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云南陷没

三路进军

自孙可望投降的那一天起,清廷上下就积极行动起来,筹备向南明发动新的进攻。

自李定国带着永历帝去了云南后,南明在广西的国土,就东一块、西一块地丢光了。目前,南眀的国土,仅剩下云南、贵州的全部及四川、湖南的一部。

清军的进攻,便是向这四个省份发动的。

其过程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突破防线、占领贵州;第二阶段为占领云南、消灭南明。

1657年12月15日,“大清国国家元首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爱新觉罗·福临同志(顺治帝)发表《告全旗、全军、全国人民书》,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对南明进行“最后的一战”,并签署了三路进军的圣令。

在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三路清军的具体构成及行军路线为:

西路军

统帅: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

军队构成:以吴三桂的嫡系——关宁铁骑为主,陕川甘豫的汉军为辅。

进军路线:陕西汉中→四川重庆→四川遵义→贵州贵阳。

中路军

统帅: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宗室成员、满族),固山额真济席哈(满族)。

军队构成:少量驻京八旗及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

进军路线:湖南前线→贵州贵阳。

东路军

统帅:征南将军赵布泰(满族),广西提督线国安。

军队构成:少数驻京八旗、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广西驻军。

进军路线:广西前线→贵州贵阳。

为给三路清军找一个统帅,坚信“打虎亲兄弟、上仗父子兵”的顺治帝,抱着的“用亲不用贤”原则,把年仅23岁的堂哥多尼(多铎之子),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帅三路军队。

而把己辛辛苦苦干了四年五省经略的洪承畴,撸到一边当了多尼的“参谋总长兼后勤部长”。

1658年2月下旬,中路军的罗托,率先带兵向南明的湖南防线发动进攻,南明旳丧钟,伴随着隆隆的春雷敲响。

由于李定国在军中的“大换血”,明军前线的将领,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时期,将不识兵、兵不认将、军心混乱、互相抬杠。

很快,这条纵横数百里、坚持四年多的防线,被罗托的清军突破。

突破防线后的清军,信心倍增,趁胜占领了贵州的镇远、黄平、平越州。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以“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夺取贵阳。

西路军虽然也在1658年2月,由汉中入川。但因补给困难,直到3月4日才到达保宁州。在此短暂休整四天后,即经西充向前推进。

这时的四川,万物喧嚣,人类宁静。经过二十多年战争的“残酷洗涮”,百户不存一,千里无人烟,让这里重归“史前时光”。

此情此景,让这些饱经战阵、杀人无数的征伐之士,也“坚”肠寸断,彻骨生寒。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雨一更。行军路上,这路清兵,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列阵以待的眀军,而是一个个凶残暴戾的野兽和一条条枳荆丛生的道路。

这支苦不堪言的军队,只能按图前进、伐木寻道,伐一程木,进一程兵,直到4月3日,才到达重庆,并把这座“兵微将寡”的城市,顺利占领。

占领重庆后,行军统帅吴三桂遵照清廷“先黔后川”的军事计划,置川南于不顾,率军径直经綦江向桐梓方向挺进,4月30日攻取遵义。

5月3日,经过艰苦卓绝行军的西路军,终于到达贵阳,同罗托的中路军会师。

会师后,西路军继续进攻至息烽,并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杨武部。

尔后,西路军回师遵义,并以该城为活动半径。一面休养士马,一面政治诱降。

相比中路军的“快捷”、西路军的“艰险”,东路军的进军可算是无风无浪、无忧无虑!

2月1日,东路军统帅赵布泰带到从洪承畴手里分来的三千兵马,从湖南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游游荡荡,直到3月5日,才到达广西。

在这里,他会同广西提督线国安手里的八千多兵,取道南丹州、那地州,进入贵州。先后收取了独山、都匀,并也“顺顺利利”地进入贵阳,与其它两路军会师。

至此,清军己占领了贵州除黔西之外的全部地域,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

如果说云南是“室”,那么贵州则是“堂”,现在,堂一破,室必危!

永历帝和李定国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清军一占领贵州后,就给一个叫罗大顺的土司加官进爵,请其领兵在五月间收复了新添卫,后来还给张先璧的余部,补充粮草、增添械器,助其反攻贵阳。

但这两次不成规模的进攻,因兵力单薄,或先得后失,或劳而无功!

除此之外,直到九月底李定国整军出滇前,南明在这四个多月时间,像一个反应迟钝旳老人,没有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诸位读者可能要问了,从2月淸军行动以来,明清战扬上,怎么不见了李定国同志“克敌制胜”的身影,是不是消极怠工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却又无可奈何地告诉您:“李定国同志没有任何消极怠工的表现,这段期间,他很忙,忙得不可开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自从他主持永历朝的全面工作以来,文山会海、交际应酬、杯觥交错,让这位只有“军事专才”,没有“从政全才”的同志,顾此失彼,着着失策。

当把这一切都搞得似乎“有模有样”时,己经是秋风乍起的九月了,宝贵的时光和难得的机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而占领贵州的清廷,却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一面休整队伍、筹备粮草、加派援军;一面从各地选拔“优秀的基层干部”南下贵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并采取了一些“舒缓民力”的政策,让贵州的民心,渐趋稳定。

整军出滇后的李定国,先从四边包抄贵阳,准备一举收复之!

就在他刚刚部署完毕时,洪承畴、多尼带着大批援军,从湖南气喘吁吁也赶到了。

战场形势马上为之逆转,李定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他令冯双礼守关岭,祁三升守鸡公背,李成爵守凉水井,张先壁余部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窦名望、刘镇国守安庄卫,白己则带“总预备队”,守北盘江西面的双河口。

这种部署,您一看就很明白,横竖离不开一个“守”字。

对此,我稍作对比。

那是四十年前的在萨尔浒大战中,敌众我寡的努尔哈赤,面对四路浩荡压境的明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完全不去死守一城一地,而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结果在五天之内,就在三个地点打了三次大仗,歼灭了杜松,击败了马林,围杀了刘铤,吓跑了李如柏。

此役,成为“明亡清兴”的决定性战役。从那次战役后,满清的日子,就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明朝的日子,却一天天地坏下去。

四十年后的今天,李定国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军队,如星星点灯般散落于山高林茂的黔西战场。

另外,如果我们把李定国的战绩履历表,拿来细细考查,就会发现,该同志的军事特长,既不是凭城坚守,也不是野战强攻,而是以地设伏。他特别善于借助地形的掩护,以较小的伤亡,获取较大的胜利。

但这一次,他却“让人费解”地放弃了传统优势项目,而搞起了“最不拿手”的被动防御。

这种作法,就和两百多年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打起阵地战,一样失策。

孰胜孰败,在开战前,似乎已昭然若揭!

但他这样做,的确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因为现在的军中,“秦晋”矛盾已很突出。在这种境况下,李定国很难把大家拢在一起打运动战,只能把这些士兵东一堆西一伙放在各个阵地上,让他的“晋兵”监视、督导“秦兵”来打仗尽忠。

李定国这种舍长就短的军事部署,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喜出望外。

在他的建议下,清军在平越州东南的杨堡召开“集团军司令员”会议,会上确定了分兵三路、继续进攻、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并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将进军路线及新的统帅调整如下:

中路军

统帅:多尼。

进军路线:贵阳→安顺→关岭→普安→云南。

北路军

统帅:吴三桂(李国翰已死)

进军路线:毕节→七星关→云南。

南路军

统帅:济席哈、赵布泰、线国安。

进军路线:都匀→安龙→黄草坝→云南。

至于镇守贵阳、维持治安、转运粮草,则是洪承畴及罗托的任务(这工作安全系数大)。

会后,年轻气盛的多尼,急不可奈地带着中路军,向安庄卫发动了进攻。

在数量及战斗力双双占优的清军面前,安庄卫很快失守,守将刘镇国战死,窦名望逃回。

初战告捷后,多尼的下一个目标,是关岭。

防守关岭的冯双礼是个“老革命”了,见清军人多势众,马上主动放弃阵地,退到鸡公背,与祁三升合兵一处,准备在此给清兵还之以颜色。

鸡公背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清军到了这里,强攻了几次,死伤累累,一无所获,比较犯愁。

但冯双礼更犯愁,因为眀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出现混乱,粮食已经好些天,没有运到这块高地上来了。

兵无粮自乱,几天后,吃光了存粮的数万名眀军,乱哄哄地撤出阵地。冯祁两总兵,只得“上级服从下级”,悻悻地弃黔回滇。

北路军吴三桂在进军中,主要的对手是白文选,主要攻取的目标是七星关。

但七星关真是一个“雄关阻塞戴灵鳌,控制卢龙胜百牢”的地方,对此,从山海关来的吴三桂同志,也只能望关兴叹!

攻不过去就绕过去,在关下挨了一顿暴揍后,打了半辈子仗的他,忽然“茅塞顿开”。

在重金的诱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当地向导,自告奋勇地带着吴三桂的一支“特种部队”,绕过七星关,从一条秘密小道进兵,直取关后的天生桥。

“唇亡而齿寒,齿亡而唇干”,失掉天生桥后,七星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朩,不几天,各类作战物质便告枯竭。

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神情沮丧的白文选,只得带着和他一样心情的队伍,取道乌撒府(今贵州烕宁县),退回云南。

最后说说南路军。

南路军赵布泰碰到的“进军障碍”,既不是山,也不是关,而是江——北盘江。

在北盘江畔,明军已将清军一侧的船,全部沉到冮底,而在对岸列阵以待,只等清军过江时,“痛打落水狗”。

手中无渡船,对岸有坚兵,望着激流奔涌的一江秋水,赵布泰的心头,阵阵发悸。

但他很不简单,知道“智慧从群众中来”的大道理,于是,一个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谈会,在军中随后召开。

在赵布泰的循循善诱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官岑继鲁,向他献上“锦囊妙计”。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共分两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捞出一批明军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处,找到一处明军忽视了的渡口。

就靠这两步,清军在夜间偷偷过江,并在天光微亮之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对岸的明军前。

面对如鬼魅而至的清军,大梦初醒的明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仓皇撤退,把北盘江天险扔给了清军。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退守滇西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

但这一目标,在李定国撤出昆明后,却发坐了根本性的改变。

促使这一目标改变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马吉翔。

让马吉翔改变目标的原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运筹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学严密的论证,却仅仅是一个端不台面的“心理障碍”——他本人与建昌的文安之大学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当年,在广西梧州,他为了实现“签字一枝笔”的梦想,机关算尽,手腕使足,终于把这位东阁大学士逼得“离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谋出路”。

而如今,还没过了三十年呢,河东河西的地位,骤然倒置,自已则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饭吃,这不仅让他颜面耗尽,而且权力丢光!

遥望四川,马吉翔心事浩渺,愁肠百结!

小人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说服“当家人”李定国同志把去四川建昌变成去云南永昌,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他马上想到一个同盟者,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维新的身上,是因为该同志和他一样,对北上四川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金维新曾经和现任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的“所有权”,而结下了至今难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谓生死未卜。

因为事关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维新很快被拉下水,并成为说服李定国西撒的主力军。

对李定国,金维新太明白了,讲困难是吓不住这个“铁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己经深深患上了“揽权症”,任何企图挑战他地位的人和事,都会引起其高度的警觉和不安。

就像马吉翔说服他一样,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国的“心理障碍”。

他对李定国“推心置腹”地讲:“我等新败,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这些大顺军将领必轻视而不肯听命,皇帝也会厚彼薄我;东下荆襄后,如果这些人再立一些战劢,则也会和您一样被封为一字王。届时,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会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还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体,静待天下之变!”

在权力的得与失、利与弊面前,“单纯”的李定国,也变得“不单纯”了,他同意了金维新的“建议”。

大军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两个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让南明的历史,由此缩短。

“改道令”一下达,立马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前锋不听话”。

前锋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带领的部队,主要是“秦兵”组成,本对李定国已经心存不满,现见李定国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极。他们集体拒绝执行改道的命令,继续北上,从此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二是“高官大内逃”。

听说要撤到荒凉的边疆去,甚至还可能到落后的外国去。高官们那勤于思考、先知先觉的大脑,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后果。

思想决定行动,感到“红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到茫茫旳山林中,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书张佑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左佥都御史钱邦芑这些“部级”高官内逃了,后是大学士扶钢这个“总理级”的高官也内逃了。

当然,也有既不留下,还不内逃的高官,如工部尚书——王应龙。

王应龙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的高官,自打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以来,就一直担任工部尚书一职,数十年以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现在,这位尚书己年过花甲、举步维艰……

面对用自己毕生心血建起来的大厦将要崩塌瓦解,他无法患难从君,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他从容地迭选择了自缢,悄无声息地与自己钟爱的事业永远作别。

他死后,其子也随之而去!

“君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此情此景,让永历帝欲哭无泪。

1659年1月4日,刚撤到永昌的永历帝,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隐隐作疼”的消息。

他最后的国都——昆明,已于昨日被清军“和平劫收”。

看吧,一年年是国土的沦丧;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永历帝感到,是他采取措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时侯了!

可他现在能采取的唯一的措施,就是像以前所有“犯了错误”的皇帝一样,写一份内容深刻的检讨书(罪己诏),向在冥冥之中,主宰中国帝王命运的“上天”,反省自己的不足。

永历帝写出来的检讨书行文深沉、感谢真挚,从政冶失败、用人失察、行政失误三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上天”再给自已一次改正自新的机会。

与别的皇帝有所不同,这位笃信基督教的皇帝,在检讨书之外,还写了一封《告上帝忏文》。

《忏文》中,永历帝无限苦楚地向万能的上帝发问:为什么把当皇帝这个苦差事落在他头上?为什么既然让他当了皇帝,却不给创造好的外部环境?为什么让他吃这么多的苦?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何时才是个尽头?

他的确只能这样问问了!

他不止一次想过,如果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汉人,在这朝代变更面前,完全可以厕身其外、苟且偷安、了此一生。但自已这特殊的身份,却只能让他在这皇帝这个位置上死撑,与国同存,与国同亡。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也是所有末代帝王的悲哀。他们先人向未来借下的巨额债务,需要他们这些后辈用高额的利息,一一补上。

无论是中国的“上天”,还是外国的“上帝”,都没有阻挡住清兵奔驰向前的铁蹄。

“成功劫收”昆明后,清军统帅多尼并不感念永历帝的“赠粮”之恩,马上派出吴三桂、赵布泰向永昌进军,以求将永历君臣赶尽杀绝。

在玉龙关,士气高昂的清军大败士气低落的明军,成功占领该关。

战败后的明军,在白文选率领下,纵火烧断澜沧江上唯一的铁索桥,试图用这道地险挡住西进的清军。

但经过大江大浪考验的清军,已不再惧怕这浪急滩险的澜沧江了。

他们借助夜幕的掩护,成功进行了武装泅渡。

渡过澜沧江后的清军,如过江之龙、出笼之虎,直朝永昌扑来。

李定国只得令平阳侯靳统武领兵护驾,再往西撤,退往腾冲。

这年的闰一月十五日,李定国准备用来安身立命、东山再起的永昌府,也告“沦陷”。

几轮撤退下来,永历朝的疆土,就只剩下滇西的几个小县城了。

磨盘山之战

许多英雄,胜利面前,志得意满,昏昏沉沉;但在失败面前,却能志向坚定,百折不回。

李定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在不断失败面前,他胸中的血未冷反热,气未消反长。

他要寻求合适的地点和时间,给尾随而来的清军,予以猛烈的一击!

这合适的地点就是怒江边的磨盘山,时间是1659年的二月底。

这时的清军,已跨过怒江天险,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西边的磨盘山逼来,准备攻取腾冲。

磨盘山,山高道险、径隘箐深,小路上只能容一人一马通过。

李定国旳“第六感觉”吿诉他,第一,这是一个绝佳的设伏之地;第二,常胜而骄的清军,必然会毫不防范地闯进这个地方。

通过前面的战例我们知道,凭险设伏可是定国兄的拿手好戏,当年在湖南衡阳,顺治的大堂哥尼堪,就稀里糊涂地被他用这一招,免费送上了开往“天堂”的快车。

为确保胜利,这一次设伏,定国兄还将其进行了“升级改造”。埋伏中有初伏、二伏、三伏三道,并且搬来地雷及大炮助阵。

初伏由泰安伯窦名望负责指挥,二伏由广昌侯高文贵负责指挥,三伏由武靖侯王国玺负责指挥。

具体的作战计划是:

清军进入初伏后,初伏不动,让其继续前进,直到三伏地段。

在清军进到三伏后,初伏的明军点燃地雷(非脚踏雷或手拉雷,乃第一代点火式地雷),施放大炮,宣布战斗开始。

二伏、三伏的明军,在听到炮声后,同时出击,将“万恶”的清军,围而歼之。

细节决定成败,定国兄还作出了一个专门的规定:所有的参战部队,必须预先制作干稂,埋伏时不得生火做饭,以免被清军发现。

刚刚部署完毕,不请自来的吴三桂,就大大咧咧地带着清军,走进了磨盘山埋伏区。

细节的确决定成败,但不决定人心。就在胜利已向明军翩翩招手时,叛徒卢桂生出场了。

为能换取自己今后的“富贵荣华”,卢桂生把这一天大的秘密,非常“廉价地”倒卖给正昂首阔步迈向“另一个世界”的吴三桂。

吴三桂听后,竟然激动地又哭又笑,随之,他下令己进入二伏的清军赶紧后撤。

后撤时,他还不忘顺便搞点“破坏”,专门派人到两旁的林朩从中搜杀设伏的明军。

因为没有听到进攻的炮声,伏在林木中的眀军,无人敢擅自出战,结果无声无息地死在了清军锋利的刀下。

见状,初伏的指挥官窦名望当机立断,下令鸣炮出战。

在高地指挥的李定国,也感觉情况有变,当即挥旗下令开炮。

听到炮声,二伏、三伏的眀军,一边发炮响应,一边冲向敌军。

险地求胜的明军,与困兽犹斗的清军,在磨盘山中,互不相让地绞杀在一起。

原来“设计精巧”的伏击战,转眼变成了惨烈的阵地战。清军的固山额真沙里布等十八名高级军官被击毙,明将初伏指挥官窦名望战死,至于双方普通士兵,更是死伤累累。

鲜血,将这片山林川涧,染成赤红。

战争自卯至午,最终,清军首先不支。吴三桂只得收集溃卒,撤出战场。

此时,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的精锐的明军,也无力乘胜追击。在清军撤走后,主动放弃腾冲,前往孟定(在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区以西)休整。

磨盘山之战,是李定国在屡战屡败中的一次“绝地反击”,让屡战屡胜中的清军,终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战后,清军停止了追击,灰溜溜退回昆眀养伤。

与此同时,为严肃法纪,清廷则开始了“责任追究”。经诸王大臣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统帅多尼罚银五千两,赵布泰革职为民,其余的统兵将领,包括吴三桂在内,或罚银,或降级。

由此可见,此战给清廷造成的“心理创伤”,何等巨大!

几年后,当南明已成为“过去式”,其遗民刘彬跑到磨盘山,凭吊战场,缅怀先烈。

当他到达此地时,正值日坠月升,斗转星移。

战场上的阵阵松涛、累累白骨,让他思绪万千、悲怀激烈,随之赋诗一首:“凛禀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光鲜。”

清军的后撤,终于让退入滇西的明军,有了“喘口气”的机会,除李定国、白文选、高文贵这支军队外,贺九义、李承爵等从临安府撤至元江府,邹自贵、马得鸣等撤至顺宁府,马宝、马惟兴撤至丽冮边,这让原本沉寂的边疆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

但就在大家都在欢庆劫后余生时,却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妙”的情况,他们的“名誉主席及精神领袖”——朱由榔同志,踪迹全无!

缅甸避难

就在定国兄为永历帝“去向不明”而犯愁时,永历帝一行,正心事重重地走在缅甸的大地上。

约在磨盘山战役前夕,永历帝己经带着他的“精简版”小朝廷,在靳统武的护卫下,到达中缅边境的布岭。缅甸的异国山河,已遥遥在望。

是继续留在国内坚持武装斗争,还是跑到外国寻求政治避难,面对此重大的人生抉择,这个善良而懦弱的人儿,一时间无法拿定主意。

自己拿不了主意,便会有人替他来拿,马吉翔又一次“越俎代庖”。

马吉翔替永历帝拿定旳主意,便是到缅甸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

和以前拿过的所有主意一样,这个主意,依然是他层层私欲累加后的“高度升华”。

一路上的人心涣胜、各奔东西的现实,让马吉翔清醒地认识到,自已主张的西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错误并不可怕,对错误的追责才是可怕的。即使现在,在永历并不宽敞的朝堂上,依然有一股“反马势力”在潜滋暗长,这股势力正积极谋划以此错误为借口,预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但如果到缅甸去,他将有充分的信心,在新的环境下,把“反马势力”消灭于无形,并进一步控制永历帝的一举一动。

接下来,马吉翔和其弟马雄飞、女婿杨在动员靳统武的副手孙崇雅,连夜发动了一场“兵变”,将随驾而来的大臣们洗劫一空。

人生和财产遭到“双攻击”的大臣,对原本黯淡旳前途,更加失望。失望之下,又有一批大臣选择了“伤心地离开”。

经过这次劫难,“反马势力”更为减少,永历朝的“小朝堂”,马上变成了马吉翔的“一言堂”,于是乎,永历帝的入缅,便成为新的既定方针。

2月26日,马吉翔裹胁着永历帝,率领了两千多人马,浩浩荡荡到达中缅边境。

与缅甸边关守将的联络工作,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黯国公沐天波的头上。

沐家在云南镇守两百余年,并世世代代代表大明帝国与缅甸进行外交活动,在缅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缅将见是这位爷大驾光临,纷纷下马相迎,表现得异常恭敬。

对于永历帝的入境请求,缅将表示允许,但有一条,必须解除武装,徒手入关。

一心想入缅的马吉翔,马上以永历帝的各义,命随驾人员放下武器,捧着一颗和平的心进入缅甸。

命令一下,不但士兵,而且连武装起来的太监,全部解下弓刀盔甲。在将大量的武器装备赠给缅方后,赤手空拳踏上这片凶险未卜的土地。

护驾总指挥靳统武随后赶来,但已无力制止这一既成的事实,便迅速带兵折回,将这一重要情况向李定国报告。

得到永历帝的信息后,李定国焦虑不安的心,稍许平静。

但他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朱由榔现在可是反清复明大业中,唯一飘扬的旗帜,如果这位同志一去缅甸,岂不意味着旗帜半倒。

他马上让高允臣连夜出发,去把永历帝一行接回来。

但势单力孤的高允臣一入缅境,就被缅方“身份不眀武装人员”暗杀。李定国第一次接回永历帝的计划,就此告吹。

入缅之初,头脑尚还清醒的沐天波及华亭侯王惟华,就劝永历帝:“鸡蛋是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陛下您得和太子分开,您去缅甸巡幸,太子返回云南领导抗战,这样既能互有照应,又能以防万一”。

这一意见,甚为稳妥,永历帝当场允诺。

但当该“意见”将要形成书面文件时,却被中宫王氏“搅黄”。

“搅黄”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太子,年方十岁,且是永历帝唯一的骨血。

作为一个“聪慧”的女人,她请永历帝回答:你们成年人都搞不定的事,难道靠一个未成年人就应搞定?

作为一个善良的母亲,她向永历帝表示:自己将和儿子,在干戈不休的乱世,生死相依,誓不分离。若太子回国,自已也将随之而去。

王氏振振有辞的攻势下,永历帝派太子回国领导抗清斗争一事,不了了之!

永历君臣的不请自到,的确给缅甸方面,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远亲不如近邻”,虽然和大明山水相依、声讯相通,但缅甸对其的感觉,是一没感情,二很恐惧,三还想逮机会就占得便宜。

造成这三种感觉,纯属自找。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曾专门把缅甸列入“不伐之国”的行列。但缅甸就是不自量力,经常很“不自觉”地跑到云南“捞实惠”。

但那时的大明,岂是吃素的,因此每次缅甸都被鼻青脸肿地打了回来,被打得最悲惨的一次,就发现在永历爷爷万历年间。

而每次被打后,缅甸都还得向大明上表作“自我检讨”,并奉明正朔。

因此,在永历帝入境后,心中幸灾乐祸,但却不敢造次的缅王平达格力,马上派人派车派船接应,并传令沿途村寨供应伙食。

但是,缅王却不愿意和永历帝见面,拋开历史上的百年恩怨不说,现实的情况就是永历帝背后还追着一个强大无比的大清国,与永历帝面对面,会让大清产生错误的解读,从而作出对本国不利的举动,实力弱小的缅甸,可不愿冒这个风险。

思来想去,缅王决定低调从事,把对永历帝的接待工作,定位在一个“模模糊糊、半官半民”的状态上。

他断然将永历帝的“友好使者”马雄飞拒之门外,仅派出翻译官出面传达他的旨意,允许永历君臣深入缅内地居住,但必须服从缅方的统一管理。

在缅甸宽松的政策引导下,永历君臣沓沓而行,不知疲倦地来到了缅都阿瓦城(今天的曼德勒)城边,与该城隔河相望。

真是消痩旳骆驼依然大,永历帝的“超级避难团”,连上宫女、太监、护兵下来,竟然有两千人之多,这让缅王好不紧张。

紧张之余,他马上再派出翻译官告诉永历帝,因本国首都地小屋少,居大不易,请永历帝就此在郊外居住,缅方将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必要的照顾。

必要的照顾随之而至,缅王派出士兵,将这个“超级避难团”,逐个安排到附近各村的村民中分散居住。一家一人,由村民负责“安排”该人员的日常活动及衣食供应。

刹那间,数量庞大的“避难团”,消失在缅甸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过,对永历帝及其核心成员,缅王还算容气,专门划出一块“营地”,来让他们集中居住,还专门搭建了一些“简易房”,作为其办公起居之用。

另外,缅王还特别向永历帝“进贡”了粮食、疏菜、肉类等生活用品。

投桃报李,永历帝也将自已从国内带来的金银珠宝,大量“赏赐”给缅王。

这让双方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不愠不火、不冷不热”的低层次外交关系。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在异国的土地上,永历帝又一次过上了“得过且过”的和平生活。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这个麻烦,也是我们小庶民经常遇到的——没钱。

这很好理解,在国内,永历朝廷好歹也是“中央政府”,即使掌权的军阀、权臣再操蛋,也会给他的政府拔付一些固定的经费。现在到了国外,成了名副其实的“流亡政府”,那里还有人再理这个碴。

现在这个政府,唯一的一丁点收入,就是缅王那点时有时无、杯水车薪的“物质帮助”。

老板没钱,自然给员工发不起工资。这种情况下,马吉翔等几个“维权”意识十分强烈的小人物,便团结起来,发起“集体讨薪”运动,请永历帝拿出私房钱(内帑)为大家开资。

面对人数不少的“讨薪团”,永历帝处理起来倒也干脆利落。他愤怒地将用黄金打造的玉玺掷于地下,大声向各位表示:内帑没有,仅存玉玺,可将此宝凿碎均分,为大家发薪。

典玺太监李国用,被永历帝的骤然发飙的动作,当场震晕,立刻叩头表示:“臣万死不敢用此宝。”

但“讨薪团”对基本丧失权力的永历帝,己没有任何威惧,他们马上令人将玉玺凿碎,分封给欠薪的各成员。

“讨薪凿玺”事件后,末世的情节,在永历小朝廷中大面积弥漫。

“官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缅寨撮一顿,管他春夏与秋冬。”这些己失去人生理想和奋斗意志的南明大臣们,如一具具行尸走肉,常用身上仅存的珍宝衣物,跑别缅甸中换肉置酒,然后便短衣跣足,混入缅妇之中,席地坐笑、把酒言欢,全然忘记亡国之恨、君父之仇!

己若自轻,人更轻之,缅人见这些“大国流亡人士”竟如此自甘堕落,议论纷纷。

缅甸上层人士对此的品价是:“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

缅旬下层人士对此的品价是:“俺们看这些老爷,不像是兴王图霸之人。”

大臣在对外不树立良好形象时,对内也失去了基本章法。

为维护小朝廷的安全和体统,永历帝决定派官员轮流值勤巡夜,但值勤官员却“不务正业”地搞起了娱乐活动。“张灯高饮,彻夜高歌”,全然不顾忌永历帝低迷的情绪。

更有甚者,是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竟然别开心裁搞起了“创收”。

他俩在“营地”中大开赌场,致使赌场产生的噪音,搅得永历帝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这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也是缅甸的缅历年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远在异国的永历君臣,顿时思念起国内的山河和亲人来。

缅王此时也很“善解人意”,专门派人送来请柬,邀请沐天波代表永历帝,参加他们举办的“大型歌舞晚会”。

感到一丝人间真情的沐天波,携带永历帝赠送的礼品,妆装打扮,欣然前往。

但他却是“捧着一颗心来,揣着满肚气回。”

因为在联欢会上,缅王别有用心地让他脱下大明的衣冠,换上当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的使者一道,向缅王行跪拜之礼。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百多年来,沐氏家族代表着大眀皇帝,与周边的藩属国家进行着“不平等”的外交活动时,当年的缅王使者到昆明拜会沐家,统统都得行跪拜大礼。

而今日,却是乾坤倒置,大长他人威风,大灭自已志气。

当沐天波把这一切告诉永历帝时,换来的,仅是君臣二人“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无尽哀伤。

每到夕阳西下,永历帝都会走出“宫殿”,向北凝望,伫立良久。

他在思考什么,是故国的锦绣山河,是逝去的青春岁月,是为他艰苦而战的铁血壮士,还是一步走错步步错的人生历程……

我们无从知晓!

我们可知的,是此时此刻,在国内的大地上,当他的王朝,已如即将西沉的晚霞,快被漫天黑暗吞噬时,仍还有千千万万的忠贞之士,用生命和热血,奋力点染那最后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