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恩怨

1934年3月16日,季羡林日记记:“晚上同(李)长之访叶公超,谈了半天。他说我送给他的那篇东西他一个字也没看,这使我很难过。”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我已经决定:叶某真太不通,我以后不理他的了,真真岂有此理,简直出人意料之外。”又记:“晚上同长之访老叶,(他)明明在家里,却说出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真真岂有此理。”

1929年春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在孔德学校碰见老熟人钱玄同。钱见鲁迅的名片上仍印着“周树人”,便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因钱曾以“疑古玄同”为笔名,故鲁迅答:“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说过这句话后,鲁迅便不再搭理钱玄同。鲁迅在《两地书》中对此的叙述是:“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蒋介石召集庐山会议时,胡愈之曾写诗讥讽与会者胡适:“溽暑庐山盛会开,若干名士溯江来。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答云:“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蝉儿不叫夏。哪个蛤蟆不夜鸣,哪个先生不说话。”

1923年,奉天陆军举行演习,郭松龄是校阅委员会委员,张宗昌的部队接受校阅。演习中,张嫌条件恶劣,在一间破屋子里休息时,蹲在炕上边喝酒边骂:“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进来,问张:“你在骂谁?”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郭气势汹汹,指着张的鼻子大骂:“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只见张的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跃而下,左右以为张翻了脸,备不住要拔枪。谁知张跳下炕来对郭说:“郭二大爷,你操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没辙,负气而去。张后来对下属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亲爸爸。”

陈独秀出狱后,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和陈见了一面,据担任记录的谢伯元回忆,整个见面过程不到三分钟。何问:“陈先生,你身体好吗?”陈答:“好。”何又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陈答:“没有。谢谢你!”何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随即送客。

1948年“国大”开幕后,何应钦以背部生疮为借口,称病不出席,蒋介石甚为不满。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蒋突然驱车至何家,何措手不及,慌忙跑上楼躺在床上。蒋直趋卧室,扬言来看何的病,实则怒目相向,一再盘问病情。何应钦答以背上长了大疮,痛不能坐,故连日未能出席“国大”会议。蒋硬是强迫何应钦脱掉衣服检视,确见背疮红肿,才悻悻而去。

1946年秋天,汤恩伯招集数人在上海西浦石路1221号家中开会,商量鼎泰公司的经营事宜。汤认为公司董事长陈铭勋倚老卖老,不听话,要他交出公司的一切职权。陈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上海鼎泰公司有今天的规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也别想让我离开!”汤站起来说:“你非离开不可!”陈用手杖指着汤的脸说:“谁敢叫我离开?”汤急了眼,一拳打过去。陈也不甘示弱,抬手抽了汤一个耳光。两人遂扭打在一起。汤妻王竞白见状跑到楼上,其他人连忙劝架,但怎么也拉不开。汤大声叫王副官来帮忙,王不敢上前。直到二人打得精疲力竭才罢手。

张发奎曾拥汪反蒋,自视为汪派要角。一日,他去汪家,门房见是常客,马上进去通报,张也跟着往里走。汪精卫正和秘书曾钟鸣谈事,门房报告后,汪连说:“又来了,讨厌!讨厌!”此时张已走到门口,这话听得清清楚楚。张回去后恨恨地说:“汪精卫的虚伪面目,今天算是被我戳穿了。”

徐悲鸿与刘海粟年纪相仿,但徐曾在刘所办的美专短暂就读。徐悲鸿成名后,不愿被人说成出自刘门,刘海粟偏偏常以此自诩。两人后来交恶,互相诋毁。刘海粟说:“有人才有名誉,便欺蔑其启蒙老师,则其人无论其才之美如何,先无人格,余可无论。”徐悲鸿说:“有人不过江湖骗子,住两天巴黎,留一头长发,挂块招牌,自诩大师,言其实,则吾令驴尾溅油彩于画布上乱画,成画殆相伯仲也。”

上世纪30年代初,傅雷从法国留学回来,曾在刘海粟当校长的上海美专任教,两年后辞职。傅雷的辞职,一半是出于对刘海粟的不满,他后来回忆:“1933年9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1936年,傅雷当众宣布,与刘海粟绝交。

罗皑岚问朱湘:“你与新月社交往多,为什么不去北大教书?”朱湘说:“北大是胡适之一股学阀在那里,我去求他们犯不着。”

吴宓为《大公报》编文学副刊时,请浦江清等帮忙,一次两人因署名事发生争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吴宓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宓陈办事之困难,浦君感情郁激,至于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做事之困难不能告人。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之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

浦江清说:“徐志摩之为人为诗,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后北平《晨报》乃为出专刊一月,耸海内之听闻。青年男女莫不赞叹,以为伟大诗人,得未曾有,几以诗神爱神目之。”

“五四”前后,胡适与章士钊曾是新旧文化之争的论敌,在各自的阵地(报刊)上互骂。1925年,有人请客,两人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撷英番菜馆相遇,章便邀胡合影,两人各持一张照片。章在照片上题白话诗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口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也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章:“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两边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请客,章士钊、胡适、陈独秀均在座。胡当面对章说,你的文章不值一驳,章听后并不生气。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章士钊当教育总长的任上,他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老朋友沈尹默公开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指章为罪人,天诛地灭云云。鲁迅更是在文中骂章士钊为“章士钉”。后章士钊辞官到上海当律师,沈尹默也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到上海卖字为生。章曾致信沈说:昔时骂我者爱我,昔时爱我者害我,历史如鉴,于今兄辞去校长职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后,尽弃前嫌,两人在上海过从甚密。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后来被捕,章还当过陈的辩护律师。

古文家刘师培与今文家崔适是学术上的论敌。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校内的住所门对门,朝夕相见,每逢遇见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讲台上,即是另一个样子,相互间极尽攻击之辞,毫不留情。

上世纪30年代初,陈西滢说:“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鲁迅曾当着叶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后来叶将鲁迅的话转告郭沫若,郭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鲁迅逝世后,徐懋庸送去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梁实秋说:“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战前夕,一次梁实秋和罗隆基去清华访潘光旦,顺便到隔壁的闻一多家坐坐。闻一多对罗隆基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荣,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抗战期间,艾青、何剑熏和路翎一度都在重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何喜欢抬杠,一次指责艾青大男子主义,经常发表一些不尊重女性的言论,侮辱女人。艾青辩解道:“我的妻子是女人,母亲是女人,难道我能不尊重妻子和母亲吗?即使不免跟妻子闹矛盾,骂妻子,我可从没有不尊敬母亲。”何剑熏反驳说:“难道那些侮辱女人的人的母亲是男人么?”后两人彻底闹翻,何剑熏离开了育才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哀沈阳》的诗句曾被传诵一时:“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诗句所述并非实情。台湾作家高阳晚年回忆,他曾见过年已80岁的名叫朱湄筠的朱五小姐,朱五告诉他一件事,说一次席间应酬,见到了马君武,于是端着酒杯过去敬酒:“您是马博士马君武不是?我就是朱五。”马顿显窘态,不俟终席而去。

鲁迅有一次提起成仿吾时说:“他要毁灭我,我如何能忘记了呢?”“只要有成仿吾把在艺术之宫的门口,我是进不去的。”

林语堂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1932年,为营救牛兰夫妇,由柳亚子领衔共36人具名致电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要求放人,半个月后,居正的批示寄到柳亚子寓所,有“该柳亚子等”的字样。柳亚子遂致信鲁迅等签名人通告此事,并说:“觉生(居正字)是同盟会的委员,又是南社的社友。照南社中的资格讲起来,我还是社长呢,而且彼此又是老朋友,他做了司法院长,居然‘该’起我来,那真是院长不可为而可为了。”

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夫妇住北平总布胡同,金岳霖住梁家后院。一些学术界的名流常来聚会,让这个院子渐渐成了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文化沙龙。林徽因则在这个文化沙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冰心后来写了篇题为《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有如下描述:“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臂肘倚着靠手,两腿平放在一边,微笑着抬头,这种姿势,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包括林徽因本人在内的很多人据此认为,这是冰心在影射和嘲讽林徽因,李健吾回忆:“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但冰心1992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原型)是陆小曼。”

胡风说:“有一次鲁迅感慨地说:茅盾喜欢说‘阔气话’。这是他和茅盾相交十多年的一个小结论。”

1927年6月,鲁迅在提及蔡元培时说:“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有时也不免让胡适的圈子之外的一些人心生妒嫉,梁宗岱说:“胡适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们的学风,做学问既不扎实,又不诚实,一味赶时髦,求虚名。”

1926年11月,罗振玉致函王国维:“弟、公垂交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致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翁文灏与李四光不和,丁文江活着的时候,曾试图调解两人关系,但翁不接受调解。

顾颉刚和颜文樑是发小。两人原本关系甚密,某日不知为什么闹翻,打了起来。顾颉刚一急之下,抓着颜的手腕就来了一口。多年后,颜向郑逸梅示以伤疤,郑说:“虽经数十年,痕迹犹留腕间。”

1923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

抗战期间,宋云彬在桂林。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后,寄到桂林,宋细读一遍,编了一册《鲁迅语录》。后来,曹聚仁到桂林,宋问曹:“为什么鲁迅没骂过你呢?”

杨石朗曾投贺天健门下学画,贺对杨颇为器重,甚至视杨为自己的唯一继承人。但杨石朗后来见异思迁,见吴湖帆这边香火旺盛,便改投吴门。贺极为愤慨,自然也迁怒吴湖帆,遂与吴绝交。

康有为曾赋诗称赞林纾的翻译,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到康有为的诗,指斥康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不认识的“译才”。

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我们的主张》的宣言,蔡元培、梁漱溟、李大钊等15人参与讨论并署名,后梁启超、林长民等看了很不高兴,林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排斥我们?”

1934年,巴金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抽掉了季羡林投来的《兔子》一稿。这让季羡林大为不满,他在1934年3月25日、26日的日记里接连写道:“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得起他们呢?”“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李)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

1923年7月19日上午,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一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此前的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当天日记记:“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自此兄弟失和。而周作人信中所指,被说来说去,猜来猜去,至今仍是个谜。

刘文典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1929年5月,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期间,曾应邀到一些学校演讲。5月22日晚,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