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忘战必危 一、大将未死敌手

自天宝十四年(755年)八月以来,安禄山屡飨士卒,厉兵秣马,准备起兵叛唐。但安禄山起兵一事,事先极为隐秘,只有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蕃将阿史那承庆以及安庆绪等少数几个心腹知道。刚好这时候有奏事官自京师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便假造了一封皇帝的敕书,召集部下将领,将敕书拿给大家看,说:“有皇上密旨,令我率兵入朝讨杨国忠,请大家立即跟随我进兵。”众将领惊愕异常,觉得无法相信,但却没有人敢有异言。安禄山便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副使吕知海留守平卢,别将高秀岩留守大同(今山西朔县),其他各将领均要率军连夜出发。

正式出兵前,安禄山还特地搞了个仪式,以讨杨国忠为名阅兵誓众,又专程到范阳城北去向他祖父和父亲的坟墓辞别。苏县的耆老寿星李克劝谏安禄山,认为出兵无名必定要失败。安禄山为了收取人望,就派人回答李克说:“如果有利于国家,专断也是可以的。利于主上,安宁家邦,正在今日,我有什么可害怕的?”表示打着“奉诏”的名义。但老百姓却私下议论说:“一百岁的老太公都没有看见过范阳的兵马向南走的。”人们开始恐惧担忧。事见唐人姚汝能所著《安禄山事迹》。

事前,安禄山派将军何千年、高邈率奚骑20余人,谎称要向朝廷献捷,乘驿车到太原。太原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何千年等趁机劫持劫杨光翙而去。太原守军这才知道,安禄山真的反了。然而,当太原向朝廷飞报杨光翙为安禄山所俘获,玄宗还怀疑这是敌视安禄山的人故意捏造出来的诽谤之言,还不相信真有其事。

杨光翙被押到安禄山面前,安禄山当众数落他的罪状,责骂他依附杨国忠,然后斩杀了他。杨光翙稀里糊涂的死表明了安禄山与大唐势不两立的决心。这一天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阴风凄惨,传闻观看的人都感到心寒。

之后,安禄山大举挥师南下。“部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戳,无敢拒之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中原100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气势汹汹过境,沿途百姓都惊恐万分。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却发现大部器械已腐朽败坏,不能使用,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部下均是唐军精锐,能征善战,郡县守军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无力抵挡,各郡县便都纷纷打开城门,延纳敌人。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也不可胜计。河北地区本来就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因此叛军所到郡县,唐朝军队没有组织任何有效的抵御,几乎是望风瓦解。

而还在华清宫的玄宗确认安禄山真的谋反后,惊疑不定,他相信了杨国忠说的“反者只是安禄山本人,所部将士并不愿意随其叛,过不几天,就会败灭”,只派特进毕思琛至东京(今河南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至河东(今山西中部北部地区),各募兵数万,随团练兵拒叛军。

刚好这时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封常清入见,封常清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战场的猛将。玄宗如同看见了救兵的稻草,立即向他问讨叛方略。此时,朝中一片混乱,人心浮动,连玄宗也失去了往日的天子气度,格外惶恐不安。封常清为了安慰玄宗,便夸口说:“现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指洛阳),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封常清传》)

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所言固然有大话的成分,但却在当时的形势下安稳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封常清久任边将,深知士气对战争的作用。然而,皇帝更关心的是战果,这安抚人心的大话就为封常清后来悲惨的结局埋下隐患。

封常清即日辞行,乘驿马日夜兼程赶赴洛阳,开府库取出兵器,招募新兵,准备迎击叛军。10日之内,封常清设法召募到军兵6万。但这6万人,并非精兵强将,全是市井百姓,不习兵事,所以战斗力相当弱。要以这样一批乌合之众去抗击安禄山的十几万骁勇之众,还想“拨马渡河,决取逆胡首级”,谈何容易?封常清久经沙场,不会不明白敌强我弱的局面,在这样的局势下,只能采取守势。为此,封常清下令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州西南),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阻止叛军从北面进攻洛阳。然后进军虎牢(今河南荣阳汜水镇西)。

直到这个时候,大唐才开始了正式的调度,以应对叛军的挑战。玄宗先批准了杨国忠的建议:斩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荣义郡主奉旨下嫁给安庆宗还不到半年时间,又奉旨意自尽。这个可怜的宗室女子死得枉然。在历史的棋局中,她从始至终只是一颗受人摆布的棋子,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

接着,玄宗召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提拔朔方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特派卫尉卿张介然为新开置的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一带十三郡;任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所有郡县,凡是贼兵必经之处,都设置防御使;另外,又以荣王李琬(玄宗第六子)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新成立“天武军”;由高仙芝领兵5万,往屯陕州。

此时,朝廷为了平叛,开始在内地(主要是叛军南下的必经之地)也设置节度使。结果就是,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之后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节度使才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玄宗还不放心,生怕大将再起异心,专门派宦官边令诚作为监军。宦官监军的历史自此而开。

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的政局都产生重大影响,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这里就多扯几句。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不过,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非常严重的淫乱丑闻。秦国嫪毐冒充宦官入宫,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时,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多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一大批宦官身居高位,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

宋朝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朝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到了明朝,宦官干政达到了顶峰。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曾铸铁牌立在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特命延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当时有个御用监名叫杜安道,以镊工侍太祖数十年,朝中许多机密计议他都知道,但他个性慎密,严遵太祖的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漏机密。太祖对他很宠爱,但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

惠帝朱允炆嗣位,一遵祖训,对内臣的限制更加严格。据《明史·宦官传序》载,建文帝诏内臣“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就是说朱允炆对宦官的管束和控制比朱元璋还要严格。

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明史·职官志三》载,朱棣曾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这些禁令全部破坏了。

靖难之役时,许多宦官因为惠帝朱允炆对待内臣太过苛严,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而被诛杀。宦官们心里都怨恨不已,或与燕王暗通消息,或干脆跑到燕王朱棣军中,向他报告朝庭的虚实。燕王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后,才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认为这些宦官忠于自己,慢慢便重用起他们来,太祖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被打破了。之后,在明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宦官在起着重要作用。

成祖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今泰国),这是宦官开始涉足外交。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成祖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率兵2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是宦官马骐。

成祖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将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成祖朱棣重用司礼监宦官,授予其“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隘事”等大权,使其与内阁的权势相抗衡。迁都北京以后,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用来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成祖朱棣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所以让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地位在锦衣卫之上。

朱棣开此先例后,他的后世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太祖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甚至特赐金英、范弘等宦官免死诏,这简直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从此,宦官威慑朝臣,权倾内外。例如英宗时之王振,宪宗时之汪直,武宗时之刘瑾,熹宗时之魏忠贤,更是作威作福,独擅朝政。至于神宗时之矿税使,简直无处不受其害。

宦官不仅有权有势,仗势欺人,而且可以荫弟、荫侄、封伯、封公。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正德二年(1507年)九月,武宗曾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由于当时宦官格外受到宠幸,愚民不受其禁,不少人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的一村中自宫者数百人。嘉靖、隆庆以后,自宫的人数越来越多。

宦官权势日张,操持国柄,为祸酷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宦官魏忠贤家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皇帝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满清入关后,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但始终没有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重新回到安史之乱的话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安思顺,他因为事先反复上奏说安禄山将要谋反,所以虽然为安禄山族弟,这次没有受到牵连。但玄宗还是不放心,削去了他的节度使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以为这下该高枕无忧了,哪知道大对头哥舒翰尚在一旁虎视眈眈。后哥舒翰驻守潼关,主掌天下兵权,就肆意报怨,诬告安思顺与安禄山暗中串通,还让人伪造了他们互通的来往文书,故意扔在关门外。然后抓了安思顺,献给朝廷。玄宗也不问青红皂白,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一并被杀。

叛军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兵不血刃地横扫蹂躏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叛军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黄河水浅,为了迅速渡过黄河,叛军用长绳系结破船、草木等横于黄河之上,一夜寒风冰冻后,结如同一座浮桥。借助这座浮桥,叛军轻而易举地踏冰越过黄河天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偷袭了灵昌郡。至此,安禄山叛军进入了河南道境内,进逼重要关隘陈留郡(今河南开封)。

刚升任河南节度使的张介然前脚刚进陈留,后脚就被安禄山大军包围,闻叛军已至,遂匆忙率兵登城,坚守要害之处。然而,陈留守城士兵大都是临时招募,这些人不但从未上过沙场,就连刀剑都没好好摸过,一听到叛军震天动地的号角鼓噪之声,顿时吓得胆战心惊,全身发抖,连盔甲也无法穿上。等到叛军一攻城,守军立刻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声势浩大,难以与其抗衡,竟出城投降,张介然被俘。

此时,安禄山得到来自长安的消息,得知儿子安庆宗被唐朝所杀后,为痛失爱子而捶胸顿足,恸哭不已。为泄私恨,他竟把张介然和陈留降将、降卒上万名全部残忍杀死,血流成河。陈留太守郭纳也未能幸免。陈留为运河的重要港口。它的失守,直接导致唐朝廷的南方供应线被切断。

十二月初八,叛军到达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诐领兵拒守。然而,叛军鼓角之声一响,守城唐军见识到叛军声势,吓得纷纷从城头上跌落下来,即所谓“众闻鼓声,自坠如雨”,无人敢战。荥阳因此沦陷,太守崔无诐被俘,为安禄山杀害。

荥阳为洛阳的东面门户,荥阳失守,洛阳门户洞开,危在旦夕。安禄山率军进入河南道以来,屡战屡胜,军心大振,气焰更加嚣张。所以在攻下荥阳之后未及休整,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珣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径直进袭洛阳。

当时负责保卫洛阳的唐军主帅正是封常清。封常清因为部下都是新招募的白徒新兵,没有战斗力,便将部队屯于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拒叛军。封常清先率骁骑出战,杀数百人。不久,叛军主力赶到。封常清虽然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精锐骑兵。而叛军通常一上阵就首先用骑兵冲锋,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叛军铁骑冲垮。叛军横冲直撞,势如破竹,唐军大败。封常清收拾残部,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封常清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受重创。

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安禄山纵兵鼓噪,叛军自四门入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封常清且战且退,率残部与叛军在洛阳城内展开惨烈巷战,先血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又败。最后,封常清只好忍痛率领败兵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撤走。为了防止叛军追击,于途中“伐大木塞道以殿”。

这样,东都洛阳便落入安禄山之手。河南尹达奚珣,曾经在几个月前上书提醒玄宗,怀疑安禄山献马一事有异谋,然而叛军一到,便立即投降了安禄山。可谓是典型的“识时务者”。

然而,并非每个官员都如同达奚珣。东京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都受朝廷恩惠,虽力不从心,但应为国战死!”卢奕亦点头称是,表示愿与李憕共赴国难。之后,李憕收拾残兵数百,准备与叛军决以死战。然而,还未交战,早已被叛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士兵就各自逃命,四散而去。李憕便穿好朝服,独自平静地端坐于府台公堂之上。卢奕安排妻子怀揣着官印,从小道逃往长安,自己则正襟危坐在御史台中。其属吏早已影踪皆无。李憕、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3人被叛军捉住。卢奕见到安禄山,骂声不绝,还对叛军说:“凡为人者当知事有顺逆,我虽死但不失臣节,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安禄山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把3人残酷地杀害,并枭首示众。

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安禄山不久就会兵败,就连老百姓都对唐军极有信心。可见玄宗昏昏噩噩20年,大唐却始终未失人心。但叛军南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起兵一个月,便陷东都,逼近潼关。人们开始对大唐将士深深失望,忧惧不安。封常清则被认为是最大的败军之将,饱受骂名。封常清以6万乌合之众力抗强敌,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气馁,还能屡败屡战。比起许多望风而逃或者索性投降的大臣,不知强出多少倍。当时情况凶险万分,放眼唐朝上下,任何一位名将到了封常清的处境,都不可能比封常清做得更好,结果之糟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时人看不到这一点,天子也看不到这一点。

在兵败将亡之际,封常清只得渡谷水,西奔至陕郡(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投奔驻守该地的高仙芝。陕郡太守窦廷芝听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已逃往河东避难。城中吏民皆已逃亡,作鸟兽散。

陕郡是潼关的前沿阵地,而潼关则是拱卫京师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城防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过此时高仙芝将兵力全部集结在陕郡,而对军事要塞潼关却未设重兵把守。他见到封常清率残兵败将从洛阳前线溃不成军地败下阵来,感到事态的严重,不禁忧心如焚,焦虑不安。封常清则一眼看出高仙芝布兵的不妥,向高仙芝劝说道:“我连日与叛军血战,其士气旺盛,难以阻挡。现在潼关无兵守御,如果叛军入关,长安就十分危险。陕郡无险可守,我们不如率兵至潼关据险以守。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高仙芝仔细思考后,认为封常清说得在理,于是封、高二将兵合一处,放弃了无险可守的陕郡,退而据守潼关。叛军闻讯派军追击,唐军狼狈逃窜,队伍散漫,士马互相践踏,死者甚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退入潼关后,立即着手修缮守备。刚及在潼关布好城防,安禄山部将崔乾祐率部骤至,即刻向潼关守军发动猛攻。封、高二人率领5万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白徒”,据险拼力作战,终于将叛军击退。

安禄山派部将崔乾祐率兵屯于陕郡,河南的临汝、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济阳、濮阳和云中(今山西大同)等郡都向安禄山俯首称臣。当时,唐朝廷所征发的朔方、河西、陇右诸道兵尚未抵达长安,关中震动,长安汹惧,害怕安禄山会攻入潼关。幸好安禄山滞留在东都洛阳,准备称帝,因此未全力进攻。加上高仙芝、封常清及时退守潼关,抢修守备工事,加固城防,作好拒守准备,遏制了叛军攻势,关中军民慌恐之情才得以稍安。

事实证明,封常清退保潼关的战略十分正确。潼关自古为雄关要塞,为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此时对于长安安全更是至关重要。如果封常清的计划得以完整实施,战争绝不会旷日持久达8年。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边令诚平日寸步不出宫门,哪里懂得军事。高仙芝自然没有听从,边令诚却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意思是封常清夸大贼势,动摇军心;高仙芝擅离陕州,又私吞军粮,都不堪重任。玄宗此时已经是一个老人,长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极度不信任,尤其高仙芝还是高丽人,听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辞后,登时大怒,不假思索地派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成为了战局始终难以扭转的根本原因。

最初封常清兵败后,曾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叛军的形势,但玄宗都不接见。封常清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行至渭南,得知玄宗已下敕书剥夺了他的官爵,并让他回到军中,以白衣的身份自效。封常清只得返回潼关。此时,他已经预料到即将到来的风暴。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准备坦然接受败军之将该接受的一切,甚至写好了遗表。表曰:“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他知道朝中大臣以杨国忠为首,都认为安禄山狂傲叛逆,用不了多久就会失败,于是专门上表告诫玄宗。封常清草写遗表之时,边令诚正在赶往潼关杀他的路上。

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封常清说:“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封常清传》)在临刑前把自己草写的遗表交给边令诚,请他呈送玄宗,之后从容引颈就戮。

封常清死后,尸体被陈放在一张粗席子上面。边令诚随即命人绑来高仙芝。高仙芝说:“我遇贼即退,罪固当死,但谓我偷减粮赐,我何尝有这等事情。”对边令诚说:“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岂不知乎!”这时被招募的新兵皆排列在外,对高仙芝非常信任。高仙芝申诉无门,只得大声说:“我于京中召儿郎辈,虽得少许物,装束亦未能足,方与君辈破贼,然后取高官重赏。不谓贼势凭陵,引军至此,亦欲固守潼关故也。我若实有此,君辈即言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旧唐书·卷一百零四·高仙芝传》)士兵皆呼:“枉。”声音震天。但边令诚不听。高仙芝转而注视封常清的尸体,叹息道:“封二,你从微至显始终相随于我,初引你为判官,后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你同死于此,岂非命运!”言毕被杀。

大敌当前,潼关却冤气冲天,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封常清和高仙芝均是当朝名将,长年担任边关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都死非其罪。玄宗因宦官之言擅杀大将,不仅自毁长城,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当时潼关将士相继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但心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可笑的是,这个深得玄宗信任的边令诚,后来投降安禄山比谁都快。

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充任封常清的判官。他的很多边塞诗名作都是歌颂封常清的,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已成为边塞诗的经典之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