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汉匈战争的“副作用”——鼠疫

同样是一座荒凉的古城,同样曾经有一个闪亮而伟大的名字——定襄。

就是这个定襄,矗立在蒙古草原茫茫荒漠里的定襄,汉军来过,匈奴军来过,唐军来过,卫青来过,李靖来过,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刀光血影的争锋岁月里,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担负着围墙的责任,在浩浩史册里,它的名号比云中还要响亮。漠北之战,奇袭阴山,汉家赫赫的武功都为这座荒凉的小城所吞吐,千载之后的我们,依旧呼吸着有关它的骄傲。

而被我们埋在心里的,是有关它的悲伤,那被千年史家掩埋掉的悲伤。

所有的悲伤,起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个在无数有关汉朝的电视剧里,让今天的中国人骄傲不已的年份。

那年的全国形势真叫一片大好,桑弘羊的新政搞得如火如荼,铁制农具在全国普遍推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长城外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远程追击作战取得了空前全胜,卫青在漠北打败匈奴单于主力,霍去病大破匈奴左贤王,直追到匈奴人祭天的狼居胥山,两场空前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匈奴人的有生力量,历经数十年的汉匈大战天平,终于彻底倾斜在汉朝这边。这是欢乐的一年,胜利的一年,付出了巨大战争伤亡的汉朝,终于可以举起胜利的酒杯。

定襄,是当时汉朝最有资格举起酒杯的,它是汉军北伐匈奴的跳板,汉军的历次远征,都是由定襄出发,也是由定襄归国。它承担着汉军远征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诸多责任,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在辛苦的奉献中熬白了发丝。而今万里长征人已还,勇士、战马、将军,早已投入到定襄温暖的怀抱,在鲜花与掌声间,品味着凯旋的喜悦,一如那一年全中国的光景一样。

封赏,庆祝,葡萄美酒夜光杯,美得很,却无人料到,伴随着北伐大军的回师,一颗颗沉默的哑弹,也已悄然埋进了定襄疲惫的躯体,引爆之日,将是一场持续中国数百年的天崩地裂。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当朝野上下已然沉浸在不世边功的喜悦里时,一封来自定襄的加急奏章,让所有的歌舞戛然而止,定襄瘟疫!

瘟疫,如暴风雨一般的瘟疫,如飓风一样吹灭万家灯火的大瘟疫,如洪水一样,从森严的军营蔓延到都市乡村的大瘟疫,如幽灵一样,刹那间夺去无数人年轻生命的可怕瘟疫。患病者大多高热致喘,短时间内气绝而死,而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也都会离奇的感染病毒,死亡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定襄蔓延,很快又如墨滴在宣纸上化开一般,短时间内,将黑色的恐怖扩散到全国。

这种瘟疫,医学上称为草原鼠疫病,中医将其称为伤寒,而在西方历史上,它有一个死神一般的名字——黑死病。

制造死神的罪魁祸首,就是肆虐汉朝边庭数十年的匈奴人,为了对抗汉朝的自卫反击,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情况下,他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方法,将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边,引诱远征的汉军前来喝水,或者是将患病的牲畜,送到汉朝的边城下。这种方法,他们之前曾零星的用过,公元前119年汉朝规模空前的大北伐,给匈奴人施展细菌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那些感染瘟疫的汉军凯旋后,瘟疫爆发,在他们的落脚点——定襄迅速的传播,蔓延到全国。

这是一场灾难。

彼时的中医,并没有特别好的对付伤寒的办法,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疾病,中药,望闻问切,保守疗法,统统束手无策,久经考验的医生们,只能坐视无数人喘息,痛苦地死去,坐视着那比牙买加人跑接力还要迅速的瘟疫传染。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元气未复的躯体,又横遭瘟疫的打击,自然是雪上加霜。于是,冷冰冰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山东大疫,关中大疫,河北大疫……

而定襄,正是这场大瘟疫最初的爆发点,在人类第一场细菌战面前,定襄首先承受了惨痛的损失。从汉朝浩如烟海的奏章里翻出定襄地方官的奏报,清晰地写着定襄人口“十之去八”,而医学上公认的第一个大规模爆发瘟疫的地点,就是定襄。

这场大瘟疫,如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只手,强硬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深信瘟疫来自匈奴巫师的“蛊毒施法”,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匈奴蛊术的憎恨与恐惧,到达了顶点。正因如此,汉武帝在偏信了“太子蛊案”后,才会用极端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无助的老百姓不知道该怎样拯救自己,瘟疫面前,政府不靠谱,医生不靠谱,孔夫子不靠谱,我们该信谁?

所以道教、佛教,乃至各种光怪陆离的宗教,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瘟疫中告诉大家:我才是你的救星。中国人的信仰,受到剧烈的冲击。

伴随瘟疫而起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无数百姓的家破人亡,然后是民乱,暴动,极左时代管这些统统叫“农民起义”,然而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运动,不是进步,是悲剧。

最直接告诉我们悲剧的,是中国的人口数字,汉匈战争开始前,中国的人口到达了历史的最高顶点6000万人,然而到汉武帝过世前,天下却已“户口减半”,除去战争中直接战死的军人,这场细菌战使中国在30年间丧失的人口,仍然高达千万之巨,穿过麻木的史册,延绵至今,仍然足够骇人听闻。

然后就是汉武帝去世,去世前发《轮台诏》,减轻民众负担,停止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就是昭君出塞,汉匈通好,再之后东汉建立,匈奴西逃,边关烽火暂息。

然而瘟疫,还是瘟疫,如一只睡睡醒醒的怪兽,不眠不休,依旧折磨着中华大地。

伤寒病的特点,就是爆发的周期性,每隔50年左右,就要持续性的爆发,更可怕的是,每次爆发,都要产生新的病变,这周期性的折腾,从汉开始到南北朝,百年间始终未停。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中国的人口,直到600多年后的隋文帝时代,才恢复到6000万人,勉强达到了文景盛世时代的数字,这600年间,除去战乱,就是瘟疫的肆虐。与瘟疫相关的,就是暴乱、杀戮,宗教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传播。

××地大疫,简单的几个字,今天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场考验,恰如几百年之后,相同的瘟疫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三的人口一样,在那600年间,它也在折磨着我们。

可是我们终于经受住了这个折磨,当许多拜服在神灵面前的老百姓们企图从神灵那里获得帮助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相信命运的人,他们只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化解这场灾难的钥匙。

钥匙找到了,只有一个字:治!

在这场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再次启动,许多聪明人,在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中,在不死不休的求索里,找到了战胜伤寒的办法,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光辉的巨著。他们的贡献,今天还在余荫着我们。

比如东汉的名医张仲景,在他的记录中,他的家族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了瘟疫,而伤寒病患者,更是高达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一句“家家有僵死之痛,户户有哀号之声”,掩卷追思,至今让人泪满衣襟。

但是他没有信命,没有像大多数的恐惧者一样匍匐在神灵的脚下,他开始了漫长的求索之路,遍访名医,亲身体验,在经过了无数次临床实践后,一部《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这是中医历史上第一部记载最为全面,方法最为实际的中医论著,是人类战胜伤寒的第一把钥匙。

然后就有了五石散、寒食散等中药的问世,有名的无名的医生,用相同的孜孜不倦的心,倔强地挑战绝症的勇气,实践着“医者父母心”的本分。吃了五石散的贵族们,宽衣大袖,轻飘飘的清谈着生死玄学,吃了五石散的军官们,血脉喷张,攻城拔寨,建立着赫赫功业,吃了五石散的梁武帝,拜服在高高的佛像下,感谢神灵保佑他身体健康,他不知道,保佑他的不是头顶那尊麻木的雕塑,而是身后无数身份卑微、默默无闻的人。

医生在封建社会里不是好工作,上不得大雅之堂。那些年,刘关张的大刀长矛舞得欢,谢安陶渊明的魏晋风度过得悠然悠然,无数有名的无名的医生,却成为那个时代沉默的战士,厚重的,托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

感谢他们吧,正因为有了他们,已是废墟的定襄城,才未成为一座枯城。医者父母心,这话放在今天或许是说教,在那个年头,那些有名的无名的医生,确实是一个民族的再生父母。

我们已然不可考那些先驱的姓名,留给史册的只有刮骨疗毒的华佗,在衙门坐堂当大夫的张仲景,他们是那些先驱者的缩影。

定襄的古城依然破败,然而个人认为,应该在那个古城上,为这些医生立一排塑像,那是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的见证,是我们曾经的不屈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