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澶渊之盟的“投降派”

不管在哪朝哪代,“投降派”都是最可耻的角色。作为中国统一封建王朝中国土面积最小的朝代——宋朝,也是一个出投降派的朝代。辽国来犯,有投降派;金国来犯,有投降派;蒙古来犯,有投降派国。今天割个地,明天赔个款,后天陷害个忠良,似乎都是家常便饭,随便翻几个投降派人物,不是成了戏台上的白脸奸臣,就是跑到西湖边上跪着,千百年来,老百姓总是骂不绝口。

却还有一句话: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外敌来了很激动,嚷嚷着要抵抗的,未必就是忠良,相反,外敌来了很淡定,谨慎地说不能轻易打的,更未必是混蛋。比如金兵包围开封的时候,当时的秦桧,嚷嚷打仗比谁都凶。

所以,如果放到北宋初年,放到那场决定宋辽两国和平的澶渊之盟上,许多人的面孔,却还要冷静地看。

说到澶渊之盟,到今天确实褒贬不一,有说丧权辱国的,也有说促进了宋辽和平的。确实,花钱买和平的事情,放在哪个朝代都是说不过去的,况且宋朝又是一个“华夷之防”相当强烈的朝代,因此多年以来,对这个条约的质疑声一直不绝。

所以在质疑声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极力主战的宰相寇准,成了许多历史书中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在这场盟约里和寇准唱对台戏的朝臣,有相当多都被丑化成了“奸臣”的形象。比如那位极力主和的王钦若,在戏曲杨家将里,就一直作为陷害杨家将的小人出现,甚至还有戏曲说他是辽国的状元,是萧太后派到宋朝来搞潜伏的,说得有鼻子有眼,基本是谁演谁挨骂。

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要了解这场战争的是非,要先看过程。

在宋太宗赵匡义北伐失败后,北宋对辽国的攻势就基本歇菜了,所谓光复幽云十六州,到了赵匡义的儿子宋真宗赵祯这一代,也就是梦里随便说说。可辽国却越来越嚣张了,你不打我我还打你呢,你不敢来攻我的幽云十六州,我还要夺回当年被柴荣拿走的关南十七县呢,所以从宋太宗雍熙北伐之后,辽国对宋朝的边境骚扰,就一日甚似一日。

宋朝因为丢了幽云十六州,既失去了防御屏障,也丢掉了战马产地,组建强大的骑兵基本是做梦了,宋朝虽然野战不足,但防御能力超强,毕竟中原的军事科技先进,宋朝的步兵和弩箭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你来我往,在宋朝边境的铁臂雄关面前,辽国人一次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这仗从宋太宗在位的时候开始打,几乎年年都要干几场,打到宋太宗都挂了,赵祯都登基了,却还没个完。宋朝每年要负担大量的军费,辽国更惨,攻不破宋朝的边关,抢不到东西,咱可是游牧民族,老少爷们吃啥?多年以来,背着这样的战争负担,双方就干耗着,流血死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流血流到公元1004年,辽国当政的太后萧燕燕不干了,契丹人少,再死就死没了,不就是攻城吗?咱不攻了还不行吗?

这不攻可不是不打,而是绕道。公元1004年十月,辽国20万大军改变了战术,在边境上放弃宋朝坚城不攻,改成绕道长驱直入,直接杀入了宋朝腹地。这一招几乎打乱了整个宋朝的防线部署。辽国初战得胜,前锋攻破了宋朝的边关重镇遂城,接着大军南进,辽国的战略是打得下就打,打不赢就绕,绕来绕去,竟然凭借着骑兵的速度,甩开了宋朝边防城关,一下子绕到黄河边上来了,眼看着,宋朝的国都汴梁危在旦夕。

强敌压境,宋朝方面当然慌做一团,这时候就出了两个著名的投降派。一个是副宰相王钦若,一个是枢密院事陈尧叟,两人的态度出奇一致:迁都、求和。当然也有不一致的,陈尧叟主张迁都四川,学唐朝皇帝那样避避难,王钦若主张迁都南京,依靠黄河天险继续抵抗。当然,不一样也是有原因的,陈尧叟是四川人,王钦若是南京人,迁都嘛,到时候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了。

做主?这时候一个人吼起来:轮不着你做主。

这个人,就是后来被看做这场战争民族英雄的宰相寇准。

寇准是坚决的主战派,不过在当时,他只能是少数力量。此时辽国深入宋境,最要命的是,宋朝的边关与都城之间,也被辽国的部队隔断,谁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虽然京城有强大的禁军,可眼看着辽国这个玩命的架势,能打得过吗?

寇准很有信心,听我的,就一定能打得过。

寇准的主张很简单,皇帝御驾亲征,打败敌人。

亲征,别忘了宋真宗可是个乖孩子,不像赵匡胤哥儿俩在马背上长大,人家是读道德文章长大的,文质彬彬呢,人都没杀过,亲什么征,满朝反对声一片。大臣们不想去,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打赢,宋真宗本人也不想去。但到底是赵家龙子龙孙,寇准用一句话就坚定了宋真宗的信心:陛下乃英悟之主,莫负先帝之雄风也!拿出激将的办法来,果然把年少气盛的宋真宗激得胆气充盈:亲征就亲征,怕他个甚。然后陈尧叟和王钦若一左一右,叽叽喳喳地说迁都,宋真宗就全当苍蝇嗡嗡了,还听寇准的,找了个借口把王钦若打发到前线督战去了。

亲征了,宋真宗亲率大军,抵达澶州城下迎敌,就像寇准预料的一样,宋真宗的到来让宋军士气高涨,大军欢声雷动,红着眼就要冲辽军杀过去,偏偏辽军也不走运,进抵澶州后,辽军处处碰壁,虽然又攻克了宋朝的齐州,但是进攻遂城不克,又败于天雄军,可以说在整个长驱直入的过程里,辽军打下的城池只有一两座,但现在面对宋朝大军,绕道是不可能了,宋朝边防大军正火速赶来,宋真宗又在正面迎敌,摆出和你玩命的架势来。到时候人家要把你包了饺子,那是死都没地方埋了。就在这时候,宋军在战斗中又射死辽军主帅萧揽达,萧燕燕很识趣,立刻顺坡下驴,主动要求和平谈判。谈判之前,寇准坚决主张包围辽军,让其把侵占宋朝的幽云十六州吐出来,但是宋真宗不这么想,不打仗就行了,还这么多要求?只要不打,给钱也成。

然后就有了宋朝使臣曹利用的讨价还价,最后商定了每年30万岁币,公元1004年十二月,双方签字画押,宋辽成为兄弟之国,辽国尊宋朝为大哥,宋朝每年给“弟弟”30万,弟弟世代不和宋朝打仗,是为《澶渊之盟》。宋真宗高兴了,大臣们高兴了,老百姓也高兴了,当然寇准不是很高兴,不高兴那就罢了,不久之后,寇准被当初的主和派王钦若陷害,免职流放。然后,他成了后人景仰的大英雄,王钦若们,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仔细看看澶渊之盟的过程,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宋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每年给辽国的30万,比起每年抗击辽国入侵的军费来,实在是个小数目,其次是宋朝一直忌惮官员立战功,毕竟还都吃着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历代皇帝坚定地认为国家的最大隐患是内忧,所以宋真宗也是很在意内忧的,找借口罢免有功的寇准,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至于那几位在这事件中的投降派们,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着不同的面孔。

尤其值得商榷的人,就是王钦若。

这个人在歌颂杨家将的各类艺术作品里,都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在正史的记录里,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在当时的北宋,他的绰号叫“五鬼”。他擅长投机取巧,尤其会对宋真宗逢迎拍马,喜欢跟人抢功劳,把别人的功劳占有成自己的功劳,而且专喜欢陷害人,比如寇准就是被他给害走的。宋真宗后来大搞封禅,他竭力逢迎,鞍前马后出力,实在不要脸到极点。所以文学作品里,他是汉奸卖国贼卧底,正史记录中,也是出了名的小人。

但这个小人却也办好事。

他是一个出名的清官,当年在亳州做知州的时候,就拒绝过百姓的礼金,认真为老百姓做事,他能够从亳州进入中央,是因为在当时北宋的官员考核里,他是以“廉洁”著称的。而且也很能干活,比如他主编的《册府元龟》,对北宋以前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宝典。

他还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经常救济贫困学子,用自己的俸禄资助贫困的学生求学读书,可以说是当时有名的慈善家,至于什么“辽国奸细”之类的说法,也就是演义小说里常有。

而另一个主降派陈尧叟,在当时更是一个名士。如果说王钦若还是公认的小人的话,那么陈尧叟就是公认的贤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政绩,他在当时都是威望颇高的。

陈尧叟是北宋太宗年间的状元,而且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的状元郎,才气没得说。他在广西做转运使的时候,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广西当地带去了汉族先进的打井技术,从此当地农业发展突飞猛进。他还在当地大力缉拿海盗,为民除害,在各个道路上修筑亭子等便民工程,可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所以对这个人,宋真宗一直给予毫无保留的信任。比如他晚年觐见宋真宗的时候,宋真宗甚至准许他免下拜,并且一直以“先生”来称呼,放在北宋当时,也是一个亚圣人。

一个做过好事的小人,一个口碑颇好的大儒,为什么面对国家危亡问题,却主和了?其实主和,在当时不只他们,是大多数北宋知识分子的想法。北宋是继唐朝之后建立的,唐朝的灭国,给北宋最深刻教训的,就是安禄山叛乱,但是北宋人却矫枉过正了,无论是司马迁编写《资治通鉴》,还是北宋的知识分子对待对外战争之类的大事,无不持一个观点:武人掌权,国家必乱,重文轻武,才是稳定之道。话虽然有道理,但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北宋武备不振,对外苟安,而宋朝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们,一边笑话着侵略者是蛮夷,没文化,一边却又苟且偷安,阿Q似的想,和蛮夷计较什么,给他们点好处得了,就是这样苟安的结果,北宋一点点苟安成了南宋,最后又一点点苟安成了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