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忠良or奸党——王越

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

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

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

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

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

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

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

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

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

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

明朝笔记作家黄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

可看看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却是既不“富”,也不“贵”,相反,运气很坏。

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家穷,条件苦,吃穿住行和他人没得比,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

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阵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

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

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举人),会试第三十三名,这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们闯了一辈子的关口,一次性通过。

然后就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长长独木桥的最后一关——廷试。可坏运气,在这时候来了。

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偏偏把正在奋笔疾书的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却见王越不慌不忙,向考官重要一张空白试卷,竟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

这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见录于黄暐的文集《蓬轩杂记》,他感叹道:“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

天生富贵吗?

说运气,这样的运气,对于考试中的学子来说,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正是这超越了常人的冷静,为他后来官场生涯里的无数时刻埋下了伏笔。

飞腾之兆呢?

明朝进士的工作分配,首先是要看考试成绩。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庶吉士,这工作是帮助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起草诏书,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明朝中期以后,更形成了非翰林庶吉士不能入阁为相的规矩,前途远大着呢。

可这远大前途是和王越不沾边的,他是二甲进士,名次各类史料没有讲,应该不靠前,不是庶吉士,也就接近不了帝国权力的心脏部位。

当然,官场提拔更要看师承关系,身份背景,家庭出身,轮到王越身上,照样哪条都不沾边。

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这就是金榜题名的王越,在步入官场后面对的真实情景,这运气,比考场里卷子被风刮跑好不到哪去。

十三不靠的王越,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得到了他官场上的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穷、险。

说穷,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对照今天的物价做下换算,每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2478元人民币,养家糊口,着实不易。

不过权力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

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当即被贬官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

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

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

王越到陕西就任1年,无意外,无政绩也无过,熬着。

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1年岁月,对于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梦余录》记载,后来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一次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

然后王越就解释,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

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陕西的1年,却让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却是铁马金戈入梦来的图景。

1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

前任的浙江监察御史张进,被弹劾是王振的余党,罢官归乡了,在陕西恪尽职守的王越接替了这个职务。

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远比陕西好得多,对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怀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他来到了浙江。

来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几箩筐的投诉信,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

涉嫌的官员,有县令,有知府,有布政司,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

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

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

这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关于景泰皇帝的来历,许多人都不陌生: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而后经过交涉,蒙古人放回了明英宗,被尊奉为“太上皇”。

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挑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大太监王振下手。

王振在土木堡之败里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一条条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

这一查可不得了,有矛盾的官员借这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的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有过分的,还跟着进去添柴点火……

王越的前任,原浙江监察御史张进,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一道圣旨罢职丢官。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他读圣贤书到今天,知道民以食为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年少气盛的王越卷袖子“纠偏”:他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

这下惹了麻烦,浙江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王越这一闹,全得罪。

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

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

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

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

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

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

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

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

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

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

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

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

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

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

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

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

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

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

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

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

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

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

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

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

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

所以,王越得到一项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工作:起掌诸道奏牍,就是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官不大,权不小。

因为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王越做得很认真,每道弹章都认真审核,拿出最完整的处理意见,他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发挥了作用,办事效率高得很,前任几天才能审完的奏章,他1天就能审完。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

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

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有来拉拢关系的,徐有贞的人,曹吉祥的人,石亨的人,王翱的人,都是朝廷的权臣,王越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走得太近免谈。

徐有贞、曹吉祥、石亨这3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个都有一派势力,可王越敏锐地看到,石亨一介武夫,徐有贞小聪明,曹吉祥宦官急功近利。他看清这几个人,都靠不住。

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给自己最大帮助,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

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

在各色的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这人此时只是个礼部侍郎,在3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深得很。但他心忧国事,权谋只是他的生存方式,现在他的地位是不高,但是前途无量。

就是他了——李贤。

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和徐有贞以及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

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史,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4年,一次性连升3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熬到了。

大明天顺七年春(公元1463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省按察司,急召山东省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

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达5次,损失惨重。

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谁能承担大同防御重任呢。

李贤犹豫、思考,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

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这是掌握大同一地军政大权的要职,封疆大吏。

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

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开始,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

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目的地——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是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

是烂摊子就要收拾,武器好办,李贤很照顾,装备全都给新的。边民的情绪要安抚,主要是要恢复生产,把逃难的难民都吸引回来。垦荒,战马稀缺?买马,想办法从蒙古人手里买,拿我们的粮食换。部队士气低落?训话没用,士兵们都是粗人,四书五经听不懂,校场演武,亲执强弓,全军欢呼,都服了……

苦心经营3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

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按规矩,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

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腿一脚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

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铁马金戈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

得到这个机会,还是拜王越的老友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

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

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

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

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

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

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

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

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

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

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

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

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

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

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

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

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

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

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

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

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

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

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

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

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

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

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

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

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

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

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

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

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

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他等到了。

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

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

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

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

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

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

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

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

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

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

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

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

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

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

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

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

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

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

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

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

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

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

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

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

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

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

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

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

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

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

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

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

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

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

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

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

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

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