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拓跋宏 第四章

拓跋宏作为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与好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肯定会时常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两相比较,他从理性上还是认同了汉族文化,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先进代表。他完全拜倒在汉族文化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文化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对汉族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具体而言,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废除旧俗,实行汉化。鲜卑拓跋部有一种西郊祭天的古老仪式,由早期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原始部落联盟大会逐渐演变而来。在决定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三月,孝文帝“罢西郊祭天”,毅然予以废除。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一举措很好地表明了他彻底改革的决心。

在接受汉文化方面,他首先从语言、服装、姓氏等人们的习俗方面做起。

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严厉禁止鲜卑语言,以洛阳汉语为通行的标准语言,并命人著有《河洛语音》等书以供鲜卑人学习汉语之用。

胡人为便于骑射,往往着长靴,窄袖短衣。进入中原后在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中就显得十分特别与刺眼。为减少民族隔阂,孝文帝下令改鲜卑服装,采用汉人的褒衣博带。

鲜卑姓氏多由部落名转化而来,常常是几个字连在一起的复姓,译成汉字十分繁复,孝文帝下诏全部改为汉姓。比如改拓跋为元,纥骨为胡,伊娄为伊,丘敦为丘等等。他不仅把鲜卑复姓改为单姓,还将一些鲜卑名改为汉名。

二、改革官制。北魏前期,政府机构采取的是胡汉混合的官僚体制。后来,孝文帝仿照南朝,对官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比如取消内行官系统,由宦官和女官担任;确立御史这一新的官制,日益扩大、加强其权限;官分清浊,适合士族担任的官职叫清官,适合庶族出任的则称浊官;对爵位由虚封改为实封,推行食邑制度;建立官吏考绩制度,并与整顿吏治结合在一起……

三、改定律令。孝文帝一代修订律令共有两次,他不仅亲自讨论、修改法律,还亲临刑狱,听取冤讼,决断疑狱;他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刑讯逼供;他惩办酷吏,减轻刑罚,废除了“门房之诛”、族诛、车裂、腰斩等酷刑。

四、推崇儒学。拓跋宏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一套学说,因此他十分尊崇孔子,推重经术,对儒家的思想核心——礼仪尤为重视。他恢复雅乐,建立学校,全盘采用汉人的儒家文化教育。

五、建立门阀制度。门第和阀阅是汉人士族炫耀的资本,鲜卑族并无这一制度。入主中原后,往往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法与汉人士族相比的自卑心态。为了提高鲜卑贵族的特权与地位,公元495年,孝文帝制定姓族,建立门阀制度。他将鲜卑门阀等第分为姓和族,姓比族高。鲜卑门阀贵族共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有了所谓高贵的门阀,鲜卑贵族便有了与汉人士族通婚的资本,胡汉联姻相当普遍,这在生理与血缘方面也加强了鲜卑与汉人的融合。

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措施,确曾给当时的北魏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魏的隶书——魏碑结构严谨,笔画沉着,堪称中华书法之瑰宝;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集文学、艺术、雕塑、绘画于一炉,是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南北朝时期两部辉煌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创作于北魏末期,它们是汉化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所展示的成果与结晶,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不朽著作的诞生与问世……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毕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急乎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10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只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动乱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沔北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三千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七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4月,拓跋宏发州郡兵二十万,限八月中旬集中,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车兵害怕远征相率起义,适逢齐明帝逝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累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太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于公元499年4月26日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太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两岁时,母亲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赐死;九岁时,父亲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在鲜卑贵族守旧派的煽动与支持下反对汉化改革,阴谋逃归平城,并乘机发难,拓跋宏为了改革大业,只有“大义灭亲”,将其废掉,继之赐死;夫人冯皇后犯下宫中私通之罪,又被他临终前亲自赐死。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