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习惯

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给人的印象是“鼻子灵,手脚快,口若悬河,能把死人说活”,他有时讲电影故事,能把一群和拍戏不相干的人吸引来“听总经理说书”。而一回家,他即换了一个人。其妻子回忆说,张石川不好人情往来,受不了悠闲,反对消遣,不会休息,他的时间都被商品化了,除了拍戏,还是拍戏。到家后,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马桶上一坐,看蝴蝶鸳鸯派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消遣,而是从中找素材编剧本。说张石川是一台制造电影的机器,似也不为过。

闻一多留下的照片中,不少是抽烟进行时拍的,可见其烟瘾之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任西南联大教授时,嘴含烟斗在石林的留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不少画匠的“模特”。闻一多任教青岛大学时,总是抽当地产的红锡包牌香烟。

载漪平时不穿洋布,不点洋蜡,不用洋纽子。只要是沾上“洋”字的东西,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抵制。民国以后,他从西北回北京,路过兰州时,甘肃督军张广建在省公署设宴款待,并邀请各厅局长作陪。张不明载漪的底细,出于对端王的盛情加讨好,这顿饭安排为西餐。载漪入席后,发现长条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摆着一份一份的刀叉,顿显不悦。他对张广建说,吃洋饭我不习惯。张以为载漪是不习惯使用刀叉,便把载漪请到旁边,自己坐在客人席上,亲自为载漪切菜。载漪碍于面子,很不情愿地吃了这顿饭。

阎锡山每次理发,都令其警卫持枪对准理发师的太阳穴,以防自己被行刺。

宋美龄有洁癖,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蒸馏水和矿泉水。在庐山时,也要人从山下捎上去蒸馏水。她还曾把维琪牌瓶装矿泉水犒赏给侍从室的高级职员。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在广州时,无论多忙,他睡前都要把日记写好。他请了几个有文字根底且书法不错的老夫子帮他抄写日记,去哪儿都带着他们。

翻译家耿济之不嗜烟酒,不染恶习,却有两个“怪习”:写作时,左手手指总是有节奏地敲着桌子;思考时,总是把上嘴唇翻到鼻尖,把笔夹在当中。

收藏家陈梦家很有生活情调,但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不喜欢听音乐。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有传吴稚晖将继任,吴说:“不可以,千千万万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丰子恺自称平时生活离不开这几样东西:一毛大洋一两的茶叶,听头大美丽香烟,有人供给开水的热水壶,随手可取的牙签,适体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

苏州当年多家茶馆有固定的茶客,据说有人从十几岁起开始泡茶馆,一直泡到六七十岁甚至更老时死去。他们每天跟上班一样,按点到,坐同一个位子。甚至有人还立下遗嘱,死后子承父业,儿子要继续天天坐在他的遗座上喝茶。

尚小云逢演出时必得喝滚烫的茶水。据说他从来不怕烫,能用刚开的水漱口。刚沏的茶,他张口就喝。唱戏时,他的茶壶有专人管着,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了场没有滚烫的茶水喝,他多半要大发雷霆。

浦江清任教清华时,每晚上床后,“例须读书一二小时”,而清华是到点熄灯,浦便秉烛夜读。一日蜡烛用毕,浦差校工去买洋蜡,谁知误买了卷烟,致浦“是晚苦极,辗转不能睡熟”。

战后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家在东厂胡同。他每天坐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上班,车里总是放上许多线装书。到松公府夹道北大办公楼门前下车,胡适便抱着一摞书进办公室,下班又抱着一摞书出来,天天如此,从不拎皮包。

刘文辉虽有大烟瘾,却未受大烟所累。他每天黎明即起,四季不变。即便吸大烟时,也总是一边抽一边看报纸,成为习惯。

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日记写在专门定制的稿纸上,一张十行,每行25字,边宽格大。胡适写日记与众不同,除了记人记事,还剪贴当日的报纸,故篇幅惊人。胡适的酬酢之事几乎天天不落。他居上海时,某日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同去其极司菲尔路寓所,适其待客,三人便在书房等候。徐志摩挑头,偷看起胡适的日记,胡饮宴时罗列的名字中时有三人出现,罗隆基说:“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

鲁迅烟瘾极大。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抽强盗牌;到北京后,抽哈德门牌,都不是什么高档烟。鲁迅当众吸烟时,动作也与众不同,不是先把烟盒掏出来,抽出一根叼嘴上点燃,而是把手伸进衣内口袋里,直接摸出一根烟来。

高长虹回忆说:“烟、酒、茶三种习惯,鲁迅都有,而且很深。到鲁迅那里的朋友,一去就会碰见一只盖碗茶的。我同培良,那时也正是最喜欢喝酒的时候,所以在他那里喝酒,是很寻常的事。有时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买起很阔的金嘴香烟来。劝他买便宜的国产香烟,他说:‘还不差乎这一点!’”

1933年2月4日,茅盾带着一本刚刚出版的《子夜》偕妻儿去鲁迅家。当时茅盾还不习惯签名送书,鲁迅则有收藏签名本的习惯。鲁迅翻开《子夜》的扉页一看,是空白,就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过毛笔。茅盾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鲁迅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还请茅盾参观了他专门收藏作者赠书的书柜,其中有些书还精心包上了书皮。自此以后,茅盾以作者身份送书,便都签上名字。

叶楚伧好酒,编《国民日报》时,习惯于边喝高粱酒,边嚼花生米,边写评论。

林语堂自称除了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抽烟,所有文章都是尼古丁构成的。

潘光旦出门时总拎着一个黄色的旧皮包。他不抽纸烟,只抽烟斗。他与不少文人一样,有翻用旧信封的习惯。

鲁迅常衣冠不整,给人不修边幅的感觉,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身边随时使用的文具和书籍等,却一向规矩整齐,一尘不染。许广平说:“如书籍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手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经他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许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和许多文人一样,有把旧信封拆开翻转再利用的习惯,他甚至还用牛皮纸自制信封。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做的信封“非常之整齐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鲁迅对废纸等的利用十分在行,许广平说:“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

鲁迅惯于喝浓茶,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北京时,“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鲁迅抽烟也是一根接一根,在北京时,不大用火柴,而是用烟头点下一根烟,那时也不用烟缸,满地都是烟头。许广平说:“一天过了,察看着地下烟灰、烟尾巴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上一天在家的时候多呢,还是出外。”

赵健臣在上海当庄客时,有一次和汤百万走在大街上,赵要叫黄包车,被汤拦住,汤说:“这样好的柏油马路都不走,太可惜了!”还说:“有钱不用,就容易找钱。”赵后来牢记这些话,终成亿万富翁。他曾回忆说:“我在上海当庄客,每月只规定零用其钱五元。为了躲避朋友的邀约,晚饭后我就上街去溜马路,常独自一人到‘大世界’去玩,因为只花二角钱的门票,既可吃茶又得看戏,甚为划算。”

云南出茶叶。当年西南联大有个姓陆的同学,泡茶馆是出了名的。某一时期,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茶馆里,每天起床后就到茶馆洗漱,然后泡一杯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饭后回来又是一杯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杯,直到灯火阑珊时,才挟着一本书回宿舍睡觉。

画家汤定之吸烟但不吸纸烟。他在家吸水烟,外出吸雪茄。

画家颜文樑有恋旧的习性。他年轻时外出写生放画具的竹筐,直至去世还留在家里。他的父亲去世前一天,曾给他一个苹果,他没吃,日久成灰,颜文樑便用一个玻璃器皿将苹果收藏起来,留作纪念。

报人钱荠尘居上海凤阳路,他有个习惯,有客人来访,不用茶水而用糖招待;他的另一个习惯是和客人谈话时,让两只猫依偎在身边,边抚摸边聊天。

南开的创办者严范孙每天都展看家里的山水画,有人问其何故,他答:“此身虽在尘嚣,此心却不可不置诸秀峦清涧之间。秀峦清涧不可得,其惟于丹青尺幅中求之。所谓慰情聊胜于无也。”

名士马一浮平时生活有“一上一下”的习惯。一上,指应邀赴宴时,必凌踞上席而坐,虽达官豪客也不客气;一下,指友人请他题诗写文,甘愿殿后,从不以名家身价与人计较高低。

汪曾祺有随意翻书的习惯,这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养成的。他晚年回忆说:“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