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玄武门之变的“罪臣”们
封建时代的官场政治,比较讲究“站队”,尤其在皇子争储这类大事上,官员的立场,会对其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跟对一个成功的主人,自然日后飞黄腾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如果跟错了主人,后果也许会很严重,身败名裂乃至家破人亡,这样的例子,千年历史之中,可谓不胜枚举。
然而却有这么一场宫廷政变,改变了大唐王朝的皇位传承,成就了一位“圣君”的接班,开启了一个光耀古今的盛世。介入这场政变的大臣们,固然立场不同,然而政变的得胜者,却对大多数人既往不咎,推心置腹。“站错队”的结果,是其中许多站错队的人,依然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成就了贤臣的美名。这场政变,就是大唐王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一
公元626年七月二日,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率军在长安城皇宫北门的玄武门设伏,拦截正欲进宫面见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经过一场激战,李世民杀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随后向唐高祖李渊奏报说“太子谋反”,在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下,李渊被迫答应“禅让”,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九日,李渊正式退位,李世民登基称帝,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这场夺储之争,其实早在唐朝建国初期就已开始。今天的历史书上,对于事件双方的评判各不相同,李世民基本被塑造成“忍辱负重”“宅心仁厚”的形象,无论是唐朝人编的史书,还是各类民间的演义,无不说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合谋陷害李世民,李世民忍无可忍下愤然一击,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伟大的李世民战胜了卑鄙的李建成、李元吉,再打醒糊涂的老爸李渊,最终成功登基。
然而细细翻看史料,事实却未必如此。首先李建成并非世人想象的那样,在唐朝统一战争中毫无建树,仅靠拍马逢迎和长子身份得以成为储君。在唐王朝建国的整个过程里,李建成都是李渊最亲近的助手,他的身份,相当于整个唐朝政治集团的“大管家”。李建成的功绩,更多的是在统筹指挥上,如安定内部,调度物资,统筹指挥这类的事情。李世民确实战功颇多,但这只是两人之间职责的不同。而且即使是战功,李建成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比如河北刘黑闼的叛乱,唐王朝先是以李世民为将,但屡战屡败,难以平定,最后李建成临危受命,采取怀柔招抚政策,以极小的代价平定了这场折腾唐王朝数年的动乱,李建成也因此在当地大得民心。所以即使是在玄武门之变尘埃落定,李建成业已殒命后,河北当地仍然有拥护李建成的势力起兵反叛。
而事实上,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也是一个极会笼络人心的人,史载他“性仁厚,卑身下士,得士庶之心”,他的身边也同样聚拢了一批能人干才和李世民互较长短。即使是玄武门事变发生的当天,在李世民发动袭击后,忠于李建成的兵将们也同样发动了一次疯狂的反冲锋,并险些攻克亲王府。如果李世民在事变发生初期,没能射杀李建成,那么整个政变冲突的胜者,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而在玄武门之变大局已定后,那些当年拥戴李建成的臣将们,也将迎来他们人生的转折。按照以往封建官场的剧本,等待他们的,也许会是残暴的清算。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当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5个儿女就都被李世民处死,彻底地斩草除根。那么,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当年的部将谋士们,这些多年以来一直帮助李建成和自己作对的人,李世民又会给出怎样的惩罚呢?
最早被李世民清算的,是宰相裴寂。早年李渊在为储君人选犹豫不定的时候,就是裴寂建议“立长,可保国家皇位传承制度明晰”,一句话让李渊坚定了决心。而在此之前,裴寂就是一个总与李世民“作对”的人。早年李渊太原起兵,开始征天下大业时,在大军选择东进还是西征的问题上,裴寂就与李世民意见相左,但裴寂开罪于李世民,主要是因为“刘文静事件”。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亲信,在李唐建国之后,刘文静和裴寂争权,此时已是李渊股肱之臣的裴寂借机给刘文静设套,诬陷刘文静有谋反之心,结果刘文静以及其弟刘文起皆遭李渊诛杀,作为李世民早期最重要的谋士,刘文静的死对李世民是一个沉重打击,加上在立储问题上的“立长”论,裴寂不遭李世民恨,那是不可能的。
玄武门之变后,面对李建成已死的结局,裴寂脑子转弯还算快,立刻附和李世民,向李渊建言“宣布李建成罪状”,李世民能够在3天之后立为皇太子,并在一个月后成功登基,裴寂确实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李世民即位的早期,对裴寂礼遇有加,多有厚赐,在即位第一年的祭祀大典上,更赐予他与自己同乘一车,以示恩宠。但短暂的蜜月期后,随着李世民帝位的日益稳固,裴寂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公元628年,唐朝发生“妖僧案”。一个叫法雅的和尚四处散布对李世民不满的言论,而这个和尚偏偏又与裴寂交好,李世民以此为由,将裴寂免职回家,不久之后,裴寂家的奴仆又告发裴寂归家后多有怨言,且与当地妖僧结交,李世民随即宣告裴寂“四大罪”,将裴寂流放广西静州。曾经的大唐王朝开国重臣,落得郁郁而终的结局。
相比于裴寂,许多人却是幸运的,他们曾经为李建成出生入死,与李世民针锋相对,然而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并未因为当年的仇怨而大搞清算,相反既往不咎,推心置腹,他们也因此在贞观年间这个盛世上,成就了属于自己的功业。
二
这些曾经为李建成效力的“罪臣”们,有几个人,曾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当天,险些要了李世民全家的命。
玄武门事变发生后,整个长安城哗然,李建成太子府的军队闻讯后,立刻大举进攻李世民的秦王府,整个长安城打成了一锅粥。在这之中,出力最多的是3个人: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事件发生后,身为李建成东宫车骑将军的冯立立刻率军前往玄武门营救,与驻守玄武门的部队发生激战,并一举大破之。但为时已晚,冯立赶到后,见到的却是李建成的尸首。在大势已不可回时,冯立慨然对众将说“太子生前待我等不薄,此时正是报恩时”,接着与谢叔方合兵,大举进攻秦王府。此时的李世民,精兵悍将多集中在玄武门,秦王府空虚,冯立兵临城下,大举进攻。而这时,另一路太子的亲信薛万彻也提兵赶来助战,他们一度杀得秦王府节节败退,并在府门外搭造梯子,准备强行进入,如果成真的话,那么李世民全家很可能被屠戮干净。幸运的是,在这时候,李渊的圣旨到了,宣告了太子李建成的罪状,虽然众将忠义,但麾下的士兵却“轰”地如鸟兽散,眼见事情无可挽回后,3位将军长叹一声,亡命天涯。
拜各类演义小说所赐,今人皆知玄武门之变前的李世民,其秦王府麾下早就猛将如云,如程知节、尉迟恭等人物早就大名鼎鼎。而在当时,玄武门之变时这3位对李建成忠心耿耿的将军,同样是猛将。比如在闻知李建成身死后,慨然率军杀向秦王府复仇的冯立,在之前的统一战争里,就是李建成的亲信猛将。特别是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战役中,他曾担任先锋将军,多次冲锋在前,一次他在战斗中负伤,李建成竟亲自为他包扎伤口,喂水换药,如此恩宠,自然士为知己者死。而与冯立合兵的谢叔方也不简单,他是齐王李元吉的亲信,多年来随李元吉南征北战,立功无数。在大唐统一战争中,他做得最多的是稳定后方,李元吉每攻占一处要地,就命他留兵驻守,安抚地方,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保证所过之处民心大定,是个有勇有谋的将才。3人中名声最大的,当属薛万彻。他本不是李建成太子府的部属,他是甘肃敦煌人,隋朝大将军薛世雄之子,早先一直在幽州军阀罗艺麾下效命,唐朝建国后,先命他驻军幽州,镇守唐王朝的东北大门。李渊在位时,突厥屡次犯边,唐朝边防部队败绩连连,唯独薛万彻连奏凯歌,他统帅的燕赵精骑,是彼时唐军中仅有的可以和突厥骑兵抗衡的力量。李渊时期,曾命李建成挂帅反击突厥,薛万彻正是在李建成麾下效力,并几次率军突袭,击败突厥前锋。战后薛万彻因功调入京城,担任皇宫守备,但一直对李建成忠心耿耿。玄武门之变发生后,薛万彻率领官兵出击,与冯立等人一并攻打秦王府。事败后,这3个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逃遁避祸。按照一般逻辑,与李世民为敌了10多年,想不被清算都难。
可李世民偏偏不清算。
首先是对冯立,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当天,秦王府的兵将们用竹竿挑着李建成的人头,展示给冯立的部队看,冯立的部下们立刻如鸟兽散。冯立当场失声痛哭,继而撇下军队逃跑。李世民发布通缉令,并拘禁了身在长安的冯立家小,为保家人平安,在深山里躲了几天的冯立主动自首,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的气却还没消。玄武门之变时,冯立救主心切,杀伤宫廷守卫以及李世民部将多人,李世民当场讯问冯立,问:“你当日大杀我兵,今日怎么能赦免你的罪过?”本以为冯立会叩首求饶,没想到冯立慨然回答说:“我忠心事主,临战之日,当然无所顾忌。”半点没有悔过的意思,想到主人李建成的惨死,冯立更是悲从中来,当场失声痛哭,此情此景,连李世民本人也动容了,不但赦免了冯立的罪过,更委任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将宫廷守卫的大权交付给他。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充分证明了李世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在李世民登基不到一个月,突厥颉利可汗就发动大兵,长驱直入至长安附近,眼看新生的唐王朝危在旦夕。危急时刻,冯立主动请命,要求出击突厥,大臣封德彝担心冯立会趁机与突厥联合,火线投敌。李世民却不以为然道:“吾信之,其必忠之。”事实果不出李世民所料,冯立只带数百精骑,在咸阳与突厥遭遇,大破突厥2000先锋,斩首500多人。这个小小的胜仗在当时却有别样的意义,也正是凭此小胜,李世民仅率6骑出渭水,挟胜利之威怒斥颉利可汗,迫使突厥全线撤退。唐王朝也得以躲过一场灭顶之灾。颉利可汗事后得知,在咸阳击破突厥的乃是冯立时,曾大惊说:“此太子旧人,却怎为其(李世民)所用!”冯立此后曾在幽州、云州等地镇守,为唐王朝捍卫国门,鞠躬尽瘁。后来的唐书中,身事二主的他,更被列为《忠义传》之首。
而当初和冯立合兵的谢叔方,是与冯立同时自首的。不过比起冯立来,李世民对谢叔方的印象更好,谢叔方刚刚自首,李世民即称赞道“义士也”,随后下诏赦免了谢叔方的罪过。比起冲锋陷阵的冯立,李世民对谢叔方更是用人用其长,唐朝击败突厥,拓地千里后,谢叔方先后被任命为肃州、伊吾、凉州等地刺史,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而谢叔方也一如既往的“仁厚”,他公正对待当地少数民族,安抚地方部落,保证这些新归附地区死心塌地忠于唐朝,终贞观一朝,可以说是哪里难治理,哪里就派谢叔方。值得一提的是,谢叔方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水利技术引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今天甘肃张掖、九泉以及新疆哈密等地的许多水利工程,都是他在任时所修,他还建议唐王朝修筑安西驿道,从此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在西北少数民族部落中,谢叔方享有崇高的声望,史载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以父事之”,可谓威信颇高。在唐太宗之子李治即位后,谢叔方又曾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负责治理中国南方地区,同样在当地施行仁政,善举颇多。尤其是他引珠江水灌溉农田,招募内地百姓耕种,原本“蛮荒”的广东地区,从此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这位玄武门之变时期的“罪臣”,实为贞观盛世的“最牛地方官”。
在唐朝史官编写的《忠义录》里,谢叔方与冯立并列首位。但相比之下,另一位在玄武门之变中成为“罪臣”的薛万彻,虽之后建功颇多,但身后之名,却与这两人相去万里。
在这3位将军里,如果要论最善战的,当属薛万彻,对这位猛将,李世民也真心招抚。玄武门之变后,谢叔方和冯立都于第二天主动自首(家人都被扣押了),薛万彻却更有远见,事发当天逃跑的时候,竟然带上了全家人,举家隐藏于终南山中。李世民曾多次派人宣召,还命地方官严加搜查,挖地三尺也要把薛万彻找到,却始终是泥牛入海无音信。最后李世民索性昭告天下,赦免薛万彻的罪名,薛万彻这才出山觐见李世民。对这位猛将,李世民果然信守诺言既往不咎,任命他为大同将军。几年之后,大唐开始了反击突厥的战争,薛万彻被编入李世绩的北路军,他亲率麾下铁骑长途大迂回,一举端掉了突厥设在呼和浩特的老巢,截断了颉利可汗的北逃之路,战后薛万彻统帅的2000铁骑,归来不足千人,其本人身受18处创伤,唐太宗闻讯后大赞“真勇将也”。其后在唐王朝的历次战争里,薛万彻和他的部将都是唐军的急先锋,唐朝平灭薛延陀汗国的战役,又是薛万彻长途奔袭发动袭击,一举打掉薛延陀汗国的后勤基地,保证唐军一战定西北。后来的高昌战役,也是他急行军一夜,长途奔袭千里,在黎明时分出现在高昌国守军眼皮底下,其强悍的战斗力,连在此战中观望的西突厥也大为惊异,乖乖投降了唐王朝。这位勇敢的名将,最擅长的就是冲锋在前,多次演出长途奔袭大迂回灭敌的好戏。唐太宗曾将他与李道宗、李世绩两位名将并称,可谓是李靖、侯君集之后,贞观盛世的3大名将之一。
但这位作战勇敢的名将,却有不容回避的弱点:性格简单。薛万彻打仗,以勇猛著称,最出色的战术就是进攻、奇袭,但是在谋略方面,却与同时代的名将相去甚远,唐太宗曾评价薛万彻“非大胜,即大败”。这个弱点反映在生活上,就是思考问题简单,做事不考虑后果。唐太宗晚年,薛万彻受到的恩宠达到顶峰,唐太宗将女儿金阳公主下嫁给他,并命他随军征讨高丽。征高丽战争中,薛万彻一路势如破竹,但唐军整体却进展不顺,最后无功而返,立下大功的薛万彻也因此没有得到封赏。心怀不满的薛万彻因此愤愤不平,经常私下里唠叨,结果被人告发。唐太宗临终前,将薛万彻贬低,到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又将他召回。而他最后的倒霉,却栽在了一个敏感问题上——拥立景阳王谋反。
其实这个谋反大罪,最后定的主犯是长孙无忌,但薛万彻一直与长孙无忌交好,因此也受到了株连,毕竟他手握重兵,是皇帝忌惮的人物,又兼薛万彻性格孤傲,平时得罪人甚多,以至于出了事竟无人为他说情。公元652年,薛万彻以谋反罪被处死,行刑当日,薛万彻很爷们,当场大喊“我大好男儿,理应战死沙场,怎能因谋反被杀”。其慨然壮烈,连杀了一辈子人的刽子手都胆寒,斩首的时候刀砍了3次才砍下薛万彻的头。这位一生里两次“站错队”的名将,最终还是因“站错队”丢了性命。
三
除了3位被唐太宗重用的“站错队”的名将外,李世民更对其中的许多文臣不计前嫌,信任有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征。
在今天的历史书里,魏征是千古名臣,铁骨铮铮的真汉子。但是在唐朝初年,尤其是玄武门之变之前,魏征在世人的眼里,更多的是一个小人,因为,他已经“站错队”好多次了。
早在隋末农民战争期间,魏征就换了很多主子,而且是谁用他谁倒霉。先是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任命他为文学参军,不久后李密就被李渊击败了。投奔李渊后,魏征一度很不得志,为建立功业,他自请出使河北,先说服了河北枭雄李世绩降唐,但好景不长,又被窦建德俘虏,成了窦建德的贴身谋士。窦建德与李渊争天下的关键战役虎牢关之战中,魏征先建议窦建德避实击虚,直捣李渊老巢,窦建德在虎牢关受阻后,又建议窦建德集中兵力后撤,不要再去援救被围困于洛阳的王世充,两条建议皆未被窦建德采纳。公元621年六月,窦建德在虎牢关之战中全军覆没,本人被俘,魏征也跟着陪了绑,重归到唐军帐下。
“二进宫”初期,亲手导演了虎牢关大捷的李世民,并不待见魏征。魏征作为俘虏回到长安后,仅被授了一个闲职文官。他再次崭露头角,是虎牢关之战后的第二年,窦建德的余部刘黑闼再次起兵造反,割据河北自立,唐王朝火速调动大军镇压,亲手消灭了窦建德的秦王李世民亲自统兵前往,但比起虎牢关之战时的摧枯拉朽,这次李世民却碰了硬钉子,河北当地几乎全民皆兵,殊死抵抗唐军入侵,而李世民也对河北百姓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清洗政策,凡是家中有人做叛军的,几乎举家连坐。但高压之下,河北地区反抗更烈,李世民几遭败仗,无奈之下唐王朝只好换人,太子李建成临危受命,作为熟悉河北情况的官员,魏征再次作为随军谋士前往。出征之初,他就对李建成献上了“平乱三策”,即“赦俘囚,慰百姓,坐视离散”。即一要赦免过去因跟随叛军作乱的囚犯,二要安抚人心,三要挑拨刘黑闼内部的矛盾,3条建议皆被李建成采纳。结果,在魏征“剿抚并用”的策略下,河北人心大定,百姓纷纷主动相助唐军,“全民皆兵”一下子瓦解,刘黑闼部不战自溃,部众纷纷向唐朝投降,刘黑闼本人被部下绑了送给李建成邀功,持续数年的河北叛乱,在魏征的精心谋划下,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
河北叛乱让李建成看到了魏征的能量,凯旋回师后不久,魏征就被任命为东宫洗马,成为李建成身边的重要谋士。这时候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夺位之争越演越烈,魏征则鞍前马后,为李建成屡献计策,他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先发制人”,即在李世民羽翼未丰时抢先解决李世民。但李建成瞻前顾后,数次不纳魏征的建议。突厥犯边时,也是魏征建议,借机将李世民的亲信部将调离他左右,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如上种种,皆给李世民造成了大麻烦。对魏征,李建成最初“甚优礼之”,但魏征的毛病是什么都管,大事小情,凡是看不顺眼的,就会忍不住说两句,日久天长,李建成也就“渐冷之”。因此,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魏征是一个屡次给李世民制造麻烦的人。
在李建成败亡后,魏征也遭到清算。李世民当权初期,魏征曾一度下狱,而魏征本人也不服软,在李世民亲自审讯时,毫无惧色,大嚷“惜太子不用吾谋,否则岂有今日之祸”。李世民一开始也没有世人想象的“胸襟宽广”,在败亡后的几个月里,魏征一直被关在监牢中,只是此时李建成的旧部在河北造反,为了安抚人心暂未处置。真正让李世民改变主意的,是李世民的近臣房玄龄的进谏,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岂不闻齐桓管仲之事”,将魏征比作当年辅助齐桓公开创霸业的管仲。因此,在李建成死后3个月,魏征得到了任命,先任命为尚书左丞,后又任命为尚书官。然后,就有了终贞观一朝,魏征屡次直言进谏,李世民善纳忠言,君臣鱼水情深,共同开创贞观盛世的佳话。
关于魏征的政绩,今人说得比较多的,是他善于直言纳谏的典故。其实作为直臣,魏征的生前身后,也大有敢于直言的名臣,魏征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管得宽”,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皇帝的私生活,没有他不与李世民唱反调的。尤其是在私生活上,李世民要纳妃子,魏征要进言,李世民想打猎,魏征要进言,李世民想养鸟,魏征要进言,里里外外,没有他管不到的。李世民有几次被魏征气得暴跳如雷,甚至有次在后宫里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其实这件事情的导火索,倒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李世民看上了一家郑姓官僚的女儿,准备将这个姑娘纳为妃子,魏征得知这姑娘之前已经许配人家,因此极力上书阻止,即使是“苦主”郑官僚本人矢口否认女儿曾定亲之事,魏征依然不依不饶极力劝阻。敢阻挠皇帝“娶小老婆”,自然气得李世民火冒三丈,在长孙皇后的劝说下,李世民才消了气。但是观贞观一朝,魏征有历史记录的数次进谏,固然有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之类的国家大事,但是一半以上,都是这类皇帝私生活的“小事”,在整个贞观朝,他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者,而更多的是一个监督者。很多时候,他是作为一种“榜样”存在的。
对这样的榜样,李世民自然极力厚待,不管魏征管的事情有多过分,话说得多难听,总是极力忍耐。魏征的官升得也快,到了唐太宗晚年,已官至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但他的主要任务,始终是纠察施政得失,监督各部门工作,并非实际的实施者。李世民晚年的时候,对魏征的话,也有些听不进去了。比如公元638年,见李世民已经日益怠政,沉于享乐,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李世民在登基初期到如今的10个变化,劝解李世民要勤政爱民,李世民还是一如既往地表扬了魏征的直言进谏,但不久之后,就发动了征讨薛延陀汗国的战争,接着大行封赏,又在长安郊外举行大规模游猎,显然没把魏征的话往心里去。4年之后,魏征病逝于家,在他去世前3个月,李世民曾到魏征家中探望,眼见魏征家境贫寒,便命人给魏征修缮房屋,魏征去世后,李世民当场痛哭,痛陈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可谓恩宠至深。魏征一生上奏条陈200有余,大多都是直言帝王过失,劝导帝王行为的,在封建社会的臣子中,做到这样确实难得。
四
除魏征外,大多数在李建成时期曾经追随李建成的旧臣,皆得到了唐太宗不计前嫌的任用,许多人都在贞观之治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功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唐太宗的晚年,相当多的李建成旧臣们,又卷入了李世民几个儿子之间的争位斗争中,即使是去世比较早的魏征也不例外。魏征举荐的杜正伦与侯君集,后来皆牵涉入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而另一名曾经是李建成谋士的韦挺,因牵涉入李世民的另一个儿子李泰的作乱,也被株连。事情败露后,李世民无奈地说:“我已惩治了杜正伦,不忍心再惩治你了。”因此只是罢官了事。宦海沉浮中两次被株连进“夺储之争”,可谓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