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尘埃落定
永成历史
从1659年夏到1660年夏，天地又走完了一个四季的轮回。
在这个四季的轮回里，平西王吴三桂收获颇多、心情颇佳。
永历帝亡命缅甸，其小朝廷已如风中残烛、仅存点点幽光。
四川明军有组织的抵抗，逐告平息。清军己次第占领灌县、绵竹、什邡、汉州、简州、成都等地，来自侧翼的威胁，已经解除。
南明云南沅江知府那嵩的“不合时宜”的起兵反抗，经过三个多月的大军围剿，已告平息。
退至滇西的明叙国公马惟兴、准国公马宝、汉阳王马进忠的儿子马自德、怀仁侯吴子圣、征蛮侯杨武等南明“高干”，陆续降清，并前后带来三万降军。这些降军，被三桂同志，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改编成十营新附军，成了他的一支“准嫡系”部队。
只有被打成“游击队”的李定国、白文选，贼心不死，仍在边境地区兴风作浪，蚍蜉撼树。
忆往昔，磋跎岁月！
看明日，豪情满怀！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胆大的念头，在吴三桂的脑海中，悄然诞生！
他想通过自己的运作，使吴家成为继明朝的沐家之后，成为世代镇守云南贵州的“新滇王”。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愿望，也是自入关以来，跟来他一路风餐露宿，拿生命赌明天的部下集体的愿望。
是呀，十七年东奔西走，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安身存命的家了！
让吴三桂欣喜的是，他们的这一愿望，正在机缘巧合间，一步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先是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征南将军赵布泰忍受不了这大西南的湿热，领着手下的满洲兵回北方去了。
后是经略洪承畴因眼疾加剧（这回是真的），回京调养去了。
只有脸皮最厚、适应能力最强的他留了下来，并总管云南贵州的军民事务。
虽清廷末给正式名份，但大权在握的他，已把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之所，看作了自已的“自留地”，禁止任何人再来染指。
自然，这块土地的旧主人——永历帝和李定国，就成为他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在永历帝与李定国之间，两者孰重孰轻，吴三桂和清廷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吴三桂认为永历帝是脑袋，李定国是胳膊。必须先花大气力砍掉永历帝这颗大脑袋后，才能让李定国这根胳膊难存而亡。
但清廷可没有脑袋胳膊的认识，他们非常乐观地认为，一、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已如秋后蚂蚱，大可由其自生自灭；二、境内的李定国虽然活动猖獗，但只要新政府在云南注重民生、加强文治，这些“游击队”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也不必专门派兵进剿。
清廷作出这样的决策，不是仁慈，而是实在没钱了！
连年用兵、财政枯竭，到了1660年，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实在没钱给吴三桂再折腾下去了。
在与清廷意见相悖的情况下，吴三桂著名的奏折——“三患两难”，横空出世！
在这篇当时名躁一时的奏章中，吴三桂先说若永历帝在缅不死，则将给云南带来“三大忧患”。
一是李定国、白文选，随时可以打着永历帝的旗帜鼓惑人心，卷土重来，此是门户之患；
二是云南土司，对明朝仍藕断丝连、心存感念，一旦永历帝对其封官许愿，则有可能起兵反叛，此是肘腋之患；
三是投诚的明军，虽已经“就地安置”，但却难忘故主，一旦永历帝和李定国合起来内犯，必生叛心，这是腠理之患。
讲完“三患”后，吴三桂开始讲“两难”。
“两难”则讲如“三患”不除，则导致驻军过多；驻军过多，则导致民众负担过重；民众负担过重，则导致支持叛军；叛军猖獗则又导致驻军再增……其分折可谓丝丝入扣、环环相接。
这份奏章，的确是吴三桂同志多年来在公文写作领域，难得一见的美章佳作（让他没想到的，日后当其打着“为永历帝报仇”的名义起兵时，这一奏章立刻被他清廷公告天下，成为揭露其丑恶嘴脸的有力武器）。
在他这份处处透露着强烈危机意识奏章的引导下，清廷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被迫同意”了他的进剿方案，并由户部向全国加派特饷230万两白银，凑足后交给其作为行动经费。同时，还派出定西将军公爱星阿率一支八旗军赶往云南，配合他进兵缅甸。
吴三桂在1661年8月左右，收到白花花的银两后，却不急于进兵了。他慢条斯理地给缅王写了一封信，告知其大清将兵临缅甸，跨国追捕“头等逃犯”永历，请其好自为之，不作有损于本国人民利益的事，不做有损于两国友谊的事！
收到吴三桂恐吓信的缅王，已不是前些年那个叫平达格力的缅王了，而是他的弟弟莽白了。
不过，这个弟弟的继位，并不是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法和平实现的，而是在今年五月份，靠宫廷政变，杀死他的亲哥哥平达格力后上台的。
靠暴力手段夺取王位后，莽白在第一时间向永历帝发来请柬，请其派使致贺，以增强自已的政治影响力。
但永历帝虽然身陷异邦，穷困潦倒，但做大国之君的底线还是有的，他马上以莽白“得位不正”为由，严辞拒绝了其“不正当的请求”。
在这之前，李定国、白文选为接永历帝回国，曾三次深入缅境，虽末达到目的，但却给拦截的缅军以重大杀伤，这让缅甸国内的“反明”情绪，一度高涨！
旧仇新恨之下，莽白与“永历帝这个政治避难团”的关系更加恶化。
为排遣胸中的一口恶气，并进一步控制永历帝，莽白精心搞了一个“咒水誓盟”的阴谋活动，请永历帝派众大臣参加。
为消除永历君臣的疑虑，莽白派来的使臣一再解释：明缅双方的人员在一起喝咒水后，将会尽释前嫌、和平共处、再不相犯。
永远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一等的马吉翔，立刻拉上沐天波这个护身符，带着一大帮文武官员及护军，浩浩荡荡渡过河，前往缅方指定的者梗之睹波焰塔，兴致盎然地准备品尝一下“咒水”的滋味。
但一到塔下，他们一行即被三千缅兵团团围住。缅兵对这些来自天朝上国的客人，倒也很不客气，挥刀就砍，拔矛就刺。
可怜的南明官员及护军，手无寸铁，只得转身去找柴棒、石块来进行“紧急自卫”。
在这场毫不对等的战斗中，马吉翔最终没有逢凶化吉、遇难呈“翔”，在痛苦的哀嚎中，被缅兵一刀一刀地砍死劈烂。
随他一起来的邓士廉、杨在、马雄飞等官员，全部被剁，无一幸存！
沐天波本可以不死，对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大明黔国公，缅兵还是区别对待的，首先把他拖出了包围圈，但沐天波却很不识相，夺取了缅兵的刀奋力反抗，一下子杀死缅兵九人，最终也被怒不可遏的缅兵乱刀残杀！
沐天波同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以自己的死，为朱沐两家执行了两百多年的生死契约划上完美的句号，诠释了一个家族累世的忠诚！
屠杀完毕后，意犹未尽的缅兵，转身朝永历帝的行宫杀来，展开了第二轮屠杀！
除永历帝、太后、皇后、太子、内官、宫女外及小部分官员外，行宫内的其余人员，全部被杀，所剩无几的财物也被劫掠一空，原来煕熙攘攘的行宫村内，顿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莽白见自已目的已然达到，便摆出一副“正直善良”的面孔，下令部下终止了这次犯罪活动，并将现场清理，对幸存下来的南明君臣，给予粮米、铺盖、银两等加以安抚，这就是发生在1661年8月间的“咒水事件”。
自此事件后，永历帝的“政冶避难团”，完全成为莽白手中的一枚棋子，何时举起、何时放下，完全由其操纵。
当然，莽白操纵永历帝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喜好，他是想在明清的战争中，聊以自保本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本国的人民不受屠杀！
至于他是把永历帝交给明朝的李定国，还是清朝的吴三桂，暂时还没有定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当他拿到吴三桂的吓唬信时，前思后量，举棋不定的原因。
但时间是不等人，就在这年的八月底，吴三桂的清军已兵分两路，不宣自战地进入缅甸。前锋势如破竹，到了十一月份，就直逼缅都阿瓦。
战争形势已不容莽白再“玩两个鸡蛋上跳舞”的把戏了，1661年12月2日，他让缅相锡真把永历帝一行哄出，送到清营，请清兵高抬贵足，息战归国。
整整一夜，永历帝恍然如梦，先是被人告之李定国将派人来接，后是被人连推带搡地架上了椅抬，一路狂奔到一条大河边。最后，在这条河边，他被一个自称叫王会的“明将”领着，向一座灯火通眀的营帐走去。
直到了营中坐下，看到一群群梳辫子的清兵时，他才明白，一切都完结了。
这一刻，来得他突然了，来得太不可思议了，他曾预想过自已的种种下场，但却没有预测到最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到敌人的面前。
他此时的感觉，既不是痛苦，也不是恐惧，而是一股难以名状的窝火和无助。
在恍恍惚惚中，他半梦半醒地度过自已在清营中的后半夜。
次日清晨，胡乱地吃了几口饭后，永历帝开始在自已持殊的“行宫”内，接受各官的“朝拜”。
这些来“朝拜”的官员，大部分为汉官，小部分为满官。拜见时，或面露愧色，或神态悲戚，或啧啧称奇。拜见时，倒也很有礼貌，不是下跪、就是作楫，其后便默不作声，鱼贯而出。
对这些汉官满官，永历帝表现得很是淡定，既不怒目而视，也不哀怨乞怜。
一个多时辰后，一个身材适中、面容白皙、衣着华丽的人物，出现在永历帝面前。
来人直挺挺地站在永历帝面前，颇显孤傲冷竣，对着这个已经沦为阶下囚的皇帝，仅作了一个楫后，便默不作声。
凭直觉，永历帝猜测，来人应该就是这次“擒拿”自已的总策划人——吴三桂。
但他仍矜持地问：“下站者何人？”，一次未答后，便直勾勾地盯着来人。
僵持了一阵后，来人忽然扑通跪倒，声音苍老而悲凉地答道：“臣吴三桂是也！”
“是的，果然是你，引狼入室，把大明朝推入血海苦渊的特大罪人！”，多年来淤积于胸的怒火，终于在永历帝的心中，瞬息爆发。
九月间，当永历帝得知吴三桂统兵入缅时，曾亲自写了一封乞告信，请他看在大明列祖列宗的薄面上，看在大行皇帝崇祯的恩典上，看在同为汉家一脉的情份上，放自己一码。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自己的那一番表现，纯粹自取其辱、糟蹋感情！
好了，既然如此，那么就索性来一场洪洪烈烈的辩论吧！
作为正方，他厉声向吴三桂质问：“妆非汉人乎？妆非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叛国负君若此？妆自问妆之良心安在？”
辩论由此开始，但我们却听不见反方吴三桂的任何反驳。
每一个人在成长历程中，都有过对不起的人，对不住的事，这些人和事，如沉重的铁锤，往往会在某一时刻，敲打着自己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在吴三桂的内心深处，过去的大半生中，最对不起的人，不是为自已残死的三十三口亲人，而是崇祯朱由检。
十六岁那年，为救出被后金兵围困的父亲，他违反军纪，擅自带着一百多个家兵冲出山海关……事后，崇祯非但未予追究，反而赞誉其“勇冠三军，孝闻九边”，让他这个束发孺子，一举成名。
尔后，在崇祯的关爱下，他的仕图一路通达，不到三十岁，便成为独霸一方的统兵大员。
松山一战，他弃主帅（洪承畴）于不顾，临阵脱逃。但崇祯知道后，未加追究，反而在次年，将其擢升为山海关总兵，将大明最后的一点精锐，全部交给其统领。
而他最对不住的事，便是为了荣华富贵，投降异族。
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汉人，流着汉人的血，说着汉人的话，受着汉族文化的恩泽……
这一切，常会让他在不经意间，辗转反思、内心不安！
永历帝连续的四问，加上那与崇祯帝隐隐约约相近的容貌，让他的良心的闸门，忽然开启，高傲的头颅，骤然低垂。他哭了，从低泣到嚎哭，最后竟哭得惊天地、泣鬼神！
哭吧，哭吧，亲爱的三桂同志，也许只有这滔滔的泪水，才能洗刷你内心的污垢，让你的心灵暂归纯净！
这下轮到永历帝不知所措了。
他本来想等着与吴三桂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以便在辩论中，树立一个“凛然千秋”的烈士形象。
但他这一丁点理想，却被吴三桂这一席泪水，渐渐软化！
他转而平静地对吴三桂说：“卿平身！”
这简短的三个字，传达着和解，递送着温情，让吴三桂的嚎哭，顿然停止。
但吴三桂没有站起，依然跪着，恭敬地询问着永历帝的下一步“规划”。
接下来两者的谈话，波澜不惊而“诚恳务实”。在吴三桂缓缓流淌的讯问中，永历帝求生的欲望，再次被激起，他说出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欲回北京为列祖列宗守灵！”
吴三桂没有异议，他坚定沉着地说：“臣愿实心办之！”
谈话就此结束！
吴三桂再次叩头后，准备退出！
但他发现自己的下肢完全麻木，一时间竟无法挪动。
幸亏左右发现了他这一尴尬，赶快将其扶起，踉踉跄跄地退出永历帝的“行宫”。
“行宫”外，阳光刺眼、乍暖实寒。众多的部下聚拢过来，向这位面如死灰的平西王，投向复杂的一瞥。
吴三桂烦躁地摆摆手，让部下各自退下。
回到大帐中的吴三桂，冷静片刻后，向全军传达了班师回国的军令。
捉住了永历帝这只“政治大鳄”，足可对清廷作一交待了，他已无心再战。
返回国境后，他除留下一部分军队对付李定国、白文选的“游击队”外，其余的队伍，整队向昆明进发。
一路上，永历帝及其家人，在生活上倒是受到了吴三桂“相当精心”的照顾，这让他感到了“归国”的温暖，求生的愿望，反而比以往更加强烈。
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1662年3月12日，永历帝及其家人，跟着吴三桂凯旋的队伍，回到昆明。
听说永历帝回来了，昆明的百姓，再次倾城出动，万人空巷地迎接这位落难的天子。人们对老朱家的感情，恍若隔世，但对这位撤退时不肯烧掉百姓存粮的朱由榔，却情有独钟。
大家仍清晰地记得，六年前，永历帝在明军的簇拥下，气宇轩昂地进入这四季如春的城市。那时的人们，何等欢悦，何等激动！
六年后的今天，永历帝在清军的押解下，黯然神伤地再返这美丽依然的城市。这时的人们，何等失望，何等哀叹！
此情此景，让本就多愁善感永历帝更是潸潸泪下；
此情此景，让本来天性豁达的昆明百姓也泪光滴滴。
但此情此景，却让心胸本不宽阔的吴三桂醋意大发。
1662年，注定将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冥冥上苍，仿佛已厌倦了华夏大地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与杀戮，将那些个代表了战乱时代的风云人物，开始一个个地召回天庭！
第一个被召回天庭的，是大清王朝的头号人物——福临。
1662年1月7日，年仅24岁的顺冶帝，患天花在北京出世，把一个锦绣却不安宁的帝国，交到了年仅8岁的儿子玄烨手中。
他为了不让儿子再吃家里人的亏，转而将这个帝国的行政权，交给家外人——四个辅政大臣，暂时打理！
就在这种权力的新老交替中，一个“顺天趋冶（顺治）”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全民致富奔小康（康熙）”的新时代，已经开启。
这个时代开启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天下诏告：“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输之劳。疆围从此奠安，闾阖获宁干止。”
换了新主子的吴三桂，马上考虑是否兑现自己的承诺，上书恳请清廷给永历帝一个善终！
他心中为数不多的善良因子在提醒自己，应该兑现诺言，保护故主，以便让全天下人感到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奇男子。
即使不能兑现诺言，他也不希望永历帝死在自已的手中，他想以“献俘”的名义，把永历帝交给清廷，让他们去处理，避免自已承担汉人万世的骂名！
但他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转眼间就被几场突然而至的兵变粉碎了。
在永历帝回到昆明的一个月里，昆明及周边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十几场兵变，兵变的参与者，不但有刚刚收编的明军，还有他从山海关带来的“辽军”。
这些兵变的目的，只有一个——救出永历帝。
闻此消息，准备兑现诺言的吴三桂，开始打起了退堂鼓。他那颗“私欲第一”的心，又一次支配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他为了划清界限、撇开自已，十万火急向清廷上了一道建议将永历帝“就地处决”的奏折。
在利益面前，他又一次违背了自已的诺言，但这并不是他最后的一次违诺。在未来的岁月中，吴三桂同志，还将会屡屡违诺。
对吴三桂的奏请，清廷马上下旨同意，并由其具体负责执行。
傻了眼的吴三桂，只得玩起来“隐身”，把这一遭人唾骂的苦差事，交给副手——满将爱星阿去落实。
1662年4月25日，在昆明郊外的箅子坡，永历帝的大限到了，南明王朝的大限到了！
随同永历帝共赴黄泉的，还有他年仅12岁的儿子。
在爱星阿的建议下，处死他们的方式，比较干净，而且很具有满族特色——用弓弦而不用刀剑（参见多尔衮母亲的处死方式）。
当弓弦套到脖子上时，永历帝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相信一个只知利害的人诺言，多么幼稚、多么可笑！
随着弓弦的越勒越紧，他仿佛看见自已的一生，呼啸着从眼前飞过，他怯懦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怯懦地被人从这个世界上赶走！
他的双手在拼命地挣扎，却什么也没有抓住。当生命即将终止的那一刻，他游离的目光，最终定格在儿子的身上。
“走吧，孩子，一起上路吧，愿我们自今而往，不复生帝王之家”。
“艰难苦恨繁双鬓，未老先衰尚英年。”永历帝被害时，虽容颜苍老，但却年仅39岁（同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这些一世枭雄死时同岁）。
至此，永历这一年号，成为了永远的历史。
至此，那个懒皇帝万历帝的子孙，全部撒手人寰！
至此，南明的最后一面代表大明正统的旗帜，飘然坠地。
但旗帜虽倒，刀戟仍在，热血尤存！
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反清复明”这个幽灵，这个代表汉族不屈与抗争的幽灵，依旧会在大清的国土上，在新权贵们的头顶上，游荡、游荡！
定国之死
看着永历父子的生命，一点点地逝去。躲着暗处观刑的吴三桂，浑身颤栗，虚汗直冒。
为彻底清除这父子俩留在世界上的任何痕迹，行刑完毕后，吴三桂命昆明知县聂联甲，带领手下把他们的棺木抬到北门外，秘密焚化。
缅怀英雄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同情弱者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在听到永历父子死讯的昆明市民，置清政府的“白色恐怖”于不顾，三三两两地结伙出城，拾得父子俩未烬的残骨，合葬于太华山上。
以后，每到清明时节，昆明市民在给亲人祭奠扫墓时，也会向这位为国死难的父子俩，寄去一份怀念和哀思，并口口相传，将“篦子坡”改为“逼死坡”。
返回城中的吴三桂，马上就落入了一种莫名的狂躁之中。他曾杀人无数，但从没有像杀这父子俩，让他这样感到这样的恐惧和愧疚！
但这种不良情绪，很快就被清廷姗姗而至的“封赏”化解了。
清廷鉴于他在擒拿并杀害永历帝的“特大贡献”，特加封其为亲王（清朝历史上唯一活着就被封为亲王的汉人，孔有德是死后封的亲王），并镇守云南及贵州。
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到手了，虽然没有老沐家“世代镇守”的风光，但毕竟也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这让吴三桂一时“春心荡漾”！
而且，好事接踵而至，中缅边境上抗清武装的重要领导者，李定国同志最亲密的战友——白文选，终于打熬不住，“不好意思”地带领三千部下，“羞羞答答”地投向了大清的怀抱。
放眼望去，整个云南也就只有李定国还“贼心不死”，领着五六千人，东奔西走，仍在不自量力地和他对抗到底。
对付这个死硬分子，吴三桂做的很是辛苦，一方面建立了多道封锁线，切断李定国军的“输血渠道”；一方面轮番派出军队，不断扫荡李定国军的“定居点”。
但随后的事实证明，李定国这个人，光靠物质的力量是打不跨的。
要打跨这个人，还得靠精神的折磨。
他分析，李定国从事“反清复明”运动的精神动力，就是坚信永历帝还活在，复明仍有希望！
是时候了，吴三桂马上通过各种渠道，把永历父子遇难的“不幸消息”，迅速向边疆地区传播。
而此时，呆在中缅边境的李定国，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失去政权就意味着失去税收，失去税收就意味着失去供养。现在，李定国每天睁眼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为手下的这五六千士兵，三万多家属，筹措粮饷！
接下来，他还得时时提防清军的袭击，间谍的渗透，意志薄弱者的叛背……
为此，他不断转移阵地，从孟定到洞乌，再从洞乌到九龙江。
但即使如此，当昔日的“队友”们纷纷弃戈归清后，他依然痴心不改，孤军奋战在澜沧江畔！
上天总会给坚持者以希望，1661年5月，暹罗国（即现在的泰国，当时与明朝接壤）派来了使者六十余人，主动和他联络，请他先把手下的明军带到景线（现泰国境内，与老挝、缅甸相临）休整。休整结束后，该国将提供大象、马匹和士兵，帮助他们收复云南。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暹罗国之所以“拔刀相助”，是因为在万历年间，明朝对“地区霸主”缅甸进行了惩戒性的自卫战争，从而使暹罗国免受侵害。两国就在那次共同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今，岁月流转，强弱倒置，但该国却来偿还这份情来了。
这“迟来的爱”，一下子让苦闷中的李定国精神大振，他盛情款待了来使，并派出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人，同往暹罗国商讨具体合作事宜。
但好事之后，往往就是坏事。就在李定国重燃希望之火时，永历父子遇害的噩耗，传到了军中。
李定国一听此消息，果然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
由于戎马倥偬，他和他的部下读书都不很多，《三国演义》是他们常看、常听的一本“好书”，大家对忠诚的理解，皆从这本通俗读物领会而来。
在探讨“读书心得”时，部下常爱把孙可望比作曹操，把他比作诸葛亮。
每当这时，他总是立马纠正：“诸葛亮自不敢比，做一姜维，死而后已！”
“现在，一语成谶，蜀汉在姜维手中而亡，明在我手中而亡！”
对照自已，李定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
但这还是不足以打跨这位“硬汉”的，老朱家的子孙很多，李定国只要能从永历父子死亡的阴影解脱出来，日后再找一个类似“隆武”或“鲁监国”的远支宗亲，仍还是可以扛着“反清复明”的大旗，继续和清廷斗下去。
但更大的打击，却平地而起！
由于他们驻扎在人烟稀少、物质奇缺的滇西，人员又以北方人居多，极难适应西南边陲这湿热多雨、烟瘴丛生的气侯，自五月起，军中便开始大规模流行瘟疫。
瘟疫，对这支失败情绪弥漫军队的打击，犹如雪上添霜。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有近一半士兵无声无息地倒下。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李定国唯一的办法，就是撰写表文，焚告上天！
他祈祷上天：“如大明国运未绝，则乞赐军民无灾；如大明气数己尽，则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累他人”！
上天似乎无动于衷，不断又有人因病含恨辞世！
“衷莫大于心死！”，看到天不佑明，李定国由希望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绝望。
绝望之中，病毒乘虚而入，他也成为众多瘟疫感染者的一员。
自知来日无多的他，把军队交给了他最信任的靳统武统领，让其子李嗣兴拜其为父，并嘱告其“宁死荒徼，勿降清虏！”。
了结完这桩事后，他僵卧在四面透风的窝棚内，静静等侍死神的到来。
弥留之际，他恍恍惚惚地看到孙可望（孙可望已于1659年11月被清廷在出猎时“秘密暗杀”，官方公告是“病死”）和刘文秀，来到他的病榻旁，与他争论。
孙可望愤愤不平地指责他不懂谦恭礼让、赶尽杀绝，逼得自己功亏一篑，投身清奴。
刘文秀则唉声叹气地埋怨他孤傲冷峻、难当重任，搞得大明山穷水尽，终归于亡！
他刚想辩解，但二人已飘然而去。
他苦笑了，他相信身后真会另外有一个世界，在那里，大家终将相见！正确、错误、高尚、卑鄙、忠诚、奸诈，将一一辩明。
1661年6月27日，带着大业未成的遗憾，带着重振汉族的理想，李定国闭上了不屈的眼晴！终年41岁。
总结他的一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一生。
前半生，他在“反明”，反抗一个强者压迫弱者的明朝；后半生，他在“护明”，护卫一个弱者抵抗强者的明朝。
外在虽异，内核相同。
虽然他曾经被利益迷惑，曾经为权力折腰，但最后，却用最宝贵的生命，为以往并不完美的人生，补一个完美；为南明并不圆满的结局，添一份圆满！
至今，在勐腊，为纪念李定国而建立的“汉王庙”，仍香火旺盛。袅袅轻烟，诉说着多少代人不散的敬仰！
前文中，我曾赞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现在仍然！
在李定国死后，接替者靳统武不久也染病身亡，失掉依托的李嗣兴与蜀王世子刘震，最终失去了格遵遗训的信心。
在这年的12月，他们带领士兵及家属1200余人，在洱海接受了吴三桂的改编，并被授与都统一职。
其后，一直兢兢业业工作李嗣兴，升到了清朝陕西宁夏总兵的高位。
他们的归附，标志着明军在云南边境有组织的抵抗，全部结束。
虽然停止了抵抗，但仍有数千不屈的明军及家属，没有归降。
他们自发地聚集在中缅边境阿瓦河东的荒山僻野中，艰难过活，对外则自称“桂家（以纪念桂王朱由榔）”。
后来，疆域变更，“桂家”的栖居地，全划入了缅甸。
经过三百多年，这个种群，仍在顽强地坚持着本民族血脉和文化。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被缅甸政府界定为一个新的民族——“果敢族”。
目前，这个散落在异邦土地的汉民族，已有15万人口，他们日常用语，是汉语（普通话）；使用的文字，是汉字（简化字）。
从1647年大西军入滇，到1661年抗清战争失败。云南，实际成了反抗异族入侵的“中流砥柱”。
“母亲叫儿打东虏，妻子送郎上战场”，十四年间，云南为战争出力、出兵、出物，这让这个原本在全国默默无闻的边疆省份，在全国的大舞台上，崭露头角。
这场战争，锻炼了云南人民。从此给这里的人民，注入了一种“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血性。
近代，袁世凯窃国称帝，当全国尚在噤若寒蝉、鸦雀无声之际，是云南人民，在有“当代李定国”之称的蔡锷将军领导下，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
抗战时期，在“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的鼓舞下，又有多少云南青年，投笔从戎，为国而殇！
忠诚之后，延续忠诚；
英雄逝去，遍地英雄！
收复台湾
在云南抗清烽火渐渐熄灭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有组织、成规模的反清武装，就剩下“两大一小”。
“两大”指金厦的郑成功和夔东的十三家，“一小”指临门岛的张煌言。
下面，我将一一述说他们各自的结局。
在进攻南京失败后，郑成功前脚回军厦门，达素后脚就赶来围剿。
对这种登鼻子上脸的作法，明军上下都很愤怒！
于是，大家同仇敌忾、遇鬼杀鬼、逢魔降魔。结果一仗打下来，就把达素整了个七荤八素、折兵损将。
无颜回去见京城父老的达素，只得“引咎自杀”！
达素用他的失败及死亡，终于让清廷明白了一个铁一样的事实——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消灭海贼郑成功，无异是痴人做梦。
梦醒之后，清廷开始面对现实，虚心向各地官员征集对付郑成功的“良方”。
这一“良方”还真被提了出来，但让人恼火的是，“良方”的发明人，竟是大明的缔造者——朱元璋。
这一行之有效的“良方”，就是“迁海”。
所谓的“迁海”，就是把沿海一定范围内的居民，统统迁走，造成“海贼”们登陆后，居无所、食无粮、抢无物……在得不到任何“接济”后，自动完蛋。
明初，朱元璋在对付东南沿海的倭寇时，用的就是这个方子。结果搞得东洋小鬼子们在中国根本无法立足，只得乖乖回国另谋出路。
而今，清廷决定在不交任何“专利使用费”的情况下，古为今用，搞一个“迁海”大工程，把郑成功变成倭寇第二！
清廷以顺冶帝的名义颂布旨意，规定大清国的沿海省份，自直隶到广东（当时广东含现在的广西及海南），濒海三十里内的居民，一律内迁；内迁后，未许政府允许，一律不得擅自出海捕鱼及贸易；如有违反，全部按“通贼”治罪！
利用政权的暴力，迁海令基本得到了“贯彻和落实”，这给主要靠海外贸易和“无偿征收”生存的郑成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为重找新的发展空间，收复台湾提上了郑成功的议事日程。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早在三国时期，吴帝孙权就派大将卫温到达这座美丽的月牙岛，开始了中国人正式经营台湾的历史。
但如今，台湾却被全球殖民侵略的急先锋——荷兰霸占着。明朝虽然于1624年在澎湖打败了这帮强盗，但却没有能力乘胜收复台湾。
对于台湾，郑成功也并不陌生，父亲郑芝龙就曾在台湾设立了多个贸易网点，并组织过大批福建人到台湾屯垦，所以他对台湾的情况，已有了大致的了解。
恰在这时，何斌的到来，更坚定了他收复台湾的决心。
何斌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评议会中任通事（专职翻译）达十多年，掌握着台湾的核心机密。这次回归大陆后，专门向郑成功献上了一副秘密地图，图上专门标明了船只如何航行才能绕过荷兰炮台在鹿耳门登陆。
特别让郑成功欣慰的是，何斌还自告奋勇，充当向导。
万事俱备，1661年2月3日午，25000名明军在郑成功的率领下，从金门登上400多艘修造一新的战船，乘风破浪，向台湾海峡驶来。
次日中午，到达澎湖列岛。在此休整三天后，2月8日，直航台湾，下午一时左右，即抵鹿耳门。
在何斌的亲自引航下，大明船队成功绕过荷兰鬼子的炮台，顺利抵岸。
早已不堪殖民者压迫的台湾人民，早就秘密聚集了两万多人在岸边接应。在他们高效率的配合下，不到两小时，已有数千明军踏上了宝岛的土地，大批战船，也驶进了热兰遮城和赤嵌城之间的海湾。
明军登陆后，首先如何打败这来自万里之遥的“荷兰鬼子”。
但要问台湾有多少这样的“鬼子”，说出来挺寒碜人，总共也就有1200名陆军和200名海军。
其中800名陆军由台湾殖民最高长官揆一领着，呆在热兰遮城；另400名陆军由荷军总司令描难实叮领着，呆在赤嵌城；而200名海军，则分别呆在赫克托号等四艘战舰上。貌似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在台湾，也就是这点家底！
第一场战斗，在海上和陆上同时打响！
自认为很不含糊鬼子海军，就用那四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发动了进攻，明海军则出动了六十艘战船予以迎击。
这是一场“独虎战众狼”的较量，鬼子的战舰虽然拥有炮火（鬼子的船平均装有火炮40门，而明军每船仅有2门）、吨位上的优势，但在数量占优、机动勇敢的明战船攻击下，领头的舰赫克托号沉没，斯·格拉弗兰号重创。
剩下的两艘一见情况不妙，连赫克托号上的落水士兵都不予救护，拉上斯·格拉弗兰号余者狼狈逃窜，结果搞错了方向，逃向了日本。
陆上的战斗则更糟。
荷军上蔚拔鬼仔带着240名鬼子，手持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火枪，从热兰遮城出阵，但马上被一千明军藤牌＋火铳的组合，打得鬼哭狼嚎。拔鬼仔及180名鬼子全部报销，其余的鬼子则失魂落魄跑回热兰遮报丧。
双战告负后，领教了明军厉害的鬼子们，再也不敢主动出击。龟缩在热兰遮与赤嵌城，等待来自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救兵。
明军马上组织进攻，把这两座城分隔包围起来。
赤嵌城，虽然也叫城，但如果按中国人对城的理解来看，顶多就是个小堡子，而且以木石结构为主体。所以，围城后，明军便先拿这里开刀。
几天后，数万明军就每人抱上一堆柴火，热热闹闹地跑到赤嵌城堆“柴火山”。
堆好“柴火山”后，明军举起火把，通过通事向鬼子喊话：“愿生愿死，请君自便！”
鬼子们没有做“烤人”的雄心，一见如此，马上在总司令描难实叮的带领下，打开城门，恭恭敬敬地请明军入城。
第一个堡垒顺利攻破，但剩下的热兰遮，就比较难搞了！
热兰遮城是一项“优质建筑工程”，石垒砖筑、坚固耐用，炮轰不塌，火点不着，而且兵多粮足，明军一时半会还真攻不下来。
郑成功这次倒显得不急不躁，在用深壕高垒、群兵众将把该城围起来，就扔在一旁不再理睬，转而扎扎实实地推进自已的“三大建设”去也。
军事建设上他命令黄安带着第二梯队6000余人抵台，连同部分首批抵台的军队，向台湾腹地推进，用了不到一月，就轻松占领全岛。
政治建设上他出榜安民、开州设府，并亲自跑到高山族聚集的地区，同这些同胞联络感情。
经济建设上他更大规模从福建向台湾移民，计口授田，建立“民屯”；同时也让士兵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建立“军屯”。
这边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让呆在热兰遮城的揆一如百爪挠心，狂暴不安！
到了8月12日，事情还真的有了些变化，揆一盼望已久的援军，终于在雅科布·考乌的率领下，坐船从印尼来到了热兰遮海域。
但在中国的地盘上，老天爷还是帮中国人的。雅科布·考乌的船只一到台湾，就遭遇了一场大飓风。
雅科布·考乌见风就逃，带着舰队一口气跑到了外海。
在这里，他消消停停地呆了下来避风，且一避就是28天。
28天后，他带着舰队悄悄绕到明海军的船队后，准备搞一次忽然袭击。
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早有防备的明海军，马上对他“反袭击”，搞得让他两艘主力舰被击沉，三艘小艇被俘虏，连兵带将损失128人。
雅科布·考乌这次仅带了700人，一下子损失了五分之一后，便心灰意冷，升锚返航。
随着援兵的溜号，空欢喜了一场的热兰遮城，再度陷入绝望。
鬼子们没有受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育，一看这架式，不想再无谓地牺牲下去，便一小批一小批地出城投降。
而呆在城里的鬼子，因为缺粮少药、悲观厌世，不断有人去找中国的“阎王爷”报到。
在士兵非死即逃的情况下，1662年2月1日，经过城里台湾评议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向郑成功投降。
2月10日，降下降旗的鬼子，全部走人。被荷兰人统冶了38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重大胜利，他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大灭了帝国主义的锐气，为以后反击沙俄浸略的雅克萨之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二十多年后，这支军队中的藤牌军，将光荣北上，到冰天雪地的北国边陲与俄军精锐哥萨克较量）。
在南明历史上，郑成功虽然有过“割据自雄、不识大体”的不良表现，但他收复台湾的历史功勋，让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英雄，成为了我国英雄中的“极品”——民族英雄！
对这样的英雄，我们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民族英雄，在1662年5月8日，却“气噎而死”，享年也是39岁！
他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有的说是因得知永历帝遇害的消息，忧愤而死；
有的说听到父亲兄弟11人被清廷残杀，愧疚而死；
有的说是因难忍家族丑闻（其子郑经与其乳母陈氏有染，并生一子），气闷而死。
在他死后，其子郑经掌权，将金厦根据地的人口、兵员、物资大规模向台湾转移，与大陆的关系，渐行渐远。
在台湾，郑经虽然仍打着永历帝的年号，并以复明为标谤，但其所作所为，已经是在一心一意在建立一个与大明迥然有别的“郑氏王朝”。
故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也不再把他这段经营台湾的历史，划入南明史的范畴！
最后的烽火
一个政治团体，如果不能代表更多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迎合时代需要的奋斗目标，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变局前，是很难开创出大业绩的。
大顺军自从一峰独秀的李自成死后，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
他们开始和南明搞放弃自身独立的合作，结果搞得是寄人篱下，屡遭排挤。
后来在1649年永历政权濒临瓦解时，跑到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大山“潜伏”起来，脱离了抗清的主战场。
其后的11年间，这支近七万人的队伍，在大山深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手中的刀戟，身上的军装外，他们与周边的山民，已无二致！
但他们毕竟是一群胸怀使命的军人，己习惯对外把自已称为“明军”。为不辜负这一称号，他们还主动发起过郧阳战役、襄阳战役、重庆战役，给清军以一定的杀伤。
无论怎么说，只要他们在这里存在，清军就不能“专心致致”地进攻滇贵，因此他们等于也在变相地保卫了永历政权。
当李定国、郑成功相继病死，清廷终于准备对这个“腋下之患”，痛下杀手了！
现在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清廷，财大气壮、兵多将广。为对付这个小小的夔东地区，竟拿出牛刀杀鸡的豪情壮志，一下子搞了个四省会剿。
这参与会剿的四省分别是四川、陕西、河南、湖广（包括湖南湖北）。
其中，四川总督李国英带着川、陕、豫三省的军队约五万人，向西边进攻；湖广提督董学礼领着楚军三万，向东边进攻。
在出征前，李国英照例发了一通招降书，无非是宣扬永历帝、李定国、郑成功已死，余部己降，天下大势已定。请夔东的各位，认清形势，自动归降。
招降书如果没有武装配合，是很难奏效的。1663年春节，诚心不想让大家欢渡佳节的李国英，督促部下对夔东边上的大昌县发动了“小偷式”地进攻，把驻该县的袁宗第赶了出去，还顺手牵羊地收降了贺珍的“鼠子”贺道宁。
收取了大昌后，他又向下一个目标——茶园坪，发动了进攻。
撤到茶园坪的袁宗第，手里只有五千人，根本抵挡不住李国英五万人的进攻。结果，茶园坪失守，明军损失过半，袁宗第带着残兵趁夜色跳崖逃跑，赶去和郝永忠会合。
李国英抵茶园坪后，发现这里存粮不多，加上自已的粮草也所携有限，只得乖乖地停下来等待粮草，这就给了明军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找到郝永忠的袁宗第马上发现，没有最惨，只有更惨，老郝同志在清军忽袭下，把经营了十二年的房县也丢了。
两人一核计，便一起来找十三家势力最大的刘体纯。
刘体纯的头脑比这两位好使，认为在清军两路进攻的情况，应该先集中力量打其一路。
袁郝两人也深表赞成，于是他们跑到东边的兴县来找李来亨，商量联合起来，共揍来自湖广的董学礼。
作为湖广清军进攻夔东的跳板，兴县正承受着清军攻击的巨大压力，因此对兄弟们这种“雪中送炭”的援助，热烈欢迎，忙杀猪备酒，犒劳三军。
酒足肉饱的明军如蛟龙出海、锐气重生。在7月23日的东线反击战中，把三万湖广清军打得抱头鼠窜，一直让其逃回了宜昌才敢收住脚步。
东线大捷后，李刘郝袁四人联合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等，组成五万联军，去西边攻打李国英驻扎巫山县城。
自茶园坪战役后，到了巫山县的李国英也一刻没闲着，除了修补城墙、补充粮草外，还把和夔、建昌、遵义、永宁的清军陆师和谭诣、谭弘的水师也统统调来了，准备在这里和明军决一雌雄。
8月24日，巫山攻防战打响，弹丸之地的小城内外，一时间聚集了十多万的人马在拼命厮杀！
大战之中，身为总督的李国英也颇会作秀，除了到处张贴赏罚公告、连哄带吓外，还随身带了一把小刀，表示一旦城破，将与“诸公同死”。
但他也知道，作秀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打败城外的数万明军，还得另谋他法。
通过几天的侦查，他发现了明军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粮道单一、疏于防范。
这老小子马上派出一批“特种部队”，截杀了明军正在运粮的后勤部队，还坏事做尽地把运粮的浮桥砍断。
忽视了后勤保障的明军，马上就尝到饥肠辘辘的感觉。
9月7日，见时机已到，清军主动出城，在黎明时分，向明军发动了进攻。
早已羸弱不振的明军，根本经不住这暴风骤雨般攻击，在损失了七千多人后，惶乱撤退。
巫山战役是个转折点，自这场战役后，明军丧失了进攻的主动权，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得知巫山大捷闻讯的清廷，决定“绵上添朵花”，分别从北京、西安各抽调了一万“正宗满军”，赶到夔东助战。
到了1663年1月，这一地区已集中了十多万的满汉大军，另有临近数省的近百万民夫提供后勤支援。
战争变得越不越不对等，明军这方，地盘越打越小，物资越打越光，人马越打越少。
到了12月23日，清军已攻占了刘体纯重要据点——老木崆。
见无力回天，刘体纯便“引刀成一快，不负大明头”。
刘体纯是大顺军的第二代将领，生前其“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他自杀殉国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的百姓闻之，无不伤心落泪。
李国英为收买军心民心，马上将刘厚葬之，并亲临祭奠。
李国英的“仁义”行径，让看不到光明未来的明军将领们，心生摇曳。王光兴、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等，先后偷偷摸摸地向这位四川总督递上了降表。
为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李国英对这些自动上门的货色，心虽卑视，但却一一笑纳！
在姚雪垠著的《李自成》中大名鼎鼎，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郝永忠（即郝摇旗）、袁宗第，现在也走到了英雄末路。在清军封锁加进攻的双重打击下，身边的士兵所剩无几。
最终，在黄草坪保卫战中，他俩双双受伤被俘！
对于不屈而死者可以厚葬，但对不屈而俘者只能消灭。不久，郝袁两人被杀害于巫山县城。
到了1664年春，整个的夔东十三家，仅剩下了兴县的李来亨。
李来亨，李过（曾被改名李赤心）之子，李自成之堂孙，是在大顺军营中成长起来的“童子军”。
在十三家非死即降的情况下，他将粮草全部集中到兴县境内的茅麓山上，准备做最后的抗争！
初来乍到的“正宗满军”，不知深浅，很想露几手给汉兵显摆显摆，率先发动了进攻。
结果，被凭险据守的明军迎头痛击，“正宗满军”们不是中箭身亡，就是坠崖落涧，主帅穆里玛的三儿子都被打死。
伤心透顶的穆里玛，立刻改让汉兵们在前头冲锋陷阵，满兵们在后面“监督指导”。
汉兵们自然也不犯傻，打仗只挥刀，上阵仅呐喊，出工不出力，仗打了半月，毫无进展。
李国英、穆里玛这些决策者见此，决定采用一个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长期围困，来解决茅麓山的攻取问题。
于是，清军上下，加上“支前”的民夫，统统改行，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拉动大清GDP增长。
他们依山就势，修建木城，把个周长150多里的茅麓山，如木桶般地箍了起来。
木城的修建，共分三道工序。第一道：打桩，树起了间距不到20厘米的梅花桩；第二道：挖壕，在桩后挖宽深各近3米的壕沟；第三道：修城，把壕里挖出来的土，加上山上炸出来的石头，修成高5米、宽1.5米的长墙，墙后筑成一座座小城。城中驻军，昼夜巡视，进行24小时的严防死守。
也就是说，明军要攻破这些大大小小的木城，就必须一气呵成地完成三道工序——破桩、填壕、攻城，难度并不亚于当年攻打荆州城。
该木城工程历时数月，耗工百万。建成后，让围在里面的明军，粮草有耗无补、求战有应无答。
李来亨剩下的唯一的求生途径，就是突围。
他亲自带着明军，在六月份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突围，但都是无功而回。
8月4日，得知明军己经断粮后，清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眼见早就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手下，不断被士腾马饱的清军残杀。李来亨知道，最后了断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带着全家老小，举着一面大明龙旗，平静地走上了一座早就堆满干柴的烽火台上。
在清军疯狂的叫嚣中，他从容地点着了脚下的干柴。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他、全家及这面大明龙旗化为灰烬！
这是大陆最后飘扬的一面大明龙旗，270多年前，这面旗帜从准河两岸升起，代表了一个民族坚强不屈、反抗外侮的心声。
今天，这面旗帜，又在湖北的大山中降下，代表的，依然是一个民族同样的心声。
伴随着这面旗帜的降下，明军在大陆地区有组织的抗清战争，全部完结。
但反抗的种子不会永远枯萎，只会暂时埋于地下，等待破土而出的阳光。
在围剿中少数幸存下来的明军，与当地的山民，融为一体，自耕自食、生生息息。
在这种平凡无奇的岁月中，他们将自已心中的英雄故事，从陕北起兵到江准纵横，再到夔东抗争，编成评书，口口相诵、代代相传。
132年后，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英勇的子孙，终于用“白莲教”这一独特的形式，再一次揭开了汉民族大规模反清斗争的序曲。
反抗与认同
1662年11月，听到45岁的鲁监国因“中痰（哮喘）”离世的消息，在浙江临门的张煌言，彻底失望。
当他在长江之役失败，跋涉千里，历时半载，辗转返回浙东沿海时，他没有失望。
因为没失望，他一面重整军队，一面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总结经验教训。
在郑成功执意要收复台湾时，他写信反对，指出台湾距下陆较远，复台之后，政权必偏居一隅，让大陆人民寒心！
但反对无效，郑成功依然率主力扬帆出海，他失望了。
接着在1662年的春夏之际，他陆续听到了永历父子、郑成功、李定国一个个伤逝而去，他失望了。
后来，他曾联络东南沿海一些忠于明室的“海上诸臣”，上书郑经，请他尊在金门做“寓公”的朱以海为帝，以继明脉。
但另有所想的郑经，做的只是继续延续永历的年号，而立更年轻、更听话的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他再次失望了。
一次次的失望，让他醍醐灌顶，转而更全面地观察，更深刻地反思。
他发现“古往今来，何代无废兴”，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在旧朝崩塌的废墟上，新朝将可以吸取旧朝的教训，利用旧朝的资源，再建一个强盛的新朝。
而现实上，现在的新朝也这样做了。
旧朝中，朱元璋的那些称王作公的子孙们，曾霸占了全国10%的耕地，如今，这些子孙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他们霸占的土地，实际到了以往耕种的小佃农手中。
新朝“顺应民意”，宣布这些耕地，全部“更名”为这些小佃农所有。
在内战中，生灵涂炭，百不余一的四川，曾空下了大量的耕地。
现在，新朝正从湖广、两广等人多地少的省份，组织人力，移民屯垦。
“有恒产必有恒心”，有了土地的幸存之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息繁衍。
更往远看，原来的困扰旧朝百年的北部边疆的问题，随着满蒙汉的“合三为一”，消于无形。
阻敌入侵的万里长城，成了一道摆在那里让人凭吊的“风景名胜”。
这是崇祯朝做不到的，这是弘光朝做不到的，这也是永历朝做不到的。
这也许是民众在经过反反复复、挣挣扎扎、踉踉跄跄的抉择，最后认可了新朝的原因呢！
看透了这一点，他开始变得大度而坦然！
他给朋友写信，表示如果“新朝能礼遇旧朝的君臣，照顾旧朝的宗室，则能让天下的忠义之士，抚慰故国的悲思，感激新朝的恩德”。
诚如此，则一个“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将在神州大地上出现。
他这样说，是在承认新朝的胜利，但并不表示自己，将向这个新朝“摇尾乞降”，尽管新朝中已多次对其开出优厚归降条件。
可他也不想一直这样“反抗”下去，他认为多年的反抗斗争，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这种反抗，就是“反方向”地促使新朝认可了旧朝中的积极的因素，并一一吸纳。
这种反抗，也使新朝认识了基层民众的力量，从而在制定新政策时，考虑民众的愿望和感受。
如果不是这种反抗，那么这个新朝，将永远把旧朝的子民，看做一个个奴隶。
就是在这种反向转变中，一个庞大、新兴的王朝，横空出世！
尽管他满身污浊，遍体血腥，但民众除了他，别无选择。
这就是二十多年来，明清大变局中的最终轨迹，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变局中，如一粒粒尘埃，浮起、飘荡、落定……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江山依旧，风景依然，需要变得，是自己下一步的人生之路。
放弃反抗，但不能投降，他选择的，将是第三条道路——隐居。
他解散了余部，仅带了几名亲随，来到了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隐居起来。
他想在这日升日落、潮涨潮息的海外孤岛上，研究学问，了此一生。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张煌言这个曾在“反清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军人物，清廷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一个追捕的秘密大网，在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的亲自布置下，悄然撒开。
不久，张杰通过对张煌言购粮队伍的跟踪，发现了他隐居的小岛。
1664年7月17日，张杰派出特别捕快，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从后山背偷偷攀到岛上，将睡梦中的张煌言一举擒获。
如获至宝的张杰，马上命人将张煌言先押到宁波，再押往杭州，交给浙江总督赵廷臣。
押解路上，无论在宁波，还是在杭州，张煌言都受到民众“明星”般的欢迎。这让清廷上下，好不汗颜。
对清廷来说，这样的人物，要么收降，要么消灭，别无他途。
负责先行劝降的任务，落到赵廷臣的身上。
赵在府中举办盛宴，款待这位头戴明朝方巾，身穿葛布汉装，神情坚毅平和的“抵抗人士”。
宴中，赵大谈了新王朝的巍巍盛德、赫赫武功，希望张煌言留有用之身，为国效力，并保证清廷将按张煌言现任职务（永历朝兵部尚书）起用。
但张煌言断然拒绝了，他虽然承认了新朝的成功，但他将仍坚守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在生存的时代中，都有自己的责任，张煌言认为他这辈子的责任，就是用清白之身，为自己的民族，再留一股浩然之气。
1664年9月7日，他被清廷公开杀害于西湖凤凰山下。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从这首诗中，杭人读懂了他的心声。在他被害后。将其埋葬于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并把他们三人合称为“西湖三杰”。
张煌言的精彩诗文，因为清廷的严厉禁止，从未曾公开刊印，但却被广大民众手抄笔录，争相传诵。
由于清廷对政治犯律令严苛，张煌言的坟墓，仅有黄土一抔。
但这抔黄土前，却是“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岁浇奠不绝”。
虽没有墓碑，但为他撰写墓志铭的社会各界名人，络绎不绝。
其中一代思想家黄宗羲就写道：“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文天祥），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
黄宗羲这是在赞叹张的英雄之壮，感叹自己的偷生之懦。
但在这个天崩地裂时代中偷生的人，并不全是懦夫，他们也许负有更大的使命。
在张煌言就义的这一年，黄宗羲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家乡，聚众讲学，并写出了划时代的《明夷待访录》。
“明夷”这个词，并不是在尊明贬清，“明夷”是《周易》中的一个卦名，本义指黎明前的昏暗；“待访”指等待明君来访，书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在黎明前等待明君来访的备忘录。
在这本书中，黄宗羲早已脱离了明清这两个朝代的恩恩怨怨，他梳理了4000年来的中国历史，从更高的层次，来阐明君主对国家的作用及危害。
他提出：“君主，天下之大害者”，主张实行“天下无君”！
这是石破天惊的一语，此一语，犹如在君主专制漆黑的夜空中，划出一道闪烁的亮光，照耀了全人类前进的方向。
这本书，比西方卢梭的《民约论》早100多年，被有些人成为“人类的第一步人权宣言”。
但代替君主制的新制度在哪里，他仍在思考。
可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身边的这个新生的王朝，正在君主的冶理下，日益繁荣强盛。
1669年，新朝宣布永远停止圈地，并出台政策，鼓励全国加强垦荒。
1681年，新朝平定“三藩”叛乱，切除身上最大的一块毒瘤。
1683年，新朝统一台湾，万里海疆，云散风平。
1685年和1686年，新朝两次打败了盘踞在东北边境雅克萨的俄军。
1689年，新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至此，作为一个可以领导人民抵御外海的王朝，他已得到了境内全体民族的认同和拥戴。
在理想与现实交织变幻中，黄宗羲的思想，开始反抗与认同中俳徊不定。
他支持不到新朝中的任职，也从不为新朝歌功颂德。
但言论上，他称新朝君主康熙为“圣天子”，而不是再向从前一样斥之为“夷狄”或“虏酋”。
行动上，他改变了与新朝不合作的态度，先后派出弟子万斯同、万斯言及儿子黄百家，北上京城，参与《明史》的编纂。
1695年，他终于走完了自已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享年86岁。
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罕见的长寿者，他见证了这个大时代的衰败、动荡、战乱、承平、升平……至死，他仍在不停地思考这个时代的未来走向。
随着这个老人的故去，一个超越汉唐的盛世，正辉煌再现。
这个盛世，是旭日，还是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