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辛亥革命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属于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属于同盟会系统发动和参加革命的人,多半跟资产阶级扯不上关系。作为革命主力的南方新军士兵,无非是农村失业的读书人,而其他的成员,会党是流氓无产者,只有华侨和学生跟资产阶级可能有点瓜葛,但也很难说。在海外的人,不见得都是资产阶级,学生的出身,更多还是传统的士绅。当然,革命闹起来之后,作为新市民的商人和企业主,对于革命,还真的比农村的人更热心。但拥戴革命与否,其实跟阶级无关,跟生活的开放程度,欧化的程度有关。我们说过,武昌起义中,就有商团的参与。这样的参与,在很多发达地区都有过。江南的无锡和江阴,革命的光复,基本上没有外来的革命党人什么事,竟然全是商团包办的。

无锡在清代,一城之内,有两个县府,一个是无锡,一个叫金匮。在苏州的巡抚程德全宣布光复独立之后,有些府县立刻“奉宪独立”,挂起白旗。但有些县不肯,他们宁可听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无锡两县,就是如此。无锡是个钱庄业相当发达的地方,钱业子弟,经常来往上海,受新思潮新思想影响很大,很早就成立了体育会。那个时候,搞体育就等于操练兵操,因此,多半要购置枪械,雇懂军事的军官来教练,立正稍息,瞄准放枪。武昌起义一爆发,钱业同人在体育会的基础上,成立商团,有四、五十人,成为无锡地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无锡两知县不肯听巡抚的,但是钱业商团乐意听。有大印的没枪,有枪的没大印。于是,商团转身成为光复队,荷枪实弹,进军县署。到了无锡县衙之后,知道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光复实际上等于演戏。先示威性地先放了三排枪,然后进入内堂,把头脑冬烘的知县揪出来,让他交出大印。然后留下人留守,大队再往金匮县署,如法炮制,再演一回。跟其他地方的光复不同的是,其他地方一般都不管监狱,一任囚犯逃出,甚至有的还特意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的囚犯。但是,无锡钱业商团,在进攻县衙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保护监狱的安全,特地派出一队人马,弹压因狱卒逃散而蠢蠢欲动的囚犯们。当实在控制不住了,就软硬兼施,稳住局面。然后把一些轻犯放出,重犯依然留押。显然,商团的光复,对于本地的秩序更加在意,生怕犯人出来,会扰乱了社会的治安。整个革命过程,枪是放过了,但一个人没伤,顽固的知县,在交印之后,就放他走人,整个过程,连监狱的囚犯都没逃逸,真是匕鬯不惊,和平到了家。

江阴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要塞,驻军较多,有江防营、要塞兵,还有常驻的湘军。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地商民也组织了公团,收罗一些枪支,由学生为骨干,维持治安。上海光复之后,又从上海弄来更多的枪械,公团进一步壮大。同时,由于周边驻军自武昌起义之后,粮饷两绝,公团主动承担起他们的粮饷,驻军都答应听命于公团。在这种情况下,知县当然不敢不听命。于是,光复独立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仪式。到了选定的日子,公团列队出发,驻军的号手被借来在队伍前面吹号,举行声势颇大的入城式。队伍先到纪念清初江阴抗清起义的阎应元等三人的三公祠,全体肃立行礼,昭告先贤光复了。然后列队吹吹打打进城,沿着大街走一圈。沿途的居民,原来以为是外面来的革命党人马来了,结果出来一看,都是熟面孔,自己家的娃,欢喜得不得了。最后走到县衙,原来的知县,交出印信,被要求留任民政长,知县忸怩了一下,也就答应了。每日依样画葫芦,办的也是过去的公务。跟无锡一样,公团也特别在意稳定秩序,光复后,马上清理监狱,把罪过较大的枪毙了两个,放了一些轻犯。整个过程,除了枪毙人犯,一枪都没放,更没有死伤。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样没有破坏的革命,是要遭到谴责的。但是,平心而论,当地的老百姓,无论穷还是富,除了少数痞子,其实更喜欢这样的革命,制度变了,却没有破坏,生活节奏也没有改变。连当家并护院的人,都是自己的娃,有多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之所以进行得比较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了立宪党人的参与。相对于革命党,立宪党人更能代表新兴的企业家和新老商人的利益。像无锡和江阴这些地方的商团,其实就是立宪党的基础。无锡商团的首领蔡容在一年后叙述他们光复的经过时,明确说明他们之所以对清朝政府不满,就是因为清廷假立宪,搞皇族内阁,还收回各省的路矿权,觉得满人已经不可理喻。这样的认识,跟当时立宪请愿运动的领袖,张謇、汤寿潜、汤化龙他们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由于对清廷倒行逆施的极度不满,工商界人士、城市的市民乐于响应革命。但是,他们却比革命党人更在意秩序,他们不想因为革命,使得原来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尤其不想那些社会边缘人士,黑社会分子趁机冒出来破坏秩序。在这方面,他们跟那些其实不想革命的乡绅们,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只要他们能当家,就肯定用全力遏制会党势力的抬头。如果不能,也会想办法限制会党势力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处于社会边缘的会党,实在是太可怕的东西。由于嫌革命党跟会党走得太近,他们在革命后,宁肯选择袁世凯,不愿依从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