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政治，从整个发展脉络上看，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大权是在往下走的。在春秋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有尊王攘夷的口号，但结果却是周天子几乎是名存实亡，国君们日益不拿天子当干部。在春秋的240年间，国君们对周天子越来越嚣张。但凡事都有报应，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样的报应，很快就落到了国君身上，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国君们，随着争霸战争的延续，他们也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利，已经逐渐被手下的士大夫们所剥夺，当年他们架空周天子的过程，而今也在他们自己身上重演。许多大国之所以要求停止战争，以至于促成了向戎弭兵会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权力，已经由国君下面的士大夫来把持了，对于他们来说，频繁的战争，只能给更多人立功的机会，以至于分散自己的权力，所以和平也就成了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从老百姓到实际掌权者。这种国君权力衰弱的过程，就是春秋历史权力演变中著名的“政在私门”。

而“政在私门”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整个春秋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转换中，“政在私门”的现象，也是一个历史的先声。

一

“政在私门”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在春秋争霸战争里，国君之下士大夫权力的扩大，而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

春秋诸侯国的国君之下，主要包括了卿、大夫，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诸侯们一样，拥有国君赏赐给他们的领土封地。在他们的封地里，他们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而这些领土封地的统治者，都是这些卿大夫的家族宗室们，也就是说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他们的发展壮大，却要拜此时仍然存在的西周宗法制所赐。西周宗法制在行政区划上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天子立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诸侯再分封土地给更下面的卿大夫。在西周之前，诸侯的卿大夫们的力量特别有限，因为此时没有战争，他们很难通过立功手段获得更多的封地，因此远远不能和诸侯们抗衡，在整个政治中的话语权，也就特别有限。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诸侯战争中，诸侯们为了笼络下面的卿大夫，总是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效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越是在战争中得利的大国，获得封赏的卿大夫也就越来越多，卿大夫的实力也就越来越扩张，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齐国、楚国、晋国，晋国的六大卿大夫，最后把持了政权，楚国在楚庄王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由若敖氏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谓的楚王基本就是傀儡。齐国的局面更乱，齐景公之前连续3个国君死于士大夫的夺权斗争里，崔杼、庆封两个卿大夫轮流坐庄，让齐国的局面一度混乱。到了春秋晚期，这些在历次征战中壮大起来的卿大夫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已经把国君架空了。一面是实力衰弱的国君，无力进行分封，相反则要搞内部斗争，消除卿大夫权力对国君权力的威胁，另一面是羽毛丰满的卿大夫，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被诸侯国内部的矛盾所取代。春秋末期，大国的诸侯战争已经停止了，主要的战场，转向了新兴起的国家，比如吴国，越国这些暂时不存在这种问题的国家。

卿大夫在尾大不掉的同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在自己的封地内部进行再次分封，也就是所谓的利益再分配。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其内部分为“侧室”“贰宗”“小宗”等组织。比如鲁国季孙氏的手下，有侧室公孙氏；晋国赵穿一族，就是赵氏的侧室。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从诸侯——卿大夫——侧室这三个结构中，国家是越分越零散的。这些所谓的侧室，因为实力更加弱小，成为了卿大夫的铁杆死党，他们死死地把自己捆绑在卿大夫的权力体系上，也正因如此，国君们的根基底部，就被卿大夫以及下面的侧室们挖空了，国君被挖空，被夺权也就因此不远了。

卿大夫们的这种宗族组织，在当时叫做“家”。这里的“家”，并不是传统的家庭，而是士大夫的势力宗族，这是卿大夫们的基础势力单位，这个单位经济、政治、军事合一，是当时卿大夫阶层独大的主要方式。卿大夫的“侧室”“贰宗”等组织，几乎都是存在于“家”这个组织之中的。这种组织单位，就好比是一个吸收能力很强的海绵，在西周的初期，还只是小小的一块，但在春秋的大浪淘沙之中，他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吸附了进来，力量日益膨胀，到了春秋末期，已经足够威胁国君的统治了。

作为“家”的首领，卿大夫们在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君主，他们在家里就是被称为“主”，这个主的权利，几乎属于“三权合一”。在宗法上，他们是一族的首领；在政治上，他们是这块土地的君王；军事上，他们又是一支军队的统帅。到了春秋末期，许多卿大夫的实力，甚至超过了国君。战国诸子百家的墨子，就曾经把吴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诸侯和范吉射、智伯谣、中行云三个卿大夫合称为六君，也就是说在墨子的眼中，这些膨胀起来的士大夫们，俨然已经具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

二

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们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国君平等的机构组织。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统治机构，从西周到春秋，总体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最后到特别复杂，复杂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干脆从家变成了国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们，其“家”中的官职设定，几乎和诸侯国中的政府一样，比如鲁国掌权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鲁国朝廷里的机构，称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机构，称为“内朝”，可谓是两个朝廷，一个领导。而在卿大夫的“内朝”之中，协助卿大夫们处理各种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说的家臣，其主要官职，包括中属大夫、家宰、邑宰，这是家臣中地位比较高的官衔，主要负责替卿大夫们处理封地内的事务和中央家族的事务，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们的崛起，也是春秋权力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卿大夫们也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比如晋国的范氏、栾氏、齐国的田氏，他们发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点就是自身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在春秋中期，晋国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发动对宋国的战争。与此同时，楚国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装力量攻打齐国，一度占领了齐国的都城临淄，杀掉了齐国掌权的卿大夫庆封。在春秋中期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掐架，已经不止是国家和国家的矛盾，更掺杂了不同国家之间卿大夫的矛盾，有时候一些卿大夫之间的私人战争，出动兵力的规模，甚至要比国家战争还要惨烈。比如齐国卿大夫庆封和楚国卿大夫若敖氏的战争，双方在齐国都城临淄发生会战，动用的战车总数达到了1800多辆，兵员加起来近十万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春秋时期大多数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在外面互相掐以外，各国国内的不同卿大夫，也频繁地发生夺权战争。比如齐国就是因为连续7次的夺权战争，差点导致亡国。而随着卿大夫威权的扩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军队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家臣们所执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为了不让家臣们有样学样，学自己去架空领导，卿大夫们也势必要在其“国”内进行各种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春秋卿大夫的“家”内改革，开始于春秋时代中后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绝对集权。在春秋中后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统一赋税，确立军队的绝对指挥。卿大夫下面的家臣们，一般不具备独立指挥军队和掌握赋税的权力，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卿大夫的授权，这样一来，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雏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绝对控制的权利。当时的春秋，卿大夫的势力，也就日益牢固起来，成为架空诸侯国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们，也不再满足于让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够给自己的“家”前面再加一个字——“国”。

而卿大夫们的崛起，还和春秋晚年越来越激烈的奴隶暴动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传统奴隶制阶层的瓦解，大规模的奴隶暴动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局面下，奴隶主贵族的实力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那些拥有“家”的卿大夫们，顺应这一潮流，采用收买人心、减轻赋税、采取新的土地租赁关系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隶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还主动策动奴隶造反，再趁机从中渔利。比如齐国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过策动政敌高氏属地里的奴隶造反，顺利地诛杀了高氏，并将其属地和人口收归己有。而对于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们来说，他们并不懂得伦理纲常，也不在乎谁是正统，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谁对自己更好，卿大夫们收买人心，减轻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层老百姓的心。春秋时候的诸侯国里，那些实力膨胀，尾大不掉的卿大夫们，不管身后的评价如何，在当时他们都是名声非常好，深受底层老百姓欢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们，也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江山。

三

卿大夫们夺权的另外一个助推力量，就是士。

士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阶层，从奴隶制开始时期，他们就存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士都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阶层。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最终成为了卿大夫阶层夺权的利器，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就是从春秋开始肇始的。

士的群体，在夏朝和商朝两朝的时候并不多，只不过是少数奴隶主家中豢养的保镖，他们的地位，也仅仅是比底层的奴隶们稍微高一些，甚至不如城市的平民和自耕农。士的开始崛起，是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当时的西周政权，就是一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而西周时代的士，大多数都是西周原始社会末期各路酋长的亲兵武士。随着西周的建立，原来这些原始社会的酋长，一下子变成了新兴的奴隶主贵族，士的身份也就水涨船高。西周时期的士，已经有了和平民们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真实身份，还是奴隶主贵族的私人财产，只是在当时，他们已经作为一种“批量化产品”存在，不再是夏商时期的稀缺品种，西周时期分封诸侯，与夏商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被分封的每个诸侯，不但可以获得土地，还可以被赐予大量世代为他们效力的“士”，这些士，大多数都是在战场上立有战功的士兵们。这样，原本是仅仅比奴隶高一个等级的士们，就成了西周奴隶主阶层里的最底层，虽然此时的士，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甚至有了高于平民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奴隶主贵族内部，他们还是不被人待见的群体。人都是希望被人待见的，渴望得到更多权利的士，在春秋时代开始后，逐渐找到了能够满足他们心愿的主人——卿大夫阶层。

士和卿大夫的合作，归根结底，还是由被架空的国君们自己造成的。作为“最弱贵族”，士在国君的眼中还依然是“使用品”，想扔就扔想送人就送人，所以这些士，在春秋早期，经常被国君们用来赏赐属下的卿大夫。一些比较出色的士，因此成了卿大夫的家臣。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说，这是从中央“贬”到了地方，但是从身份上说，这却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尾。成了卿大夫家“鸡头”的士们，很快如鱼得水，凭借其出色的能力，渐成卿大夫们最为倚重的势力，比起旧奴隶主贵族对士们的不待见，这些新兴的卿大夫们，很注意对士的拉拢，对于那些为他们效力的家臣，他们不但给予地位上的提升，绝对信任的荣宠，更通过通婚等方式，密切双方的联系。士与卿大夫的最早通婚，发生在鲁国季氏，当时的季氏将自己偏房生的女儿嫁给家臣，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宗法制时期所形成的奴隶制等级关系，也就在这个过程里一步步被打破。

在当时春秋的等级体系里，士的地位位居卿大夫之下，位列平民之上，属于春秋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晋国，在晋文公重耳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士掌握土地的局面，当时的说法叫“士食田”。《左传》上更记录在鲁桓公时期“士有奴隶子弟”。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士，不但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土地，也拥有了可以供自己驱使的奴隶，成了整个春秋时期的新富阶层。而士的这些所有，大多都是牢牢捆绑在卿大夫的“家”中，是卿大夫集团内部集权体系的附属品。经济地位的提升，也让士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春秋时候的士，在参加战斗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和粮食都是自备的，在卿大夫实力比较弱的时候，他们只能当炮灰，但是随着卿大夫阶层的崛起，在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士，却成了压弯天平的最重要的一棵稻草。

在春秋的早期，士固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富，但是他们的角色，只是替奴隶主贵族冲锋陷阵，可以说送死他们要去，黑锅他们也要背，而一旦士阵亡了，个别没良心的奴隶主们，还会趁机收回他们的土地和人口。世态如此炎凉，奴隶贵族控制的士，自然大量流失，与此相反，卿大夫阶层对士却大加笼络，原本在奴隶主贵族内部身份低贱的士，到了卿大夫的“家”中，却得到了绝对的信任和权力，卿大夫“家”内部的家宰等要职，都是由原本地位低下的“士”来担任的，对于士来说，这是一种很强的激励：虽然只是卿大夫的家臣，但一旦卿大夫的“家”变成国家，那么作为家臣的他们，也就能够摇身一变当上公务员，成为地位崇高的“卿”。这样的诱惑力，对于长期遭到歧视的士来说，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这比土地和金钱更加具有诱惑力。

所以在春秋后期，士的追求，就从原先的为奴隶主贵族“执王命”，变成了这时期的“陪臣执王命”。也就是说，打着“执王命”的旗号，真实的做法却是“陪臣”。而且也有很多的士，在长期的积累中，随着实力的提升，开始去反抗自己头顶的卿大夫。比如鲁国季氏的家臣阳高，在背叛自己的主人时，他的手下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小政府，并且自己豢养了大批的家臣，他和季氏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可见当时的士，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实力。而且许多的士，在地位提升以后，也开始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主人。比如晋国时候著名的“死士豫让”，他最早是范氏的家臣，因为范氏对他很轻慢，所以就离开了范氏，投奔了另一个卿大夫智氏，因为智氏给予了他崇高的礼遇和待遇，所以他之后誓死为智家效力。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在春秋后期，士的变化有两种，一是不再处于奴隶主贵族的底层，相反成为了新兴卿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对于卿大夫来说，谁能拥有出色的士，谁就能在争斗中从此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就是士已经不再是奴隶主们可以随意转送的产品，相反拥有了独立的地位，可以自己选择效忠的主人，并且在遭到主人的不公正对待后，他们也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反抗。对于急于夺权的卿大夫们来说，士既是他们忌惮的力量，又是他们急于拉拢的对象。从利益共同点上说，士和卿大夫有着相同的利益，他们都是从旧体制里脱胎而出的新阶层，传统的国君奴隶主们，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这种利益关系，也使得他们因此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后来的卿大夫夺权运动里，士其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士本身阶层也在分化瓦解之中，高下的分化特别厉害，比如著名的儒学宗师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士，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士，他们周游列国，得不到土地和人口，一生不得志。但是在当时，士已经不仅包括那些横刀立马的武士们，还有武功高强的游侠，更包括了大量文化群体，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是作为“士”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来源也更加驳杂，比如孔夫子，他的祖先是鲁国的大贵族，但是到他这一代却成了士，等于是破落了。又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但靠着经商致富后，他有了士的身份，而且富可敌国，成为能够带着大批车马招摇过市的“暴发户”。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更惨，他是自耕农出身，后来也在鲁国做到了高官，这些鲜明的事实，昭示了整个西周宗法制社会完全崩溃的过程，对于中国新国家体制的确立，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对于春秋时代的伦理纲常冲击最大的，是大批没有任何贵族背景，出身卑微的士，不断有人飞黄腾达，做到诸侯国的高官，卿大夫的家臣，建立自己不朽的功业，这不止是这些人本身的“个人励志故事”，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此开始出现了条条缝隙。在这个乱世之中，哪怕是卑微的小人物，也有可能成为凌驾于贵族之上的人上人，这个任何人都能成功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而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就是从夏朝时期开始确立的中国世官制度，即官员的世袭制度。比如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在鲁国做官，但是他们的官职并不是世袭的。因世官制度国家行政体系的划分也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春秋初期，官员并没有“文官”“武官”的区别，通常都是文武合一的。随着士的出现，尤其是士的身份的分化，大批士进入权力的高层，中国传统行政官职的划分，也开始出现了分化，文职和武职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比如春秋晚期的鲁国、齐国，最早出现了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区别，同样级别的官员，也从此有了文职和武职的不同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大批士的活跃，在当时的各国出现了一批出身于宗法制度之外的，不具备任何世袭官职的武装力量，这些力量往往从属于卿大夫，成为卿大夫扩充权力的重要保证。宗法制的崩溃和新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都是从此开始的。而随着卿大夫权力的日益膨胀，国君被架空，在春秋后期，比如晋国这些国家，他们的国家大权，主要掌握在执政的卿大夫手中。卿大夫们的真实角色，就是国君，而从属于卿大夫的士，即卿大夫的家臣们，也就变成了原来的卿大夫。但是这些人更希望能够获得名分，为了这个名分，大规模推翻原有国君的政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