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小人物的大时代——闯王李自成 七、决战中原

在开封激战之时,崇祯启用被关在狱中的孙传庭为兵部侍郎兼三边总督,赴陕西组织军队赴援开封。孙传庭上任后,杀掉在马家庄之战中拥兵自重,临阵先逃的总兵官贺人龙,以其部将高杰代之,并积极整饬军队。

此时,陕西各军刚遭受了马家庄、襄城两次沉重打击,兵员大多是新招募的,战斗力有限。崇祯不顾孙传庭的具体困难,屡次催促他出关援汴,孙以“兵新募,不堪用”,请求缓期,崇祯不许。孙传庭只得于崇祯十五年九月间,咬牙带着一帮新兵蛋子出潼关,向河南进发。刚进入河南,便得到消息说开封已被黄河水淹,周王等逃走,援汴已无必要,孙传庭遂率部于十月抵达南阳休整。

李自成于开封撤军后,得知孙传庭东出,便率军西向,寻孙传庭决战。孙军迎击,两军遭遇于郏县附近。孙军总兵牛成虎佯装败退,李自成自恃兵多,不虞有他,一路猛追,被诱入孙传庭的三重埋伏中,牛成虎返身回战,高杰、董学礼、左勷、郑嘉栋等四总兵或左右包抄,或分割冲杀,农民军大败。李自成折断帅旗溃围东走,路上还坠马一次,险些被明军俘虏。明军追杀三十余里,及于郏县东边之冢头,斩首千余。

但李自成也是沙场老手,早年吃这样的败仗不是一两次了——所谓善败者不大败——他立刻命部下一路抛弃军用物资及珠宝银两衣物等,甚至还扔下些弱马和随军妇女。明军多是新兵,缺乏战场经验,到处捡拾财物,搅乱了战斗队形。而李军方面,则因罗汝才部及时赶到,力量有所恢复。罗汝才率部绕到官军后面,反将明军包围起来,李自成则利用官军混乱之机,整顿残部,重新投入战斗,李军人多势众的优势此时充分体现出来了。战场形势立刻改变。左勷、萧慎鼎顶不住压力,率先溃逃,其他各部也难以支撑,都纷纷撤退。孙传庭喝止不住,只得在亲卫部队的保护下突围退回陕西。

此战,明军损失副将孙枝秀、参将黑尚仁以下将校七十八人,士卒损失数千人。萧慎鼎因临阵脱逃被斩首示众,左勷因为是名将左光先的儿子,只罚马两千匹。农民军因在序战中损失很大,所以也未能扩大战果,全歼孙传庭。李自成在此战中损失了精锐部队八千余人,自进入河南以来,他还从来没遭受过这么大的损失。

在战斗中,因天降大雨,粮食没能及时补给上,官兵多采青柿为食,所以此战被史家称为“柿园之役”。这一战,孙传庭败得很可惜,世人多为之叹惋。直到清朝,大学者纪晓岚还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替他抱不平:“柿园之役,败于中旨之促战,罪不在公。”并以鬼神托言的形式用孙传庭的口吻录了一首诗:“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览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是“柿园败将”。

孙传庭是明末大局中,一位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柿园之役,还远不是他历史悲剧的结局。

李自成击败孙传庭后,随即回师扫荡驻军汝宁的保定总督杨文岳,以期彻底消灭河南的明军势力。闰十一月中旬,李自成率罗汝才及革左五营等部,合围汝宁,杨文岳在城外野战不利,退入城中固守,随即城陷被俘。

明末这些总督们,在能力上各有长短,但在气节上,都能够做到忠于所事,宁死不屈,这还是很难能可贵的。杨文岳也不例外。他拒绝了李自成的劝降,并破口大骂,李军将他绑在城南三里铺,以大炮轰击,洞胸糜骨而死。

彻底消灭河南的明军后,李自成南下寻襄阳的左良玉决战,左良玉回避决战,向东逃走,逃到九江才在李邦华和侯方域的劝说下止步,勉强组织了一道防线。

李自成没追上左良玉,便顺手攻克了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嘉靖皇帝原本是藩王,因其堂兄武宗正德皇帝死后无子,遂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所以嘉靖父亲的陵墓在承天府,而不是在昌平天寿山下。而直到崇祯以来的明朝皇帝,都出自于嘉靖一支,故承天明显陵,实际也就是崇祯的祖陵。崇祯十五年初汪乔年为三边总督时,曾授意米脂县令边大绶毁掉了李自成父祖的坟茔,所以李自成攻克承天府后,如法炮制,也掘毁了显陵作为报复。

由于河南已经零落不堪,李自成着意于经营荆襄作为根据地,随即于崇祯十六年三月进攻郧阳。按察使高斗枢与原农民军降将“小秦王”王光恩等人固守城池,李自成虽连战连胜,但却两攻郧阳不下。五月底,孙传庭在崇祯的催促下,再次出关入河南,李自成恐腹背受敌,放弃了第三次攻郧阳的计划,率主力北上迎击孙传庭。

在攻占襄阳之后这段时间里,李自成做了几件大事。

首先,他于崇祯十六年三月间,剪除了罗汝才,贺一龙等人。

罗汝才是明末农民军中能与李自成、张献忠并肩相论的人物,他多谋善变,所以江湖上人送绰号“曹操”。早在崇祯八年,十三家七十二营荥阳大会时,罗汝才就已经独树一帜了,而李自成当时还只是高迎祥麾下的一营。

杨嗣昌十面张网时,罗汝才也在湖广接受了招安,不过却借口自己不愿为官,只想带着旧部老老实实过日子,躲在房县一带的山里不肯出来。熊文灿忙着对付张献忠,当时也没功夫多研究他。转年张献忠在谷城重新造反,罗汝才也随之起事。先是和张献忠合股,后两人因意见分歧分道扬镳,罗北上河南与李自成搭档,配合得相当默契,在“柿园之役”中,正是因为他的及时出现,李自成才得以转败为胜。

罗汝才虽然年纪大过李自成,但并不以老大哥自居,在军事决策和个人地位上,都让着李自成,李自成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仅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

但两人的兴趣爱好却完全不同。

罗汝才好酒色,后房美女数百,珍食山积,似乎造反就只是为了吃喝玩乐,不脱山大王本色。李自成则生活朴实,谋虑深远,私下里颇有些瞧不起罗汝才,称罗为“酒色之徒也”。

一次两人喝酒,李自成借醉对罗说:“咱们起身草莽之间,可真没想到过能到今天这地步!今后咱们拿下老家关中,就可以割据称王了!”罗汝才喝多了,晕乎乎地没听明白李自成话中深意,回答道:“老子们横行天下多痛快啊,干嘛要找块地方割据?”浑没弄明白李自成这话是试探他是否支持自己称王。

事实上,李自成要称王,罗汝才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干掉李自成取而代之,要么留下称臣,要么率部离开。罗汝才是个讲义气的人,口头禅就是“贼不杀贼”,干掉李自成他想都不愿想;留下称臣吧,他“曹操”闲散惯了,向来不服管,也难受得紧;离开吧,看起来还成,但李自成可就不乐意了——他怎么能给自己留下一个争天下的潜在对手呢?

史书说这位“曹操”先生是:“不能为人上,又不能为人下,是绝物也,安往而非危地乎?”既不能适应形势,又不愿意改变心态,这样的家伙,走到哪里都容易出危险。

宋太祖说得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李自成能成为明末最著名的枭雄,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所以崇祯十六年的三月初六,也就是二攻郧阳的前十几天,李自成请罗汝才和与他亲近的革里眼贺一龙去他营中喝酒。

罗称病未到,贺一龙却欣然前往,喝得大醉。当夜,李自成即命人将沉醉中的贺一龙杀掉,黎明时,李自成以二十骑突入罗汝才帐中,称有事找他商量,罗刚起床,正在梳洗,毫无准备,被来人杀死。罗汝才的部下虽然愤怒,但面对严阵以待的李军,也无可奈何。有部分罗的亲信逃入还在明军手中的郧阳城,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因此这一事件得以通过第三方的记述,在历史上留下详细的记录。

当时跟随李自成活动的其他农民军,主要是罗汝才部和所谓“革左五营”。罗被杀后,其部众大部归属了李自成。“革左五营”也被分化瓦解:革里眼贺一龙被杀与左金王贺锦先后被杀,部众被收编,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则成为李自成的部将。老回回也属“革左五营”,但他一直保持独立,婉拒了李自成的招降。他随后病死于彝陵,其部队为张献忠所并。

这年的五月,李自成又消灭了对他时叛时附的河南农民军袁时中部。至此,除了张献忠一时还难以解决外,曾在明末大舞台上活跃过的农民军其他各部都已退场,北中国的舞台上似乎只剩下李自成与大明王朝逐鹿中原——如果不算关外那个虎视眈眈的新兴王朝的话。事实证明,明末群雄们都小看了它的野心与实力。

剪除诸雄后,李自成随即自称“新顺王”。

除了统一军政大权,李自成还在襄阳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这标志着一向被称作“流寇”的农民军,开始运行雏形的政权。

军事制度上,在李自成“奉天倡义大元帅”之下,军衔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高一功掌亲军,田见秀为权将军,刘宗敏也为权将军,但地位次之。此下再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主将为制将军,其下再设置果毅、威武等将军。

李军将士在行军时,不允许私藏金银;经过城邑,不得在老百姓家里住宿;除自己妻子外,不得携带其他妇女;骑兵一人配马三匹,轮流换乘,确保机动性。

作战中,以骑兵为主力,将数万骑兵分列三排,号称“三堵墙”,如前排溃退,后排负责执行战场纪律。但在久战不下的僵持局面下,骑兵可以佯装败退诱敌,待持长枪的步兵与敌接触后,骑兵回头再战。

攻城中,如守军不战而降,则一人不杀;守一天,杀十分之三,守两天,杀十分之七,守三天以上的,全城尽屠。由步兵四面包围,骑兵巡逻搜索,守军通常极难逃脱。

战利品上,讲究实用,最重视骡马,其次是武器,再次是金银布帛,最后才是珠玉。

官僚制度上,左辅、右弼为最尊,相当于正、副丞相,以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此下为吏、户、礼、兵、工、刑“六政府”,其职能相当于明朝的六部。

李自成一改长期流动作战的习惯,开始在一些要点设“卫”,派大将率军驻守,还派出了上百名地方官员建立地方政权——但从后来的效果看,这些外派的将军和官吏们并没有能建立起像样的根据地。

李自成还在襄阳开科取士,题目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九十多人参加,有七人被录取,状元赏银三百两,其他六名每人一百两,落榜生每人也有十两。

襄阳政权还提出了“三年不征”的口号,并要求自己的地方官给老百姓提供耕牛、种子,以积极支援农业生产。

这一系列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民皆附贼而不附兵”。

李自成称王后,召开了一次战略性的会议,决定今后的发展方向。投降的明钦天监博士杨永裕建议取南京,据江南之财富,断京师之粮运;顾君恩则认为,攻南京尚需和左良玉等军决战,无必胜把握,即便成功也是缓招,不能立刻制明王朝于死地。不如直取关中,旁略三边,先得边疆劲卒充实军队,然后取道山西攻北京,是为万全。

李自成及其诸将多是陕西人,自然倾向于顾君恩的方案。但顾君恩方案,尤其是后半部分,却相当失策。自唐宋以降,陕西渐趋贫瘠,且十余年来频遭兵乱,早已不是历史书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与“百二之地”。虽然关河险固未变,其经济基础已近崩溃,实不足以支撑一支数十万人的军队。

自陕西入晋,继而北上攻京师,计划本身无可厚非。但顾君恩过分强调了自明王朝手中夺取皇权的意义,而忽略了正是明王朝的存在阻碍了清军南下的客观事实。曾有一段与之相似的历史,可以引证:唐高祖李渊入关中,不先取近在关东的李密,反而以卑辞联合,实借李密之兵以抵挡关东隋军和其他各路诸侯。李渊父子则集中力量扫平西方的薛举,待后顾无忧后,方才锐力东进。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先后授首,大唐天下遂得以建立。

所以顾君恩所谓的“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是相当主观的判断,他把李自成放到了北有虎视眈眈的满清,南有一心报君父之仇的南明这样两线作战的不利形势之下——他还忘记了,在对抗异族的战斗中,同一种族的明王朝,本应该成为盟友。

十余年的兄弟阋墙之战,使杀红了眼的双方,忘记了还有更可怕的敌人,正在窥视中原。正是这一决策,推动了“甲申之变”的脚步,将在我们历史的天空中,引发了一场影响长达三百年的狂风暴雨。

你听,你听,至今窗外仍有那淅淅沥沥的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