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春秋和战国之间有什么不同？恐怕可以罗列出很多来。国家政治结构的不同，军事组织形成不同，官职分布不同，甚至诸侯国的统治者不同，战争的规模不同，战争的目的不同，社会的文化思潮不同，但是所有的“不同”，归根结底到一点上，却只是一件事：经济基础不同。

我们说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件事，这是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转型期。按照政治学的说法，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期，种种大变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最终还要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状态上的变化。纵观从春秋到战国的所有变化，根本上说，战国，改变的是中国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战国究竟改变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一

战国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层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果国家的经济体系是一个房屋的话，那么奴隶制的屋顶，是奴隶主，地板是奴隶，这也是春秋的社会关系。而在战国时代，这个关系随着变法的深入，各个国家的转型，奴隶制小国的被平灭，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新房屋：封建社会关系。这个房子的屋顶，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农；房子的墙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农。

在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家，纵横捭阖的国君们，挥斥方遒的将领，或许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观点不同、敌友关系不同，却有一点身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阶级。

有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问题，各类史料讲过很多，讲的比较少的却有一点：这个社会转型期的各类新阶层，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比如，地主是怎么来的？

战国时代的地主，是战国风云的绝对主角。在战国早期瓜分奴隶制国家的狂潮里，主角是地主；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子们，背后的利益团体，也大多是地主；在战国时代风云变换的变法运动中，那些或刚硬或阴柔的改革家们，他们真实的身份还是地主。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来的。战国时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过程。

战国时代的地主，主要来源于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先的奴隶主贵族，他们的身份，很像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贵族。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里，他们的鼻子比较灵，嗅到的风向比较准，很早就主动转化了生活方式，虽然本属于体制内的奴隶主，摇身一变重新做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里谋取了新的利益，成为新型生产方式的既得利益者。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齐国的田氏家族。

这些“新贵族”的普遍特点，就是脑子很灵光，而且在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内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见。在旧体制下，他们虽然拥有封地，甚至和统治者有亲戚关系，但是不具备世家大族那样的特权，没有对军队、政权的掌握能力，他们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在封地里收取出产，保持富足的生活。因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他们的脑袋敢于转弯，比如在自己的封地里，主动改变了剥削的方式，变以前的奴隶关系，为后来的地主与农民关系，尽可能地给予各种政策，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变革中，他们最早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就要争取更多的甜头，所以他们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向旧的贵族抢班夺权。甚至执掌一个国家的政权。这部分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本身就是从旧体制内蜕变出来的，身上无法割裂与旧体制之间的联系，这也注定了他们进行的各类转型活动，发起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最终是不会彻底的。战国时期齐国、魏国、赵国、韩国的国家政权，都属于这种情况，按照过去历史书的话说，他们最后的衰弱，也是因为“保留了大量奴隶制残余”。

在整个的春秋战国时代，“新贵族”们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君子。这里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说战国时代脱胎于旧贵族，又在新经济形势确立后，实力迅速壮大的新贵族群体。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个国家的王族宗室，他们的普遍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土地，其财富富可敌国，经营大量的新兴产业，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也放高利贷。他们自己的庄园里，也有一套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势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门客”。门客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千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国家局势，在中央集权制度初建的战国时代，他们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权的“异类”。这些人与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势力，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门客盈门的盛况，也只能给后人徒增谈资。这些人里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君子”——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都是本国的骄傲，他们身后的几千年里，一直被后人看做传奇，但是真正完成统一大业的，却是改革最为彻底，没有君子的秦国。

地主阶层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战国时代的官僚阶层。他们取代了过去的旧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国家政权的执行者，成为国君中央集团的帮手，而他们成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功勋，得到国君的土地赏赐。战国时代，国君对于臣下的最主要赏赐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晋地区的韩赵魏三国，当年曾经是商鞅主人的魏国丞相公叔座，魏王一次性赏赐给他的土地，最高的时候就有100万亩。吴起当年因为守备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赏赐土地20万亩。这一类地主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旧贵族转化来的，出身比较高贵，比如公叔座；有的却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过建立功业一步登天，吴起就是这一类型。

除了国君赏赐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资眼光。在这时代里，他们喜欢把所得的俸禄用来购买土地，比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对土地的热爱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带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买下来。他母亲也因为这个，断定他没有带兵之能。而在当时，官僚阶层的这种情况很普遍，钱是容易贬值的，土地却是永远不会贬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经济的保障。

官僚地主阶层的扩大，也和战国各类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有关：奖励军功。这项政策最早实行在魏国，后来商鞅在秦国发扬光大。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土地作为奖励方式，授予那些在战场上立过功的人。这些通过军功、战功获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们往往是战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阶层的又一个类型，是很有“励志意义”的，那就是布衣地主，这一群体有两个类型，一种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种是从自耕农、手工业者，甚至奴隶转化而来的地主。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买卖。这个群体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业者出身的地主阶层，战国时代一句流行语是：以经商来发财，以土地来保财。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就是这一类型人物里的杰出代表。

而更有励志意义的另一个群体是，许多自耕农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逐渐拥有了土地。这一群体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国、赵国地区。当时的统治者，普遍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政策，国家给予垦荒者法律上的保护，并提供农具，特别是秦国，只要你敢刨地，要什么支持国家就给你什么支持。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废井田，开阡陌”运动，更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许多早期的自耕农们通过锐意地耕作，占住了大量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秦国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长，六国人口大量涌入，是因为那里是从自耕农变成地主难度最小的地方。

二

有了地主，自然对应着要有农民，作为被地主踩在脚下的群体，战国时期的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三个群体。

其中自耕农的来源，有两类：一是奴隶社会的平民阶层，但更多的却是奴隶社会的逃亡奴隶，那些早期摆脱奴隶主统治的逃亡奴隶们，通过积极的垦荒，流亡到新的地区开辟新土地，逐渐成为了拥有合法财产的自耕农。这一类自耕农，普遍分布在当时的秦国和楚国以及吴国地区，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频繁，大批奴隶逃亡，他们开始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今天的华东、关中、江汉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变法，内容虽然不同，但其中一个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拼命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因为自耕农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可以收取税收的税源扩大，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国家建立完备的财政收支体系。这一点上，战国变法的宗师李悝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农伤则国贫。但是对于各路诸侯国来说，自耕农的增加是最困难的，因为国君下面的地主阶层，都在想方设法地隐瞒人口，把大量的人口变为自己的佃农。所以魏国变法的时候，采取的是国家提供农具和法律保护的方式，来增加自耕农数量，而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时候，却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措施，严苛到一户农家里，兄弟成人后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处罚，且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赵国名将赵奢早年做税官时，之所以开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为平原君故意隐瞒人口，逃避赋税。一个封建制国家勃兴的时期，势必是自耕农数量甚多的时期，而一个封建制国家衰落的主要起点，就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这个经济规律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在富裕程度上，还不能和后来的汉唐宋明相比，那时候生产落后，土地产量低，一家自耕农的土地，大约在30亩左右。他们拥有种子、农具，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税率不相同，以魏国强盛时期的魏文侯时代为例，当时的魏国改革家李悝曾经估算过，一家有30亩土地的自耕农，按5口人计算，每亩的粮食产量是3斗，他们需要承担的税赋，大约是十分之一。交完税的粮食除了自己吃外，剩下能拿去卖钱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卖到的钱，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销，也就能勉强维持一个温饱。这还是普通的生产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灾害，自耕农破产就会成为普遍的事情。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非常重视水利的修筑，用以维持生产的稳定。即使如此，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贫困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后来统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国农民。

比自耕农更惨的，就是佃农。佃农，基本就是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转化而来的，比起奴隶们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境况显然好得多，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农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地主，同时还要承担土地的赋税，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维持温饱就更加困难了。佃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破产的自耕农，他们遇到水旱灾害，无力承载国家的赋税，只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于地主家中。《吕氏春秋》里就曾记录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由于秦王朝不断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来保证前方供应，造成大量自耕农逃亡，许多自耕农宁愿依附在地主家里做佃农。

比起雇农来，佃农还算好的，因为雇农不但没有土地，更没有农具。他们有的给地主家做佣工，有的甚至在农忙时节，给富裕的自耕农帮佣。他们的生活水准，已经直追当年的奴隶，韩非子的书中曾说，三个雇农的经济收入，都不足以奉养一个老人，足见经济状况之悲惨。

战国时期同样是有奴隶的，当时大工商业地主家里，依然豢养着大批的奴隶，他们只有食物，没有收入，有的甚至和牛马一起放养。但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战国的主流。战国时期，是地主和农民这一对封建社会关系正式确立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已经在这一时期奠定。

三

战国生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生产水准的提升，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工农业生产科技的高速跃进。如果用横向对比来说的话，战国之前的中国，在生产水准上，与同时代的西方奴隶制国家是同步的，而战国之后的中国，却已经把当时的世界远远甩在了身后。

战国首先突飞猛进的生产进步，就是农业的进步。诸侯争霸，表面打的是军事力量，本质打的却是钱粮储备，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国，在农业技术改进上都不惜血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铁制农具的使用，根据建国后的考古发现，北到辽宁，南至广东，都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制农具出土。比如河南辉县的战国魏墓，曾经一次出土铁器160件，其中农具有58件，铁农具和先前的石制，木制农具的最大区别，一是生产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完成深耕，原先无法被发展成耕地的荒地，因为铁农具的出现，完全可以被开垦成良田，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体自耕农，也可以因为铁农具的使用大力垦荒，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

而另一个推动战国农业发展的技术，就是牛耕。战国时期，牛耕已经作为一种普通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用牛耕作，就好比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耕作。不但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而且还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例。在战国之前，诸国中公认的农业强国，当属中原的晋国和东方的齐国。然而在战国之后，西北的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农业强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大力推行牛耕。他们本身就有丰厚的畜牧业储备，耕牛的储量极其丰厚，所以推广牲畜耕作，也就比其他六国得天独厚。当时的秦国不但有牛耕，还有马耕，而且秦国还有“国家福利制度”，只要是开垦荒地的农户，国家给予牛马补贴，即免费提供牛马等牲畜，这就使秦国的农业水准在短短几年内有了飞速发展。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数次大战中获胜，特别是打赢诸如长平之战等相持战，其雄厚的国家钱粮储备成为了重要原因。一种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版图出现了颠覆性变化。

战国农业的进步，另一个重要创举，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变。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粪种”，即运用动物的骨头和麻子煮成汁搅拌，作为肥料来增加土地的产量。荀子在他的《富国篇》里也曾说过：施粪肥田，这是农民该做的事情。当时的农业肥料，除了粪肥外，还有把野草烧成灰做成的绿肥。这两种肥料，之后一直不断发展，沿用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战国时代著名的学派“农家”，对于农业的耕作技术，有非常详尽的总结和阐述，包括深耕技术，粪肥的培育，以及种子的识别和种植，这些在战国时期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秦始皇时期欲逐六国宾客，李斯就以水稻种植为例，劝谏秦始皇，他说“原本只在南方种植的水稻，都能够在秦国扎根，何况六国的人才呢”。这番话不但使秦始皇改变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见此时水稻在南方种植之广。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变化，我们从魏国名臣李悝的自述里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认为战国初期的魏国，一亩土地的产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铁器农具以及使用肥料后，产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一亩土地，产量最高当在三石到六石之间。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来，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

战国农业的发展，不但增强了当时各主要大国的实力，支撑了他们之间的长期战争，在社会生活上，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社会工商业的繁荣。

四

战国时期的工商业，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发展规模，都远非春秋时期可以同日而语。而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工商业日益成为一种“全民活动”。

早在郑庄公小霸的时候，就曾经通过发展工商业的方式来提升国家实力。但春秋早期的工商业，包括西周时期的工商业，其实只是“奴隶主的游戏”。奴隶制社会下的商人，本身就是作为奴隶主的衍生品出现的，当时商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奴隶主兜售奢侈品。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贫富差距大，社会地位低，奴隶们连饭都吃不饱，平民和自耕农生活穷困，地位低下，能参与商业活动的，只有有钱又有闲的奴隶主们。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局面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春秋到战国的历次变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就是社会财富分布方式的变化，大批的社会财富流向了平民、中小地主阶层，甚至自耕农也拥有了一部分财富。农业产量的提高，也让农民们有了更多可以去交换的剩余物资。春秋时代的自耕农，一年的收成也就勉强用于糊口，但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寻常的年景下，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农作物用于商品交换。所以大量农民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是这时期中国工商业的一个划时代变革。

战国商业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华夏族活动区域的扩大。西周时代的中原诸侯国，主要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而随着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延续，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原本属于蛮夷地区的江汉平原、江南地区以及关中地区，和中原传统经济区的往来日多。往来多的，货物的相互输送也就多。在春秋末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已经很繁荣了，大量原本只属于贵族专利的奢侈品更充斥市面，许多商人通过买卖的辗转，一跃成为新富阶层，其中的典型人物，比如春秋末年的范蠡，他在逃离越国后转行经商，很快富可敌国，成了后来中国本土商人的始祖——陶朱公。

这时期参与商品买卖的人物也日益增多。从原先的贵族，扩展到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不仅是大商人们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向手工业者收购手工业品，更出现了平民与平民之间的交易，比如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易。中国这时期工商业的商品流通量，比起春秋时代可谓是激增，而这时期最暴利的贸易行业，就是奢侈品的交易买卖。战国时期，旧贵族解体，新地主大量涌现，暴发户日益增多，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也就日增。比如南方的象牙，卖到北方市场上，差价竟然高达200倍。按照荀子的说法，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象牙，西方的珍珠，在中原的市场都应有尽有。这时期中国的工商业活动，不但全民化，全国化，更加国际化。

商品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个新富阶层——工商地主阶层。在春秋战国的风云变化中，他们是游走于各方势力的万金油。工商地主们通过商业贸易，迅速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又将财富用来购买土地，成为新富的地主阶层。这些人又做买卖又种地，经济效益利滚利。有些人还实现了跨地域经营，在列国各地设立商号，垄断贸易流通渠道，实现了“跨国经营”。战国的国家没有统一，战国的商业市场，却陆续被他们统一了。

有了钱的工商地主们，自然也开始惦记上了权力，他们本身的发家，就是通过结好官僚地主的方式，有了钱以后，他们也开始把钱用于打通政治关节，不但为商业经营谋取便利，更开始谋求操纵国家政权，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吕不韦。他在赵国的时候，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当“奇货”，又送老婆又送钱，更帮助他回国谋取了秦王位。他的投资很快收到了回报，当上秦王的公子异人，给予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权力，他成了秦国的相国，早期的秦始皇，也尊称他为“仲父”。这些早期权力体系的万金油们，随着经济力量的扩大，也从原先权力体系的寄生地位，逐渐变成了主宰地位。

与工商地主同时游走于战国工商业圈的，还有信贷地主。所谓的信贷地主，按照民间的说法，就是“放高利贷”的。战国时代放高利贷的都不简单，大多都是地主阶层里的“新贵族”，尤其是新贵族里的君子们。和工商地主相反的是，工商地主们经商是主业，搞政治是副业，信贷地主们搞政治是主业，放高利贷是副业。比如孟尝君的高利贷收入，大多用来馈赠门客，扩大势力，而当上相国的吕不韦，反而利用权力垄断了洛阳的工商业，大摇大摆干起了官僚。

繁荣的商品经济下，中国的封建城市化进程，在战国时期越演越烈，且从未因为战国的战乱而割裂。春秋时期，即使是诸侯国的国都，最大也不会超过900丈，跟战国时期的城市比，几乎就寒碜了。战国时代的城市化，是老城区扩张的过程，也是新城市不断涌现的过程。这时期出现的新城市，包括河北易县、河北邯郸、河南开封、河南洛阳，而老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比如齐国的国都临淄，在战国早期已经有了7万户，人口21万，这个数据今天看不起眼，但是对比一下，一千年后的西欧大城市伦敦，也不过只有10多万人。这是一个值得每个热爱中国历史的朋友骄傲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