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侯景之乱 一、佛门天子

“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haos)相对,后者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us,由uni(同一个)和versus(朝向,动词vert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止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风于中国,比较有历史。道家的养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饮食理论。文人喜欢搞素食斋禁,有甚于现代的女生瘦身行为,是一种风尚。如果干涉别人的吃素行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险,弄不好还会掉脑袋,更夸张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一个屁,被人听到了,那叫“坐斋不谨”,也会被砍头。(如此看来,古人玩时尚,可要比现代人喜欢玩的“极限大挑战”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里头。)

相对来说佛教就比较人性化了,它有所谓吃“三净肉”的说法,即:一谓眼不见杀;二谓耳不闻杀;三谓不为我杀。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还是如此,不说远的,我有一位泰国的朋友告诉我,泰国的和尚就吃肉。

“荤”的本意也不是肉类,“荤”通“熏”(粤语里这两个字就同音),是指气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葱、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欢吃这些,说起来也是很有修行潜质的)。“荤”字从草而不从肉,便是明证。

慢慢地人们的思想又有了“进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远在里头死循环。今生你吃了猪,下辈子你就要做猪被人吃,吃来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怜了。(这逻辑实在荒谬。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和尚劝一个杀牛的改行,说你杀牛杀多了,来世要变牛的。结果杀牛的说:“既然如此,那我还是杀个和尚吧,因为我来世想当和尚。”)

梁武帝想治标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诏令,干脆规定,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范:每天只吃一餐,内容以豆羹米饭为主,没有一点油腻荤腥之物,非常简朴。而且,他还改变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风,绝断房事,五十岁后再也未临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钟的传统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宝志请教:“怎样才能摆脱地狱之苦?”宝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失,但是如果听到钟声敲响,苦痛就会暂时停歇。”(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确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诏寺院撞钟,“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赐建。(宝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极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岁,据说,他是民间济公活佛的原型。)

讽刺的是,这么一位虔诚事佛的皇帝,其佛学修为其实并不高。这得提一下梁武帝与达摩老祖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达摩出师后,遵照老师般若多罗的嘱咐,到中国传教。达摩是天竺南部的人,所以走的是南方海路,来到梁武帝治下的梁国。梁武帝以大礼迎接了达摩,见面就问:“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化僧众,不可胜数,请问有什么功德吗?”(达摩初来梁国,并没有对梁武帝的事迹有太多的调查和了解,大家初次谋面,上来就问自己有什么功德,梁武帝急功近利之情溢于言表。)

达摩冷冷地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急了,没有功德那自己岂不白忙活了,就问:“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这仅仅修的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过像随身而动的影子一样虚幻不实。”

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回答说:“不染烦恼,圆融妙净,身心当中,空空寂寂。”

梁武帝感到这个外国和尚是在答非所问,想探个究竟,又问:“那什么是佛家圣谛的第一要义呢?”

“空空荡荡,本来就没有什么圣谛!”(这句回答得精妙,其实世间万有本来就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你说哪个是圣谛?就像当时北朝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南朝是岛夷;南朝又认自己是中国,称北朝是索虏。其实彼此都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

可是梁武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说:“那现在跟我说话的又是谁呢?”

“不认识。”

好一个糊涂和尚,连自己都不认识,从何求道?两人不欢而散。(达摩渡江北上,进入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花了九年时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梁武帝感到莫名其妙的禅法,却深得北魏孝明帝元诩的欣赏,僧俗信向者甚众,达摩最终成为禅宗初祖,此乃闲话。)

在佛家看来,梁武帝的这套修行,是很浅薄的。他仍然有执著,仍然痴迷于他的大好河山。世俗的梁武帝,文章、阴阳、音律、骑射、书法、围棋,样样精通,他不像李后主、宋徽宗那样只懂吟诗作画,而是个十分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他也不可能开创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内乱,把梁国的北方边界推进了不少。

然而,再强的人也有暮年,这是客观规律,即便皇帝也不能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