅甸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

和以前拿过的所有主意一样，这个主意，依然是他层层私欲累加后的“高度升华”。

一路上的人心涣胜、各奔东西的现实，让马吉翔清醒地认识到，自已主张的西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错误并不可怕，对错误的追责才是可怕的。即使现在，在永历并不宽敞的朝堂上，依然有一股“反马势力”在潜滋暗长，这股势力正积极谋划以此错误为借口，预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但如果到缅甸去，他将有充分的信心，在新的环境下，把“反马势力”消灭于无形，并进一步控制永历帝的一举一动。

接下来，马吉翔和其弟马雄飞、女婿杨在动员靳统武的副手孙崇雅，连夜发动了一场“兵变”，将随驾而来的大臣们洗劫一空。

人生和财产遭到“双攻击”的大臣，对原本黯淡旳前途，更加失望。失望之下，又有一批大臣选择了“伤心地离开”。

经过这次劫难，“反马势力”更为减少，永历朝的“小朝堂”，马上变成了马吉翔的“一言堂”，于是乎，永历帝的入缅，便成为新的既定方针。

2月26日，马吉翔裹胁着永历帝，率领了两千多人马，浩浩荡荡到达中缅边境。

与缅甸边关守将的联络工作，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黯国公沐天波的头上。

沐家在云南镇守两百余年，并世世代代代表大明帝国与缅甸进行外交活动，在缅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缅将见是这位爷大驾光临，纷纷下马相迎，表现得异常恭敬。

对于永历帝的入境请求，缅将表示允许，但有一条，必须解除武装，徒手入关。

一心想入缅的马吉翔，马上以永历帝的各义，命随驾人员放下武器，捧着一颗和平的心进入缅甸。

命令一下，不但士兵，而且连武装起来的太监，全部解下弓刀盔甲。在将大量的武器装备赠给缅方后，赤手空拳踏上这片凶险未卜的土地。

护驾总指挥靳统武随后赶来，但已无力制止这一既成的事实，便迅速带兵折回，将这一重要情况向李定国报告。

得到永历帝的信息后，李定国焦虑不安的心，稍许平静。

但他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朱由榔现在可是反清复明大业中，唯一飘扬的旗帜，如果这位同志一去缅甸，岂不意味着旗帜半倒。

他马上让高允臣连夜出发，去把永历帝一行接回来。

但势单力孤的高允臣一入缅境，就被缅方“身份不眀武装人员”暗杀。李定国第一次接回永历帝的计划，就此告吹。

入缅之初，头脑尚还清醒的沐天波及华亭侯王惟华，就劝永历帝：“鸡蛋是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陛下您得和太子分开，您去缅甸巡幸，太子返回云南领导抗战，这样既能互有照应，又能以防万一”。

这一意见，甚为稳妥，永历帝当场允诺。

但当该“意见”将要形成书面文件时，却被中宫王氏“搅黄”。

“搅黄”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太子，年方十岁，且是永历帝唯一的骨血。

作为一个“聪慧”的女人，她请永历帝回答：你们成年人都搞不定的事，难道靠一个未成年人就应搞定？

作为一个善良的母亲，她向永历帝表示：自己将和儿子，在干戈不休的乱世，生死相依，誓不分离。若太子回国，自已也将随之而去。

王氏振振有辞的攻势下，永历帝派太子回国领导抗清斗争一事，不了了之！

永历君臣的不请自到，的确给缅甸方面，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远亲不如近邻”，虽然和大明山水相依、声讯相通，但缅甸对其的感觉，是一没感情，二很恐惧，三还想逮机会就占得便宜。

造成这三种感觉，纯属自找。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曾专门把缅甸列入“不伐之国”的行列。但缅甸就是不自量力，经常很“不自觉”地跑到云南“捞实惠”。

但那时的大明，岂是吃素的，因此每次缅甸都被鼻青脸肿地打了回来，被打得最悲惨的一次，就发现在永历爷爷万历年间。

而每次被打后，缅甸都还得向大明上表作“自我检讨”，并奉明正朔。

因此，在永历帝入境后，心中幸灾乐祸，但却不敢造次的缅王平达格力，马上派人派车派船接应，并传令沿途村寨供应伙食。

但是，缅王却不愿意和永历帝见面，拋开历史上的百年恩怨不说，现实的情况就是永历帝背后还追着一个强大无比的大清国，与永历帝面对面，会让大清产生错误的解读，从而作出对本国不利的举动，实力弱小的缅甸，可不愿冒这个风险。

思来想去，缅王决定低调从事，把对永历帝的接待工作，定位在一个“模模糊糊、半官半民”的状态上。

他断然将永历帝的“友好使者”马雄飞拒之门外，仅派出翻译官出面传达他的旨意，允许永历君臣深入缅内地居住，但必须服从缅方的统一管理。

在缅甸宽松的政策引导下，永历君臣沓沓而行，不知疲倦地来到了缅都阿瓦城（今天的曼德勒）城边，与该城隔河相望。

真是消痩旳骆驼依然大，永历帝的“超级避难团”，连上宫女、太监、护兵下来，竟然有两千人之多，这让缅王好不紧张。

紧张之余，他马上再派出翻译官告诉永历帝，因本国首都地小屋少，居大不易，请永历帝就此在郊外居住，缅方将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必要的照顾。

必要的照顾随之而至，缅王派出士兵，将这个“超级避难团”，逐个安排到附近各村的村民中分散居住。一家一人，由村民负责“安排”该人员的日常活动及衣食供应。

刹那间，数量庞大的“避难团”，消失在缅甸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过，对永历帝及其核心成员，缅王还算容气，专门划出一块“营地”，来让他们集中居住，还专门搭建了一些“简易房”，作为其办公起居之用。

另外，缅王还特别向永历帝“进贡”了粮食、疏菜、肉类等生活用品。

投桃报李，永历帝也将自已从国内带来的金银珠宝，大量“赏赐”给缅王。

这让双方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不愠不火、不冷不热”的低层次外交关系。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在异国的土地上，永历帝又一次过上了“得过且过”的和平生活。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这个麻烦，也是我们小庶民经常遇到的——没钱。

这很好理解，在国内，永历朝廷好歹也是“中央政府”，即使掌权的军阀、权臣再操蛋，也会给他的政府拔付一些固定的经费。现在到了国外，成了名副其实的“流亡政府”，那里还有人再理这个碴。

现在这个政府，唯一的一丁点收入，就是缅王那点时有时无、杯水车薪的“物质帮助”。

老板没钱，自然给员工发不起工资。这种情况下，马吉翔等几个“维权”意识十分强烈的小人物，便团结起来，发起“集体讨薪”运动，请永历帝拿出私房钱（内帑）为大家开资。

面对人数不少的“讨薪团”，永历帝处理起来倒也干脆利落。他愤怒地将用黄金打造的玉玺掷于地下，大声向各位表示：内帑没有，仅存玉玺，可将此宝凿碎均分，为大家发薪。

典玺太监李国用，被永历帝的骤然发飙的动作，当场震晕，立刻叩头表示：“臣万死不敢用此宝。”

但“讨薪团”对基本丧失权力的永历帝，己没有任何威惧，他们马上令人将玉玺凿碎，分封给欠薪的各成员。

“讨薪凿玺”事件后，末世的情节，在永历小朝廷中大面积弥漫。

“官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缅寨撮一顿，管他春夏与秋冬。”这些己失去人生理想和奋斗意志的南明大臣们，如一具具行尸走肉，常用身上仅存的珍宝衣物，跑别缅甸中换肉置酒，然后便短衣跣足，混入缅妇之中，席地坐笑、把酒言欢，全然忘记亡国之恨、君父之仇！

己若自轻，人更轻之，缅人见这些“大国流亡人士”竟如此自甘堕落，议论纷纷。

缅甸上层人士对此的品价是：“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

缅旬下层人士对此的品价是：“俺们看这些老爷，不像是兴王图霸之人。”

大臣在对外不树立良好形象时，对内也失去了基本章法。

为维护小朝廷的安全和体统，永历帝决定派官员轮流值勤巡夜，但值勤官员却“不务正业”地搞起了娱乐活动。“张灯高饮，彻夜高歌”，全然不顾忌永历帝低迷的情绪。

更有甚者，是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竟然别开心裁搞起了“创收”。

他俩在“营地”中大开赌场，致使赌场产生的噪音，搅得永历帝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这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也是缅甸的缅历年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远在异国的永历君臣，顿时思念起国内的山河和亲人来。

缅王此时也很“善解人意”，专门派人送来请柬，邀请沐天波代表永历帝，参加他们举办的“大型歌舞晚会”。

感到一丝人间真情的沐天波，携带永历帝赠送的礼品，妆装打扮，欣然前往。

但他却是“捧着一颗心来，揣着满肚气回。”

因为在联欢会上，缅王别有用心地让他脱下大明的衣冠，换上当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的使者一道，向缅王行跪拜之礼。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百多年来，沐氏家族代表着大眀皇帝，与周边的藩属国家进行着“不平等”的外交活动时，当年的缅王使者到昆明拜会沐家，统统都得行跪拜大礼。

而今日，却是乾坤倒置，大长他人威风，大灭自已志气。

当沐天波把这一切告诉永历帝时，换来的，仅是君臣二人“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无尽哀伤。

每到夕阳西下，永历帝都会走出“宫殿”，向北凝望，伫立良久。

他在思考什么，是故国的锦绣山河，是逝去的青春岁月，是为他艰苦而战的铁血壮士，还是一步走错步步错的人生历程……

我们无从知晓！

我们可知的，是此时此刻，在国内的大地上，当他的王朝，已如即将西沉的晚霞，快被漫天黑暗吞噬时，仍还有千千万万的忠贞之士，用生命和热血，奋力点染那最后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