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下健者,岂唯董公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浑如走马灯,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强者恒强”。三国前期风云变幻,董卓、袁绍者流都曾经貌似强大,不可一世,但到头来却被风吹雨打而去,谁知后笑是何人。

按改朝换代定三国时期,当从220年算起。那一年,为东汉最末一个傀儡皇帝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十月禅位于魏,刘协去当山阳公,曹丕改元为黄初元年。从当年曹丕称帝,到265年司马炎废陈留王曹奂建立西晋政权,曹姓魏国存续45年。

第二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到263年后主刘禅投降曹魏,这个偏霸之国存续了43年,在三国中命祚最短。而孙权于222年称王,229年称帝,孙姓吴国直到280年末帝孙皓投降西晋才告灭亡,存续期达59年,在三国中命祚最长。如果以265年西晋代魏算作三国的截止年代,三国只有45年。如果以280年西晋灭吴算作三国的终结年代,三国也只不过60年。然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历史,一般认为三分鼎立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演变过程,190年关东起兵到207年北征乌桓的群雄纷争阶段,也是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逐步生成阶段;208年赤壁之战到229年孙权称帝,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形成阶段;其后的51年,才是三国对峙到逐步消亡阶段。所以三国历史从190年算起,到280年结束,整整有90年(也可虚算两头,计为91年)。其中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是董卓。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出身武将世家。他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双手都能开弓,骑射百发百中。世居羌汉杂居之地,弱冠之年便游历羌中,结交羌族豪强,既养成了羌胡人的粗犷豪勇,又积蓄着汉族官僚的诡诈心机和权势欲望。自青年从军,“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屡建军功,从下级军官凉州兵马掾一直升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爆发之初,被任命为东中郎将,率部到河北、山东一带参与镇压,兵败被免职。但不久,西凉地区边章、韩遂率数万羌胡铁骑反叛朝廷,威逼长安,董卓旋被重新起用。六路汉军中,五路均遭败绩,唯董卓一路全师而还,他一跃而成为西北战场上耀眼的将星。中平五年(188),韩遂率十万羌胡铁骑再度东进,包围了军事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朝廷任命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征讨。陈仓之战中,这个西凉悍将拥兵自重、养敌纵敌的政治野心开始暴露出来,引起了东汉朝廷的不安。中平六年(189)灵帝下诏,升任董卓为少府(九卿之一),要他把军队交割给皇甫嵩。董卓识破了这一明升暗降、褫夺兵柄的把戏,就以“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牵挽臣车,使不得行”为借口,拒不奉诏。上书中还说,“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用恐生兵变威胁当朝。同年灵帝病危,又“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更明确地上书回答说,士卒大小“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只听从我一人指挥,我要将他们一同带到并州。(均见《后汉书·董卓传》)他公然蔑视刘姓皇权,非但未交出军队,而且没有去并州赴任,反倒“驻兵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以观时变”。黄巾起义所鼓吹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然没有把舆论变为现实,却让地方豪强打破了“天命”敬畏,滋长起了不臣之心。这一个董卓,就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变成了东汉末年由蔑视刘姓皇权,进而发展为操纵东汉政权的第一个吃蟹者。

机会总青睐有准备的人,很快地,董卓的机会便从天而降了。

189年灵帝刘宏病死,大将军何进立其外甥刘辩为帝;刘辩时年14岁,称少帝,其母何太后(何进之妹)临朝,改元为光熹。何进以大将军参录尚书事,把持朝政,迅即与以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摆开决战架势。在此前一年,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统领禁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等七校尉统归他指挥,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受其领属,这就加剧了宦官、外戚两股势力的权力角逐。灵帝一死,蹇硕便与赵忠、宋典等商量,打算要捕诛何进,泄密后反被何进先诛杀。为尽除宦官,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多召四方猛将领兵入洛阳,胁迫何太后允许他们清除政敌。当时曹操说,治宦官之罪“当诛元凶,一狱吏足矣”,“欲尽诛之”必招祸败,何进置若罔闻。光熹元年(189)七月,何进召董卓率军到京师助其成功,董卓大喜过望,立即领轻骑三千,向洛阳兼程进发。董卓所部还没有赶到,何进已被宦官张让、段珪等设伏杀于宫中。何的部将虎贲中郎将袁术等领兵攻打宫门,张让、段珪急忙挟持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向小平津逃跑,张让于途中被迫投河自杀。袁绍、袁术等引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杀死,共杀掉两千多人,有的无须者也冤枉被杀,洛阳城中一片火海。董卓未及入城,赶紧引兵向北,终于在北邙阪下遇到少帝一行。随从的官员要董卓“却兵”,董卓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与刘辩说话,十四岁的小皇帝语不成声,辞不达意。掉头与刘协问答,九岁的陈留王倒是一五一十,将祸乱由起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当即对刘协另眼相看,又以刘协生母王美人系被何皇后鸩杀,后由董太后收养,自己与董太后攀得上一个同族,遂产生了废留之意。当时虽未说,过后很快便付诸实行,翻开了他政治生涯新的一页。

当是时,董卓除了抢有迎奉皇帝之功的政治砝码,并不占据实力优势。随他抵达洛阳的部众,只有三千轻骑,既比不过袁绍接掌了原先“西园八校尉”指挥权的京城禁军,也超不过同应何进之召赶来的济北相鲍信的山东兵、执金吾丁原的并州兵,何况丁原麾下还有悍勇过人的骁将吕布。要改变这种不利态势,便要充分发挥权谋诡诈的政治诀窍,而这方面,袁绍、鲍信、丁原无一可以企及。董卓认准其他人还来不及辨其虚实,入京第一手,就玩起了瞒天过海的鬼把戏。每天深更半夜,他的部众便潜出城外,次日一早又旌旗飘扬,战鼓雷动,浩浩荡荡开进城里,造成了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的假象。如此一连十几天,朝野上下全都摸不着头脑,误以为他兵马众多。鲍信对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不如乘其士卒疲劳,袭击胜之。袁绍怕董卓兵力强盛,下不了决心,鲍信只好引兵而去。董卓又使出离间分化之招,收买吕布,杀掉了丁原,先前守卫京城的并州部队全部转到他旗下。何进的一些家兵,也相继投靠董卓。至此,只剩下一个袁绍,董卓认为可以施行废立计划了,便对袁绍宣明己志:“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指刘协)似可,今欲立之,为能胜史侯(指刘辩)否?人有小智大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对刘氏二子,均不称王称帝而称侯,并且对“欲立”的刘协也怀疑其“小智大痴”,表示权且让他试当一回皇帝,骄狂自专之霸气简直溢于言表。袁绍委婉地说:“废嫡立庶,恐众不从公议。”董卓立即翻脸,按剑叱责袁绍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尔谓卓刀为不利乎!”公然威胁要杀掉袁绍。镇住了袁绍,也就镇住了满朝公卿,董卓搞的是“擒贼先擒王”。袁绍自然不能够当场服软,于是勃然变色道:“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意思就是说,普天下之大,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豪杰不计其数,难道只有你董公刀才利吗?一边说,一边拔出了佩刀,横刀一揖,扬长而去。(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脱身之后,袁绍赶紧逃离了关中是非之地,董卓于是吞并了西园禁军,独霸洛阳,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境界。

古今论者中,有人怀疑这一段董、袁较量,拷问袁绍怎么能、怎么敢当面抗争。他们不太了解,从袁绍方面看,至少三个因素使他能为敢为。其一,袁家一门四世三公,势倾天下。袁绍的高祖袁安、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叔父袁逢都官至司徒、司空,叔父袁隗更两任司徒,光熹元年(189)正以太傅之尊,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为董卓所面对的东汉中央最高官员。袁绍如此之树大根深,根红苗壮,决然非鲍信、丁原所可比拟。其二,袁绍任中军校尉之前,官至虎贲中郎将,两个职位都是“比二千石”武官,相当于现今“正军职”将领。按汉代官仪,将军不常置,“皆主征伐,事讫皆罢”。通常位比“三公”的将军,第一是大将军(有的位在“三公”之上),其次骠骑将军,其次车骑将军,其次卫将军;位比“九卿”的将军,为前、后、左、右将军。中郎将和校尉冠名不一,却是常置,担当京师内外典卫的重任。在蹇硕死后,“西园八校尉”尚存七校尉,袁绍由位居第二升至位居第一,实际上是禁军总指挥,确有实力背后支撑,所以他有恃无恐。其三,袁绍其人姿貌壮健,性好游侠,重名声,爱死士,决不肯轻易人前充软蛋。对于行武出身的边将董卓,他保持着心理优越感,心想要是当初没有我向何进进言,你这个武夫只配在边塞嚼羊肉泡馍,哪能出人头地,跻身中央?我老袁也是“健者”,你老董岂能独专?所以他能,他敢。而从董卓方面看,立足刚稳而羽翼未丰,对于袁绍还有兵权,袁隗还在位上,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暂时还不能不有所忌惮。假若袁绍这一横揖而去之后,选择的是立即引禁军决一死战,很难料双方鹿死谁手。只不过历史从来不会附庸假若,袁绍选择的是赶紧逃往关东,这就给董卓独揽朝纲、祸乱西京扫除了障碍,提供了方便。

董卓随之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演出了一系列自西汉开国400年来,地方军阀入主中央,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暴虐活剧。第一手,于当年九月会集百僚,径直宣布要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敢沮大议”者“以军法从事”。公卿以下莫不被他震懵了,是也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尚书卢植凭着老资格,勉强说了几句不当废立的话,就差点被杀,结果免官归隐上谷。位极人臣的太傅袁隗不但“如议”,而且不耻扮演帮凶的角色,在崇德殿上解除刘辩的玺绶奉给刘协,并扶刘辩下殿北向称臣。九岁的刘协上台,是为献帝,改元为永汉。这个事实上的“儿皇帝”先受制于董卓,后受制于曹操,一直当到曹魏代汉,其在位充当任人玩弄的傀儡之日,刘姓汉室的“苍天”实际上已经“死”硬了。第二手,鸩杀何太后,清除何氏家族势力。这就拔掉了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以及“清流”名士们所依附的政治旗帜。加上先前二袁已诛除宦官,至此,贯穿东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戚、宦官两大势力交替专权的局面宣告土崩瓦解,而代之以军阀专权,割据纷争。第三手,把朝政大权高度集中到自己一人手里。改元之始,董卓就自封太尉,晋爵郿侯,握住了军权。随即又作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公”均在其下,形同摆设。从他被何进征召,到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大权在握者,只用了93天。就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专擅自恣,从心所欲而言,后之曹操实为“小巫”。第四手,外示宽柔“以从人望”,进一步平反“党锢”冤狱,起用了一批“党人”名士如蔡邕、荀爽、陈纪、韩融担任朝官(如果不应召就以“我能族人”相威胁),外放了一批朝官重臣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改任牧守,妄图让内外官僚莫不仰其鼻息,认同为董氏之官,而非汉室之官。甚至对袁氏兄弟和曹操也不计前嫌,拜袁绍为勃海太守,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颇有点“海纳百川”之概。第五手,巩固关中作根本。董卓不仅招抚了西凉豪强韩遂、马腾,而且收服了关中地区潜在的政敌左将军皇甫嵩和东兆尹盖勋,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后院”。加上在朝中自任太尉,朱儁为副,当初镇压黄巾起义最大的两位“功臣”都在其节制之下,满朝文武谁敢仰视?董卓于是“威震天下,所愿无极”,对宾客说:“我相贵无上也!”代汉之志可触可摸。只因为关东联兵讨董卓事起太急,他才没有来得及黄袍加身,另立“黄天”。

作为一个深受羌胡文化熏染的关西军阀,董卓比之于后之曹操,又有他野蛮性、掠夺性、破坏性的另一面沉疴痼疾,注定他变不成成熟的政治家。杀人夺权,痛快淋漓,不愧为在实质上最终确定刘姓汉室“苍天已死”的清道夫,却不会稳定人心,恢复秩序,注定他虽有另立“黄天”的政治野心,但很快就充当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掘墓人。东汉将近200年皇业积聚,京师贵戚宅第相望,财贿殷实,本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可资更图发展的雄厚物质条件,他竟全然不知珍惜。进入洛阳后,他就放纵他的西凉军大肆烧杀抢掠,谓之“搜牢”。按《后汉书·董卓传》引李贤注,“搜牢”就是“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连帝后陵寝、公卿冢墓也不放过,公然发掘,掠取其随葬珍宝。西凉军都如饿虎一般凶残,随处奸淫妇女,就连宫中的公主和侍女都不能幸免。董卓还下令,将看社戏的民众尽行屠杀,男人割下头来计军功,女人掳回军中作营妓。又下令椎破秦时所铸铜人、钟,毁坏汉时所铸五铢钱,更铸为小钱,直接导致物价腾飞,一斛谷价涨至数十万,居民基本生计蒙受巨大的损失。

搜刮得来的钱财珍宝,都运往郿县,他在那里修筑了巨坞,高厚均为七丈,与长安城等,号称“万岁坞”。郿坞屯集了30年军粮,23万斤黄金,八九万斤白银,还有积如丘山的锦绮纨素和珍宝奇玩,董卓自诩为“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后汉书·董卓传》)。如此大掠夺,大破坏,必然造成天怒人怨。董卓自以为得计,殊不知种种暴行,累累血债,已经使他变成了天下公敌,反董联盟很快形成。

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陕西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拥有部属军队的州郡长官推举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联合兴兵讨伐董卓。联军总数达数十万众,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在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西南),从北面威逼洛阳;豫州刺史孔伷驻在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行奋武将军曹操驻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从东面威逼洛阳;后将军袁术以及长沙太守孙坚,从南面包抄洛阳。方其时,黄巾起义军余部十余万人,也进入了河东郡(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呈现可能卡断洛阳西路的进军态势。面临四面合围之虞,颇富军事经验的董卓尚能应对,决计迁都长安以化解合围险情,并且凭借着崤函险固和关中富庶以与联军对决。他挟持献帝西迁长安,把朝政委托给司徒王允暂时处置,自己则回到洛阳坐镇指挥,布置构建了一个三面环形防线,摆出决战决胜之势。同时也作了丢失洛阳的另一手准备,下令烧毁宫廷、官署和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民宅,洗劫粮食财物,强迫数百万官属、民众一并西迁,来了一个“三光”(烧光、抢光、迁光),不给联军任何遗留。又毒杀废帝刘辩,收斩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尽屠太傅袁隗、太仆袁基等袁氏在京亲眷五十余人,连尺口婴儿也不放过,以打击联军在朝势力。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西迁路上“积尸盈路”,“二百里内家室荡尽,无复鸡犬”,古都洛阳的建筑、文物遭到极大残毁。曹操后来在《薤露》一诗中如实写道: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一个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非常时期,就这样地开始了。

讨董联军三条战线中,以东线人马最多,本来可以乘势挺进。

然而,“军合力不齐”的各路军阀畏惧西凉军的悍勇善战,不敢领先发动进攻。当时曹操刚逃出洛阳未久,所募部众只有5000人,虽顶着个“行奋武将军”名号,毕竟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将军,只是代理而已,在联军中人微言轻。他看不下去,慷慨建言:“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但却无人加以响应。曹操只好率领所部孤军独进,在荥阳遭遇董卓部将徐荣,血战失利,士卒死伤甚众,连其本人也为流矢所中,所乘战马同样受了伤。幸而从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才得以趁夜遁走,保全性命。回到酸枣时,发现联军将领正置酒高会,根本没有作战欲望,不禁大失所望。曹操责备他们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军耻之!”仍然无人加以理睬。曹操万般无奈,只好与夏侯惇等赶到扬州募兵,然后到北线的河内郡去投奔袁绍。其后不久,酸枣一带的粮食全被十几万东线大军吃光,联军随即土崩瓦解,各路军阀都带着本部人马返回各自的地盘去了。东线不战而自行瓦解,无异于助了董卓一臂之力。董卓以疑兵佯渡平阴渡(今河南孟津东北),自己亲率精兵秘密疾进,从小平津(今河南平县北)北岸猛击王匡所部的侧后,造成王匡全军覆没。于是乎,联军三条战线,只剩下南线一条战线。

南线的联军首领虽是袁术,坚决率军讨董的关键人物却是孙坚。先前中平三年(186),孙坚随司空、行车骑将军张温出兵西凉讨伐边章、韩遂时,曾与董卓同僚,即已发现董卓轻上无礼,沮军疑众,应召稽留,建议张温即斩董卓,未得采纳。这一次参与讨董,他立即率军进至鲁阳,接受袁术指挥,袁术遂表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首战在梁(今河南汝阳西南)东遭遇徐荣所部,失利受创,只带数十骑溃围而出。但他毫不气馁,迅即收拾残部,重整军容,在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大破董卓麾下胡轸、吕布所属5000人马,斩其都督华雄(《三国演义》移花接木,将斩华雄之功记到关羽头上),取得了联军第一场胜利。当时有人离间,对袁术说“坚若得洛,不可复制”,袁术疑忌孙坚,不肯补给军粮。孙坚星夜驰见袁术,以刀划地,痛切陈言道:“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袁术理亏难对,才调拨了军粮。董卓惮畏孙坚的勇猛豪壮,派部将李傕往见孙坚,提仪和亲,诱以只要开出孙氏子弟的名单,可以任选刺史、郡守之类的官职。孙坚严辞拒绝,厉声表态:“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随之继续率军进击,与董卓亲自率领的西凉军短兵相接,大破其悍将吕布,收复帝都洛阳,取得了联军第二场大捷。董卓仓皇地退往长安,对其部下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

一个孙坚便让董卓心生畏惧,如果联军能合力西进,将董卓集团彻底消灭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孰料袁绍却置讨董大局于不顾,竟然趁火打劫,就在孙坚攻占洛阳的当口,委派周昂为豫州刺史,袭扰孙坚的后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前有勍敌,后有强兵,孙坚万般无奈,慨然兴叹道:“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只好撤军。时在初平二年(191)四月,一场历时15个月的关东联军讨董战争,就这样凄然地结束了。

其始也勃焉,其终也忽焉,这次联军讨董形同一出闹剧。不过,排除其间人为闹剧的掺杂成分,毕竟颇有几个历史可视点,合起来就不容忽视。第一点,联军虽然没有达到维护刘姓汉室的预设目标,但通过这次联合行动,特别是以孙坚攻克洛阳为制胜标志,终究阻遏住了董卓挟天子以制天下的政治势头,而代之以其他军阀拥兵自雄的分庭抗礼。从此,董卓集团只能在关中地区横行折腾,直到灭亡,关东地区及荆、吴等地的割据势力也在各自占据的地盘上逞强称霸,另行生灭,全国再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权力中心。东汉中央专制集权不复存在了,自秦、汉以降四百余年,这还是第一次。第二点,这一变异过程中,董卓既是关东军阀讨伐的对象,又是其中不少人物破除“天命”敬畏,自作换“天”美梦的老师。袁氏兄弟学得最快。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在讨董战争结束前三个月的初平二年正月,就极力运作另立刘姓皇帝,图谋由自己掌控,以与董卓分极抗衡。这种“董卓第二”的作法,受到曹操等实力人物的坚决抵制,连他打算拥立称帝的刘姓宗室旁支、幽州牧刘虞本人也不干,才没有作成。他的堂弟袁术更进了一步,在夺得孙坚从洛阳得到的传国玉玺以后,就自己作起了皇帝梦,比他的同姓后人袁世凯早了1700余年。既有人走出了第一步,就有人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三国乱世于是拉开大幕了。第三点,所有参与讨董的人,从当时地位、当时声势来看,无一不是袁绍曾对董卓说过的所谓“天下健者”之一。然而,时势造就英雄,时势也检验英雄,时势尤其如大浪淘沙,无情地对大英雄小英雄、真英雄伪英雄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15个月的讨董战争,无疑就是一个造就英雄、检验英雄、筛选英雄的铁血过程,从中脱颖而出的两个明星不是袁绍和袁术,而是曹操和孙坚。其后从割据纷争演变为三分对峙,魏、蜀、吴三家曹执牛耳,孙氏后人位处第二,这就是历史预演。讲三国历史,起点定在190年关东联军讨董,从这三个视角看全都顺理成章。

董卓靠袁绍帮忙(尽管并非通谋合构),逃脱了联军惩罚,却没有逃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他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导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将他最终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力量正从他的集团内部聚合。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说动了董卓义子、中郎将吕布,制订了诛董计谋。当时献帝有疾新愈,百官会集未央殿表示祝贺,董卓自然装模作样要出面主持。吕布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和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装成宫中卫士,守候在北掖门内。董卓乘车而入,李肃突施袭击,一戟刺伤他的臂膀。董卓掉下车,掉头大声喊:“吕布何在?”吕布挺身道:“有诏讨贼臣!”董卓大骂:“庸狗!敢如是邪?”吕布将他杀死后,又连杀三人,余众皆不敢动。一宣布讨贼诏书,人们都高呼“万岁”。紧接着,董氏宗族无分长幼都被杀掉,不少阿附董卓的人也相继地下狱死。郿坞抄没,积聚的金银珠玉、锦绮奇玩堆崇如山,贪残的董卓再也不能占有。其尸体暴陈街市,被点天灯,插入肚脐的蜡炬“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素来肥胖的董卓油脂溢流于遍地。袁氏门生为袁隗、袁基等人改葬,把董卓残尸收集起来焚烧一尽,扬灰设祭。长安城里到处都是燃放鞭炮、歌舞狂欢的士民男女,许多人卖掉珠玉、衣装酤酒相庆,热闹持续达四五天。遥想当年的沸腾景象,足堪比拟者,或者只有1976年10月现代中国人比肩欢庆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刊镌于竹书,永昭于天下,足以警示古往今来的一切国贼民贼,无论其得势时何等地不可一世,一旦失势被执,都将难有好下场。纵然不至于都像董卓一样被点天灯,焚尸扬灰,遗世的名声也会注定有似于斯。

诛除董卓后,苟延残喘的东汉政权极其需要顺应人心,收拾残局。然而,王允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客,吕布更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武夫,并不懂得化敌为友,共济时艰。相反地,他们肆意诛杀异己,连受胁迫依附董卓的名儒蔡邕也不放过。董卓部下的悍将李傕、郭氾等人将兵数万,杀掠无度,在董卓死后各怀惊恐,遣使乞求赦免,王允一口拒绝。于是乎,李傕采纳讨虏校尉贾诩的建议,串连郭氾、张济、樊稠等一干西凉悍将,打出了“为董公报仇”的旗号,杀向长安“以死决之”。一路上收集西凉兵勇,比至长安城下,已拥有强兵劲卒十余万人。当年六月攻进城内,纵兵虏掠,杀死的士民多达万余人,吕布仓皇逃跑了,王允不久即受戮。

李、郭、张、樊“四人帮”皆为将军,共秉朝政,献帝刘协由董卓一人的傀儡变成了这个“四人帮”的傀儡。这个“四人帮”较之董卓,野蛮性、掠夺性和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王允是并州人,就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并州人男女老少凡数百口全部斩首。西汉四百年间积聚珍藏在古都长安的简策帛书,不是被焚毁,就是被西凉兵改制成了帷布囊袋,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人帮”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西凉军阀之间,还不时地交相攻杀,激烈火并。仅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兴平元年(194)韩遂、马腾率众攻长安,李傕派郭氾、樊稠领兵对决,战而胜之,即“斩首万余级”。韩遂使用离间计,阵前与樊稠“骈马笑语”,引发李、樊互相猜疑。当时的长安城中,西凉兵“白日虏掠”,“侵暴百姓”,李、郭、樊“三分城内,各备其界”,出现了“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第二年,李傕派人刺杀樊稠,引起了李傕、郭氾两部“理兵相攻”。李傕“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把刘协夫妇扣在自己军营当中,又纵兵抄掠宫人什物,转移御府金帛、乘舆、器服,“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郭氾也不甘落后,扣留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十余人作为人质。“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质诸垂2000年中国封建历史,如此荒唐事前后均未有。李、郭连月相攻,死者又逾万数。这样的混乱举不胜举,直到郭氾为其部将所杀,张济死于攻穰(今河南邓县)战事中,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为关东将领董承、河东将领杨奉、徐晃等护送到洛阳,才姑算了结。献帝西迁时的“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李、郭相攻之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历史第一章,就是由这些拥兵自雄的军阀们,用刀与火蘸着鲜血写出来的。

同一时段内,关中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董卓集团无从染指,傀儡“天子”的号令同样形近于虚设,那里的军阀们也争斗得不亦乐乎。大致地勾画一下,在建安元年(196)之前,各地区的主要武装割据势力分布如次: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南阳,后又占据扬州(今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以北);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东南部及河南南部);

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大部及云南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搅和其间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如韩馥、张绣之属,大多风光一时,未成气候。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所说,他们“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敌友关系变幻莫测,生灭状态消长不一。

当过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势力发展迅猛,地广人多,摆出一副当今河北舍我其谁的雄略架势,俨然“天下健者”之魁首。公孙瓒也是一个非凡人物,打败韩馥,取代刘虞,与袁氏兄弟、特别是与袁绍又勾结又争斗,连年征战不断。曹操的实力开初既不如袁绍,又不及公孙瓒,然而擅长因势乘便,稳步扩张,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强者。而在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只捞到个高唐县令当的刘备,则凭着投靠昔日的老同学公孙瓒,在平原相任上开始崭露头角,以后又得到徐州的陶谦的提携,由豫州刺史而代领徐州,一跃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袁绍、公孙瓒志得意满,睥睨群雄之日,怎么也未曾料到,十年内外的风云变幻,他们相继成为匆促的历史过客,而曹操、刘备几经颠踬,反倒在最后笑得最好。

当年袁绍冲撞董卓所说的“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从联军讨董到群雄割据得到了验证。自命不凡的“健者”,或者盟友、对手眼里的“健者”,几年之间,凡数十计,的确远非董卓一人。但诸多“健者”当中,究竟哪些是雄才大略,一代英雄,哪些是胆大心野,亡命争锋,哪些又是际会风云,随波逐流,差别其实不小。甚至如孔融,尽管出身名门,身为大儒,又膺方面重任,却连参加割据博弈的资格也不具备。造成这样的悬殊差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终究在于军事实力。封建宗法性的专制集权政体,说到底,从来就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支撑。当中央政权能有效地掌控军事实力的时候(如东汉时期要么以外戚为大将军,要么由宦官领军、监军,都为着这一政治营构),大一统的局面就至少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一旦皇权崩溃,所谓的“天子”形同虚设,什么人手里能有效地掌控多大一部分军事实力,也就有效地在大体相应大的地盘上称王称霸了,割据纷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也要靠军事实力,而非什么有“王者兴”。

《三国演义》开篇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表述。但它见其表而未见其本,没有揭开封建专制历史演替的奥秘,落入了宿命泥淖。其实,这一奥秘早已为国人破译,现代精英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草根版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即是对其妇孺能解的直白解释。回到三国时期去,历数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哪一个“健者”不是靠着军事实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其角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