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文学在乱世中飞扬

文学在治世不一定繁荣,在乱世却可能昌盛。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个人性、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固然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但归根结底,创作主体获得的自由程度起着决定作用。以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为标志的三国时期文学的飞扬蹈厉,即为乱世文学昌盛的一个样本。

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西晋灭吴实现短暂统一,百余年间的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直接导致了民生凋残、经济危殆、道德硗薄和风俗变异,不折不扣是个乱世。但在这个乱世中,就像军事领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彰显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响震古今一样,文学领域的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也以诗歌、骈文、辞赋、评论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册。诗歌承续汉乐府民歌风韵,开辟出了文人五言体诗新阶段,五言体诗取代两汉辞赋而成为文坛主导形式,四言体诗、七言体诗、杂言体诗亦颇不俗。骈文同样承接东汉的排偶辞句、敷设辞藻、讲求声律、运用典故之风,更讲求内容充实,形式鲜活,为南北朝趋于极致铺垫了道路。辞赋成就虽然不及诗歌大,却追踪着东汉班固《竹扇赋》、班昭《针缕赋》、张衡《温泉赋》开启的小品时尚,致力于短小抒情,从而突破了两汉大赋定势,引领出六朝抒情小赋。评论的代表作为曹丕《典论·论文》,辅翼之作还有他和曹植、吴质、杨修等人批评当时作家、作品的一些书信,标志着文人专门性的文学评论的开端,对诗文创作振翅飞扬起到了激励作用。这一切,在秦始皇一统天下那样的治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样的盛世,都未曾出现过。

为什么三国乱世会出现文学飞扬?按照时人耳熟能详的文艺理论,很容易首先想到,是那个乱世的惨烈现实,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和题材。应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离开了生活源泉,文学创作注定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迄今光耀文学史册的三国作家,无一不是乱世生活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其中不少人还是三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方向把持人。没有初平元年(190)的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曹操就写不出《蒿里行》,如明人钟惺所评成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见《古诗归》)。没有“兴平中(194—195),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以及后来被曹操“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琰就写不出《悲愤诗》二章以“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见《后汉书·列女传》)。没有从17岁起就避乱于荆州,依附刘表15年,王粲就写不出《登楼赋》。甚而至于,没有与兄长曹丕之间的太子权位之争,曹植就写不出《吁嗟篇》和《洛神赋》。例证可谓举不胜举。然而,倘若把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作用过度扩张,认为能够决定文学创作的价值品位,那就难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的尴尬和困惑。比一比蜀汉,处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文学创作竟是荣枯两重天,便当以人为本地作出进一步考索。

三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欣欣向荣,历历可观,主要体现在曹魏阵营(东吴次之,人才和成果到西晋时期方才凸显出来)。在曹魏阵营,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开始,对文学创作主体的个人自由认同度都比较高,这是文学创作能否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因为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个人性的、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创作主体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写什么、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自由是什么?参考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诠释,自由就是不违心做事和不做违心事。他认为,只有人的意志处于自由状态下,道德观念才有意义。曹操其人从小就“任侠放荡”,意识和行为相当解放。大权在握后,他几度颁布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鼓吹“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就不但有利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广揽人才,而且有助于信其言者、望其风者冲破儒术的道德樊篱,在文学创作中趋向思想解放、题材解放和形式解放。曹丕的《典论·论文》进一步专谈文学,宣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由行文而博取“声名”,经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或准国家领导人如此倡导,自然成为了文学之士的价值取向。于是乎,如曹丕《典论·论文》所描述的那样,“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描述的那样,“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蔚然形成了自由创作、自由竞争的文场风气。一贯“任性而行,不自彫励”的曹植,政治上由争宠到受压,心志才情便更多地转移到了文学上,卓然领异于建安文场。

在曹氏父子翼下,聚集了被合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以及繁钦、应璩、吴质、杜挚、缪袭、邯郸惇、左延年等一班著名作家,堪称盛极一时。他们无不“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见《文心雕龙·明诗篇》),打造成为“建安风骨”。到曹髦、曹芳当政时期,乃至于魏末晋初,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自由表现形式不同,实质相似,引领着魏晋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

曹操既是政治、军事领袖,又是文场魁首。他的传世诗尽管只有20余首,但远祧《诗经》、《楚辞》,近承汉乐府民歌,直击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一统天下的理想抱负,的确做到了诗如其人,我笔写我心。尤其是五言诗,对把这种诗体从乐府民歌推向文人诗式,作出了突出贡献。《嵩里行》和《薤露》都“用乐府题,写汉末时事”,“以所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见方东树《昭昧詹言》)。

《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都写军旅生涯体验和感受,用比兴,用倒唱、顺唱对衬,客观伤时和主观伤怀悉皆痛切彻骨,真实感人,而且具有相当浓厚的汉乐府情味。四言诗当时业已式微,曹操旧瓶装新酒,借以抒怀言志,也为一时之冠。如《短歌行》为争取荀彧而作,活用《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倾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衷情,诚朴的语词、吞吐的笔致寓入了丰沛的情愫、雄健的气势。《步出夏门行》第一首《观沧海》和第四首《龟虽寿》,前者描写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所见所感,后者畅述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所思所愿,既有“霸气”又有“菩萨气”(谭元春语,见《古诗归》),可谓四言绝响。陈祚明认为“曹孟德诗如摩云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薇堂古诗选》),或许有过誉之嫌。不过无论怎么说,曹操以其积极趋时进取的自由心态从事诗歌创作,的确开了建安诗风。

曹丕一生只活了40岁,但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在皇帝作家中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诗,气宇比乃翁曹操逊色,艺术成就却在其上。撇开他和曹植都凭着天潢贵胄身份,写过一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见《文心雕龙·明诗篇》)的酬唱诗不说,他的诗题旨归也有不少关涉出师盛况、统一大业、妇女不幸、游子心切的,写什么悉从己意。在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上,曹丕的过人之处在于,语言精雅,情调谐婉。沈德潜指出,“子桓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见《古诗源》)他承继了《古诗十九首》那种情调,而又赋予文士雅化的精醇娟丽,开了后世唯美诗风、婉约诗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在汉诗诗体发展史上,尤为七言体诗的发轫佳作,精美浏亮,凄惋动人。曹丕的文学评论,比创作贡献更大。他的《典论·论文》,文学史界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专著的发端佳构。两样都是亘古第一人,两样都称佳,他的文学地位和影响自在不言中。

《典论·论文》的特出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曹丕明确地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是否真的那么了不起,姑且不管它。然而,把文学从先秦两汉一以贯之的六经附庸地位切割出来,肯定它的独立性、崇高性和不朽性,无论如何是破天荒的,解放性的,言了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第二点,曹丕对不同文体的不同形式要求作出了点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尽管涉及的文体并非都属文学,但这种区分毕竟呼应了文学的独立性,揭示了文体的差异性,为文学未来的演进和发展指出了新方向。第三点,曹丕首倡了“文气”之说,主张“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的“文气”,就是创作主体个人才情性格见诸作品的个性显示。文学个性是文学自由的精魂所在,无论曹丕的说法如何粗砺,他终究是率先强调了重视文学个性,这一贡献丝毫不亚于上述两点,甚或有所过之。第四点,他不仅一般性地批评了“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现象,而且具体性地点评了“建安七子”的长短优劣,并且相当精当。这是积极的文学批评,也是自由的文学批评,他算作了一次示范。建安文学的实践证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批评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创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轮齐动或两翼齐飞才能促进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大业。

曹植的自然生命也不长,只活了41岁,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便悒郁而终了。但他的文学生命很长,不仅响震于当世,高标逸韵稳居建安文人之首,而且辉耀于千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长廊里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以曹丕当上皇帝那年(220)划界,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大致与曹丕相仿,贵公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自娱自乐,自由自在。大同当中不时流露出小异,一是如《赠徐干》所写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宣泄出了对于沉溺优裕生活,难以展示才华建功立业的苦闷。二是如《送应氏》所写的“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对于洛阳历经董卓之乱后近20年未得恢复,满目荒芜,产生了无限感慨。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成为魏文帝,兄弟关系从兹变成君臣关系,政治上争权沦为失败者的曹植从兹屡被贬爵徙封,极为失意。太和元年(227)曹叡即位后,这样的处境仍未改变,使他郁闷、愤激终身。愤怒原本就有助于出诗人,何况他“柔情丽质,不减文章,而肝肠气骨,时有块垒处,似为过之”(钟惺评语,见《古诗归》),后期诗文便充溢着渴望自由、反抗迫害、蔑视庸俗的思想情蕴,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懑情俗,一时无人可以企及。

钟嵘《诗品》曾说,曹植的五言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这样的类比毋宁有点过头,但曹植的诗歌佳作如《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吁嗟篇》、《弃妇篇》、《赠丁仪》、《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杂诗》、《七哀诗》等等,的确与《国风》异世同律,使时人攀仰莫及。诸如诗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志气,“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的怨气,“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的怒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的郁气,无不宣泄块垒,透见肝肠。而“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之类,语言之华采,音节之铿锵,篇章之宏肆,形象之奇警,果真如张戒所赞“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见《岁寒堂诗话》)。从屈原至陶潜七百余年间,若论创作个性之鲜明,主体自由之张扬,可以说曹植独步,三人各是一座高峰。

辞赋,曹植同样本色当行,雄姿鹰扬。他写过不少抒情小赋,情致和词采多如其诗,却不如《洛神赋》。如小序自述,这篇赋是“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归济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于战国时期宋玉的《神女赋》,结构布局、人物形貌和衣饰都有沿袭关系,形象描绘、情感意蕴和寄托却超越了《神女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迫察“灼若芙蓉出渌波”的系列比喻,由静态到动态,由朦胧到显形,由远望到近赏,将洛神之美写得惊艳无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既而在人神际遇之间,进一步刻画洛神如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如何“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显内情,细致入微,精妙绝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情蕴主旨,构建出一种使人怅惘的“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怀愁”的深层,实质上寄寓着曹植的命运嗟叹: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较之于宋玉以及诸多汉人大赋,《洛神赋》表达的个人情怀更真切,更可触可摸,更可思可鉴;将汉语的修辞功能和辞赋的抒情功能融合为一,发挥到极致,尤其胜过了那些前人,开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勃兴之路。加上诗歌的杰出成就,完全可以说,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对他固然是个不愿接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灾难,但对中国文学则是一件幸事。幸就幸在,它让中国历史少了一个或许会像隋炀帝加李后主似的负一流皇帝,多了一个前追屈原、后引陶潜的超一流作家。

“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篇》认为:“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诗》三首和《从军诗五首》,分别写乱离感受、羁旅生涯和军旅闻见,都自伤情多,苍凉悲慨。《杂诗》、《公宴诗》和《咏史诗》,也从多角度抒写了他的人生际遇、态度和情调。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他羁旅荆州期间写的《登楼赋》。这篇赋,与《七哀诗》第二首“羁旅终无极,忧思壮难任”背景相同,情致相通。由“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破题,首先描述了登楼所览,引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题浩叹。其次叙写了怀乡深情,缠绵至切,归之于“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最后从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会现实层面,既对“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乱离尘世“意忉怛而憯恻”,更对“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虚度光阴“心凄怆以感发”,从而表达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的动乱势态、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连,写景与抒情、用典笔笔相扣,使《登楼赋》与《洛神赋》并为双璧,成为当世抒情赋的代表作。他当时所登之楼在今湖北当阳,而当阳、襄阳、江陵三地后世都有“仲宣楼”,足见这篇赋响及后世何等深远。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长,章表书记文体本身不属于文学,但赋与骈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跻身文学之林。从东汉中、后期始,文章就有了骈化趋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气,更加推波助澜。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等,都以散带骈,气势疏畅,发议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情抑扬往复,悱恻动人。陈琳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骈文水准却能够与之上下颉颃。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等檄文书信,铺陈辞藻洋洋洒洒,夸张形势贲贲勃勃,指摘丑恶如金针刺穴,陈说利害如疾风掠地,堪称张力十足。如声讨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题便骂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读,头痛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强。后来曹操收服陈琳时,责其“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又反映出文气如虹,不可阻遏。而他从政治上数落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内容且不论,仅从行文的骈偶对称、铺张扬厉来看,已开六朝骈文之先河。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写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也写过《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辞章风貌与陈琳檄文颇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却不能及。

曹魏政权经曹丕、曹叡两代,于240年传到第三代曹芳继承,建元正始,尔后历曹髦、曹奂直到魏末,文学统属正始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以及应璩、应瑗、杜挚、何晏、左延年等人。曹芳当皇帝年仅八岁,两个顾命大臣曹爽和司马懿之间暗斗明争,持续七八年,终以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取胜作出了结,政治上陷入曹爽帮派的何晏也在夷灭三族之列。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司马氏实际掌控魏国军政大权,一方面大肆诛除异己,另一方面又高举名教旗帜作为政治号召,网罗人才以为己用。于是乎,文人势所必至地发生分裂:一部分文学之士,包括“竹林七贤”当中的山涛、向秀等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归附司马氏,成为当时的体制内作家,有的还活到西晋初年;另一部分文学之士则采取了不苟从态度,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对抗现存的政治秩序,成为当时的体制外作家,突出代表是阮籍和嵇康。恰如《文心雕龙·才略篇》所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既承继了一些建安文人慷慨任气的风骨,又加入正始以降崇道文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卓然成为当世之杰。就诗文成就、影响而言,体制外作家明显胜过体制内作家,俨然成为那一时期文学领域的最大特色。

阮籍是阮瑀的儿子。《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以酣饮致醉的放纵方式,掩饰对于司马氏的不屈从立场,对抗虚伪名教。毕生的五言诗作汇为《咏怀》八十二首,犹如他的人生随感录。这些随感大多寄寓他个人对人生的忧虑和对时世的讽刺,如钟嵘《诗品》所评的那样,“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诸如“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之感,时见于篇什之间,忧惧祸患的情绪了然纸上。“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的比兴意象,却又超出了个人忧患,曲笔勾划出苛酷危殆的时政氛围。“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时政令人生存维艰,这种“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状态,尤其具有普遍意义。但他决不肯沉沦,因而还对当时那些趋炎附势的名教者流“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的表里不一痛加讽刺。移之于散文《大人先生传》,阮籍的愤世嫉俗之情终究难以尽抑,而假托老庄之意,对于当时主流社会那种“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诱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腐恶风气作了无情揭露和痛快鞭挞。阮籍这种人品和文品,不仅直接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界人和文学作品,而且遗及后世。

如果说阮籍可以算作规避性的韧的对立,那么,嵇康就应当视为碰撞性的硬的抗争。他比阮籍更崇尚老庄,同时又更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他的诗不及当时好多诗人,然而,他的文确如其人一样,峻切高迈,卓尔不群。他在《释私论》中宣扬,公与私之别就是真与伪之别,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忤大道,才能称为君子。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说,以好学而求利禄,只是统治者利诱的结果,并不合乎人性之自然。他的朋友山涛(字巨源)未能坚持归隐自然,40岁以后出仕作官,任尚书吏部郎时还想请嵇康出山,代替其先前所任职务,他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在这封绝交信里,明确宣示自己“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对于出仕作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的“甚不可者二”,一是他要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他要固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这两样都为“世教所不容”,“遇事便发”。这以前,他还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权势文人钟会,早就得罪当局。有了这封公开宣言与当局决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开杀害了。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当局)弗许。”嵇康临刑不屈,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就刑,时年四十岁,年当魏景元三年(262)。但《广陵散》绝,嵇康未绝,虽百代以下犹自有人望风追怀。

较之于曹魏阵营,另两个阵营的文学就显得不景气,或许都与最高统治者的不爱好、不重视、不提倡,以及治理的严法峻急密切相关。如蜀汉,诸葛亮个人如其本传所说,“言教书奏多可观”,前、后《出师表》历来也被视作文学性散文而入史入选,可见并不乏文学才华。然而综观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在军政主业之余也搞点文学辅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过来就是上无所好,下必忌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里,这条潜规则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成立,并且普遍存在。尽管《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亮如何对待文学,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官修史书的施政实体,多少折射出了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修史尚不准,个人自由度高的文学创作,自然难具备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再加上用法苛严,彭羕、来敏等都因言论不节获罪,那么,出现秦始皇独裁时期那种无文状态,也就势在必然,毫不足怪了。非无人也,是不能也,主体、客体相依相成,文学的自由发展毕竟需要起码的自由空间。以孙吴为例,与正始文学相对应的时期没有出现传闻后世的作家、作品,并非由于吴下无人,而是因为从孙权到孙皓,为政者们没有提供那样的自由空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和陆云,吴灭前已经投身社会,继父领兵,在文学上却没有能一骋骥足。吴亡后九年,晋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联袂北上进入洛阳,文才立即倾动京师,引出“二陆入洛,三张(张华、张载、张协)减价”之说。陆机还与潘岳并称“潘陆”,俨然一时之秀,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左思。前后对比,反差强烈,该给人多少深长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