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伍 崇尚理学还召妓的糊涂皇帝——宋理宗赵昀 崇尚理学还大肆召妓
宋理宗虽然重用佞臣搞得国势衰弱,但作为正史的《宋史》却给了他很高评价。这是因为宋理宗在位,对理学大力推崇,这样,以表彰理学为第一要务的《宋史》,就要拼命给他说好话了。他死后的庙号是一个“理”字,据说也和他推崇理学有关。可见这推崇理学,实在是理宗朝的一件大事。
说到理学,可能会让人想到这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但也对民间社会的整合和维持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实上,自南宋之后,理学对社会的影响就是全方位的,其长远深刻之处,或许现在也不能忽视。理学又称道学,始创于北宋时周敦颐,又经程颢程颐兄弟加以发扬光大,到了南宋,在朱熹手中集于大成。理学在一开始并不是官方的学派,只是在民间流传,影响也有限;自宋朝南渡之后,才渐渐流传开来。特别是朱熹,对于提高理学的影响力起了很大作用,他所著的《四书集注》在之后就慢慢取代了五经的地位,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
韩侂胄由于结党营私,骄奢淫逸,很让“灭人欲”的理学家们看不起,便把理学定为“伪学”。规定凡是“伪学”中人,一律不能做官,大小官员在写述职报告时,还要多加上一句“不是伪学党中人”,此事称为“庆元党禁”。后来,韩侂胄被史弥远设计杀掉。史弥远对于理学也没有太多心得,不过本着“敌人反对的都要支持”的原则,就对理学家颇为照顾,提拔了不少人到朝中做官。但后来他废掉济王,又把他害死,这些理学家就不买他的账,纷纷上书为济王伸冤。史弥远看到他们如此不识抬举,便很生气地又把他们赶出朝廷。等到史弥远死了,理宗皇帝亲政,他为了励精图治,便又把这些理学家召回了朝廷,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尊崇理学的风气。对于那些已故的理学大师,如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都赐给谥号,请进孔庙。皇帝自己也很认真的研读理学经典,一时间“周程张朱吕之说,家传而人诵之”,理学一下子由“伪学”变成备受推崇的“正学”了。
只是理学家学问的要义,在“存天理,灭人欲”,不仅是对小民,就是对皇帝,也是要他们“正心诚意”的。而所谓“人欲”,自然是“万恶淫为首”了。所以程颐若得知宴会上有歌伎,就看也不看一眼,当下拂袖而去。义士胡铨,因上书弹劾秦桧被贬到海南,等他晚年回来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歌女脸上的酒涡很可爱,便不禁赞赏了几句,朱熹却为此特地做诗一首:“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觉得忠臣义士老来为一个歌女动情,忘了国家大事和君臣大义,实在是修养不够,“人欲”灭的不彻底。理宗皇帝既然提倡理学,在这上头就应该作出表率。可他倒好,不但不“清心寡欲”,还把妓女召到宫里来。
这件事出自奸佞董宋臣的怂恿。宋理宗晚年喜好女色,三宫六院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私欲,善于奉迎的内侍董宋臣看到了,就给他想了一个寻欢作乐的方法。于是,便在一个元宵佳节里,召来了临安城的名妓唐安安。
唐安安既然是临安的名妓,那容貌歌舞,自然精彩绝伦。于是皇帝一见便舍不得丢开,就把唐安安留在宫里,宠幸非常。唐安安也仗着皇帝宠爱,过起了豪奢的生活。家中用具,上到妆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制成的。帐幔茵褥,也都是绫罗锦绣。珍奇宝玩,更是不计其数。理宗皇帝自此也就经常召一些歌伎舞女,演傀儡戏的优人之类的进宫。有大臣看他太不像话,就上书劝谏他,道是如此胡作非为,岂不败坏了陛下三十年“修身”的效果么。理宗看了,倒也知道不好意思,于是嘱咐他不要把奏本给别的大臣再看到了,但也不舍得就这么放走美人。那个大臣知道是董宋臣把妓女弄到宫里来的,就又给皇帝献上了一幅高力士脱靴图。董宋臣看了大怒,就在理宗面前告状,说那位大臣诋毁皇帝。理宗倒也不恼,还笑着说:“这个是在骂你,并不是在骂我呀。”董宋臣赶紧解释:“这家伙把皇上比成明皇,阎妃娘娘比成杨贵妃,把臣比成高力士,他自己倒以李太白自居,实在狂妄。”阎妃是皇帝最为宠幸的人,于是理宗也就不高兴起来,疏远了这位大臣。
皇帝跟妓女勾勾搭搭,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还要堂而皇之地召进宫里,就更加骇人耳目。宋理宗的祖上徽宗皇帝,是有名的风流胡闹,可他看上妓女李师师,也只敢挖条地道通到她家,偷偷地钻来钻去,不敢召她入宫,看来宋理宗的胆量倒是比宋徽宗大多了。只是一提起徽宗皇帝,人们都知道他是浪荡天子,胡闹的亡了国;可对于这理宗,还夸奖他崇尚理学,端正人心呢,这也真够讽刺的。不过后人也有冷眼看破的,做诗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便点出了这位推崇理学的皇帝,本质上跟他那位胡闹亡国的祖宗,也没什么两样。
由此也可以看出,理宗皇帝对于理学家的那一套,并不是真心信奉,只不过是用来遮掩耳目,就连说他好话的宋史,也指出他“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他肯听理学家说些什么道德性命,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圣明而已,所以,当那些理学家真的教训起他来,他也就颇不耐烦。但他也聪明,知道这些人名声很大,万一贬斥他们,就会引起朝野很大反应,到时候劝阻的奏章雪片般的传到他跟前来,岂不更烦。于是就反而给那些人升了官,但不让他们管事,免得整天在自己耳朵边叨叨。而这些理学家们,讲起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来是一套一套的,可到了治国平天下,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方略。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望,理宗召他入朝,大家都洗耳恭听他的大政方针,他却在奏章里劝了皇帝一大通正心诚意,不免为人嘲笑。对于当时对财政匮乏,军事败退,这些理学家们也没有应对的办法。以至于当时的伶人都笑话他们:什么大学中庸,不过是白吃了许多酒食。朱熹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在局势危急之时,正是需要有豪杰一般的人物来大力整顿国政的,可是那些理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他们给理宗的劝谏,也多是在个人小事上做文章,这般“圣贤”功夫,也太虚了一些。老生常谈,千篇一律,也难怪理宗会烦,觉得这些“圣贤”们还不如他那个斗蟋蟀的小舅子贾似道,还能想办法弄到钱来给他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