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一首《醉太平》小令，道是：“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作者姓名已不可考，但这首小令切中时弊，在当时广为流传，“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

那是元帝国末年忧患的缩影，在作者看来，开河与变钞，则是造成祸乱的根源。

公元一三四四年，元至正四年五月，黄河中游连下暴雨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年久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成武，乃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到影响。溢出的河水涌入运河河道，又造成运河决口，使济南路、河间路的一些州县遭到水灾。

这次大灾影响严重，到八月份，山东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且祸不单行，旱灾、蝗灾、瘟疫也相继发生，许多人死亡，侥幸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

大都的蒙古贵族们，固然不怎么关心汉民的存亡，但大水灾“坏两淮司盐场，妨国计甚重”，对他们的个人收入造成了影响，这个他们还是很清楚的。至正九年冬天，元末干臣脱脱重新出任丞相，力主治理黄河流域的水患，顺帝遂召集廷臣商议，交通部水运司司长贾鲁（其实是“都漕运使”）到底专业对口，提出了两套具体的修治方案：或“修筑北堤以制横溃”，或开凿黄陵岗一带的白茅新河，再堵塞缺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前者“用工省”，但只是权宜之计；后者虽然“功费甚大”，但能够较长时间地解决黄河水患问题。经元廷再三斟酌后，决定取后一案，以求一劳永逸。元王朝这个决定，虽然功泽于后世，却为其本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朝廷以贾鲁为建设部部长兼治黄委员会主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十五万人，以庐州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黄河流域治河。一时间中原民众扰攘不已。

这就是所谓“开河”。

我们知道，自从秦汉以来，中原帝国一直坚持着“铜本位”制度，主要使用铜钱进行国内贸易，只在对外贸易上，才使用贵金属如金、银等——这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普遍使用贵金属作为通货是有所不同的。元朝自漠北入主中原后，信用来自西方的色目人，以其主管国家财政。这些色目人也就将贵金属金融体系引入了中原。因此元朝不甚铸钱，而以贵金属为主要通货，普遍地使用银两，使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白银黑洞”。

然而中国并不是个大量产银的国家，当时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美洲的主要银产地还没有被纳入文明世界体系，因此当庞大的中国市场骤然改用贵金属银为通货，立即导致了世界性的银荒。对于通货紧缩的危机，元朝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拼命印发纸币。

纸币的印刷和使用，早在北宋朝就有记录了，在印制的技术层面上是相当成熟的。但那时候的人们对现代金融知识缺乏概念，没能真正掌握纸币流通的潜规则，在流通中总是出问题：私人发行吧，信用难以确保；国家发行吧，动辄又把钞票印多了。所以纸币一直不能完全替代金属货币。

到了元末，由于统治阶层挥霍无度，用作货币的贵金属金银等入不敷出，财政也渐趋拮据。为了转嫁这一危机，至正十年，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两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但铸造铜钱显然比印刷钞票来得麻烦，所以元王朝趋简避繁，偷工减料，铜钱没铸多少，钞票倒印了一堆。《元史·食货志五》称为：“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至于汇率兑换，朝廷规定交钞对宝钞为一比二，等于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贬值了一半，与打劫无异。这还不算，由于交钞印刷毫无节制，很快造成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贯交钞，还买不到一斗小米。

这就是所谓“变钞”。

元王朝这些举措，让失掉了国家、失掉了饭碗，天天在奴役中挣扎的老百姓，怨气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