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光武为何称中兴

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词叫“中兴”。所谓中兴,就是在一个王朝处于衰落甚至到了灭亡边缘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通过内外政策的调整,使这个王朝挽救危机的局势,重现繁荣的胜景,这样的时期,就是为无数封建士大夫以及百姓神往的“中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兴”的时候不少。汉唐宋明清五大封建王朝,都有过让封建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兴”时代,但是大多数的中兴,往往都有两个毛病:一是这些中兴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大多都是某一个君王在任时期,而且会随着这个君王的过世,就戛然而止;二是这些中兴,大多数都是通过对体制内政策的重新调整实现的,中兴的过程,也多是表面的繁荣,内在的矛盾隐藏得很深,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兴的“含金量”,其实就打了折扣。如果真的要说哪一个中兴是名副其实的话,那么东汉开国的“光武中兴”,是其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中兴”。

有关“光武中兴”的历史评价,历代的史家赞美甚多。比如东汉时期的学者张纯就曾说“(光武)兴于匹庶,荡跌天下,诛除暴乱,兴继祖宗”。后世的赞美也很多,比如南宋时期的陈良更说“古今中兴,无过于此”,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之所以评价很高,还是因为光武中兴的成就,不但结束了西汉以来战乱的局面,重建了一个汉朝盛世,且这场中兴的沿革,并没有因为刘秀的过世戛然而止,相反继续发展,持续之后的几代人。无论从持久程度还是“GDP成就”上,光武中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且来看看,真实的光武中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后人说光武中兴的成就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刘秀登基即位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残破的烂摊子,甚至比起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来,他面临的困难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秀初即位的时候,当时与刘秀同时代的冯衍就曾有言“祸害未解,兵连祸结,刑法弥深,赋敛越重,夫妇离散,庐落丘墟”。因为从王莽末年开始的连年内外战争,汉帝国的经济破坏极其严重,根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在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战乱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死于战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西汉帝国的旧都长安周围甚至堆满了尸体,长年散发着腐臭的味道。而比西汉开国更严重的,就是东汉这时期的连年大规模瘟疫,与匈奴战争以后,从草原上传来的各种瘟疫,开始在中国大范围地蔓延,当时的中医对这些新出现的“超级病菌”,几乎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尤其是鼠疫,在当时中国,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比时知名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新建立的东汉政权,还普遍采取观望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富有声望的名门们,都多次拒绝过东汉政府的召见。而且边境的问题也越演越烈,匈奴趁机侵扰边关,汉帝国的边防几乎是烽火连年,内外交困的局面,就摆在了刘秀的面前。

对于光武中兴采取的各种措施,各类历史学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主要的焦点,都集中在刘秀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各种政策上。事实上,刘秀之所以能够迅速的让国家从战乱的破坏中走出来,稳定国家政局并且恢复经济,有一个和刘邦不同的原因,那就是在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之前,首先集中中央的威权。这就是东汉与西汉最大的不同,西汉采取的是道家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即鼓励民间自然经济自由发展,国家并不做太多的干涉。东汉却不一样,东汉崇尚的是儒家大一统的学说,讲究的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国家的力量整合资源,使得经济高速腾飞,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刘秀在整治国家之前,首先整治的,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

刘秀当时对政治制度的整治,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强化皇权,限制外戚。即用行政改革的方式,让他的个人意志迅速成为国家的主体思想,并且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之中。

首先一条,就是加强中央对方的行政控制。

东汉在建国的时候,大体的国土面积与西汉差不多,国家以郡县作为地方政权,全国一共有118个州郡,从地方区划的数目上看,东汉的地方郡县数量远远大于西汉,这正是为了分散地方的权利,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曾经临时设置的十三道刺史,被刘秀改革为常设机构。刺史负责治理其境内的管理,并且有领兵、发兵的权力,传统的地方州郡官员,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同时,刘秀因为人口减少,在全国开始了“县城合并”运动,在全国裁撤了大批地方县城,将县城合并,以集合人口,全面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

汉光武时代开国的地方官员们,身份和西汉初期开国也有很大不同。西汉初期开国,在地方官员的任用上,都是老成持重的当地名流,成分比较单纯。到了刘秀时代,地方官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有王莽时期的旧官员,也有皇室宗亲,功臣宿将之后,因为人员比较杂,所以隐含的麻烦也比较多。王莽时期的这些旧官员们,和前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固然有非常丰富的治理地方的经验,但是前朝的陋习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掠夺百姓和贪赃枉法上,许多人都是“老手”,这些人既要用,更要监督。而皇室宗亲与功臣宿将,他们的问题却是“马上得天下,马上难治天下”,这些人大多数是军人出身,最大的优点是打仗,治理地方本身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时候一些简单粗暴的办法,反而会好心办坏事,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设立刺史制度,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官员权力,不给他们专权的机会,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在地方职权进行调整的时候,东汉帝国的中央机构也在进行改革,东汉的官制,主要沿用了西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即司徒、司空、太尉三者称三公,但是在具体的职权上,东汉却进行了大力的削减。和西汉时期三公往往有“太师”“太保”“太傅”等名誉爵位不同的是,东汉仅仅保留了“太傅”。东汉的九卿,和西汉不同,完全被划入了三公的附属之中,从表面看,这样是加强了三公的权利,但事实上刘秀却是“阴坏”。一是刘秀一反西汉时期让周勃、陈平等开国元勋担任丞相的做法,在他的政府里,开国元勋一律不能担任三公。而在权利上,三公其实也大为缩水,刘秀的各项统治政策,大部分都是由尚书台来实行,三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名誉性的职位。

而刘秀在中央政权上的新发明,就是著名的“尚书台”。尚书在西汉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的尚书,只不过是少府的一个办事机构,甚至没有单独的名分,到了刘秀时期,尚书的权利迅速扩大,尚书台设主官一人,称尚书令,下面有副主管——尚书仆射,外加左右二承。下面的曹史等各级官员,共有62人。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才是国家权利的最高核心,他们位高权重,朝廷决策,机密谋划,赏罚官员,都是由尚书台来运作,三公的职权大部分都被他们取而代之。而对比鲜明的是,尚书台的官员品级并不高,这样一来,三公有高位而无实权,尚书台有实权而无高位,两家互相牵制,刘秀的皇权,也就可以从中掌控,高枕无忧。为了统一中央威权,刘秀可谓煞费苦心。

这种强化个人威权的做法,在东汉开国的时期,不但没有引起下面的抵触,反而引起了举国的拥护,因为尚书台的官员,虽然品级低微,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和功臣宿将关系密切的官员,上上下下早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位高无权的三公和位低权重的尚书台之间,开始也就能形成“和谐”局面。但是从当时恢复国民经济的角度说,尚书台的建立,确实起到加快国家行政效率的作用,比起三公掌权时期的机构林立,人员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对新政策的抵触重重,尚书台对于皇帝,却只有无条件的尊奉实行,帝王的威权在这个过程里,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与行政机构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刘秀对于外戚集团的遏制。当时的刘秀,对外戚集团是极其提防的,因为当年西汉帝国,就是灭亡于外戚的王莽集团,所以刘秀在开国后,对外戚进行了种种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用金钱换权力,即给予外戚充分的经济特权,用来换取外戚们的行政权力。在这一点上,刘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开刀,他的舅舅焚丹、焚寻、焚宏相继封侯,在封侯的同时,其手中的兵权也被刘秀收回,刘秀还煞费苦心,给予三位舅舅名马高车,让他们在家乡招摇,以示荣宠。刘秀的三个舅舅们也很知趣。比如刘秀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诫家人要谦虚,并且把“富贵盈满自溢”作为祖训,要求家人来起尾巴做人。舅舅们起带头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说。刘秀在封郭圣通做皇后时,顺便封了皇后的几个兄弟为侯爵,后来郭圣通被废除,但是她的几个兄弟并未被追究责任,只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职,反而加赐俸禄。郭圣通之后被封为皇后的阴丽华,她的哥哥阴识长年跟随刘秀征战,立有大功劳,但是,当刘秀表态要封阴识侯爵时,阴丽华却私下告诉兄长,不要轻易接受,结果,阴识在受封的时候几番退让,甚至泪流满面,在刘秀几次表彰之后,才勉强以感激涕零状接受了册封。如此表演,也只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姿态。在刘秀的治下,外戚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后来阴识的弟弟阴兴也多次推辞加官进爵,最后干脆归隐山林。这种模范带头作用,也给了所有人政治信号。刘秀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在建国之后都主动交出了官职,仅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除了怀柔手段以外,刘秀有时候也杀鸡给猴看,东汉初期的著名学问家冯衍,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贤才,刘秀一开始很想重用,但这个冯先生学问虽好,政治智商却几乎为零,他因为得到了阴丽华弟弟阴兴的举荐,和阴家交游甚秘,多次参加阴家的宴会,之间还诗文唱和好不亲密。这本是一件小事,刘秀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当场把冯衍下牢狱,之后又在阴皇后的求情下,勉强赦免他的罪过,将他发回原籍安住,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戒那些外戚们:都给我老实点,我刘秀眼里可不容沙子。

刘秀在登基初期对外戚们的打压,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刘秀乃至其身后几代帝王时期,外戚们都相当的低调,几乎夹着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汉朝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来成了汉明帝的皇后,汉明帝树“云台二十八将”的时候,本想把马援也树进去,可因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为了避免旁人说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在东汉开国早期,外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

没有了外戚的掣肘,刘秀是非常自在的,东汉早期大批草根官员得以晋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与外戚们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关系。至于外戚主动勾结官员的事情,在当时更是官场的高压线,一旦犯上这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而在光武中兴的国家建制中,有另一条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国。

刘秀建国,表面上看,和西汉一样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这两种休养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样的。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统治全国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也是刘秀的个人爱好。

刘秀时期之所以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因为此时东汉帝国的国家特征,和西汉时期大不相同。西汉建国早期,还处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遗症的发作期,国家人才凋零,特别是儒家集团遭到了残酷地打压,而法家因为秦末的暴政,也成为了当时汉帝国的公敌,在这种情况下,秦末因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国打压的道家黄老学派,也就因此成为国家思想的主流。东汉的情况却不相同,当时的中国,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团的发展却极其迅速,到了西汉末年战乱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学派,实现了“规模经营”,当时的国家知识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继续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成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界的呼声。而且东汉建国的政局,和西汉也大不相同,西汉在建国后,通过对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经基本扫除了对中央威胁最大的功臣势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时,为了稳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无为而治”。但是东汉的局面却不同,刘秀不像刘邦一样搞大清洗,他对功臣,主要就是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来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样做虽然厚道,但是作为一个志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对功臣勋贵不忌惮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进一步神话皇权,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刘秀的必然选择。

而且刘秀本人,也是一个对儒学非常热衷的人,他本身就出身于地主之家,从小受儒生的教育长大,即使是后来做了皇帝,对儒学的热爱也是有增无减。他经常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和儒生们一起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有时候到了深夜还不休息,太子刘庄因此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他要早休息,他却回答说“我喜欢,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语“乐此不疲”就是这么来的。不但热爱儒学,刘秀更热衷于做一个文化大师,当时的儒家学派林立,各种学派争论不断,刘秀经常在皇宫里举行“论坛”,亲自听取各家学派的辩论,然后仲裁其中的胜败,确立主体的儒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刘秀以马上开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军事上的探讨活动,其中东汉名将冯异曾劝说他抽空给军队“做报告”,讲述自己征战的经过,刘秀的回答是“天下不言兵革久也,讲之何益”。

刘秀的儒家治国思想,对于整个东汉的朝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一点在官员的任用上,刘秀首先重视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书台建立之后,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都是颇有盛名的儒生们,而不再是功臣贵族;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过孝廉制度,选拔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儒家学者担任,而儒家的伦理纲常,更被刘秀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方式,凭着儒家官员的抢班夺权,原先在刘秀打天下时候立下战功的功臣们,也变得非常识趣。比如在建武十三年的时候,作为功臣的李通首先交出了自己“司徒”的官职,刘秀随即给了李通厚赐,并下诏表彰其功勋,这个政治信号一放,各路功臣们纷纷响应,大将军邓禹也交出了自己的兵权,随后朝廷取消了将军职位,将原来作为独立指挥的兵权,划归到“三公”治下。如此一来,东汉的政权,也就真正消除了对皇权的最大威胁。

以儒治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国的大裁军。东汉开国战争时期,刘秀的军队数量,最多时曾到达100多万人,到了开国之后,裁军也就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东汉,除了在边境上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之外,大部分的军队都重新解甲归田。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等内陆地区,刘秀曾经出台政策,凡是转兵为农的军队,国家赐予优厚的土地和赏赐,并发放农具恢复生产。刘秀在位时期,整个汉帝国的军队,缩减到了大约30万左右,但东汉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降低,在后来对匈奴以及羌族的战争里,东汉军队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战斗素质,刘秀的精兵简政政策,一直贯穿到整个汉帝国时代。

崇尚儒家治国的刘秀,其本人也经常给人以“阴柔”的感觉。这里的“阴柔”,说的是他为人宽厚平和。比如刘秀称帝之后,有一次回乡,召见自己乡下的叔叔婶婶,这些老乡们喝多了酒,说话就随便起来了,他们乐呵呵地对刘秀说:“你从小什么都好,就是不计较小事,太厚道了。”刘秀听了果然不计较,反而承认说“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说,儒家的“仁”道,就是刘秀的治国方略。刘秀得天下后种种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举措,其施政根源,就是来自于“柔道”。

刘秀“柔道”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强化皇权,特别是将皇权神话。刘秀一辈子崇尚节俭,做什么事情都舍不得花钱,甚至和匈奴打仗也不舍得花钱,只有一件事情,他非常舍得花钱,那就是大搞各种祭祀,并且颁布神化的图谶做为标志,来表达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样,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郑兴进言,要刘秀不要迷信这些图谶,厚道的刘秀当场大怒,说“你连这个都不研究,还怎么做大夫”。吓得郑兴当场认错,差点被刘秀拉出去砍了。而另一个当时著名的儒家哲学家恒谭主张唯物主义,他一生都在坚持儒家无神论,认为刘秀大搞祭祀,与孔子的思想相悖,应该立刻停止。结果,本来深受刘秀信任的恒谭,一下子被贬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说是“惊惧而死”,也有人说是死于暗害。

虽然因为强化神权,刘秀办过几件冤案,让一些官员受了委屈,但是从私德上说,他确实是一个很“柔道”的人。比如他崇尚节俭,吃住都很简单,而且不喜欢酒和音乐,为了推广勤俭生活,他曾下令不许太官(管理宫廷伙食的)接受各郡国馈赠的珍馐美味,外国来东汉进贡的使臣,送来的所有珍奇珠宝,他都用来赏赐功臣贵族。而且他个人的“气度”,也是被人称道的地方。刘秀为帝时,可以说是比较宽厚的,即使对于那些对他不敬的人,他大多也不予计较。比如太原名士周党,是春秋时期晋国王室的后代,在当时颇有盛名,刘秀一直想召他做官,但是周党拒绝接受,后来实在推脱不掉,接受了刘秀的召见,在觐见的时候,周党态度傲慢,甚至对刘秀“拜而不跪”,这在当时是非常“大不敬”的行为。刘秀并不计较,反而封周党为官。周党却不识趣,坚持说自己不愿意做官,即使这样,刘秀也没有难为他,在厚赐了一些金钱后,派人把他礼送回家。刘秀的老友严子陵,和刘秀是儿时的朋友,交情深厚,刘秀称帝后,严子陵拒绝为刘秀效力,相反躲在了山东一个湖边钓鱼隐居。刘秀把他的画像绘制了传遍各地,最后总算在山东找到了他,严子陵还是拒绝为官,刘秀恋恋不舍,在洛阳留严子陵住了好久,畅谈治国心得,最后还是没有挽留住严子陵。严子陵钓鱼的典故,至今也为人津津乐道。

但宽厚的刘秀,有时候也有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在整顿官员方面,他对于贪污腐败极其痛恨,在他登基初期就定下规矩,京城官员有犯法的,要一律在他的面前用鞭子抽,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在查出贪污腐败行为后,首先要接受杖责。虽然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诸多非议,但是西汉末期开始的官场腐化局面,不用重典有时候也是不行的。

东汉建国后,刘秀的折腾很多,对内折腾政治制度,对下折腾地方行政制度,全国上下折腾儒学,这么做的所有目的,是为了能够稳定发展内政。在此期间,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解决自王莽篡汉以来,中原王朝肆虐已久的边患,边患的主角,就是汉帝国的老朋友匈奴。

在西汉昭宣中兴时期,匈奴基本上消停下来了,特别是在陈汤灭掉北匈奴之后,南匈奴对待汉朝,基本就像对待爹一样。但是到了王莽时期,事情却发生了变化。事情是王莽挑起来的,王莽称帝后,为了强化威权,去匈奴收回了当年汉帝国授予的册封印,改成他自己重新颁发的册封印,但是在内容上,他把原来级别是“王爵”的匈奴贵族们,降低成了“侯爵”。一字之变,引起了整个匈奴阶层的愤怒,从此之后,中原与匈奴战火重燃,兵连祸结,而且原本已经是汉朝国土的西域大地,也因为王莽政策的失当,从此宣布叛汉,玉门关以西的领土,暂时不再为中国所有。更严重的后果是,趁着中原大地内战之际,匈奴也频繁出兵,骚扰中国边境,而且还和中国境内的各种割据势力相互勾结,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刘秀在位时期,匈奴先是在中国北方,扶持了彭宠和卢芳两大汉奸割据政权,在这些“伪军”的引领下频繁进犯,北方边境遭荼毒无数。特别是五原、朔方、定襄、云中、雁门五个郡,在西汉的时候,是中原王朝抵挡匈奴入侵的屏障,而在当时,却全落入了卢芳等汉奸政权手里。这时候刘秀的处境,像极了1000多年后建立初期的赵宋王朝,同样是失去了几乎包括后来幽云十六州范围的北方要地,也面临着游牧民族持续的侵扰。刘秀即位早期,曾经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在汉军的持续打压下,诸路“汉奸政权”或死或降,随着最大一股反汉势力——卢芳的最终归降,东汉王朝最终收回了抵抗匈奴的战略要地。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在刘秀登基的前20年里,匈奴有历史记录的大规模侵扰,万人以上规模的竟然达到了37次,如此频繁的进犯,是对北方边境的巨大威胁,而原本被西汉霍去病所降服的东部乌桓等部落,也趁机和匈奴相互勾结,北方的千里边境上,自汉武帝以来再次战火漫天。

为了抵抗匈奴,刘秀想了各种办法,比如迁移北方边民入境居住,增加兵力分兵把守,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时候,一个天赐的机会出现了。公元46年,匈奴草原发生了特大暴风雪灾害,匈奴部落死亡大半,这时候匈奴内部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居到塔里木盆地地区,控制西域;一派主张南下投降汉朝。两派争论不下,最后兵戎相见,结果,匈奴再次分裂成了南北两大部,其中南匈奴到五原郡向汉朝投降,表示愿意成为汉朝藩属,帮助汉朝抵抗北匈奴的进犯。南匈奴的内附,在当时引起了汉朝朝廷的争论,朝中的军将一派主张趁机出兵,彻底消灭南匈奴,名将藏宫自请5000精兵,发誓要彻底消灭匈奴。刘秀却做出了理智的判断,这个时候选择战争,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因此,在经过反复商议后,次年刘秀正式接受了匈奴人的投降,双方订立盟约,南匈奴恢复了自汉宣帝时代后对东汉的归属关系,而后南匈奴八部,被汉帝国安置在五原地区,建立了南匈奴的王庭。为了表示忠心,南匈奴还派王子到汉朝来做人质。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北匈奴大举进犯汉朝边境,急于表现的南匈奴八部火速出击,在付出惨重伤亡后打退了北匈奴的进犯。而后为了方便统治,刘秀将南匈奴单于迁移到山西西河,在北方各个边郡,分散安插南匈奴的部落,在汉朝对北方的防御中,他们其实担当着侦查骑兵的作用。

对待匈奴,刘秀采取了或打或拉的政策,但对当时是匈奴“狗腿子”的乌桓,刘秀的原则就是打!从公元44年开始,刘秀以马援统军,多次发动对乌桓的战争,在数次重创乌桓之后,刘秀又“打个巴掌揉三揉”,主动派人招抚。到了公元49年,乌桓终于投降了汉朝,并且在汉朝的要求下迁移塞内,作为汉朝巩固北方边防的生力军。刘秀用拉拢南匈奴的办法对付北匈奴,再用拉拢乌桓的办法,对付骚扰辽东日烈的鲜卑,连横合纵的政策,在当时运用得炉火纯青。

这时期的刘秀,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失策:西域问题。

西域在西汉宣帝时期设立西域都护开始,就是西汉帝国的领土,后来虽然因为王莽政策失当,导致西域诸国叛变,但大多数的西域国家对于汉朝,依然怀着很深厚的感情。到了东汉初期,西域已经有了55个国家,要求重新归附汉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公元44年暴风雪灾之后,北匈奴移居到了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开始了他们对于西域大地的残暴统治。天山北路的西域国家在匈奴的胁迫下,不得不归顺了匈奴,但是他们对于汉朝的怀念依然是很强的。

西域国家中,对汉朝感情最深的就是莎车国。莎车国的国王延在汉元帝的时候,就曾经以人质的身份在汉朝常住,对于汉朝高度繁荣的文化非常羡慕,他临终的时候曾有遗言“世代不可负汉家”。所以在北匈奴肆虐西域时期,莎车国是抵抗最为激烈的国家,当时汉朝设立在西域的西域都护府沦陷之后,莎车国主动收留了当地汉朝的驻军,总数多达近万人。东汉建国之后,莎车国通过河西大将军窦融,向刘秀表达了归附之意,刘秀当时很是赞赏,派使者册封莎车国王为“建怀功德王”,从此以后,莎车国以中国的臣子自居,率领天山以南的西域国家共同抗击匈奴,当年在这里戍边的汉人家属们,也正因此才得以保全。

但是好景不长,公元33年,被刘秀授予“建怀功德王”的莎车国国王王康病逝,其弟王贤来到汉朝,请求继承哥哥的王爵,这本来是汉朝重新恢复对西域统治的好机会,然而敦煌太守裴遵却上奏,认为授予“蛮夷”大权是不妥当的。刘秀也就顺手推舟,收回了对莎车国王的册封,刘秀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不止因为裴遵的上奏。这次王贤的请求,是通过大司徒窦融来转呈的,作为掌握河西走廊兵权的窦融,一直是被刘秀所忌惮的,而窦融和莎车国的关系也一向非常密切,出于“御人之术”的考虑,刘秀做出了这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却是错误的,恼火的王贤回到西域后,自立为单于,开始四处扩张领土,不再听从汉帝国的统治,西域南路虽然在莎车国的庇佑下,没有落入匈奴的手中,但也同样不再为东汉所有。

公元45年,长期遭受莎车国和匈奴欺凌的西域国家,联合组成了“请愿团”,车师、上善等18个国家联合来到洛阳请愿,向刘秀哭诉匈奴和莎车在西域的暴行,请求汉帝国出兵西域,但刘秀却除了厚待各位使臣外,并没有顺从他们的决定,反而告诉他们,愿意留在汉朝的我们欢迎,愿意脱离汉朝的我们也尊重。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这些请愿的国家,不但没有请来救兵,反而遭到了莎车国和匈奴的报复屠杀。此后西域各国或归匈奴,或归莎车,都脱离了汉朝的统治。丝绸之路因此中断,汉帝国重新恢复对西域的主权,是后来班超通西域的事情了。

虽然有失策,但是从“GDP”成就说,光武中兴还是实至名归的。

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刘邦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刘邦“无为”,刘秀“有为”。刘邦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政府对经济不干预,听任经济自由缓慢发展。刘秀则不然,他采取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主动投资恢复发展经济的做法,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兴修水利。东汉初期的水利工程数量,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时期,比如在河西走廊地区,刘秀就曾设立水官,负责开凿沟渠,灌溉农田,河西走廊的农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了。

东汉时期在经济上的另一个创举,是经济带的扩展。东汉时期,中国最富庶的经济区,主要是今天的关中、河南、山东三个地区。刘秀时期,曾经在荆州、襄樊等地区设立农区,招抚流民前来耕种,荆襄地区也就因此而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后来三国时期,荆襄之所以有如此富庶的人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刘秀时期开始的开发华中的政策很有关系,与此同时,刘秀还重新修缮了秦国时期的郑国渠,使其恢复了水利灌溉作用,关中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但从此之后,已经不是中国经济的中心了。

在农业大力恢复的同时,东汉时代的手工业也重新发展起来。东汉时期的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化”,即由官府设立手工业作坊,包括冶炼、纺织、制盐、土建等产业,都以官府的“国营企业”为主。但比起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的高度垄断,西汉并没有禁止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相反是允许其发展,但保证官营手工业占有主导地位。

刘秀的各种政策,在他在世的时候就获得了回报,经过东汉建国后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新出现了起飞状态。从发展速度上来对比,东汉建国的早期,经过光武、明帝、章帝,到和帝的四代皇帝,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恢复到了西汉文景之治的最高经济水准。中国的人口,到了东汉和帝的时候,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准——53296219人。在刘秀统治的后期,东汉经济已经初现繁荣,史载当时“五谷登衍,蚕麦善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以至于“天下安平”。有此局面的刘秀时代,说是“光武中兴”,可谓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