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哲宗皇帝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皇帝死了，没儿子，兄弟倒是有几个，谁来接任就成了个问题。宰相章惇要立简王，理由是简王是哲宗的同母弟；向太后却要立端王。说来说去，俩人就吵起来，章惇气呼呼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宰相顶不过太后。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端王赵佶继位做了皇帝，时年十九岁，庙号徽宗。章惇敢说皇帝“轻佻”，自然没好果子吃，最终被贬而死。可是他说端王不适合当皇帝，却不幸言中了。就连给他扣了一顶奸臣帽子的宋史，也不由感叹：若是当时有人肯听章惇一句话，大宋哪里还有后来那么多波折。

说起徽宗皇帝的为人，《水浒传》上有一段好评价：“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如此这般，可见宰相章惇的“轻佻”所言不虚。不过也能看出这年轻的天子倒也聪明博学，多才多艺。当年向太后坚持要立他，或许也是看上了这一点。可聪明人尽管来得琴棋书画，作赋吟诗，却未必当得好皇帝。后来有人把徽宗皇帝和他祖上仁宗作对比，仁宗皇帝百般不会，就是会做官家，徽宗皇帝倒是百般都会，可就是不会做官家。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章惇会说他“轻佻不可君天下”了，可这“轻佻”也不是凭空而来。在徽宗成为皇帝之前，还是端王的时候，给他影响最大的人是驸马都尉王诜，王诜是神宗皇帝妹妹的驸马，也是当时有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和苏东坡、黄庭坚这样的书画大家都有很深的交往，那个有名的西园雅集，就是在他府上。他自己在绘画上的造诣也很高，传世的作品尚有《烟江叠嶂图》。端王本来在书画上就有天分，在这个姑父的影响下，自然更是精进不少。可此君不仅仅是个风雅之士，还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主儿。《水浒》里那“小王都太尉”说的就是他，从他推荐那“踢的一脚好气毬”的高俅给端王，就可想见此君是何等人物。正是斗鸡走狗，声色犬马，一个也不能少。按说他“尚”了公主，公主又是个极贤惠不妒嫉的，允许他左一房小老婆，右一房小老婆地讨在家里，也就该知足了，可他还往花街柳巷跑得欢。这倒也罢了，公主病重，他居然当着公主的面，就拉来一个小妾胡搞。神宗皇帝知道这事，心里那个气啊，可是由于宋代不杀大臣的传统，也不好把他怎样，只好贬官了事。年轻的端王和这么个主儿混在一起，能学好，才叫见怪。不过如果他只是个亲王，就是爱玩爱闹，“轻佻”点，也无伤大雅。毕竟，当皇帝之前，没人把他当作皇位继承人来培养，只要老老实实地做一个王爷，不要参与政事，吃喝玩乐即可。结果却由于哥哥短命，在太后和宰相闹意气中成了皇帝，于是当皇帝时把当王爷的“轻佻”发扬光大，最后只好把国家折腾完蛋了事。

不过这徽宗皇帝刚刚登基，还有向太后看着他呢。他自己也很想好好干。在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就表明他决心把斗得乱七八糟的新旧两党好好整顿一下。于是进贤臣，远小人，平冤狱，纳谏言，干得有声有色。向太后很满意，半年后就撤帘还政，放手让他自己亲政了。可这皇帝干着干着却烦了起来，老臣们太唠叨，总是说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奏章太多，看得头疼，哪有王羲之的字、吴道子的画吸引人呢。还有这平息新旧党争，看起来简单，以为只要作皇帝的公平中正，不偏不倚，大臣们还争个啥劲。谁知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皇帝的也不知道听谁的好。皇帝发现这和稀泥的政策不但不能平息争论，反而让自己挺没面子，再加上那些叨叨他的人多是旧党老臣，使他心中的天平，不由的偏向到新党一面去了。而最后使皇帝决定赞同新党的，则是大臣们提出的新党执政人选——蔡京。

在徽宗登基之前，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驸马都尉王诜。那么在他做了皇帝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就是蔡京。徽宗是个艺术家，他和蔡京最初的交往也是始于艺术。蔡京擅长书法，宋四家“苏黄米蔡”里的“蔡”，其实说的就是他，只是由于他后来声名狼藉，后人才用了较早的蔡襄来代替。有一次他在翰林院，兴之所至，为两名内官在扇子上题了两句诗。第二天就发现那两名内官都是喜气洋洋，这倒不是他们会鉴赏，知道得了宝贝，而是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以万钱的高价买走了，这位亲王就是端王。这样，徽宗以后对蔡京的重用，多少也有一点知音相惜的成分在里面。蔡京也成了他永远的宠臣，尽管也不免被贬，但却总能贬而复起，终徽宗朝荣宠不衰。只是，徽宗这种艺术家的眼光和心性，虽然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书画知音，却也为北宋王朝选上了一个最大的奸佞。

蔡京号称新党，其实却是一个“变色龙”。旧党司马光当政，作为开封市长的他能在五天内就把属下实行的新法废掉；而当新党宰相章惇当政，他又能以同样的速度将之恢复，可见他只是升官第一，毫无政治原则。此人能力一流，在做小官时就被公认为“有手段”，最后他成了骂名满天下的奸臣，还有人说他若能心术端正，那就是古来任何一个贤臣都比不上的。以他的聪敏，自然看穿了皇帝对旧党不满的心思。于是投其所好，使得皇帝迅速的转到新党这边来，把年号改为“崇宁”，以示要推崇他老爸神宗皇帝的熙宁新政。对于那些旧党，则纷纷赶出京城。后来，更是把他们的黑名单刻在碑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元祐党人碑”。而蔡京则于崇宁二年（1102年）拜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升上了宰相的高位。于是，这一对艺术家的“圣君贤相”，就准备好好大干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