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人自贱始无行

曹丕只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对于文人自贱却视若未见,因为他是封建帝王。其实在依附封建帝王、军阀权贵的文人当中,历来不乏人格自贱者,由效忠而帮闲,乃至帮忙、帮凶,露出奴性、俳优品相。三国时期的若干智计之士,即属于政治上的无行文人,比生活中无行更加令人厌恶。

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专门性的理论文章,一般都认为当数曹丕的《典论·论文》。该文破题就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且举出班固藐视傅毅作例证。他还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相轻”事出有因。他能够理解,却不赞同文人“不自见之患”。在《与吴质书》中还写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又兼诗人、文学批评家,应该说,曹丕道出了人所未言,点中了搞文学的文人们的一处死穴,百代千秋仍然具备警示价值。不过他的主业毕竟是封建帝王,写诗、作论仅止为业余爱好而已,这些批评并不等于政治评价。而文人们历来只有一部分寄兴文学,按照孔、孟以来的“入世”传统,大多数文人,尤其是所谓“智计之士”,总会搅和到政治当中去,有些还变成了文人政治家(或者政客)。三国人物不乏其例。

先秦文人通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的王纲解纽,诸侯割据,战乱不断,与三国时期颇为相似。然而又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时候的“士”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社会阶层,诸子百家各宣其说,争鸣共存,“士”们多能坚守相对独立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诉求。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被封建皇权政治阉割过的儒、法、道学说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解说辞,赖以存身的“士”们也相应地逐步沦为专制统治术的卫道士。不是靠立说扬名立万,而是凭做官求荣至显,顺理成章地变成“士”们的基本选择,于是形成了“士大夫”群体。“士大夫”群体再也不是先前那个社会阶层,而是逐步变成了一个不少成员业已人格去势的,总体结构常在趋时变异的,那样一个专制集权体制内的附庸性阶层。

这个阶层的人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官僚文人,又是帮闲文人。

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既要遵从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明规则,恪守封建宗法正统的“三纲五常”,无条件效忠君主,又要接受专制集权体制内的潜规则,人身依附于君王主子,帮闲、帮忙乃至于帮凶。专制集权体制原本就是一口政治污秽大染缸,除了一部分确实追崇孔孟,能够人格自律的正人君子,相当多的“士大夫”和候备“士大夫”都难免人格异化,染上奴性、俳优病毒。魏明帝时期做过县令的李康,写过一篇《运命论》,把自贱文人称作“希世苟合之士”。他抨击这类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却以辱为荣,“脉脉然自以为得”。文人自贱作为这种社会历史的恶性产物,连“治世”尚且不免屡见不鲜,到了三国这种“乱世”自然更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从三国前期到三国中期,贾诩的权谋智计,对于北方地区的军阀混战,甚至当时历史的走向,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先后投靠董卓、李傕、郭氾、张绣和曹操,到曹丕称帝后官至太尉,爵封魏寿乡侯,活到77岁才寿终正寝。生前为张绣献计智胜曹操,其后又劝张绣审时度势,归顺曹操,以及建安十六年(211)为曹操献计离间韩遂、马超,战而胜之,他的形势分析和谋略运用都极精明,堪称为奇才。但他这样地屡次易主,从必效忠,始终如一都是以“家与身俱全”作为利益准则,为之不惜让千万人头落地。

早在汉初平三年(192)三月董卓伏诛,追随董卓的凉州将士惊惶恐惧,“校尉李傕、郭氾、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的特殊关头,时任讨虏校尉的贾诩即主动地阻止他们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一言而逆转大势,直接促成李、郭等铤而走险,收众十万,一个月后就攻陷长安,赶走吕布,杀掉王允,屠戮士民达万余人。接下来李、郭等人连年混战,荼毒长安,进一步造成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古都长安珍积400年的简策帛书也毁损殆尽。李傕等要给贾诩论功封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推辞道:“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裴松之特为此事作注,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遭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贾诩为了“救”自己以及李、郭一帮主子的“命”,竟不惜帮凶助恶,主谋成恶,其残贼大罪真是令人发指,其人品卑贱真是无以复加!千百年以来,如此一言而祸国殃民,他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反面教员!

曹操集团的另外一个“智计之士”刘晔,也具备“佐世之才”。

他出身于刘姓皇室宗亲的一个分支,不仅擅谋略,还有几分豪气。

20多岁时,扬州地区的部曲首领郑宝、张多、许乾等人聚众割据,郑宝尤为霸道,打算胁迫刘晔出面倡导,“驱略百姓越赴江表”。适逢曹操派使者来到扬州,刘晔立即去拜谒使者,邀其来家作客。又邀来郑宝,乘其不备而杀之,然后诈言“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将郑宝随从全都吓走了。投靠曹操后,从司空仓曹掾升任主簿,一直做到行军长史兼领军,成为亲信智囊之一。建安二十年(215)征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曹操产生了“速还”之念,他却主张“不如致攻”。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一战而“汉中遂平”。

曹丕于黄初元年(220)称帝,封刘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分析蜀、吴形势,刘晔仍然头头是道,但又处处希迎曹丕旨意。曹丕想伐蜀,朝臣内外皆说“不可”,他竟当起两面派来了。单独入朝见曹丕,他总说“可伐”;出与朝臣言,他又改说“不可伐”。中领军杨暨为“帝之亲臣”,持不可伐之议最坚决;他敬重刘晔,每次同刘晔交换意见,刘晔都讲的不可伐之意。有一回,杨暨“切谏”反对伐蜀,曹丕责以“卿书生,焉知兵事”。杨暨就说:“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于是曹丕召刘晔来对质,“帝问晔,终不言”。事后单独见曹丕,他说“伐国”是“大谋”,用兵是“诡道”,自己是为了保密才不说“可伐”的。单独见杨暨,又责备杨暨不懂钓“大鱼”要先“纵而随之”,等到“可制而后牵”的道理,宣称“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教训人家“不可不精思”。他这样巧舌“应变”,首鼠两端,终于引起他人“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的非议和抨击,也引起了曹丕的怀疑,试验了几次,就真相大白。刘晔降职大鸿胪,失意发狂,终竟“以忧死”。裴注引《傅子》批评他说:“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

如今看,刘晔与贾诩大不一样,他是尽忠而帮闲、帮忙,帮得过了头,既养成了刻意揣摩,迎合主子意向的奴性,又学会做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自以为灵巧变通,其实挺愚蠢可笑的俳优,落入了人格分裂、丧失自我的泥淖。裴松之为他惋惜,我认为,可怜、可哂亦复可悲,难以一语了之。

如果说,贾诩出坏主意,刘晔做两面派,都有保身而不明哲的因素使然,那么,华歆作过恶事,就是自觉地为虎作伥。年轻时,他与邴原、管宁一起游学,三人结为朋友,时人称誉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述,华歆曾与管宁一起在园中锄菜,发现菜地有片金,管宁视之若瓦石,照旧挥锄不顾,他却拾起来掂了又掂,然后才掷去。又曾同在一席上读书,偶有乘轩冕者从门外经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却停止读书跑出去伫足观望。由这两件小事情,管宁看出华歆希慕财宝和权势,便与他在席子上割划开来分坐,当面声明“子非吾友也”。成语“管宁割席”,即本于此。

华歆以后出仕为官,跟从过董卓、袁术、孙策、孙权,官渡之战时投效曹操,由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为侍中,一直做到尚书令,颇受曹操信任。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其父亲伏完写信,“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事状泄密,曹操派时任尚书令的华歆为副手,随同御史大夫郗虑进宫去强迫汉献帝废除伏皇后。华歆带兵入后宫收伏皇后,伏皇后“闭户藏壁中”,出身文人的华歆竟抓住伏皇后的头发把她拖到外殿。当时傀儡皇帝刘协也在外殿,与郗虑同坐,恐惧不安。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足跣行,哭泣着对刘协说:“不能复相活邪?”刘协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掉头问郗虑:“郗公,天下宁有是邪?”结果是将伏皇后下于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个皇子一并鸩杀。(事见《后汉书·皇后纪》)身为副手的华歆如此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无非是要挣表现,凸显自己比郗虑更能坚决贯彻曹操的“最高指示”,从而用伏皇后母子的鲜血进一步“染红”自己的“顶子”。果不其然,他在曹操、曹丕治下都官运亨通,进一步由御史大夫升任为相国、司徒,生封安乐乡侯,死谥敬侯,直活了75岁。如华歆之类文人,从来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追求现世安乐,并确认助纣为虐能有好报。

许攸另是一种文人。年轻时,他与袁绍、曹操相友善,算得上老朋友。汉初平年间(190—193),他随袁绍在冀州,常在坐中发表议论。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公孙瓒领四州后,他与田丰、荀湛“为谋主”,成为这位老朋友的“智囊”之一。但“许攸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过度的欲求,他竟在次年官渡之战的紧急关头,自发性地背叛了厚待他十年之久的袁绍,改换门庭,投奔到另一位老朋友曹操的麾下。曹操一听说许攸来了,顾不得穿鞋,打着赤足就出门迎接,一见面就拍着巴掌眉开眼笑地说道:“子远(许攸的字),卿来,吾事济矣!”果然许攸带来一份极珍贵的“见面礼”,向曹操献计,派出轻兵偷袭乌巢,烧毁袁军囤积的军粮,“不过三日,袁氏自败”。曹操依计行事,迅速扭转了不利形势,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重大胜利。

乌巢一役中,曹军俘获了袁军大将淳于仲简,割掉他的鼻子计功。曹操见到淳于仲简,问他“为何如是”,仲简答以“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操壮其言,“意欲不杀”。许攸却在旁边烧阴火,阴阳怪气地说道:“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于是乎,一位老同事,就因此一言而被杀掉了。曹操进而打败袁绍,占据冀州后,许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每在席间,他总爱发人来疯,直呼曹操小名炫耀说:“阿瞒,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曹操当面给他留面子,答谓“汝言是也”,实已“内嫌之”。其后随同曹操出邺城东门,许攸顾谓左右说:“此家(曹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终于使曹操忍无可忍,将许攸收系下狱,诛杀无赦。曹操如何性忌,如何嗜杀,姑且置于不论,许攸身死口闭,确属咎由自取。他那样贪财,背友,叛主,夸功,辱人,实在把太多的“文人无行”积聚于一身,自古及今非常典型。

杨修也有相似之处。论文学才华,他在建安文人群体中虽非一流,亦颇知名。据裴注所引《典略》记载,“自魏太子(曹丕)已下,并争与交好”。曹植尤其对杨修爱重有加,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那篇著名的《与杨德祖(杨修的字)书》,就反映出把他引为“同好”的旨趣。而杨修的回信,虽然也文辞俊茂,对“建安七子”中人有所评论,但通篇流露出对曹植的谀美之意,文品和人品都差一筹。正因为如此,他不安心于做个作家(尽管当时没有作家协会,没有专业作家),而把聪明才智用于政治押宝。曹植的文学才情冠绝当世,诗、赋援笔立成,华彩在曹丕之上,曹操也有诗人气质,一度打算立曹植为太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相当于今之贴身秘书,窥探到了曹操的这一政治意向,便在同为文学朋友的曹氏兄弟之间作出了倾斜性选择,与丁仪、丁廙兄弟一起充当了曹植的“羽翼”。一方面,他仍然不忘敷衍曹丕,送给曹丕王髦剑什么的。另一方面,则尽心竭力地替曹植邀宠造势。曹操要召见子辈问事,杨修就帮曹植“豫作答教十余条”,使曹植总能抢先答对,博得欢心。殊不知次数多了,曹操不免“怪其捷”,推问出了真相。为考察曹丕和曹植的应对处事能力,有一次,曹操命二子各出邺城一门,又密令门吏不准开门。杨修预先教曹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于是曹植杀死了门吏得以出门,而曹丕却“不得出而还”。

杨修的政治投资多在曹植方面,引发曹丕的不满,于是用车载废簏,内藏朝歌长吴质,入府商量对策。杨修知道了,立即向曹操举报。曹丕害怕了,又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曹丕依计而行,杨修果然上当,再次去举报,查验却无人,“太祖由是疑焉”。曹操虽有诗人气质,但他更是一个政治家,出牌总要讲政治规则,终究选中曹丕作继承人。杨修的宝押错了,却仍不懂得夹紧尾巴做人,反而在曹操眼皮底下卖弄小聪明,另搞政治投机。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曹操攻汉中不利,打算退兵,出的口令为“鸡肋”。官属不知其意,杨修却收拾行装,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殊不知聪明自误,惹怒曹操,新账、老账一起算,以惑乱军心、交构(结党营私)诸侯罪名将他处死。近因在露才扬己,犯了帮闲不能显得比主子高明之忌,远因和根子却在拥植抑丕,政治押宝押错了,到头来沦为政治牺牲品,诚然可悲,亦属自取。

杨修与孔融的好朋友祢衡,是一个另类文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年游历许都,有人建议他去认识名士陈群、司马朗,他狂傲地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人又问他“荀文若、赵稚长云何”,他竟答以“文若可借面吊表,稚长可使监厨请客”,抓住荀仪容秀、赵肚腹大的生理特征,随口侮辱人格。他只瞧得起孔融和杨修,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当时祢衡年“始弱冠,而融年四十”,足见他何等不尊重人。好在孔融豁达爱才,多次向曹操举荐他。

曹操也爱才,欲见之,他却“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

曹操因之而怀忿,但因其才名,不欲杀之。听说祢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大会宾客,阅试音节”,当然也寓含羞辱的意思。祢衡去了就恶搞,不慌不忙地当着曹操的面脱光外衣内裤,祼身而立,再穿上鼓史衣裤,“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曹操仍然宽容,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事后连孔融也批评他,你祢衡该作一个大雅君子,“固当尔邪(怎能这么搞呢)”。孔融再向他转达曹操爱才之意,他答应去见,去了居然“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言语悖逆,吏请收治,曹操又一次容忍,对孔融说道:“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遂遣人骑送之。

到了荆州见刘表,祢衡老毛病不改,“坐而大号”。人问他为什么大哭,他说“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意谓在座者都实为“尸冢”。刘表先也包涵了,对他“甚礼宾之”,但他毫无感恩的情愫,“复侮慢于表”,导致刘表把他送到黄祖那里。在黄祖那里,祢衡对于“善待”照旧不领情,竟至当众骂黄祖为“死公”,终被杀死,时年二十六岁。这些行状详见《后汉书·文苑传》,《三国志》裴注附于《荀彧传》。《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铺写“祢正平祼衣骂贼”,把他树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气英雄,未免失之误读、误导。祢衡的无行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人格自贱,那就是目中唯“我”,狂悖无度,既愤世、傲世,又要挤进名利场、权势场中去混,兼具文化黑客和政治俳优的双重性,由肆意辱人而自辱、自毁,实在不足为训。

彭羕与祢衡既有相似处,又有明显不同。他“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没有几个人看得上眼。刘璋治蜀时期,由于狂傲得罪的人多,被众人谤毁,曾被髠(剃去头发)降为徒隶。刘备入蜀后,他“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庞统跟他素无交往,他一去就径直倒卧庞统床上,“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经庞统、法正联名推荐,他得到刘备赏识,受命“宣传军事,指授诸将”。

刘备领益州牧,提拔他作治中从事。彭羕从社会底层一个徒隶之人,“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认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多次在刘备面前加以贬抑。刘备也看出彭羕毛病深沉,有所疏远,外放他出任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太守。

彭羕对远离政治中心极不顺心,就去见马超,言谈间骂刘备“老革荒悖”。古代以革为兵,所以有“兵革”之称,骂“老革”就如同称“老兵油子”。又煽动马超谋反,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寄身于刘备篱下,常怀危惧,闻言大惊,默然不答,事后立即具表告发了。彭羕被捕下狱,在狱中写信给诸葛亮,奴颜婢膝地乞怜求饶。他把刘备以前厚待自己比喻为“分子(父亲恩惠分给儿子)之厚”,说自己“一朝狂悖”,“负我慈父,罪有百死”。又为自己对马超说的“内外之言”进行狡辩,说成本意在“共讨曹操”,栽诬马超为“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还极言吹捧诸葛亮为“当世伊、吕”,哀请其“明仆本心”,给条生路。前后对比,一朝得意时何等气势凌人,一旦失意时仍然胆大包天,既恶攻当今主子,又策反西凉降将,而下狱后丑态百出,判若两人,傲气荡然无存,媚骨斑然可见,分明另是一种无行文人典型。尽管被杀时年仅37岁,刘备、诸葛亮痛下杀手够严够狠,但他终究是自贱招祸,不值得怜悯。

彭羕的四川老乡张松,同样是个贱骨头,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个人生得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识达精果,确有才干,一贯放荡不治节操。在刘璋治下,其兄张肃任广汉太守,他担任别驾从事,那是一个跟随州牧、刺史出行的重要职务,可见颇受信任。

刘璋曾派他出使拜见曹操,曹操瞧不起他的形容猥琐,不甚礼遇。

杨修把曹操所撰兵书拿给他看,他浏览一遍便能谙诵,认为是个异才,建议曹操辟用,未获采纳。张松进身失意,取道荆州回益州,不期然间受到了刘备殷勤款待。欢宴当中,刘备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以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张松都逐一详细解答。他还画出一幅蜀中地图山川处所图送给刘备,使其尽知益州虚实,主动积极地叛主资敌,成为间谍。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兵征讨汉中,刘璋担心会顺道取蜀,内怀恐惧。张松献计说,刘备是“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并且“善用兵”,最好请刘备入蜀来帮忙。刘璋不晓得他已成为刘备间谍,依计而行之,结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刘备以曹操征吴,曹将乐进进犯荆州为借口,向刘璋索要“万兵及资实”,扬言欲“东行”。张松以为刘备真要回荆州,赶紧去信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生怕刘备不取益州。张肃知道了,惧怕祸患株连自身,即向刘璋告发了。于是刘璋收斩张松,与刘备翻脸,刘备获得了取蜀由头。张松的背叛行径,固然谈不上卖“国”,但至少是出卖本集团的主权,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质十分恶劣。

无行文人如果掌握了军政大权,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钟会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团太傅钟繇的老幺儿,从小就敏慧夙成,及壮更博览群书,精练名理,才华出众,声誉鹊起。从正始年间(240—249)步入仕途,历任秘书郎、尚书、中书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当年(254)受爵为关内侯。曹髦被诛后,他在政治上认清门庭,积极投靠司马氏,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青睐。从正元二年(255)随司马师征讨反司马氏的母丘俭、文钦,“典知密事”,出谋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马昭献策,镇压反司马氏而造反的诸葛诞,他所受“亲待日隆”,被司马昭目为自己的“子房(张良)”,进封陈侯,官任太仆。但他宁放着九卿之位的太仆不当,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犹如今之机要秘书。这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司马氏打击反对派,由于他的点水或使坏,当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吕安都被当作“思想犯”,肉体被消灭。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部署三路伐蜀,钟会作为亲信,以镇西将军头衔都督关中诸军事(相当于今之总指挥),率十万余人充当主力,而邓艾、诸葛绪则各率三万人作偏师配合。进军途中,他向司马昭密告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撤职治罪,其部三万人悉归自己麾下。邓艾灭蜀建立首功,他又与监军卫瓘、将军胡烈等人串通一气,诬告邓艾欲反,造成邓艾父子被逮捕,囚车押送回京,路上被杀。而钟会本人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很快与蜀汉降将姜维联手,图谋拥兵造反,割据一方。只可怜造反不成,被杀死于乱军中,时年40岁。在钟会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类文人的人品邪恶,诡计多端,助纣为虐,残人以逞,一旦军政大权在握,就演变成阴谋家、野心家的人性裂变。谬种流传,绵延未绝,“文革”殷鉴不远,康生、张春桥等辈都有钟会的心传,善良的人们能不警惕吗?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三国时期,与人才迭出、竞显器能形成强烈反差,一些优秀人才却横被罪名,惨遭杀害。魏延之死是出了名的,田丰、崔琰、毛玠、孔融、刘封、邓艾之死同样地令人扼腕。其致祸根由,除了权势者个人因素而外,主要还在于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当中,“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因袭不变的“铁血法则”。

《三国演义》写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场,就被诸葛亮指认“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喝令斩之。幸得刘备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诸葛亮的严厉警告:“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果然让杨仪、姜维、马岱依计行事,斩杀了“日后反西川”的魏延。这个故事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传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敌。

数百年以来,多少人也被认为长着“反骨”,经权势者定为“叛逆”,加以贬谪、放逐、幽囚、杀害,至亲好友跟着遭难。多少人亦曾考镜史实,辩证原委,力图为魏延辨诬,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时下为止,虽盖棺犹无定论,见仁见智状态仍会延续下去。

细读《三国志》,所谓“反骨”云尔,于魏延、于诸葛亮均不存在,全属编造。魏延在荆州投效刘备,“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升任牙门将军。刘备当了汉中王,“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殊不知刘备却“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使“一军尽惊”。关羽镇荆州,魏延镇汉中,分别负责保卫东、北两道“国门”,可见何等倚重。刘备当时大会群臣,问询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从容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十分欣赏,在场众人也“咸壮其言”。后来的实践证明,魏延并非说大话,吹牛皮,谋略、武勇兼备,独当一面镇守住了“北大门”,比关羽更不负重任。因而刘备称帝,进拜他为镇北将军。后主建兴元年(223),又封他为都亭侯,尊荣胜过了当时还在世的赵云诸将。这十几年间,诸葛亮与他从无任何过节,决然无关乎什么“反骨”不“反骨”。

诸葛亮挥师北伐,魏延一直是重要将领,参与始终。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

八年(230)魏延奉命攻入羌中(今甘肃南),大破魏将郭淮的部队,因功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这其间,魏延那种“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特出性格凸显出来,不经意间给他播下招祸种子。他“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他提议由他率领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自率主力部队从斜谷杀入关中,预计不出二十天两军即可会合,“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但一生唯谨慎的诸葛亮却认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制而不许”。魏延因之而认为诸葛亮的胆子太小,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这就难免会得罪诸葛亮。

他的“性矜高”,更容易得罪奸邪小人,诸葛亮的亲信杨仪便是一个。诸葛亮病危之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魏延对这种安排极为不满,认为诸葛亮死了,“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不该“以一人死废天下事”,“吾自当率诸军击贼”。

退一万步说,纵然要退军,也不该“为杨仪所部勒”,自己只作个断后将领。于是待杨仪未发,他抢先率领所部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同时与杨仪互相指责为“叛逆”,上表给刘禅,弄得一天中“羽檄交至”。双方闹得发生了两军对垒,魏延手里没有丞相的临终遗命,占不住理,失去人心支持,只好与其子数人往汉中逃亡。杨仪派马岱追杀,斩之,“致首于仪”,杨仪居然“自踏”魏延的头颅,叱骂其“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夷魏延三族。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魏延本人诚然有过错,但并不是反叛蜀汉。陈寿在其本传中特意写到,“原(推究)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不便背叛”而视为“叛逆”诛杀,并且株连三族,没有充分证据说是诸葛亮遗命主使,但一时的权势者杨仪恃权报复,借机杀人,当是确实无疑的。

类似于指人“脑后有反骨”,三国时期另有其事。建安九年(204)孙权在江东,已经取得初步讨平山越人的胜利,打算进一步用兵,扩大地盘。某一日大会僚属,座中的江东名士沈友,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意见,惹恼孙权,孙权当场就“令人扶出”,并说“人言卿欲反”。这沈友自幼聪颖,名士华歆称之为“沈郎”,赞叹“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他“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且“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口辨十分敏捷。时人称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不愧为一个难得的英才。开初孙权礼聘沈友到麾下,听其“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听得“敛容敬焉”。沈友与周瑜、鲁肃一样,陈述过“荆州宜并之计”,孙权也采纳了。然而沈友不同于周瑜、鲁肃,更名士风流,独立特行,“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乃至于“为庸臣所譖,诬以谋反”。

孙权担心沈友“终不为己用”,便揪住会上发言批评那么一条小辫子,以“人言卿欲反”五字定罪,把沈友杀掉了。沈友时年29岁,裴注全文引《吴录》记载,不胜其惋惜。

沈友的遭遇,比魏延的遭遇更具典型性,也更带普遍性。在封建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当中,君临天下的帝王者流无论相对开明还是专断独裁,总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倘若像献帝刘协、后主刘禅那样沦为傀儡,也会有一个曹操或诸葛亮似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代行帝王权力。文武臣属只要不是董卓或曹操,就得遵守基本的封建君臣关系,以君为纲,怀着尊崇、敬畏、感戴的心情,把尽忠守分作为最高的政治准则。在帝王眼里,不管臣属是何等人才,一概工具、用具而已。用具、工具统称“器”,如《易·系辞上》所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帝王用人才历来讲究“用人如器”。古、今汉语都有“器重”这个词,词义为重视,其实就是从“器”的本义用具、工具引伸出来的。“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其实就是说刘备重视这个人才,把他视为一个颇为有用的人才工具。人才工具终究属于“器”,有用时或者喜欢时,可以当作宝贝;一旦无用了,不为己用了,或者不喜欢用了,随意闲置、抛弃或毁损,都在帝王一念之间。孙权对沈友正是这样做的,起先视之如宝贝,“礼聘”其人,“敬”重其言;一俟认定“不为己用”了,就听信谗言,“诬以谋反”,让其掉脑袋犹如割韮菜。“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铁血法则”:说你有“反骨”你就有“反骨”,没有也有;要你掉脑袋你必掉脑袋,不掉不行。这一条“铁血法则”贯穿历代封建王朝,因袭不变,非唯帝王们奉为天赋皇权,用得得心应手,抑且各级权势者也会逐层仿效,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施于不顺己意的人,就好比杨仪杀魏延那样。

将“铁血法则”加诸臣属,决非仅限于长了“反骨”一个由头,而是但凭权势者的“圣聪”独断。袁绍杀田丰,就不是因为后者对他怀有贰心,而是由于对他太忠,由忠而切谏,由谏而致祸。田丰其人为河北名士,天姿瑰杰,博览多识,权略多奇,“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接受袁绍“卑辞厚币”的礼聘,出任为别驾。他曾经献策,帮助袁绍讨平公孙瓒。建安五年(200)曹操攻袁绍,他又建议趁机袭击曹操的后方,“绍辞以子疾,不许”,痛惜失去了一次争霸中原的“难遇之机”。官渡之战前,袁绍要大举南下,田丰出来谏阻:“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不及也。”袁绍非但不接受,反而因为“丰恳谏”而“怒甚”,给其加上“沮众(扰乱军心,削弱斗志)”的罪名,“械系”于大牢。结果官渡一战,袁绍果然大败。有人对田丰说,你的分析都应验了,“君必见重”。田丰却说:

“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袁绍一回来,就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下令杀掉田丰。一个忠心耿耿的杰出人才,就只为主子袁绍“内多忌害”,猜疑将会为其“所笑”,成为刀下冤死之鬼。

与袁绍相比,曹操之重用人才,超出不止一个档次。然而,“用人如器”,器重时确实推重,损毁时毫不手软,崔琰便是一个极突出的例子。崔琰其人志节高雅,尚武事,习儒学,曾经师从汉末大儒郑玄治学。建安十年(205)曹操占领冀州后,将崔琰辟为别驾从事,对其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初次见面的崔琰对答道:“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险,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其正气凛然,直言批评,顿时使曹操“改容谢之”,在场“宾客皆伏失色”。十三年(208)曹操担任丞相,征崔琰为东曹椽(丞相属官,掌管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事务),当面夸奖道:“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为时表率)者矣!”十九年(214)曹操西征陇右,留曹丕镇邺,特命崔琰傅之。曹丕好田猎,常“变易服乘”外出打猎,崔琰就引经据典,正颜强谏,终于教曹丕认错改过。二十一年(216)曹操受封魏王,初建魏国,又拜崔琰为尚书(掌奏章事,位虽不高实权甚大)。一段时间内,曹操为立不立曹植为王太子而犹疑不决,下令以保密方式谈意见。只有崔琰把意见明写在笏板上,表态说:“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曹植是他兄长的女婿,他不荐曹植,却保曹丕,直令曹操“贵其公亮”,将他升为中尉(比二千石武职官员,主管治安)。

崔琰曾经向曹操推荐过一个人,叫杨训。其人才干虽不足,但清贞守道,获得曹操礼辟为官。曹操称魏王以后,杨训为感恩,发出表章“称赞功伐,褒述盛德”,颇有趋附拍马之嫌。此事本来与崔琰无关,殊不知有些人讥笑杨训“希世浮伪”,牵扯上崔琰,责备他“所举”不当。崔琰从杨训那里要来表章底稿,仔细看过,给杨训写信评说道:“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他的本意在于“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却不料惹翻了那些人,竟然诬告此信是在“傲世怨谤”。曹操或许正被杨训的马屁拍得高兴,一看崔琰此信并没有肯定表章内容,只说“省表(即看过表章了)”,只认为“事佳耳”,便抓住这三个字做文章。曹操火冒三丈地说,“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意谓崔琰勉强评为“事佳”也极其轻慢。

进而深文周纳,上纲上线,把“会当有变时”定性为“意指不逊”,大逆不道,不由分说地“罚琰为徒隶”。所谓“徒隶”,就是施以髡刑(剃去头发),令服贱役。过了些日子,曹操派人去察看,想了解崔琰屈服不屈服,告饶不告饶,却发现崔琰“辞色不挠”,照旧在“通宾客,门若市人”。于是乎一硬到底,将崔琰赐死。就是那么一封信,几个字,曹操就搞了一次“莫须有”式文字冤狱,把他曾经夸为“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的杰出人才的宝贵生命给剥夺了。这真应了一句俗话:“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屙尿淋。”当初夸崔琰,那是把他当作一个称心如意的工具在用;如今杀崔琰,则是将他视为一个废旧碍眼的用具在砸———全凭喜怒,因时而异。虽百代以下,嗅到从中散发出的铁腥气和血腥味,仍然难免毛骨悚然。

受到崔琰冤死牵连的,还有曹操集团的元老重臣毛玠。毛玠也是名士出身,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时,他就进献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两大政略,为曹操尔后半辈子明确“经远之虑”,确定“树基建本”,以成“霸王之业”的总路线和总方针,立下首倡之功。后来他与崔琰同为东曹掾,并典选举(亦即考察、举荐官员),“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曹操当时叹服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再以后,他在奉公守职,清正廉洁,抚助孤贫,选立太子等一系列表现上,都以“雅亮公正,在官清恪”著称,曹操多次赞誉他“有古人之风”,“此古所谓国之司职,我之周昌也”。魏国初建时,毛玠即担任尚书仆射,仍主管选举事宜。那时候没有中组部长、人事部长,尚书仆射职之所司,就如同身兼今之两大部长。他在任内“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营造出一种“吏洁于上,俗移乎下”的良好风气。但仅止由于“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就惹得“太祖大怒,收玠付狱”。幸得桓阶、和洽等“进言救玠”,他才保全了一条性命,“免黜”而“卒于家”。究其实,“内不悦”连“思想罪”都算不上,充其量给他安个“情绪罪”。如此作践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用人如器”,权势者如曹操者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孤即真理,其奈孤何?

孔融另是一个类型。他是孔子二十世孙,幼有异才。年十余岁时,曾登门拜谒名士李膺,自告门者:“我,李君通家子孙也。”李膺一见孔融,便究问道:“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他说:“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人皆奇之,赞为“异童子”。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听同坐者说过后,骤加评判道:“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孔融应声回击:“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李膺大笑,面向他说:“高明长大,必为伟器。”16岁那年,他救助掩护反对宦官、避祸逃亡、遭受通缉的清流名士张俭,事泄后与兄长孔褒争担死责,因之而名震远近。经举荐,历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任北海相时38岁。

任上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事,做过一些实事。但在军阀割据,混战连年的漩流当中,他的长处无从发挥,短处却暴露无遗。

从任北海相到作青州刺史,“连年倾覆,事无所济”,夹在袁绍父子、公孙瓒、曹操之间漂来荡去,最后“仅以身免”。建安元年(196)追随曹操到了许都,任将作大臣,迁少府,位居九卿之列,方才过上安生日子。

作为曹操座上宾之一,孔融的文人迂腐秉性、辩给口才和幽默气质有增无减,不识时务也不自约束。他以“建安七子”的班首立名,按作家天性,与曹操“推平生之意”,时有狎侮。曹操制订禁酒令,他写信去调侃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故意唱反调。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城,让曹丕纳了袁熙之妻甄氏为妻,他又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曹操以为孔融的学问渊博,语出于书传所纪,自己没见到过,后来见了面,便请教出处。孔融答道:“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弄得曹操很没有面子。对于建都于许,是否杀太尉杨彪,孔融也发表过不合曹操意愿的意见。如裴注所引《汉纪》所说,“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到建安十三年(208),终于“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列举了孔融四条“罪行”,定为“大逆不道,宜极重诛”(见《后汉书·孔融传》),将孔融下狱弃市,时年56岁。其二子年方8岁,也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死于满门抄斩。昨日座上宾,翻成今日阶下囚和刀下鬼,孔融诚然也有太不检点之责。但文人清狂,哪里就严重到了“大逆不道”?真是罗织罪名,肆意拔高,不该死也得死。所以千百年以来,夹着尾巴做人成了一道祖传政治防身术,谁若违背了,纵然形同孔融那样的一代著名作家,也会落得家破人亡。

不仅是曹操那种嗜杀之君如此施为,而且连刘备那种“仁德”之主也难超越,只不过程度有差异罢了。刘备在中原逐鹿当中败多胜少,妻妾子女三次当俘虏,先前的儿女一个都没有存活下来,阿斗是在荆州所得。在甘夫人生阿斗之前,人到中年的刘备害怕“继嗣”无人,收养了“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刘封作养子。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时,刘封年20余岁,“有武艺,气力过人”。后随诸葛亮、张飞入蜀增援,“溯流西上,所在战克”,因功被封为副军中郎将。二十四年(219)刘封升职为副军将军,与孟达、申耽、申仪一起镇守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关羽围襄樊,连续招令刘封、孟达“发兵自助”,刘、孟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不承羽命”。其后关羽覆败,刘备开始“恨之”。再其后,刘封与孟达不和,孟达率部降魏。魏文帝曹丕派遣夏侯尚、徐晃率军配合孟达,向刘封发动进攻。孟达写信劝降,首先给刘封讲了“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的道理,接着指出刘备已“虑定于内,疑生于外”,“乱祸”必兴于“废立之间”,然后劝刘封“智贵免祸”,“早定良计”。刘封拒绝投降。申氏兄弟背叛了刘封,刘封只好“破走还成都”,受到刘备严厉斥责。“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抑,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备心领神会,立即下狠手,将刘封“赐死”。此时此际,刘封追悔莫及:“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当初收养子是为“继嗣”,如今杀养子亦为“继嗣”,刘封再有功,再守忠,也逃不脱工具作用发挥完了,便形同碍事废“器”,必须“除之”的下场。这其间,诸葛亮的点子和刘备的决策,都暗含着疑生“反骨”的因子,刘封纵然并无“反骨”,亦注定了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