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自打国门一开,中国很快就有了传教士和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到了《申报》(1872年创刊)和《新闻报》(1893年创刊)时代,才算有了媒体。戊戌变法期间,一干鼓吹变法的人士办的报纸,《时务报》、《湘学报》,虽然风靡天下,但其实更像是连续出版的宣传品。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真正像个报纸了,还得是预备立宪开放报禁之后。不过,这个时候,媒体政治也登上舞台了。

革命党人重视宣传,但是,在媒体时代,如果直截了当地像过去那样宣传造反,鼓吹革命,报纸不仅无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只能是办了《民呼日报》,办《民吁日报》,《民吁》被封了,再办《民立报》。所以,即使存心煽动革命的报纸,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注重新闻,瓦解清朝统治,多从新闻报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北方是比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发后,北方各省,除了陕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独立。虽然独立之后的政权复被北洋军赶走,但毕竟独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能够顺利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新军的革命党比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这个状况能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份报纸,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的《晋阳公报》。

《晋阳公报》是接着《晋阳白话报》办起来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日报。其本身,就是朝廷预备立宪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话报一样,都是精英用来开启民智的。各地的白话报,如果掌握在立宪派手里,就温和一点,如果掌握在革命党手里,就难免兴风作浪。不幸的是,《晋阳公报》恰是革命党人办的。主编王用宾和编辑记者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北京办了《国风日报》,也比较关心山西的事,两报联成一气,声势大,力道足。

当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二十四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为。在山西从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过来,对山西官场很熟,对整个省的情况也很熟,办新政办得起劲,也有声色。在新政期间,凡是能吏,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当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安徽的革命党就没太大的声势,张鸣歧在孙中山老家的广东,广东的革命党也不景气。张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党也没脾气。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早就回国,而且留学生考试合格,得了举人,也只做了一个标的教练官。至于留日学警察的南桂馨,则连个职位都没有。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不过,当时丁宝铨的地位很稳,不仅旧军听他的,新军协统姚鸿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统夏学津,治军有方,十分干练,却跟丁宝铨过从甚密,丁宝铨赏识夏是个人才,一直在找机会把夏升为协统(山西新军只有一个协)。而这个夏学津,对新军里的革命党,防范甚严,让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革命党开始决定从离间丁、夏两人的关系入手,由《晋阳公报》出面,派人密访丁、夏两人的一些密事,揭诸报端,但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大效用。最后以投稿的方式,造谣说丁宝铨的妾,跟夏学津的妾,是勾栏的闺密,因此上两人才这么好。结果却引来丁宝铨的反击,追究报纸责任,报纸推托说来稿照登,丁宝铨就让警察严查投稿人。投稿人虽然没有查到,但风声鹤唳之中,负责搞臭丁宝铨小组的一位革命党人的一本日记却意外遗失,《晋阳公报》两记者下狱,小组负责人暴露,革命党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负责人送出去,总算避免了革命党被一网打尽。到了这个时候,丁宝铨仍然没有查封这家报纸,可见他还真够开明的。

但是,整丁宝铨的机会,还是来了。新政期间,清廷制定了六年铲除烟毒的规划,提前完成有重大奖励。丁宝铨为了向朝廷邀功,准备提前实现禁烟。当时,山西交城和文水两县是北方著名的鸦片产区,每年割烟季节,各地烟贩云集,种烟收入,是为当地大宗。1910年夏,正当鸦片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铲烟,两县不肯,一些种烟大户,甚至谋划武装抗命。丁宝铨大怒,派夏学津带第二标前去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百多人。

得知这个消息,《晋阳公报》派出记者张树帜前去采访,然后在报上发表连载,揭露惨案,北京的《国风日报》也跟进,不仅把文交惨案大肆渲染,连同没影的丁夏之间的所谓风流韵事,也加了进去,连日刊登丁的罪状。一时间,文交惨案成了国内闻名的大新闻,丁宝铨和夏学津声名狼藉,到处在传说他们的恶行。在京的同盟会员,借机大肆活动,最终运动到名御史胡思敬参了丁宝铨和夏学津一本。尽管丁宝铨做了很多的补救,把记者张树帜逮捕,查封了《晋阳公报》,上京说明情况。但毕竟死了人,赶上参案,按规矩,人就得动一动,夏学津不仅没有升官,连标统也丢了,奉旨查案的陈夔龙还算客气,多方为丁宝铨开脱,丁交部察议,最后落个因病奏准开缺,只能走人。山西人事大变动,阎锡山做了第二标的标统,革命党人温寿泉做了陆军小学的监督,另一个同情革命的士官生姚以价已经在第一标做了管带,加上早已是革命党的乔煦、张瑜两个管带,南桂馨、仇亮、常樾都进了新军担任官职。山西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几乎差不多都革命化了。到第二年革命爆发,山西成了北方第一个响应的省份。人地两生的陆钟琦江苏藩司做得好好的,辛亥年八月(阳历10月初)才来到山西,履任未及一个月,就送了小命。

虽然不能按今天的标准,说文水和交城抗拒禁毒,但是,毕竟丁宝铨和夏学津做的这个事,并没有多大的不对头。林则徐禁烟扬名千古,而丁宝铨禁烟则遗臭万年,哪儿说理去?但是,在那个年月,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媒体政治在革命大目标面前,似乎没有是非可言。而当年的清廷,碍于舆论压力,不能审时度势,查明真相,把个忠于自己的能吏调职,不倒台,有天理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