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末世的挽歌——绿林赤眉之乱 一、末世思潮

西汉一朝的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指导理论分别是初期的黄老之学、中期的公羊学、晚期的纯儒学。

黄老之学,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公羊学,系以儒学为基,刑名之术为用的哲学流派。这一学说登上政治舞台,表明了西汉政权开始以多欲政治代替初期的无为政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就是指“公羊学”打破了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使天下陷于扰攘。

后期则是纯儒学,热衷于效仿儒家经典记录的所谓“圣人体制”,如禅让哪,井田哪,周礼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书呆子气十足的政治理论,是“公羊学”的延伸。

西汉的衰亡,起自武帝后期,中间虽又经历了昭、宣两帝的复兴,但自送昭君出塞的元帝起,彻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亲宣帝曾对这个儿子有一段精准的评价,《汉书·元帝纪》中宣帝感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什么会有此一说呢?这涉及到宣帝、元帝父子两代治国理念的冲突。

这本不奇怪,自秦始皇扫平六国以来,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一直是古中国的智者们研讨的话题:儒家谈仁义、法家谈制度、兵家谈征伐、道家讲无为、农家谈力耕……从思想上,技术上开列出了许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大一统帝国,也最怕没有统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闹出大乱子的。秦始皇简单粗暴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办法统一思想——可是历史证明,这也只是鸵鸟逻辑罢了,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秦始皇仅凭经验治国,并未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论,加之秦二世庸碌无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溃了。

然而初起的汉王朝,在这一点上也强不到哪里去,汉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经验主义”,甚至还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给子孙留下祸患无穷的“七国之乱”。

惠、文、景三代,休养生息之余,开始反思治国的条理,废“挟书律”,把《春秋》、《尚书》等历史文献找出来重新整理,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学习它们——这就是儒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两千年中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西汉一朝,则先表现为“公羊学”的兴起,后表现为“纯儒学”的鼎盛。

宣帝、元帝间,正是儒家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各种依托于儒家基本理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这不奇怪,“刑”“名”之学本来就是“公羊学”理论与世俗统治相结合的关键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这就走上了极端——从辩证地接受儒家理论的“公羊学”,跳到了盲从于儒家理论的“纯儒学”。

他父亲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激进的倡导,虽然托名于古之圣人,但是非对错还需要用实践去验证。

治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人们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实验;既然是探索、实验,自然免不了会有失败;一个王朝统治的失败,自然得有人为此负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从这些失败的探索和实验中,得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走一条未经开辟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大一统时代初期,人们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秩序,不再以“父传子,家天下”为天经地义,“禅让”之说流行一时。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他:“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议皇帝让贤,自己去当县长。

宣帝时,还有一位盖宽饶先生也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在后世儒家学者看来,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不可与闻了,然而在当时,这是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例子,不是在《尚书》中传为佳话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效仿?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古中国没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团漆黑的专制——我们欠缺的,只是对“德先生”的合理理解罢了。

可这位眭弘先生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霍光先生怕人家误会是他自己造舆论想篡权,为了避嫌,就把眭弘杀了,但他并不是当真反对眭弘的思想。

然而霍光不敢做的事,还就真有人敢做。数十年后,一个叫王莽的外戚子弟,在一片禅让的呼声中,接过了汉朝的符命。

他就是那个倒霉的实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