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写史要力求忠实，而论史则千差万别了。

土尔扈特的东归，在现代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眼中，都是悲壮而富有正面意义的事件，是“中华向心力”的有力注脚。

而在清朝，学者们的看法则大不相同。

在魏源眼中，土尔扈特东归是因为舍楞“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其言，……伊犁将军舒赫德严兵备边，遣人迎诘之。渥巴锡与众台吉等计议数日，始以慕化归附为辞”。

俞正夔则更不客气：“三十六年，土尔扈特乌巴锡闻绰罗斯、和硕特、辉特皆亡，可以窃据伊犁游牧也，即弃俄罗斯，率众南来。六月，至卡伦，知伊犁规模已定，不敢逞，乃藉众来归”，“来归之由，实由舍楞唆抢伊犁，继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归顺更无他法”。

现代史家要迎合民族团结的国策，必定要找出历史上的例证，悲壮的东归故事自然是最佳选择。

而清代学者则是对与清朝争斗百年的准噶尔汗国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连同宗同源的土尔扈特人也充满不信任。

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当事人，也就是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人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皇帝。

先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

若说是渥巴锡是在听说准噶尔汗国崩溃后，冒着俄罗斯的围追堵截，用全部族17万人的生命来做抢夺已经被清朝占领的伊犁地区的赌博，就太小看了渥巴锡的智慧。准噶尔是土尔扈特的宿敌，并且一直处于上风，一百多年来在中亚驰骋纵横，但最终被清朝军队荡平，以至于连人口都被屠杀殆尽。俄罗斯帝国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强者，乾隆时期的清朝难道就是任人宰割的弱邦？把自己置于一个强敌的尾追之下，去进攻另一个强敌，只能是神经错乱的表现。

但若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把自己看作“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不远万里来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却又是拿着现代政治理念来意淫前人的笑话。清朝作为以征服立国的帝国，无论对于汉人还是蒙古人来说，都是征服者，对于臣服者不会吝啬怀柔之赏，而对于敢于反抗的，也从来是兵威相加，犁廷扫穴。土尔扈特人虽然与清朝一直有贡使往来，关系较为亲密，但把清朝看作是“祖国母亲”，如现在的海外游子一样充满着亲情，决不是当时土尔扈特人所能达到的“觉悟”。

渥巴锡率众东归，他所希望的，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求得一个独立藩属的地位，这样不仅维系了部族的生存，也可延续汗国的国祚。

再说清朝。

清朝皇帝从顺治开始，便积极对外进行扩张，对于未归顺于己的蒙古汗国都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并在其中折冲樽俎，拉一派打一派。到乾隆中期，周边的蒙古汗国，漠北喀尔喀、青藏和硕特、新疆准噶尔相继灭亡。而对于已经得到的疆土，清朝皇帝无论哪一个都不允许再出现独立的国家，即使是愿为臣属也不允许。和硕特汗国灭亡后，和硕特诸部台吉协助清军驱逐了占领西藏的准噶尔军，原本是获得了康熙皇帝事成之后帮其复国的许诺。然而，在西藏落入清朝掌握后，曾经许诺便全部作废，从而激起了罗卜藏丹津的反清起义。准噶尔汗国的崩溃是在阿穆尔撒纳为清兵带路之下完成的，可当阿穆尔撒纳希望自己继续作准噶尔汗的时候，清朝却予以拒绝，使得阿穆尔撒纳再次反清。

因此，土尔扈特人的东归，对于清朝来说，决不会从一开始就毫无疑虑，悉心接纳。

在1771年1月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人从伏尔加河启程之后，4月间，乾隆皇帝便得知了情报，并召集廷议。朝臣们争论不休，难有结果，乾隆皇帝派参赞大臣舒赫德往伊犁，与伊犁将军伊勒图一起了解情况。

而当土尔扈特队伍到达伊犁之后，渥巴锡便会见了清军总管伊昌阿，表明来意，希望得到接纳。伊昌阿则言道：“……此地一切事宜，均由将军、参赞大臣承担办理，尔等若不将此等情由亲往乞述于将军、参赞大臣，我等岂有将尔等何项难处提出呈文，并将所报酌情办理之理乎？况且适才我将军、参赞大臣尚与我咨文前来，初三日与策伯克多尔济会面，暂且留下。俟尔等抵达商办，指定良牧居之，办理完毕，将自愿前往京师朝觐大圣皇帝之清明台吉头人，均返遣其游牧收拾启程，由此看来，若尔等越早前往，则对尔等之众越发裨益”。

也就是说，渥巴锡不前往伊犁，什么事都是不能谈的。

渥巴锡立即启程前往伊犁会见舒赫德，而得到的，是舒赫德向他出示的，要求他和所有汗国贵族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拜谒皇帝的谕旨。

乾隆皇帝是在一点点地考察渥巴锡等人。

渥巴锡别无选择，为了早日获得接纳，让臣民“可获蒙受恩泽，得以生活”，他将部众家属交给清军照看，自己率领所有贵族前往承德。这包括策伯克多尔济、舍楞、默们图、劳章扎布、沙喇扣肯、雅兰丕尔等12台吉和土尔扈特扎尔固成员：洛桑丹增大喇嘛、达什敦多克、甘珠克图、查干曼济、津巴，以及所属宰桑13人，喇嘛7人，随从20人。

这样的诚意，乾隆皇帝总算相信土尔扈特人是真心来投，于是要求沿途盛情款待。一些官员如总兵恒德、山西按察使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尔敦、怀安知县何燧等因为招待不周而被革职，甚至连山西巡抚鄂宝、直录总督杨廷璋等地方大吏也因没有对渥巴锡一行盛情接待而受到申斥。

渥巴锡到达承德后，受到了乾隆皇帝高规格的接待。皇帝亲自接见，并用蒙古语垂询，召集大臣、蒙古王公数百人举行宴会，并与渥巴锡一起围猎。册封渥巴锡为“乌讷恩素诛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不但一次赏银就达5000两，而且每次宴饮必有赏赐。其余首领也均有厚重封赏，策伯克多尔济被封为亲王，舍楞、巴木巴尔被封为郡王，达什敦多克被封为一等台吉，其余为贝勒、贝子等。

同时，乾隆皇帝还下令向土尔扈特人众调拨牛羊20余万头，米麦4万多石、茶2万余封，羊裘5万多件，棉布6万多匹，棉花近6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物资，使得饥寒交迫的土尔扈特人重新获得生机。

这是一幅皆大欢喜的图景，但最为关键的问题还没有谈——如何安置土尔扈特人？渥巴锡所希望的成为藩属的愿望能否实现？

乾隆皇帝可没有被“万众归心”的喜悦冲昏头脑，大清帝国的根本方针是绝不会变的。

皇帝的谕旨言之凿凿：“指地安置伊等时，务以间隔而居之。我之将军、大臣等驻于其间，致使伊等断然不能互通音讯为善。其中之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三人，更不得居于一处”。

渥巴锡的希望完全落空，他向皇帝表示，自己仍然是土尔扈特的汗，不应该将部众拆分，但根本得不到回应。

他不是罗卜藏丹津，也不是阿穆尔撒纳，他不能在部族已经元气大伤的时候还表现出强硬，否则，准噶尔人就是前车之鉴。

亡国，总比灭种要好。渥巴锡选择了忍耐。

由和鄂尔勒克率众西迁所建立的土尔扈特汗国，就在东迁之后，在盛世庆典的礼乐当中，无声地倾塌了。