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一生的统治，被历史学家分为了三个阶段：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不过，头十年的奋发图强恐怕还是张居正的功劳，所以一旦皇帝自己亲政，他懒的本性马上全部显露。但是，懒皇帝虽然很多，可是“万事不理”，堂堂的天子居然“罢工”，却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原来，这与神宗朝的一件大事“国本之争”有关。

所谓“国本”，就是指的太子的人选。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来说，皇位的继承人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算得上是国家的根本，所以，被称为“国本”。一般来说，立太子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也就是说皇后所生的儿子自然会是太子，若皇后没有儿子，就立皇帝的长子为太子。明神宗的皇后王氏没有儿子，他的长子是王恭妃所生的朱常洛。于是，按照惯例，他就应该立这个儿子为太子。但是，皇帝宠爱的却是第三子朱常洵，因为，这个儿子是他心爱的郑贵妃所生。

万历六年（1578年），小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王氏，同时选取“九嫔”，郑氏就是九嫔之一。神宗皇帝的王皇后容貌平常，又秉持着传统的“妇德”，皇帝对她不感兴趣，却对机智聪敏的郑氏十分宠爱，平时一般都在她宫中留宿，妃嫔无一人能及。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神宗马上册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但这一晋封却引起了宫廷内外的纷纷议论。

原来，在皇帝大婚之前，他有一次到母亲李太后的宫中给她请安，忽然一时兴起，看上了太后身边一个姓王的宫女，就和她春风一度。事后，皇帝还挺不好意思，不敢让李太后知道，他大婚的时候所纳的“九嫔”中也没有她。但是，这位王宫女不久怀孕了，李太后向皇帝询问这件事情，他还不肯承认，后来拿出纪录皇帝行踪的“起居注”一对日期，才没话可说。李太后却没有生气，倒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抱上孙子了，十分高兴。于是封那个宫女为恭妃。后来，她就给皇帝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虽然如此，但皇帝却并不喜欢这个王恭妃，那次“临幸”她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等到有了心爱的郑氏，就更是把他们母子抛到一边。现在郑氏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便立刻封她为贵妃，而早就生了儿子的王恭妃，却没有这种待遇。于是在朝野上下看来，这就是皇帝打算废长立幼的标志了。

其实，不论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现在都还不过是小孩子，也分不出什么好歹。或许在皇帝看来，到底要立谁是自己的家事，当然是由自己说得算。但那些大臣们可不那么想，有明一代的大臣们是受理学影响极深的，对于维护礼制有着无比的热情。当年就和神宗皇帝的爷爷世宗皇帝因为要不要管亲爹叫爹的问题大闹一场，气得世宗皇帝在午门打了一百多个大臣的屁股，成为震惊一时的“大礼议”事件。是不是管亲爹叫爹不过是个称呼问题，尚且掀起了这般轩然大波。关系到今后谁是下一任皇帝这样的“国本”问题，就自然更加引起了大臣们的严重关注，于是，当年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奏，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

这自然是逆了皇帝的心意，于是这位官员马上被贬得远远的。但是，一个人倒下去了，还有千万个人跟上来。一时间，主张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奏章雪片一般的飞到皇帝这里，弄得他晕头转向，心烦不已。一气之下，恨不得像他爷爷学习，把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也送到午门去打屁股。但是，当年明世宗的“大礼议”本来就是众说纷纭，皇帝管亲爹叫爹也不是没有一点理论根据；而神宗打算废长立幼，却是一点理都不占，再说他也做不到爷爷那么阴刻，觉得这么乱打一气总归不大像是“圣明天子”所为，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不错的妙计——拖。

皇帝先是劝大臣们不要着急，皇后还很年轻嘛，万一她将来生下一个儿子，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何必急着现在就立王恭妃的儿子。但是，皇帝自从宠爱了郑贵妃，就再也不肯到皇后那里去，皇后这儿子又从何生起。群臣们不肯上当，皇帝就使出了第二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准备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借口等他们长大些再择其善者为太子，以此来搪塞朝臣。结果朝臣大哗，神宗不得不收回前命。后来这件事情一直争论不已，其间又出现了不少“妖书”，影射宫廷嫡庶之争，弄得天下人心混乱。结果还是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出来干预，她问皇帝：“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皇帝慌不择言：“他不过是个宫女的儿子罢了。”李太后本是穆宗皇帝的宫女，因为生了神宗皇帝才被晋封为贵妃，后来儿子即位又成为皇太后的，现在听到皇帝儿子说出这种话来，立刻大怒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皇帝赶紧叩首请罪。

得到了李太后的支持，又加上群臣的压力，皇帝只好在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十月，怏怏不乐地立皇长子朱常洛才为皇太子。至此，“国本之争”告一段落，朝野上下才算安顿下来。

群臣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皇帝却憋了一口气。于是他产生了报复心理：你们既然不让我立喜欢的儿子做太子，那我就“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干脆“罢工”。

他想到做到，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对”大臣，于是慢慢地就连内阁的大学士们也很少见到皇帝的面了；后来更是发展到不批奏章，臣下们的奏章一概“留中”不发。皇帝很明白，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贬斥，马上就会给朝臣们找来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们得到了“讪君买直”的机会。现在干脆给他一个不理，让这帮“忠君爱国”的臣子们面对空气作战。至于他自己，就躲到深宫里呆着去了。

这一点倒很有他爷爷的风范。当年明世宗也曾经一住西苑很多年，不去上朝。但是，世宗皇帝还是肯见见内阁大臣的，奏章也还批复，而且他躲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炼丹药。神宗皇帝又不炼药，他躲在宫里打算干什么，就成为了后代人一直十分关注的话题。

有人猜想，皇帝大人大概是抽上了鸦片烟，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自然不会再对朝政感兴趣，据说他还给鸦片起名叫“福寿膏”。明代中后期以来，对鸦片的进口就开始有所增加，对之征收进口税就始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定陵挖掘之后，曾对神宗的尸骨做过检测，其中果然含有吗啡的成分。不过，当时的鸦片虽然传入了中国，但一般都是作为药物使用的，十分昂贵，时人称“其价与黄金等”。皇帝服用鸦片是否到了成瘾的地步，却也很难断定。不过，《本草纲目》在谈到鸦片时说“俗人房中术用”，恐怕这才是皇帝喜欢“福寿膏”的原因吧。

明神宗沉迷酒色，这也被大臣们的奏折所证实。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所上的那个著名的“酒色财气”疏。其中就提到了皇帝“恋色”的毛病，说他不但迷恋郑贵妃，还养了“十俊”，搞起同性恋来。不过，到了神宗作皇帝的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已经颇为“开放”，纵情声色成为了一时的风尚，追求酒色财气也被视为人之常情，这一点，在小说《金瓶梅》中就有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当时的士大夫之间，竟有因狎妓得了性病而写在诗里夸耀的。而且，明代的男风也是盛行一时，小说家冯梦龙曾经编过一本《情史》专门搜集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类叫作“情外”，就是记载着形形色色的同性恋，他还宣称“世故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这么看来，神宗皇帝的行为也不算是十分过分，比起明武宗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大闹，他这还算是老实的。但是，不管他躲在宫里干什么，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都带来了要命的后果。据记载，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定陵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内阁仅剩下了叶向高一个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文官集团几乎瘫痪。而此时明王朝已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逝，十月，葬于定陵。1956年5月，中国考古队开始对定陵进行挖掘。1959年9月，建立定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