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实在说不上有多少罪恶。

闹灾荒了，他带头捐献钱粮；土地兼并严重，他带头把土地捐献给国家；儿子杀了奴仆，他逼着儿子自杀偿命，贵戚犯法，他也决不姑息……

这样的人，老百姓能不喜欢吗？

儒家不是讲天命有盛衰，人间有禅让么？刘氏德衰，他王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也都符合经典上的传统道德么？所以王莽篡汉，谶言符命之说以数十万计，这固然不是天意，但也绝不是简单的造假，而确乎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意。

古中国的阴谋家多了，可还有谁能够像王莽这样成功地引导舆论？所以，我们大可以把王莽篡汉，看作是民选政治在古中国的一次成功典范。

儒家自战国以来所倡导的“禅让”，终见于今日。

王莽的创举，本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以和平方式表达的民意成为王朝兴替的决定者。

王莽篡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大一统王朝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由涅槃而重生。

一个衰败的大一统王朝该如何走向重生？陈胜与王莽，开辟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陈胜的道路叫做“革命”，而王莽的道路叫做“重组”，虽然都立足于变革，但变革的方式却有天壤之别。陈胜的方式是彻底推翻旧时代，在一张白纸上重塑新时代；而王莽的方式则是依据可利用的旧时代资源，重新整合国家体制。

前者不可控，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难以猜测；而后者理论上可控，但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技术能力所能把握的。前者粗暴但是简单易行，缺点是社会成本高昂；后者社会成本低廉，但是技术难度太大。

王莽的失败就在于急于求成，高估了社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过犹不及。从更深层次上讲，王莽新政的失败，使古中国在前行的道路上失去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后世虽有所谓“禅让”，但那都只是变戏法，并没有尊重“禅让”的精神。

从此中国只剩下了陈胜这一条道路。

这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然而不是用和平的方式，而是用鲜血来投票。

从此古中国的王朝兴替，变得血腥而又诡谲。

然而王莽的失败，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改革中的重重阻力，更应该归咎于他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和十足的书呆子气。“杀君马者道旁儿”，王莽就是在一片颂歌中，迷迷糊糊地断送了大好江山。

我们知道，王莽本人是学《礼经》专业出身的，在理论上相当内行，所以他建立了新王朝后，面对群众高涨的改革呼声，头脑发热，企图全面修改既有的制度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

然而，他进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却是全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周礼》等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王莽改革，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他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革的蓝图——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

其一是针对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提出了“王田”政策，其二是针对奴婢的人权问题提出了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以及数不胜数的礼制改革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太书呆子气，实际上大都无从落实。有些措施则过于超前，其本意虽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过是徒增扰攘罢了。

比如说，他立司市、泉府，就有点现在工商管理部门和银行的雏形了，用以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他还收取新莽版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拟用于社会福利或是工商信贷，甚至还考虑用于按揭——这一套今天看来不稀奇，可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这构思也太超前了一点。

又比如说，他想搞土地再分配，订的标准是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这个一百亩，是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上》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缺乏现实依据），然而按当时的全国土地平均算，每户不过才能摊到六十八亩，这里还没考虑地区差异，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则连六十八亩都远达不到。这就是黄仁宇所诟病的“缺乏数目字管理”了。

再比如说，他还搞了好几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造大钱，文曰：“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并行。

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新朝建立后的始建国元年，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专用大小钱，小钱值一，大钱值五十。

第三次改革在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制订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所谓五物，即金银铜龟贝；六名，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这么多主辅币，谁记得过来？

想想我们今天商业如此发达，主辅币才几种？老百姓拿着王莽的“宝货”，用起来不头昏眼花才怪。而且，十种布币，每一级只相差一铢，简直难以辨别，至于龟贝之类的货币就更得随时测量了。

这一制度引起很多麻烦，所以老百姓干脆拒用“宝货”，只用大小泉。于是改革家王莽被迫废除龟贝布属，遵从民意，复行大小钱。

第四次改制在天凤元年，废大小钱，改用“货布”、“货泉”两种新币。

这样改来改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对工商业打击尤其巨大。当时人称：“每易一钱，民用破业……工匠饥死，长安皆臭……”

王莽的货币改革，从根本上背离了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仅凭着一腔书呆子气和手里的权力，就冒冒失失地搞起复古实验来，不失败才是怪事。

所以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评价道：“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王莽金融改革的失败，确实是因为缺乏起码的货币常识，可是人们对金融学常识的了解，起码也得等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啊！王莽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这就是所谓“技术水平的欠缺”了。

后人从王莽的失败总结出的教训是：不要去碰这些地雷。从此古中国的金融制度在千余年中裹足不前。

然而，传统史学观念仅仅看到了王莽冒进的一面——却遗漏了他的新政中，那些远远超越了时代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